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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未被征召入伍，只是事出“偶然”，比尔·克林顿l992年很诚恳地对《洛杉矶时报》说。“我根本没有做任何手脚或让征兵局对我予以特殊照顾。”但24年前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尽管知道的人不多，但阴影在比尔·克林顿离开乔治敦前几个月就已经存在了。1968年3月，温泉城的征兵局根据国家的政策把克林顿的待征等级从缓征2-S提升为应征1-A这也就是说在他大展宏图之前先要面对可怕的赴越参战的前景以及怎样才能不使自己的名字成为他在富布赖特办公室整理的阿肯色籍阵亡名单中后面的一个。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雷蒙德伯父打电话。 ☆☆☆ 像阿肯色这样各方面比较落后的州，直到1968年春夏之交才对越南战争真正重视起来。 在历次战争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受高等教育者都彼免除了兵役，这次被送到东南亚打仗和战死的多是有色人种和工人阶级的子弟。政府的秘密文件的记载对这种丑恶现象也有所反映。根据当时大多数当事人的记忆，征兵局乐于免除那些中产阶级和富家子弟的兵役是因为他们多是“正在学习有用的本事”的大学生。于是就专挑那些学习成绩差的去接受体检。据一位历史学家后来透露，1966年至L968年的时候，这种区别对待的办法“是作为一种特权应用在征兵事务中的”。1／10弱的大学毕业生会去越南，他们中能接近实战的更是少之又少。而美国青年高中以下学历者应征人数则两倍于此，上前线的比例也是一样。穷苦人家出身的，特别是非洲美国人，大批地被选进那个无底洞。越战阵亡人员中，黑人比白人多两倍。 阿肯色的情况让人一目了然，这个州的平均家庭收入在全国来讲是接近最低的。越战中美军死亡总数近6万，伤者超过25万，周复一周，月复一月，阿肯色州所受损失逐渐高过其他州。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乡村小镇的高中里，有的整个年级的年轻黑人全部死光。就是在相对繁荣些的温泉城，约翰尼·梅·麦基校长情有独钟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也为吊唁立碑这样的事忙得团团转。克林顿一家的邻居，比尔童年的朋友和同学麦克·托马斯虽然给家里挣来一枚金质勋章，但自己却永远躺在了国旗覆盖的棺材里。 到1968年，伤亡人数激增，光靠征召穷人，未受教育者和非白人已不再够用。约翰逊政府强行撤销了研究生免征而使很多中上阶级的子弟得以幸免的旧办法。这样一来，逃避兵役就不是躲在研究生院里那么简单了。 当他1968年的征兵纪录作为一个问题在20年后新罕布什尔候选人初选期间被提出来时，克林顿本人没有交代他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个人接触和拜访——尽管雷蒙德·克林顿和他的律师定时向这位焦虑不安的大学生及其家人通报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进展情况。 比较亲密的朋友们都还记得，从乔治敦回家探亲的克林顿，尤其是在快毕业的那年，经常嘲笑他保守的伯父，故意用他的自由观衡量老人的言行，从个人的角度拿雷蒙德那众所周知的种族主义思想和见不得人的关系寻开心。 “尽管雷蒙德为他做了那么多，我猜比利并不以他或他的观点为荣”，家人里有人这样说。“我本人肯定是不赞成老克林顿先生的。他是个真正的老顽固”，一位学校里的朋友说，“但比利则一贯采取挖苦的态度。”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喜欢讥笑他的年轻侄子眼看就要被投入到那场血腥的、不受欢迎的战争中去，这可不是开玩笑。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比尔·克林顿第一次政治危机，而眼下也只有他这位虽然是非不分但却很有影响力的伯父是可以依靠的。 他被划定为应征1一A级是1968年3月20日，雷蒙德立刻开始行动起来。“得知比利要被征召的消息，我们马上着手工作，”雷蒙德开始卖车时的朋友兼私人律师亨利·布里特说。这是一次协同努力，“让比利得遂其愿”，布里特事后说，而且还补上一句，“比利当然知情”。 情况并不乐观。2月里林登·约翰逊发出除医学院学生外一律撤销缓征的命令。年轻人开始向国民警卫队、预备役、预备役军团等单位里聚集，以躲避一阵急似一阵的征兵令，大家都知道，这时入伍的新兵至少有1／3要开往东南亚。但雷蒙德·克林顿却知难而上。3月底他给老朋友，负责地方海军预备役部队的小特赖斯·埃利斯指挥官打电话。 他要求指挥官“特别为比尔·克林顿安排一个位置或开一个服役证明，”这是一个知情人的原话，“雷蒙德说他有个大学毕业的侄子，军队要征募他，小伙子愿意加入海军”，埃利斯回忆说。但海军预备役在阿肯色的名额己满，而且等候加入的人已排起了长队，埃利斯向雷蒙德保证，他可以负责与海军在新奥尔良的第八辖区的指挥官接洽，看能不能特别安排一个位置。“找我的人很多”，埃利斯回忆说，“我总是回答说看我能不能做点什么。” 在拜托这位指挥官的同时，雷蒙德又找到另一位老朋友威廉·s．比尔。阿姆斯特朗，温泉城征兵局主席，他和雷蒙德·克林顿和特赖斯·埃利斯一样，同是海军协会——全国性海军支持者组织——地方分会的基本会员。雷蒙德给阿姆斯特朗施加的压力更大，他强调的是他们对海军承担的道义责任更多，同时也附上了比尔·克林顿的毕业证书和操行报告。“为什么不能给小伙子一个参加海军的机会呢？” 布里特还能回忆起克林顿在征兵局主席办公室里软磨硬泡时的语调。布里特本人建议阿姆斯特朗“给比尔·克林顿开出一份已人征的文件放在抽屉里，过上一段时间后再说。” 连着好几天，雷蒙德和亨利·布里特开着车到处跑，在阿肯色大坝落成典礼上缠住富布赖特参议员，非要让他的办公室给温泉城征兵局过个话。征兵局工作人员中罗伯特·科拉多回忆，在那次庆祝活动过后不久，富布赖特的助手就打电话到温泉城，敦促有关人士“给予一切方便”，以使年轻的比尔·克林顿得以赴牛津深造。“雷蒙德就像一位资深政治家一样善于两面出击”，布里特解释说。“事情再糟，他也要让比利进海军。他是想要个双保险。” 温泉城征兵局对比尔·克林顿要去牛津深造这一点印象深刻。“按照他的年龄来说应该是首批入伍的”，征兵局的执行秘书奥佩尔·埃利斯说，但“我们也为温泉城的子弟能成为罗兹学者而骄傲。”但即使有千条万条理由，威廉·杰弗逊·克林顿都不应迟于，％8年夏应征入伍。但是，威廉·阿姆斯特朗迫于各方面的政治压力，根本就没有把克林顿的材料放到全体会议上讨论。“我们要给他去牛津的时间”，科拉多记得主席是在离疗养区不远的办公楼里一间小办公室里这样通知他的。 这时，埃利斯指挥官也在与新奥尔良的指挥部联系破例安排海军预备役职务的事，并且很快就打电话给老朋友雷蒙德·克林顿，问“那小伙子的事怎么样了？”汽车商含糊其词，“别担心。他不会走背字的。各方面都有关心他的人。” 比尔·克林顿最后还是被安排了体检时间，不过是在1969年2月，地点是在英格兰的美军基地，这就与他按期入伍的分配方面完全相反了。他的应征期与他的体检时间的间隔“比别人长了两倍”，也有人说，“这样的间隔比大多数地方长了5倍。”在血腥味最浓的1968年被阿肯色定为1—A级的适龄青年中，延期如此之久的只有比尔·克林顿这一个。 雷蒙德伯父和其他人的幕后活动使他得以离国赴牛津去完成他头一年的学业，正式撤销缓役的命令在他身上没有执行，应尽的军事义务也没有荆这个足够长的间隔使他置身于战争之外。“征兵局对他宽厚到了极点”，奥佩尔·埃利斯事后承议，“我们超额满足了他的要求。” ☆☆☆ 在l968年秋开往英国的合众国号轮船上，比尔·克林顿很快成为全船最受欢迎的人。同赴英伦的美国研究生中包括克林顿25年后工作班子的成员。刚一离开哈德逊码头，他就开始在甲板上和娱乐室里用吹奏萨克斯管或讲阿肯色的故事来招待同行的大学生们。就是风狂雨暴，大家因晕船躺在狭窄的舱房里时，他也像亲人似的嘘寒问暖。 呕吐不止的人里就有他后来的顾问和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他还记得“一个身材高大动作笨拙的南方人”推开他的舱门，手端蔬菜鸡汤和饼干说，“我知道你很不好受，来点有滋味的。也许对你有帮助。” 这批人中唯一一位非洲美国人，罗兹学者汤姆·威廉姆逊，也是后来出现在克林顿任用名单中的一个，初见之下，对这个热情洋溢的阿肯色年轻人持警惕态度。但当克林顿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他们早在10年前就因对当时并不出名的奥瓦尔·福布斯在那次学校危机中采取的行动看法相同而联系在一起时，他很快就打消了戒备。威廉姆逊还为克林顿对“底特律流行歌曲的熟悉程度而叹服”。同船者中也有人对克林顿那么容易就能讨女人喜欢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小地方来的青春小伙，不带任何矫饰的魅力，还有像魔笛手一样运用音乐迷惑人的本事。比尔“能连续不断地吹奏萨克斯管”，威廉姆逊说，“一会儿用真诚的魅力，一会儿又用他那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反正是要获得年轻女士们的注意。” 前方等待他们的牛津是世界闻名的研学圣地，距伦敦西北50公里，是英格兰最古老的大学，13世纪起就见载于史册。1968年在校的1 名学生是从31所有名望的大学召来的，克林顿所在的大学学院是首次被选中的3所学院之一。教学采用的是默顿学院传统的导师制。与美国的高等教育不同，没有必修课或讲座，没有课堂测验和期中考试，只有一位在整个研修期间负责到底的导师加以指导，提示一些该读的书目和应写的文章。这种教学最终要进入大学考试系统，成绩既不是简单的及格也不是荣誉头衔，不再做进一步的测试，直接授予一个在多个学科被承认的硕士学位。 美国的这批罗兹学者和其他一些人很快发现，在牛津那尊贵的外表后面是一个大不相同的，相当松散的真实内核。“牛津强调的是能言善辩和海阔天空的议论”，一位罗兹学者说。“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是不受鼓励的。”1个小时的导师指导课1周只有两次，不为升级的论文只读给导师听，期末没有考试，一切要看个别辅导时双方投入的热诚和议论的质量。60年代末，这之前和以后也没多大差别，熟知牛津这些小秘密的罗兹学者“认真吸取经验者”少，“不可救药的败事者”——至少在学习时新英语方面一事无成者——却屡见不鲜。 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学生带回去的都是中世纪塔楼炮台和绿野仙踪之类的故事，他们每周写给不讲效率的、昏昏欲睡的导师的文章被批上几句不相干的话就算交差。牛津研学的经历只是给自己“抬高一下身价”，等于得到“一张进入美国某个精英阶层的入场券”。也许所有的大机构都一样，条文规定得很齐备，但对那些相沿成习的不妥之处却采取姑息态度。所以，大部分美国人最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学习，以弥补国内学习的不足。这样一来，往往在两年后离开时仍对牛津的底细茫然无知。“你可以想做多少就做多少，那是一种游戏。”60年代克林顿的牛津同学德尔·马丁说。 导师们无论怎样变换花样，都不出偏重教养的英语预备学校制度形成的大氛围，虽然有令人厌烦之处，但牛津仍对大量求知者有很大吸引力。“刻苦用功不仅是不必要，而且还会受到怀疑”，曾在马利奥尔学院学习的美国人戴维·西格尔在写牛津时说。“其行为规范……已被半官方地确认为‘不战而胜’。”在这所知名的大学里也许就是为了磨练表面文章和嘴皮子上的功夫，那类让大家掌握实际和持久技能和知识的要求几乎没有。 “大部分美国学生，他们在读本科时多是特别勤奋的人，来到这个无需刻苦的地方后都经历一个艰难的调整期，”西格尔回忆说。另有人总结说，美国的这批奖学金获得者都乐于接受这褒贬虚实的一套，确实也没见有人站出来打破对他们正当做神话的一部分加以享用的虚名的迷信，像比尔·克林顿这样的两年期的学者，很多并不在乎拿不拿毕业证书。只要他们参加“第三年”（实际上就是“两年”后，西格尔解释）的最后考试，总有那么几个体面的过关者，“直接拿到博士学位”。“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也太容易了”，另一位继克林顿之后来到牛津的罗兹学者说。“大家都保持着不揭破谜底的沉默。” “牛津被评价过高了。在那里学习的美国人基本上没人管”，一位美国留学生说。“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不较真的根据。”多数人都找到了。克林顿的同学，后来成为希拉里·罗德姆的同事，最终成为共和党马萨诸塞州州长的富翁威廉·韦尔德，只记得他的牛津岁月里全是“啤酒加巧克力，没完没了的牌局和酒会，每天下午在绿菌场上的10场网球，从没有厌倦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向我们证实未来的总统在牛津接受过对他有特别影响的“指导”或有过什么显著的心智上的收获——连他第一年的读写方面的记录也没有，除了同学们都知道的他对神秘小说和通俗读物的喜爱。“他的论辩能力胜过写作能力”，他头一年的导师兹比格涅夫·佩乌琴斯基在1992年对伦敦一家报纸含糊地说，“他的文章技巧也许不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但他是个废寝忘食的阅读者。”朋友们都还记得1968年至1969年间他对英式橄榄球的狂热以及他在经常光顾的特夫塔维思小酒馆里说个不停的情景，他也用那些阿肯色的故事和关于越战或其他问题的长篇大论给大学学院的英语聚餐会留下了深刻印象。克林顿“老是显得那么自以为是”，一个当事人说。另外，他也像在乔治敦时一样，成为那种难得一见的能与更妄自尊大的同学相处的人。英国人马钉沃克回忆，“他经常以自豪的口气大谈家乡的西瓜”，在牛津的美国人也像他的本科同学一样，发现他身上许多吸引人的天性。“比尔是在一群贵族绅士中最令我们欣慰的人”，罗宾·拉斐尔说。 在英国的头一年，学术成就平平，但他从没忘记结交各种人，这是一件他一直认真对待的事——那份独一无二的名单和长方形的卡片是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的，就像每天都不马虎的日记一样，从高中到现在一直如此。如果说牛津不能在阿肯色投票或捐资的话，这里却有可为未来实现更大野心提供帮助的有用的关系。“他仔细记下每天碰到的人”，一位作家在记述他们在英国一起度过的一段日子时说。“比尔会在晚上到酒馆里来和我们会合”，布里宁·麦克纳马拉回忆说，“白天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人把他元休止的政治经营活动视为沤异于牛津的外国作派，有人则干脆视他为不加掩饰的机会主义者。“泄露这一点的是他那双眼睛”，菲利普·霍德森1992年对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说。“它们在跟你说话时已在另觅新的目标了。” 当关系逐渐建立起来，重要的姓名也存蓄得差不多以后，现在，他增加一个比以前浓厚得多的兴趣点——女人。 在牛津的两年正好是他22到23岁的时候，克林顿表现出加里·威尔斯所谓的“一种危险的才能，因为他对所有朋友都是投其所好的，千方百计要让每一个人都高兴。”这对年轻女士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比尔属于我见过的最能迷惑女人的两种人之一”，一位英国朋友说。“你听了他的话之后会对自己讲：‘没人会相信他这一套谎话的’，但是，她们相信了。”一段时间的同居者，英国小说家萨拉·梅特兰对风帽式头发烘干机敏感，比尔就安排她到一家美容院去烘干头发。她认为这是“他真诚待人的一个实例”。 也是在牛津这两年，他对女人的品味也有变化，不再是弗吉尼亚所谓“美人坯子”的层次，也就是以他母亲、他父母夜总会的朋友以及他自己的约会对象为代表的那种外表时髦的类型。在一封家书中他偶然提及对一个女人的迷恋，并提醒弗吉尼亚这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有外在吸引力的女人，末了又加上一句可能冒犯她的话，“你不会理解的，母亲。”但在牛津追逐各种各样的女人的同时，他还源源不断地给家乡即将成为阿肯色小姐的沙伦·埃文斯寄去情书。就在埃文斯1969年3月访问牛津时，克林顿还保持着与一位英国女士，塔玛拉·埃克尔斯·威廉姆斯的关系。周围的人都对他能波澜不惊地周旋于所有女人之间由衷叹服。“在同一天内，他先带家乡妞去特拉法尔加广场的一个反战集会，把她送上旅游车之后再去塔玛拉那里待一会儿”，一位朋友回忆说。阿肯色的一个老乡还记得被介绍给埃文斯的情景。“她是真正的美女。他说那就是他爱的那种女人，未来可做他孩子母亲的女人。可我再没见过她。” 他会公开追求，也会私下勾引。另一个朋友记得跟他去参加一个欢迎澳大利亚女权主义者杰曼·格里尔的演讲会，客人在演讲时提醒与会者注意：女人的性高潮是性暴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过度夸大了。“比尔坐在大厅里像个听傻了的乡巴佬”，那位朋友回忆，“南方式的胡子和外套，全身透着南方的乡下气。”演讲结束后他急忙伸出手去要求认识一下。“关于被高估的性高潮”，他拉着南方的长音说道，“格里尔小姐，能不能给南方小伙子一个机会？”整个大厅都回响着他的声音，快把女权主义者的风头压下去了。 在那些风花雪月的背后也有翻脸不认人的无情无义。 除了一些双方认可的短暂的放纵，他的某些混乱的性关系也留下了忠诚与正直的困惑。“大型的闹宴、葡萄酒、大麻以及仓促性行为。那属于一种旋转门式的关系，克林顿追逐着一大帮女人……包括他朋友的女朋友”，亚历山德拉·斯坦利写道，另有见证人记得，“有一段时间里凡是他接触到的女人他都不放过，就这种事而言，对克林顿，还有他的女人，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然而，他到牛津头一年就要结束时，从遥远的温泉城政府办公楼里传来的一个消息把一切都掩盖了。尽管去年11月当选的理查德·尼克松己允诺结束越战，而且1969年5月第一支美国部队就要开始撤离，但战斗仍在进行，死亡的军人已逾万，征兵工作还得继续。华盛顿向地方当局施加了新的压力。比尔·克林顿在2月里通过了体检，威廉·阿姆斯特朗主席以及他领导的征兵局在1969年春突然做出决定，不能再保存他的档案，即使有罗兹学者的身份和雷蒙德·克林顿的影响。这就是说，他的兵役问题又摆了出来，这次的期限是1969年4月。幸好有雷蒙德和其他人的加紧活动，日期被再次推延到l969年7月28日——“这样他可以完成一个完整的学期”，有人这样说。 他们都过于自信了，以为有去年春天的过问，“征兵局会维持已经做出的安排。所以雷蒙德已把给比尔再安排一个预备役职位的事放在了一边，现在连这个选择都没有了。 牛津的朋友建议他设法在美国某个大学弄个预备役名额。 可这条路上已排满了等候的人，而且很可能要放弃牛津的学业，到1969年5月中旬，离新的宽限期还有两个月，克林顿已掩饰不住感到的压力——“我的情绪从没有这么低过”，他说。离开牛津时，他一边谋划着为逃避越战做最后的一搏，一边也怀疑此一去能否再来。 回到温泉城不久，当他在近乎绝望中亲自去征兵局办公室时，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发了脾气。在那里，他与做了21年征兵工作的老资格行政秘书奥佩尔·埃利斯打了个遭遇战。埃利斯还记得克林顿声称自己学历太高不能去当兵。“他打算报复我，利用他想到的一切关系。”1992年，克林顿否认他讲过那样的话或进行过任何威胁报复活动，相反，他暗示作为共和党人的埃利斯“有着最糟糕的记忆力”。 反正克林顿是在一气之下离开了政府办公楼的，并且开始采取一系列近乎疯狂的自救行动，目的只有一个：逃避兵役。 他很快进行了空军体检，很多高标准的检查都通过了，最后因视力不行被刷了下来。他还手忙脚乱地参加了海军体检，这回问题出在听力上，四个月前的一般应征者体检中这两项都没有不合格。绝望至极，他开始怀着焦虑的心情给朋友们打电话、写信，诉说他的困境。后来，也就是7月28日期限的前11天，他灵机一动到费那特维尔的尤金·霍姆斯上校家登门拜访，他是阿肯色大学预备役军团的指挥官。在7月门日晚的两小时谈话中，上校记得，比尔·克林顿只有一个话题：“他非常急于加入”。 被他求到的人里有一位阿肯色老乡，克里夫·杰克逊，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得者，克林顿1968年在牛津认识他的，作为共和党人，他曾为温思罗普·洛克菲勒州长竞选班子工作。根据杰克逊后来的讲述，克林顿曾要求他利用华盛顿和小石城执政党的关系“向温泉城的征兵局施压”。虽说志不同道不合，但真正成为对手那是后来的事，杰克逊还是与那年夏天他要为之工作的阿肯色共和党负责人范·拉什取得联系，正巧的是，这位负责人与洛克菲勒州长任命的阿肯色征兵工作负责人威拉德·霍金斯关系密切。 杰克逊安排霍金斯与克林顿和焦虑不安的弗吉尼亚会面，后者已在比尔抵达温泉城之前几周与杰克逊谈过。在与霍金斯面谈时，后来杰克逊透露，比尔·克林顿表示如果7月28日的征召令能被取消，“他将在今后以其他形式报效国家。”阿肯色预备役军官的秋季录取确实名额已满，但下学期的事还可以安排。他让年轻人到大学预备役军团找他的下级吉恩·霍姆斯指挥官，克林顿说他可以以每小时500公里的速度直奔费那特维尔。杰克逊转述他的同学7月11日信中的话，比尔“正像热上锅上的蚂蚁一样试图找到一个离开‘当兵’这口热锅的出路。” 作为菲律宾巴丹战役的幸存者，有过3年日军战俘营生活经验的尤金·霍姆斯，虽是一身勋荣，但已走到他32年军事生涯的末端。外表粗暴而内心慈祥，二战中失去兄弟又把两个儿子送去越南服役；按照同事们的说法，他算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像其他阿肯色人一样，他也为有比尔·克林顿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想加入预备役军团感到高兴。他后来写道，他愿怀着骄傲的心情，“促成一位罗兹学者成为他团队中的一员。”霍姆斯仔细地向克林顿解释他们两人都很清楚的事——他必须被阿肯色大学录取才有资格加入这里的预备役。克林顿说他打算“入法学院”，他告诉霍姆斯他需要一段时间把牛津的事安排妥当，然后才能回到费那特维尔。“我也认为他需要一两个月时间才能回到阿肯色大学”，霍姆斯后来说。 据克林顿自己回忆，他向霍姆斯保证“至少每月和他联系一次”。霍姆斯说他立刻就会着手办理克林顿的正式申请的程序并通知温泉城有关部门他新的缓征期。但他补充一句，在阿肯色大学录用他之前他不能在英国滞留太久。 “我不可能拖1年时间”，霍姆斯说他当时向克林顿交待得很明白，“那不合规矩”。 7月17日对费那特维尔成功的访问还不能说解决了一切问题。霍姆斯在一份备忘录上写道，“第二天”他就开始向有关部门打电话，温泉城征兵局的人在电话里说，“富布赖特参议员办公室很关心比尔·克林顿这位罗兹学者加入预备役的事”，霍姆斯记得还有这样的话，“富布赖特参议员向他们施加了压力，因为他们也需要帮助。”不知道这是不是奥佩尔·埃利斯说的“报复”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永远也无法证实了。但上校本人清楚地感觉到这中间各方面的政治关系。“我曾接到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他后来肯定地说，“然后我做了必要的安排。”到7月底，预备役军团正式发出威廉·杰弗逊。克林顿1-D级缓征通知——“成为大学生接受军训的预备役成员”——这是征兵局同时注明的，8月7日是正式的入伍时间，但就是这个期限在最后一刻也被取消了，他到底还是逃避了应服的兵役。 1969年8月7日，克林顿签署了一份要求加入阿肯色大学预备役军官团的文件，几天之后拿到了合法的文件附本。整个夏天他都用来提申请做测试，这是进法学院所必需的，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他声称自己是因为学术成就达到了才被法学院“破例”接受的——尽管像他这种学历的人从未得到过这样的特许。他连一件有形的学术成就也摆不出来。“他为自己做的就是争取更长的缓征期，一直到战争结束”，传记作家查尔斯·艾伦和乔纳森·波蒂斯在写到这次免役时也是直言不讳的。 克林顿又立刻陷入深深的内疚和负罪感中，8月里，他频繁地打电话给牛津的朋友，斯特罗布·塔尔伯特，他未来工作班子中的成员，就是他在1992年就他们之间的对话在《时代》上撰文支持克林顿。“他拿到预备役军官委任状和法学院的录用通知时内心非常不安”，塔尔伯特说。“有些地位没有他这么特殊的小伙子这会儿却在本该由他占据的位置上迎接越共的子弹。” 1969年9月9日，在他正式加入预备役军团一个月后写给牛津的同学里克·斯特恩斯的一封信，被塔尔伯特形容为“说话前后矛盾……混乱。自我怀疑甚至自我谴责”。他用自嘲的口气谈到自己的雄心壮志以及转学阿肯色，怀疑自己同意进费那特维尔的法学院是不是“有抱负的政治家该做的事”。其实，小石城那些将来在商界和政界与他密切合作的人们，当时也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在写给斯特恩斯的信中描绘了温泉城那个令人痛苦的夏天，“这里的人除了小孩子以外似乎都在军中服役，大部分在越南。” 克林顿说他恐怕是“平生第一次在逃避什么”。就在与霍姆斯达成协议1个月后他还对斯特恩斯说，他现在觉得接受预备役军官团的庇护归根结底是个错误。“我可以说已下决心要回到英国去，我要试一试……没有什么比留在这里忍受精神上的折磨更痛苦的了”，他对朋友说。“如果不能摆脱这个，还不如上前线一了百了。” 在给斯特恩斯写信3天后，他在斯卡利街家中的一个不眠之夜给温泉城征兵局主席写信。克林顿自己在两个月后说，他在信中写道，签署申请加入预备役的文件是“自我妥协的结果”，“比征兵局的决定更可恶。”而事实是，他对收信人这么说，他对预备役军团本身并无兴趣，只是想“逃避肉体可能受到的伤害”。鉴于他自愿放弃预备役和缓征待遇，他希望能“尽快被送到作战部队去”。在这封午夜之信的最后，他诚挚地感谢主席“在力所不能及的范围内仍试图给予的帮助”。 克林顿到底还是没有发出这封向征兵局主席表示忏悔和献身国家的满腔热情的信。“我每天都揣着这封信，直到登上飞往英国的飞机”，再后来他是这样讲的。“我没有发出那封信是因为我看不出……就是真去了越南，除了满足自我惩罚的欲望和得到咎由自取的下场外又能有什么呢。” 9月20日，几乎就在那封未寄出的信写成一周后，尼克松总统宣布，1969年剩下的日子里不再征召新兵，未完成学业的在校生也不再应征，尼克松警告，如果国会不立刻改变征兵制度，他将用总统令的形式发布。全国各报都用头版头条对国会宣布1969年12月：日起实行的新的抽签式兵役制表示欢迎。 ☆☆☆ 在9月那些以怨愤为基调的信件和电话交谈的不悦气氛中，克林顿踏上了返回牛津的归途。在华盛顿稍作停留时，他自愿参加了债务延付委员会总部的工作，准备在10月中旬召开全国性反战集会，然后在11月15日组织100万人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游行。这时的反战运动已不限于学生和要求变革的人参加，更多了一些温和派和年长的富有的美国人。针对虽然还想打下去但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尼克松政府，1969年的延期偿付派已逐渐成为记者们所谓的“主流势力”——照托德·吉特林的话说，“地方上连续不断的示咸游行、和平祈祷和请愿运动，造就不少有威信的演讲者和令人同情的媒体形象。”克林顿此前不久才邂逅组织者之一，老资格的活动家戴维·米克斯纳——他称米克斯纳为“我亲密的朋友”，但他们基本上还互不了解——他们暂时在一起工作是为了互相沟通一下国内外的情况。 华盛顿的超时滞留误了牛津的开学时间，尽管他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尼克松新的征兵制上，可他仍觉得心里不踏实，斯特罗布·塔尔伯特记得，“那年秋天克林顿才在牛津露面，由于对未来几个月还没有十分的把握，他甚至没有找住处。有一段时间他和斯特恩斯和另外几个人合住，“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日子”。 也就是在那个秋天，他利用牛津的假期游历了奥斯陆和挪威各地，在那里他碰上了理查德·麦克索利，乔治敦大学的耶稣会教授、和平活动家，当时他正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访问各个反战团体。克林顿自愿做了麦克索利神父的陪同，得到允许后他们一起访问了奥斯陆的和平研究院，并与一部分美国柜服兵役者交谈，并与挪威的和平团体和大学生有过接触。“这是了解，一个国家的最好方式”，麦克索利记得离开挪威时克林顿说过这样的话。11月16日，参加了伦敦格罗夫纳广场美国大使馆前有500名英美人士组成的示威活动的第二大，麦克索利又碰上了克林顿，这次是英国各教派集体进行的和平祈祷活动。“比尔·克林顿……走上前来欢迎我”，麦克索利神父写道。“他是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10年后，有人对他的“反战”活动有所怀疑，克林顿对《阿肯色新闻报》说他只是“观察”了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抗议活动。不管他给麦克索利神父的印象如何或阿肯色的报上怎么说，他所起的作用是含糊不清的，和其他人一样，他也参与过“演讲会”之类的活动，有一次还把反对战争政策的美国大使乔治·凯南请来给美国学生讲话。他帮助延付委员会组织了伦敦10月15日和11月15日的两次活动，还成为伦敦美国学生召集特别集会的发言者之一。但他是在小小翼翼地调和矛盾。就在他伦敦发言的前一天，英国的反战团体也要在同一地点举行要求美国从印支撤兵的活动。 但比尔·克林顿劝大家不要参加，说“那样做太过激了”。 “他们的那些活动可算是对当局的一种温和的反抗”，亚历山德拉·斯坦利在追记牛津岁月时写道。“他不属于那种极端狂暴的组织者”，同是罗兹学者的克里斯托弗·基，后来的支持者说。“简·方达去河内还不是一样，没有人说那是对国家的不忠。”事实上，在有些人眼中，克林顿和他的意气相投者是自私自利的、按自己的好恶来反对战争，他们决不会把今天叫嚷得很凶的那些原则贯彻到他们将来的人生实践中去的，除非它们不碍事，“他们干什么都嫖在一块儿，他们左右逢源，没有任何风险地把抗议活动翻来覆去地玩弄”，说这话的是戴尔·马丁，牛津1968年—1970年间反战运动的领导人，他不但认识克林顿，而且也认识塔尔伯特和他们那一帮人。“他们是些上了保险的人，坦白讲，我不能容忍这些人。我觉得他们都是些不择手段的野心家——他们还要在引发这场战争的社会里为自己谋求一个位置呢。” 在秋天的示威活动期间，克林顿终于找到了固定的住处，很快和塔尔伯特以及另一位来自华盛顿大学研究亚洲问题的罗兹学者，年轻有为的弗兰克·阿勒一起搬了进去。 他们合祖的这套旧公寓在莱克福德路46号，室内景象犹如一幅牛津生活的漫画——每个人都胡子拉茬，60年代的唱片集上有一堆一堆的蜡烛泪，克林顿的床垫就直接放在地板上，电暖气很费钱，但不用就抵不住英国的严冬。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临时家庭的人员构成都是很有趣的。俄亥俄州富有的投资银行家和重要的共和党人士的儿子，尼尔森·斯特罗布里奇·塔尔伯特三世，他之所以能不服兵役“多亏了他家乡的征兵局收到克利夫兰一位整形外科专家的信”，有人这样说：“失意、反盛反叛，这样的事和这个年轻人毫无相干。”塔尔伯特一直在那鲁研修俄语，在牛津他正参与一件他渴望已久的事，为《时代生活》杂志翻译由中央情报局走私进来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此书的出版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不知不党中影响了冷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更使年轻的斯特罗布本人作为《时代》的记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更值得一提的是弗兰克·阿勒，与财团显贵没有任何联系，他有的是更深刻的东西，他是“那种你愿意与他共进晚餐的人”，朋友戴维·爱德华兹说，他也是“为我们大家付出代价的人”。他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古典主义钢琴家也是一位严肃的学者，精通中文，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人长征的论文。他身上还有许多优点——文雅、和善、彬彬有礼。像一位作家形容他的，一个“保守的肯尼迪民主党人”，在华盛顿州东部旧派的斯波坎长大。“我们都属于伴着约翰·韦恩的影片长大的一代”，克林顿说，但阿勒还得加上一条，那就是表现出“适度的道德责任感”，弗兰克和比尔是很亲密的——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关于越南问题这样的话题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克林顿引诱他的女朋友也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阿勒对他在其他方面的所作所为却不以为然。就在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职典礼那一天，他向斯波坎征兵局发出一封3页长的信，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能问心无愧地加入美国武装部队……我还相信终有一天与此事有关的人们都不再盲从。”在信中他可能还提到克林顿本人与他在事业与道义之间两难选择截然不同的情况——虽然已很难说清他和其他人对阿肯色那里手忙脚乱的交涉和幕后交易知道多少。阿勒哀叹的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我们许多不赞同美国军队介入越南政策的人却受到可能危及我们缓征待遇的法案的制约，而且不管政治上和道义上对战争的谴责，仍继续执行征兵条例”。事实充分说明阿勒说的一点不错。 但是说到底，使阿勒和莱克福德同屋其他人相区别的是勇气而不是眼光。他在家乡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也用不着找什么宗教或其他理由，因为他并不反对所有战争，只是反对这场战争。“最后”，他总结道，“我别无选择。”在他发信的那一天，克林顿和因身体不合格而免役的罗伯特·赖克一起为阿勒举行晚会。“那是一场喧闹的聚会”，有人这样形容，”他的蔑视在牛津被传为佳话，对一部分人也算是一个提醒。”他们中最有能力的成员成了抵制官方的人。 阿勒的行动对他同宿舍的人以及整个圈内的人的种种权宜之计、他们的道德观和责任感都是一种反衬。“他们中决无肯冒失去前途之险去抵制什么的人”，亚历山德拉·斯坦利一言以蔽之。“别人也许会利用弗兰克去抵制什么，但前提是自己没事。比尔如果抵制什么的话一定会反复掂量，左右权衡。他比别人要更多地考虑后果”，一位认识他们的女士说。“弗兰克才是对抵制战争确实做了些事情的唯一一位罗兹学者——他是在拿自己冒险，”同事戴维·萨特多年后对记者说。“猜猜为什么？他做的是没有人在乎的事，”戴维·爱德华兹“刻薄地”对同一位记者说。 有一段时间里，克林顿以为自己对战争的反对态度——尽管是那么小心谨慎的，但他在征兵问题上耍的花招还是与弗兰克·阿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会毁了他的政治前途。作为一条退路，1992年他对加里·威尔斯说，他曾“认真考虑过”做一名记者。“至少我能对时代发生的大事进行评论”，他说。但这大可不必。 同年10月——有人说是在月中，也有人说是月末——克林顿让温泉城的家人通知征兵局，他希望恢复1-A级状态，以便接受1969年12月1日开始实行的选征制的挑眩兵役局在10月30日正式将他重新列入1-A组；在这期间，他并没有与弗那特维尔的霍姆斯上校联系过。到目前为止，霍姆斯和预备役军团仍以为比尔·克林顿这位罗兹学者还是要进阿肯色法学院和预备役的。就是在征兵局他也不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虽然参加抽签，他也可能抽到后签，即使抽上，他还可以转而履行他对霍姆斯的承诺，不管有没有10月的1一A期限，他都享有预备役的缓征待遇，即使在实行新的兵役制度的情况下仍然有效。如果真抽到前签面临入伍的那一刻他可以做出最后决定——尽快通知霍姆斯。 整个11月是紧张的倒记时。良心的不安明显减少甚至消失。塔尔伯特——自称“我的瘸腿……能让我逃脱湄公河三角洲却无法让我避开牛津的墙网球和运动潮——还记得1969年感恩节期间克林顿和阿勒焦虑不安心事重重的样子，两个朋友在厨房里给待烤的火鸡涂香料油，一只要涂三四个小时，因为那些关于爱国主义、公民责任和战争的话题总也说不完。 几天之后，阿肯色温泉城的咸廉·杰弗逊·克林顿生日那天，在选征制抽签中抽了个第311号——离可能被征的号差一百多位。第二天上午他欢天喜地地给那鲁法学院发出一封下学期的申请信。12月3日，几易其稿后，他给弗那特维尔的尤金·霍姆斯发出一封解释信。12月4日，弗兰克·阿勒因逃避兵役受到斯波坎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 在室友们的记忆里，阿勒勇敢地承受了这个消息。但莱克福德路没有再举办晚会。 ☆☆☆ 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比尔·克林顿以及和他情况相同的人都没少给自己家乡的征兵局和政府官员写信。有的还是写给远在他乡但又对当地政坛很有影响的人物，事情的成败要看他们是否认真努力给办。“像这样的信往往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用心写就的，比他们在牛津做的任何事都认真”，一个见证人说。“如果细加观察，会发现这些信写得都很真诚，有些还是愤世嫉俗的”，另一位读到过这类信件的人说。那些将来肯定要走上仕途或经营之道的人——对他们来说，冒失和不守规矩是不受鼓励的——对征兵问题所发的议论，不管是工于心计还是想出风头，多少流露出一些他们的真实想法。“说到底”，戴维·爱德华兹说，“那算是我们第一次对是非的判断。”克林顿致尤金·霍姆斯的信正是这种情况——字里行间，有时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他的为人以及今后将会成为怎样一种政治家。 他一开始先向慈父般的上校“道歉”，“我当然记得向你允诺过的每月至少和你联系一次，从现在开始你肯定会看到我履行诺言的，而我必须在这第一封信上多花些工夫。” “回到英国后我差不多每天都在考虑写这封信”，他要感谢霍姆斯“不仅为了在征兵问题给予的帮助，而且更为了那年夏天对我的关怀和友善”，这一点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对这位参加过菲律宾战役的老兵说，“你对我们共同信奉的原则所抱的坚定信心，不但使我有很大的认同感，而且也使我对你个人产生极大的尊重。” 他自豪地向弗那特维尔的霍姆斯提及，他曾为富布赖特参议员工作过。但有一点他在那年夏天去上校家登门拜访时没有说过，“我做那些工作是为了取得经验和钱，但也是为了能有机会，虽然不多，为抵制那场我所反对的战争做一点事，我有一种自责，因为我强烈地感到我是由于美国的种族主义歧视而获缓征的”，他对霍姆斯说，“我并没有把这当儿戏，而是认真考虑才有那种感觉的，当时并不是有很多人像我那样了解越南的情况。”和欧美包括亚洲的越南问题专家比起来，他说这话无疑是不知大高地厚，同是这个人，23年后对曾经自诩很了解的问题却表现出惊人的无知。 如果说1969年他能给一个他认为并未受过什么教育的军人留下些好印象的话，那也提示出当时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克林顿式的虚张声势，这种靠耍小聪明或能说会道造成假象也许会在一时一地打动某些缺乏自信的人，但它也掩盖了一种浅薄，一种地方性的狭隘的自以为是，一种对看到。 感到但却未必真正理解的东西的一知半解。 他接着坦白曾“为反战写过文章、发表过口头声明、参加过游行示威”。这使霍姆斯意识到，当初见面时他们的“尊敬也许并非是相互的”。也就是说到1968年春以前，他对当兵一直是持“拒斥态度”的，克林顿还提到他在乔治敦时做的一篇学期论文，讨论的就是“拒服兵役”的问题。但是，对1968年3月温泉城的征兵令以及雷蒙德·克林顿在地方上各界进行的频繁活动却只字未提。 “从工作实践中我认识到，征兵制度本身是不合理的……没有任何一个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政府有让其公民为他们所反对的战争流血牺牲的权力，因为这场战争可能是错误的，不管怎么说，这场战争并没有马上给国家带来和平和自由。”所以，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征兵倒是合理的，“因为人民的生活从总体来讲处于危险当中。”但“越战不是这种情况”，1950年至1953年间的朝鲜战争也不是，“当时采取的军事行动是适当的，但征兵不是”。 克林顿告诉上校，他对那些拒绝“为他们的国家（某届政府采取的特别政策）的处置不当而去流血牺牲”的人们怀有“极大的同情”。他说他在牛津的两位年轻朋友就是拒服兵役的人，他曾为其中的一个给密西西比征兵局写过一封辩白的信，“那封信是我在牛津期间写过的文字里最值得我自豪的。”他还告诉霍姆斯，“我的室友之一就是位抵制兵役者……现在可能正被起诉……也许再也不能回家了。”没有点名，但他说的是弗兰克·阿勒。“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勇敢最优秀的人。他若被判有罪实在是说不过去。” 下面的话活画出克林顿自己在做不做抵制者问题上的两难心境。“我决定违心接受征兵令的原因是：在这个体制中保住我的政治前途。”接着他描绘了自己准备过怎样一种在政治能力和推动社会快速发展两方面都很有特色的政治生活。“那是一种我认为值得追求的人生”。这时，年轻气盛的比尔·克林顿又加上一句带有讽刺意味的大话：“尽管危险和不足在这些年里一直存在，但我不认为我们的政府体制就该被定义为腐败。”（社会上也许有腐败，但那不是一回事，如果是那样，我们早就完蛋了。）“当接到征兵令时，我为将要去参加一场我反对的战争而心情烦乱，”他接着向霍姆斯解释，但仍不提在那段“心情烦乱”的日子里进行的密谋策划。他去费那特维尔登门拜访霍姆斯是其中关键的一步。“预备役是留给我的一条出路，是一种可能性，让我既能避开越战又能免做抵制者”，他写道。又一次忽略了基本事实——通过改1-A级为1-D级拖过夏秋两季直到抽签兵役制实行，预备役当然是一条出路，它既可以避开令人厌惧的威胁生命的战场，同时也可使他免担可能毁其政治生命的坏名声。 要么回牛津继续学业要么加入预备役“让前功尽弃”。 “我回到了这里”，他在12月寄自牛津的这封信中说，“我只能选择阿肯色法学院，因为我别无选择。”他也许会“拿出一年时间到某个小学院里教书”，或为“某个社区行动计划”工作，然后再决定是进法学院还是进研究生院，那时再考虑“怎么把已经学到的东西忘掉。”而信写到此还是没触及那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几个月没给霍姆斯写信，为什么根本没有像商定的那样向阿肯色大学提出申请，为什么要回英国等候时机以及为什么在最后一刻致信温泉城征兵局改变缓征去抽签。 克林顿在写给上校的信中说，他8月签了那份申请加入预备役的文件后，立刻就对自己的无原则“产生了疑问”。 他承认对预备役军团并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为了免受“肉体上的伤害”，“而且我开始感到我是在欺骗你”，他在信中说，“不是用谎话，因为我并没有撒谎，而是没有把我现在讲的这些都告诉你。我怀疑自己当时的言谈举止己把内心活动透露出来。”这些可以说是与那年八九月间曾向里克·斯特恩斯和斯特罗·塔尔伯特表达的忧虑心情类似的思想活动，从回英国“等机会”到参加抽签前没告诉霍姆斯取消预备役申请，他从这一过程中已看出自己“道义上的脆弱”。 “当时，在你我达成协议，你把我的应征等级1-D送达征兵局之后”，克林顿回忆道，“失去自尊和自信的我确实痛苦至极。有一周的时间我吃不香睡不稳，只好拼命读书，直至不知不觉地睡去。” 这种周期性发生危机的模式是他以前经历的磨难的重演，不过是那些反战运动参与者和他的牛津同事——也许除了经常被他的远方来信或电话所扰的斯特恩斯和塔尔伯特——在1969年的夏末秋初之前没人向比尔·克林顿点破罢了。 他也向霍姆斯说起那封彻夜不眠写出来但一直带在身上没向征兵局发出的信。“我没发信，因为我看不出即使上了前线，除了满足自我惩罚的欲望和得到咎由自取的下场外又能有什么呢”，他写道。“所以我回了英国，看看我这个罗兹学者在第二年还能做些什么。”还是没提尼克松9月20日宣布免除在校研究生兵役后参加抽签的事。 在结束这封信12月3日的长信时他说，把这一切都告诉霍姆斯是“因为你一向对我那么好，有权了解我的所思所感”。他最后还想让他曾充分表达出来的，而且也确实使这位阿肯色指挥官高兴的，对军中老前辈的敬仰之情起一点儿作用：“我写这封信是希望我讲的故事能让你切实感觉到，有多少优秀的人们发现他们自己仍深爱着他们的国家而不是某一次令人厌恶的军事行动，对这个国家，你和其他一些好人贡献了你们的岁月和时光，尽了你们最大限度的义务。而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什么是尽义务什么是帮倒忙已不再是一清二楚的事，或许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结局往往是不得人心的。” 像当时许多类似的表态一样，话是深深打动了不同时代、不同知识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但像所有表面文章一样，最终将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尽管当时当地他还羞于承认，这么多年过去后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确实逃脱了他所耍花招会带来的最糟的后果，但他本人及他的总统之路仍将为他致霍姆斯信中暴露的伤口付出代价。 他用一个俗套的、近乎冷漠的段落作结束，把他是不是婉拒预备役和不再去阿肯色法学院这个关键问题悬在雾里：“原谅这封信写得这么长。要说的话还大多。还有许多未尽之言。好在来日方长。请代问琼斯上校好。圣诞快乐。真诚的，比尔·克林顿。” 霍姆斯气愤地撤销了克林顿预备役的录用程序。他没有及时给这个远在英国的阿肯色年轻人回信，但他在多年后还能根据记忆对新闻界谈他当时的感受。“比尔·克林顿能够操纵他本人并未参与其中的事情”，这位退休的上校对记者说。“从道理上讲他应该加入预备役军团。他做出了保证然后又食言。” 1992年9月，年老多病的尤金·霍姆斯，虽然在总统竞选中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但他显然是不投比尔·克林顿的票的，经过宣誓作证对此事做了“最后的说明”，他描述了两人在费那特维尔两个小时的谈话内容以及作为预备役下属单位和温泉城征兵局所受的“压力”，指出克林顿“有意欺骗我，以加入预备役为幌子……骗取军方信任……既遮掩他在海外进行的反军方行为，同时也拿虚假的从军意图大做文章。”到现在为止，上校已不是对党派之争和曲解的历史有所醒悟的唯一的一个。“真奇怪，当弗吉尼亚被问及她儿子曾申请阿肯色大学法学院和加入预备役的事时还有些摸不着头脑。“当他从牛津回来准备去耶鲁时我真有点儿糊涂。” ☆☆☆ 恐越症缓解之后克林顿在牛津轻松地过了一个学年。 用12月至次年1月的假期，他短暂访问了莫斯科，这次学生访问后来被共和党竞选对手大加利用。在牛津的一个阴雨天，他和里克·斯特恩斯一起谈诗，克林顿提议去探寻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的出生地，他们在一个雨天出发，连搭车带步行，用了几天时间做了一次穿越威尔士的旅行。 1970年春，他和斯特恩斯乘公共汽车游览了西班牙，读着导游图，亲自踏勘了西班牙内战的战场，斯特恩斯说，这次经历使他们的观点“大大改观”。“我们两人都感悟到除了简单的对与错之外还有许多更复杂的东西”，斯特恩斯指的显然是佛朗哥对共和国的法西斯统治。对克林顿来说，他的这位旅伴是牛津朋友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一个，里克·斯特恩两年后的一笔赞助金使其成为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的总统竞选班子的权威和当地很有利用价值的政治显贵。 大家对克林顿在牛津的两年里留下过各种各样的记忆，但唯独不大记得他在知识探求方面取得过什么成绩。 “我读了差不多300本书”，他曾说过，但这只是数量概念，与对思想内容的领会尤关。值得注意的是，像在华盛顿时一样，英国人也把他当作一个正在自我训练中的政治家看待，因为“他的言谈举止完全是政治家化的”，在争论中，将新的观点分析集中，“总能得出……所谓适中的结论”，他的牛津朋友彼得·海斯说。注意到比尔·克林顿在大学学院的餐厅饭桌上神侃不休的效果，道格拉斯·埃肯利认为他对英国人是很有吸引力的，“他恐怕是那里最受欢迎的美国学生了”。但凡事都有两面，也有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他这种广泛的交际的，“这其实更像是‘买哄人心’”一位记者引用同是阿肯色人，后来成为对手的克利夫·杰克逊的话。“克林顿和他同时在英国的那帮人中有不少是粗俗之辈，他们自私自利，让你腻烦”，这就是杰克逊和其他人的结论。 “我们那时经受的内心痛苦简直不堪回首”，提到在牛津度过的那几个月的征兵期时克林顿仍心有余悸。他1970年离开牛津，没有学位，去了耶鲁。作为流亡者，弗兰克·阿勒仍滞留欧洲，“忍受了几乎把我吞噬掉的孤独”，这是别人引述他的原话。他在：1970年10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可不想变成一个老掉牙的老头，念叨着已无人记得的褪了色的理想。”到底谁是那个“拒服兵役”的罗兹学者？ 他在这之后的一封信中嘲弄地问道，他指的是大家都很了解的那位相对来说在各方面更有适应能力的室友。“我不敢肯定”，回信者也用阿勒那种揣测中又带嘲讽的语气回答。“你说的那个牛津的家伙难道就是后来的克林顿州长吗？” 阿勒最终还是回了美国，好笑的是，就在他体检不合格的那天也撤销了他逃避兵役的罪名。他和克林顿在加州举行的莱克福德路室友聚会中有一次简单的晤面。但它带来的心灵折磨恐怕要多于重逢的喜悦。1971年9月回到斯波坎，就在他与比尔·克林顿热烈地交换关于义务和命运的看法两年后，弗兰克，阿勒静悄悄地借了朋友公寓的钥匙，那里有一颗即将穿过他脑袋的子弹。 ☆☆☆ “比尔·克林顿与情报部门的联系早在牛津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位接触过那些已毁档案的政府官员说。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尖锐看法。未来的总统在英国的最后几个月确实显得有几分神秘，有些难以解释的前后矛盾之处——尽管肯定和否定这两个极端在某件事是否确定发生过这一点上都含糊其词。 除了征兵问题，整个牛津岁月还有在1992年竞选时引发争议的问题。共和党人翻查了护照资料，想调查弗吉尼亚可疑的旅行，结果没有找到对克林顿不利的证据。乔治·布什本人在10月里曾要求民主党候选人发表一次全国性讲话，告诉他的选民“在外国土地上他参加过多少次反对自己国家的示威游行”，想以此给克林顿1969至1970年间的莫斯科之行和他在反战集会中所起的作用扣上令他身败名裂的不爱国的罪名。 60年代，中央情报局搞的臭名昭著的“混乱行动”也是众矢之的，这中间一直有国内外反战活动中不名誉的外来势力的操纵，这指的就是在美国学生中招募告密者和煽动者。“把那些学生后面的共产党经费和组织者给我揪出来”，林登·约翰逊在他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周三共进午餐时下过这样的命令。中情局依令而行，通过国内外非法设立的情报网以及欧洲的分支机构把命令传达下去——特别是那些有大量美国学生的国家，比如说英国以及拒服兵役者聚集的瑞典等国家——主要是雇用美国学生渗透进海外反战运动，实际上就是当特务。 至少有两位情报站负责人和副手承认，他们确实接到过这类命令和指示。对年轻的告密者提供的诱饵除了现金支付报酬，地方征兵局的照顾，甚至将来就业等更广泛的全面协助等等。“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些经费和食宿方面的方便（这要看有关部门是否合作）”，一位前中情局官员说。“大部分情况下，情报官要告诉这些年轻人，他们提供的服务将在今后的日子里作为参考。你应该知道，如果中情局说提供帮助，那一定是在未来的事业方面，功劳和成绩是有适当记载的。罗兹和富布赖特奖学金的获得者都是将来要成为大人物的，他们知道提供服务会带来的好处。” 中情局的情报站一般都受到这样的告诫，不得干扰东道国情报部门监视反战活动。在英国，中情局与英国相应部门达成过协议，不在对方版图内进行秘密活动，白厅的军情五处就坚决反对中情局在英国土地上招募美国公民，也不支持在英国大学里从事谍报活动。根据1967年至1970年间在职的许多中情局官员的回忆，“混乱行动”曾巧为谋划避开秘密协议，让驻英美国大使馆情报站与牛津剑桥和另外一些大学里的美国学生联系，据一些曾被试探过的人向英国人说，试探遭到“拒绝”，这些人都是反战的，都认为学生有权做口头的抗议。“事实上”，中情局一位高级官员回忆，“我们都是回国去找真正能干的小伙子。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交易，可英国佬一直对这种办法不以为然。”不管怎么样，事情真办起来要严格得多，在联合王国内招募学生告密者有比在那里做谍报工作还要严格的安全措施。“很少有文字的东西留下来，经常销毁文件，有很多保护措施”，一位官员回忆，“由于英国人的敏感，这些小青年都是被当做高级探员对待的。” 官方经与中情局商定后公布的关于比尔·克林顿在牛津的情况说明仍让人听起来一头雾水。一位前任情报官说到这位未来将成为美国总统的年轻人时称他为训练有素的“难得人才”，他定期“汇报执行任务的情况”，如此说来他恐怕出卖过他那些参与和平运动的美国朋友。同样，在与麦克索利神父一起访问瑞典时也出卖过那些抵制兵役的人，再有，1969年底他利用假期访苏时是在红场对面苏联旅行社的民族饭店下榻的，房费想必是有人替他支付的——乔治·布什若有类似旅行肯定会被描绘成颠覆行动。一个来自温泉城的穷学生能住民族饭店，这在阿肯色人听来也难以置信。小石城一位专栏作家在得知此事后发表评论说，“就是在家乡小镇上食宿条件最好的饭店开房间也是一种奢侈的消费。”在苏期间他与另外两个美国人不期而遇，一个是弗吉尼亚州的承包商查尔斯·丹尼尔斯，另一个是请求苏联方面帮助他寻找在北越失踪的儿子的农民亨利·福斯。 克林顿是被安排在一般用来接待显要客人的房间，看不出他有什么明确的来访目的和意图。他只是到处逛逛，但总是又累又饿的样子”，阿肯色的记者梅雷迪斯·奥克利引另一位当时也在莫斯科的学生的话说。 另一位退休的中情局官员记得他在兰利总部的“混乱行动”的档案中看到过比尔·克林顿的名字——70年代中一次不公开的国会调查销毁了一部分档案——用阿肯色代理克林顿案件的律师的话说，以前的告密者通过苦心经营已进入重要的政治班子。“他在那里是有案可查的”，那位前官员说，“并且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另有来自中情局人员的消息说，“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明白吗？即使抽签抽到前号，即使预备役军团的事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告吹”，这位透露消息的人如是说，克林顿成为密探后已在征兵问题上有恃无恐，“因为中情局在必要时可以让他获得缓役，这毫无问题。” 差不多25年后，有好几位中情局人士都承认，60年代未在英国大学里的美国人中有几个被发展的告密者，现在即使没有进入最高层也已爬到相当高的地位。“让我们这样说吧，今天美国政府中的高层人物是从做反战运动的告密者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的”，一位对克林顿本人的作用有所怀疑的前官员这样说。“克林顿属于有正式联系人的告密者而不是偶一为之的人”，另一位前任办案官员说。“我不能也永远不会告诉你那些人的姓名，但我肯定说出来你肯定认识。” ☆☆☆ 到他1970年返回美国时，他是怎样的人以及将会成为怎样的人也就更清楚了，关于生活和事业，哪些属添油加醋哪些是欲盖弥彰也就一目了然了。 事后看来，关于越南问题的各种意见，唯独他的那些最没有意义，无论是从对外政策上说还是从决策上说或是从历史上说。他只给人们留下一个不着边际的虚象——文雅、有人缘，乐于取悦别人，聪明而不极端，博闻强记但不哗众取宠或激怒别人，很能与环境协调一致。他后来的对手们并不抨击他，多是抱怨他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很少有人指责年轻的比尔·克林顿是“激进派”。 在征兵问题上，克林顿确实经受了内心的折磨。1968年与他同去牛津的罗兹学者中，如果不能说是绝大部分的话，很多都享受了不同程度的特权，很多地方的美国学生迫于政治压力都做过相互伤害的事，无非是为了躲避那场战争。华盛顿几个共和党对手，如得克萨斯的菲尔·格拉姆参议员，白宫发言人纽特·金里奇，在那个时代都做过逃避兵役的事，正如后来的记者说的，“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道义上的歉疚或良心上的自责”，对战争的正确理解就更谈不上了。 克林顿以及他周围的那些人的确是怀疑那场战争的，所以也就怀疑他们可能做出的牺牲是否值得，但是，他们对造成那场战争的，以及他们在战后所要继承的美国却没有丝毫的·怀疑。“激进化意味着要树立一种坚定的信仰，即社会结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像越战这样的现象就是一种征兆”，60年代一位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约瑟夫·康林写道。对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在东南亚服役的人来说，战争决不是什么不干涉政策，它还告诉我们：两大党的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是怎样的狭隘和无知，那些中饱私囊的巨额利润是怎样流动的，政府与政策之间，体制和文化上的裂痕是如何形成的。但是，越南问题并没有把克林顿以及他周围同样有事业心的年轻人，即成为他后来工作班子成员的人激进化，更没有使他们对本世纪末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1970年春的入侵柬埔寨激发了又一次反战高潮，使尼克松政府陷入停顿状态。然而，转过年来，征兵明显减少。 美国军队战斗死亡人数从每周200人降至35人，这一切都与反战呼声增高有关。但托德·吉特林却认为“征兵局权限的衰退与反战活动关系不大”。不管因果关系如何，削减的预算不允许尼克松政府再进行4年的血腥战争，死亡的美国人又成倍增长，典型的“越南式”大轰炸已在亚洲造成近百万的伤亡。 如果说当时克林顿在道义和事业上留下深深的创伤还是看不见的，但它们会在后来的血雨腥风中复发。在牛津的饭厅，在莱克福德路，在伦敦各种各样的集会上他说了许多，在致霍姆斯上校的信中严肃地讨论问题，卖弄对某个问题的独特认识，但作为七八十年代初露头角的政治家出现的比尔·克林顿却再没有就那些困扰他青春岁月的深刻的。 决定性的关于战争和平以及政治责任等重大问题表态，尽管他并不乏深入探讨它们的公开场合，包括阿肯色的竞选集会和全国性的论坛。 一旦征兵危机过去，一切就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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