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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秋天，康涅狄格州的达菲要求他以前的竞选阵营加入到缅因州议员埃德蒙·马斯基的总统竞选阵营中去。 埃德蒙·马斯基是汉弗莱1968年的竞选伙伴，现在则是1972年的主要竞选者。安·韦克斯勒回忆说：“我们已争取到了每个人，除了比尔。他只是平静而坚定地说，他拥护麦戈文。” 乔治·麦戈文对谨慎、琐细的马斯基非常反感，因为麦戈文早就是华盛顿执政者的奴仆，也是他们的主要资助者，不仅代表了对结束战争的不懈努力，还代表了一种更开放。 代议制的政府形象。这位南达科他州的最真诚的参议员吸引了一大批对华盛顿游说者和骑墙派的民主党核心的潜在反对者，而这些游说者和骑墙派为马斯基和大手大脚的汉弗莱工作。虽然许多麦戈文的党羽最后还是受到华盛顿的铜臭味的熏陶，但20年后，自1972年以来的两派间的严格分野在克林顿当局中还是昭然若揭。一旦麦戈文派在白宫和各部门有了一官半职，那么在内阁和克林顿的经济和对外政策中的高级顾问中就有许多原先是马斯基或汉弗莱的支持者。他们中有人说：“很难说，哪派是最后的赢家。” 在见到达菲几周前，克林顿在财政紧缩计划中已接触过卡尔·瓦格纳、安东尼·波德斯塔和里克·斯特恩斯（后者是第一批麦戈文竞选组织的雇员），他们要在竞选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位麦戈文的前顾问说：“克林顿20多岁时，我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在总统大选中指挥全国，当然阿肯色州也就不在话下了。嗯，他不会回绝这样的好机会，尽管我们都知道他内心深处可能愿意选择马斯基这类人的。” 一年后，1972年秋天，麦戈文赢得了与尼克松竞选的提名，参议员的助手萨拉·埃尔曼一早就开车来到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机场，要在麦哥文去参加阿拉木的一个集会时与这位候选人会合。埃尔曼惊讶地发现，已有人早早来到机场，急切地等候飞机，她记得那是“一位穿着亚麻上衣的高高的年轻人，站在弦楼脚下”。另一助手对她说，那是比尔·克林顿。他是德克萨斯州竞选活动的协调人之一，准备跟麦戈文讨论时事和政治形势。与这位穿着白上衣的年轻人谈话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自言自语说：“这个小家伙真是个人物。” 在圣安东尼奥时是克林顿那一时期政治生活的巅峰。 他和希拉里自愿为民主党做选民登记工作，光是1972年一年，他们就在那鲁校园外花去大量时间，尤其是在得克萨斯州时，他们曾在奥斯汀和泰勒·布兰奇合租一套公寓，布兰奇也是拥护麦戈文的志愿者，后来写过马钉路德·金的传记。 后来，希拉里·罗德姆对《阿肯色时代》杂志说，当在肮脏、炎热的圣安东尼奥的西班人居住区做选民登记并进行游说时，她发现人们“眼睛瞪得大大的”。她原本相信“政治是一种变革的过程——你参与了，就能影响结果。可是在得克萨斯，她感到的是麻木、冷漠和恐惧。她非常惊讶：“他们竟然是些不愿登记和投票的‘美国公民’”。 克林顿受州民主党组织的礼请而成为麦戈文的支持者，他的经历与希拉里不同，后者压根就是坚定的铁杆捍卫者。麦戈文的身后是得克萨斯的自由派。可是，当竞选组织竭力去安抚本特森和其他保守派时，他们又不得不表现得很高兴。同其他州一样，这一举措很少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除了一些不足道的进展——为集会做准备，让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对少数民族选区适当照顾。但当布兰奇在面对“危机时刻问题的严重性与我们平时必须做出决定的愚蠢”形成的对照时，他惊得目瞪口呆。 布兰奇回忆，比尔·克林顿“热爱这些活动”，他从这派到那派，从这批听众到另一批听众，巧妙圆滑地向每个人致意，告诉他们爱听的东西。在布兰奇看来，“在县一级政客和激进分子中，他显得游刃有余。”希拉里则记得在1972年他“总是不停地在说”：“看，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吸引了与我们看法不同的人们。”但是在自由派寡头政治占统治地位的得克萨斯州，他只是举办了一些临时性竟选集会而不是在思想上皈依麦戈文。 这段工作结束后，克林顿结识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地方私人侦探，来自得克萨斯州阿尔派恩的奥涅·伊丽莎白·赖特，她是个酷爱抽烟的组织者，是60年代得克萨斯大学的积极分子，而且是该州青年民主党最年轻的主席。后来，在小石城她被称为“执行者”，孤傲、忠诚而又能处理危机，贝齐·赖特（贝齐·赖特（BetseyWright）是奥涅·伊丽莎白·赖特（OnieElizabathwright）的昵称。——译注）后来成为克林顿的心腹顾问，并作为一个不知疲倦的州府总管工作了近十年。在1992年的竞选中，她被任命管理他最隐秘的阿肯色州档案，并且整理材料以反击当地的批评家们。再后来，虽然只是个行政班子外的游说者，但她实际上成为一个处理危机的政府官员，专门处理有关总统的桃色事件和其他阿肯色州的丑闻。可是1972年，她还只是得克萨斯州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对与布兰奇住在一起的这对特别的年轻夫妇满怀敬畏。她说：“在这以前，我从未像那样抛头露面过。我是说，他们在得克萨斯州打发整个学期，从不去听课——然后他们又回到耶鲁，赶期末考试。他们真让人胆战心惊。” 1972年秋天，贝齐·赖特和其他人显然不知道希拉里·罗德姆已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并自己在为学校做独立的研究工作，而此时克林顿还在上四年级，常常逃课，然后在考前恶补。赖特，这位热情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这位来自帕克里奇的年轻律师拥有领导新一代妇女的政治家的能力，她曾对一位朋友说，比起克林顿来，罗德姆显然更有潜力。罗德姆似乎很少考虑下一步要干什么，对政治也不太投入。 布兰奇说：“当他的目标已那样明确时，她还不知道何去何从。” 在来得克萨斯之前，克林顿曾在康涅狄格州为麦戈文工作过，在那里，他从全国性大选中第一次获得进入阿肯色政坛的资格。1972年6月初，麦戈文已确定被提名，克林顿来到了小石城，要在先于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举行的民主党州会议上修筑他的政治篱笆，最重要的是，做一次自我亮相。只要从耶鲁一回到家中，他就到议会大厦，凭藉雷蒙德·克林顿在温泉城的一些老关系，如阿肯色州政府发言人雷·史密斯，被介绍给立法要员和地方政客们。现在，仅仅离他的26岁生日只有几周时，他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一名工作人员，突然以同样的身份与阿肯色资深民主党政客打起交道——同样重要的是——以一种他们期待已久的慷慨大度形象与当地媒体接触。在他所喜欢的候选人中，他既要争取人们去支持麦戈文，又不能冒犯阿肯色显赫的国会议员威尔伯·米尔斯。《阿肯色新闻报》特别指出：“他在阿肯色政坛中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他谈到与米尔斯、戴尔·邦珀斯州长和其他人的友谊时说：“我到阿肯色来主要是为了要结交尽可能多的朋友。” 在一次主要谈及他在乔治敦、牛津和耶鲁的特别经历的采访中，克林顿指出，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年轻人不同，他的政治经验与尤金·麦卡锡或者博比·肯尼迪没有什么关系，倒是来自土生土长的一些著名的阿肯色政客那里，像弗兰克·霍克特和富布赖特议员。尽管南方对麦戈文心存疑虑，但土生土长的比尔·克林顿愿意跟每个人合作，而不会在乎他们的观念如何。 在州会议的走廊上，克林顿显得尤为咄咄逼人，他声称知悉各种选举的内幕，并试图给代表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站在麦戈文一边，在米尔斯的代表们弃权之后，他们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投麦戈文的票，斯蒂芬·史密斯，当时最年轻的一代州议员——年前比尔曾在州议会大厦见过他——拒绝了克林顿的巴结，在代表选举中取胜，不过他很快成了克林顿的好友，后来又成为他的助手。 接下来的事情对人前人后的克林顿都是一个小小的警示：表面成功的形象还远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实。1972年夏天在阿肯色的麦戈文竞选班子中，克林顿一直小心地避开了当时争议最大的问题：尼克松在整个地方的种族主义呼吁、共和党对阿肯色至关重要的消除贫困计划的改革，以及当年5月美国对越南地毯式轰炸并炸毁了海防港之后战争继续升级，还有几周前的“水门事件”，那已经被证明与白宫有关。《新闻报》满怀同情注视着这个“在棘手的情况下如履薄冰”的年轻人，并称他为“一个好政治家”。 当时，希拉里第一次与克林顿一道来到阿肯色，她并不在乎要抛头露面。当他四处寻访他在温泉城的那些老朋友，包括以前的女友们时，希拉里却在家闭门读书。许多人都注意到这一点，一位前女友说：“在比尔·克林顿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哪位女人不想总和他泡在一起，可是她却有自己的兴趣所在，而且从不靠他来证明自己。” ☆☆☆ 那年7月在迈阿密大会前夜，克林顿对一位阿肯色记者说：“在麦戈文总部，最奇特的事是那里没有追求自我表现的人。我们中的大多数——不管他如何优秀——都只是集体中的一员”。他这么说，尽量淡化自己在迈阿密的幕后表现。通过斯特恩斯和竞选组织中的其他上层人士的关系，克林顿将自己定位为阿肯色代表团中被提名人的唯一协调人。在州协调员们“几近沸腾的屋子里”，他的小桌和对讲机跟前总是挤满了人，候选人的活动宣传车就停在会场外——这里是各显神通的地方，什么样的本事你都可以使出来。许多人都清楚地记得，比尔·克林顿和他代表的州格外引人注目。 麦戈文的一个助手说：“他将成为阿肯色州的一个大人物，其他人做不到的事他却能做到。没有人能像克林顿那样熟悉阿肯色。”一位工作人员听到过这样的嘱咐：“你只能通过比尔来为阿肯色工作。”如果有人冒犯了克林顿所持的权威，那你面对的就不再是平常灿烂的微笑，而是暴跳如雷，一位同事说：“哪怕是最细微的过错，他都大为光火。” 可是克林顿有里克·斯特恩斯这样的人来给他“打圆潮，给他做些“善后工作”。一位竞选组织的协调员说：“我当时就在离他几英尺的电话机房工作，可我却不能同阿肯色州的代表布朗尼·莱德贝特或其他人讨论我正做的其他工作，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很不平。”另一位麦戈文的助手——他的桌子离克林顿仅几步之遥——说：“你不可能有机会，比尔·克林顿要当阿肯色州州长或更大的官，每个人都开始明白这是他一生的抱负所在，他简直着魔了。” 与此同时，在会议上，人们有一种感觉，温泉城的比尔·克林顿已成为代表团与会议之间的沟通者和代言人。阿肯色州的代表们——很多都对克林顿的事业有决定性影响——都看出他的大气象：他的影响力已上升到全国范围。 斯蒂芬·史密斯说：“这个25岁的耶鲁学生在党内名流和权贵之间的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密斯当时和其他人一样，还不了解克林顿的内在性格，在迈阿密被克林顿征服的代表中，还有一位来自阿肯色州斯普林代尔的律师、富布赖特的前助手，37岁的詹姆斯·布莱尔，他与克林顿夫妇的亲密关系和他的建议不仅在克林顿的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而且对希拉里·罗德姆的自我完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11月，在水门事件指控者和参议员调查员第一次作证前大约6个月，理查德·尼古松以近1800万张选票大获全胜，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优势票数。当克林顿和罗德姆在得克萨斯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并初见成效时，尼克松已以领先100万票或者说领先30％的得票率的骄人战绩击败了麦戈文。大选后的第二天，在华盛顿的一次私人聚会上，麦戈文竞选组织者负责人之一、精疲力尽的弗兰克·蒙柯威茨语惊四座，让垂头丧气的失败者们心头又升起了希望。 他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揭露出大选期间被掩盖的水门事件的真相。人们将发现自己选出来的是个骗子。这一切太丑恶了，人们将不愿回顾1972年发生的事情。” 不管尼克松是否下台，正像寓言中说的，灾难过后，往往是两败俱伤。首先是麦戈文的竞选组织代表了一种美国政治中的强烈的激进主义。其次，同样地选民们反过来也表现出巨大的向新政回归的保守潮流。H．西奥多·怀特称之为“在公开控制、平衡私有财富和集团影响时减缓权力的膨胀”。 这种简单想象力的背后，是麦戈文在阵营里的千差万别，从南达科他州的温和的领袖到下层人士，他们对战争的一致反对的态度掩盖了在平等、权力等基本问题上认识的深刻差异。一位高级助手说：“他们的政治基础是战争，在竞选活动中，根本不谈及其他话题。正是汉弗莱和一些民主党人在初选中攻击麦戈文，然后又攻击尼克松，称他们为激进派，麦戈文阵营中除了战争的话题没有别的。”几年后另一位竞选组织中的老兵说：“操纵竞选组织的像加里·哈特或里克·斯特恩斯这些人，没有一个是60年代的反抗者或者是真正的改革者，他们只是雅皮士、意在掌权的实习政客——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同样地，在关于国家趋于保守的鼓噪中，美国政府和政治正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政策，并主张介入。与此同时，公众痛斥政府“干涉”帮助少数民族和平民的计划。 1972年大选本身就是一条分界线，其中巨额金钱滚滚进入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尽管后来在政治资金中有所谓的水门改革，但腐败现象越来越多。毫不足奇，正是尼克松——福特政权及相应的1973年——1976年的国会为随后发生的一切奠定了基矗80年代有庞大的五角大楼财政预算，后来，各大公司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从联邦财政中攫取利益。 正如在那次聚会上弗兰克·蒙柯威茨对同伴所说的：“没人想了解这些”。 正当民主党人迅速向右翼靠拢，竭力丑化他们痛恨的1972年的候选人时，比尔·克林顿也紧跟潮流。在他第一次参与总统竞选时，克林顿严肃地对专栏作家戴维德·布鲁德说：“对大多数美国选民来说，令人头痛的倒不是（麦戈文）对战争的自由派态度，而是整个运动是不稳定的，是非理性的。这一竞选组织和这个人没有一个核心或中心，国内的大多数组织都是这样。” 为了谋取官职，克林顿再也没有提起他在阿肯色时与麦戈文非同一般的关系。像当时的一些民主党人一样，他在1972年后，对自己的政治观点表示痛悔，这些民主党人也开始用理查德·尼克松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且发现事实地的如此，虽然麦戈文的几个前助手都找到了相同的归宿——蒙柯威茨自己则当上了薪水丰厚的华盛顿游说者——可是其它人却靠边站，一位在迈阿密的会议期间曾与他共司工作的人士说：“那些愿意与1972年以后接管的政权妥办的人自然都成功了，克林顿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另一位则回忆说：“克林顿非常关心这场战争的意义。但是他既不是后来自称的那种自由派，也不是一个成长起来的革新派。我想，他表面是自由派，本质上是马斯基的信徒。” 1972年一位与他关系很密切的人士说：“在那次竞选活动中，克林顿比起后来要自由得多。在阿肯色时，他学会了如何隐藏，当一个私下里的自由派，而且长时间都是这样，你不得不疑惑他究竟‘站在哪边’，从麦戈文那里，克林顿学到了什么？这很明显——在人格取向上你能有自己的好恶，可是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尤其是在那次大选之后，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了。” ☆☆☆ 他们又回到了纽黑文，依旧住在一起。在回阿肯色参加第一次政治竞选之前，他得拿到他的法律学位，她则要完成研究，而这项研究正是为了他在耶鲁的最后一年两个人能待在一起而安排的。 不管希拉里对比尔·克林顿的爱如何让人感动，她在1972年—1973年的研究工作可不只是一项轻松任务。在耶鲁法学院、医学院和儿童研究中心的一个特别项目中，她被要求去调查在国家政策、法规和司法实践中儿童权利的保护情况。她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在威尔斯利时她对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在蒙代尔委员会工作时她所目睹的移民儿童的悲惨境遇更加强了她的信念，而且在耶鲁她还研究过婚姻家庭法。研究计划中她写成了三篇文章，1973年到1979年相继发表在《哈佛教育评论》和《耶鲁法学期刊》上，并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儿童权利：一份当代报告》。 这是她以关心儿童问题为长久职业的开始。 不像她后来的演说或讲授，她在耶鲁时的写作并没有因比尔·克林顿的选举而受到影响，因此，这些文章是作为很少见的材料独立保存下来，从中可以窥见那时希拉里·罗德姆深信不疑的是，有那么一天，她将和克林顿一起带领人们进入到那样的一个社会。 在60年代末政界和知识界的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关心儿童权利的潮流，这一潮流推动并帮助了她的研究。她曾一度作为耶鲁法学院约瑟夫·戈尔茨但教授的助手，戈尔茨但和安娜·弗罗伊德、阿尔伯特·索尼特编撰的论文集《关于儿童的最高利益》和社会学心理学家肯尼思·凯尼斯顿的《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是当时的名著，希拉里当时也参加凯尼斯顿的研究课题。 自70年代以来希拉里·罗德姆的文章大多只是一些关于法学的线条性提纲，在许多人看来也不过尔尔。她不再倡导当时某些人支持的儿童权利的恢复，而只是主张法庭应该停止以前的做法，即除非已满18岁或21岁，法庭会自动视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能力者，取而代之的是，法官和其它仲裁者应根据具体个案来确定孩子们是否有能力对他们的父母作出某种特别的明确表态，至少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应该如此。她写道：“我认为这种对家庭问题的介入应该加以限制，如果不能很好解决，这将造成深远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她的这种观念似乎只能成为这一领域的脚注，而绝不是出自一位未来第一夫人的手笔。 文章后面附有一些具体而生动的事例——诸如流产、医疗、居住区和选择学校的之类的问题，这些对一个儿童来说，通常都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必备条件。在1971—1972年间，她在当地的联邦法律援助项目工作，这是一项为穷人和纽黑文法律援助协会设置的计划，也是针对康涅狄格州盛行的官僚作风导致儿童扶养问题被忽视而创立的一个组织，在那里，希拉里亲眼目睹了虐待和剥夺儿童权利的惨状。她经常在财政会议上讲述她的所见所闻，这样，给她的前任雇主和爱做表面文章的儿童保护者、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留下了一个喜欢批评别人的印象。纽黑文的一位同事说：蒙代尔“对她常常感到头痛”。 同她在移民劳工委员会工作和得克萨斯州的西班牙人居住区做选民登记一样，这一次的工作经历又向她展示了另一个美国形象。后来，在希拉里·罗德姆的法律实践和对国家政策的参与中，批评家们不解地发现，里面很少有对人类现实的关注。一个人写道：“这些文章太抽象了，不能令人满意。”在文章中“正常的家庭不是建立在情感、限制和牺牲之上的组织，而是一个劲要求自由的单独权利承受者的任意组合。文章中并未指出孩子们究竟需要什么，而且他们的需要又是如何五花八门”。另外一些人，像玛格丽特·奥布赖恩·斯坦菲尔斯，在《公共福利》周刊上写道，她文章的要点暴露了她“历史和社会学上的幼稚”。当然，斯坦菲尔斯和其他人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但我们知道帕克里奇和希拉里·罗德姆暴虐的父亲在这位70年代的年轻女律师心头投下的阴影，以致于她时常激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家长专制”。并已把倡导儿童权利视为“一场与家长制长期斗争中的重要步骤”。 著名历史学者克里斯托弗·拉希认为她只是20世纪初最热诚的改革者们的一种并大创见的传声筒。他说，她关于儿童法律权利能力的论断“等于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要求保护个体的自主性”。正像拉希描述他们圆滑的纲领时所指出的那样，“只是试图去帮助”这个革新时代的“儿童救助者”，而不涉及混乱的国家权力机制如何诱发了许多不幸家庭中的虐待儿童事件。 然而，在罗德姆耶鲁时期发表的文章中最值得一提的并非是其中的心理学或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的见解。在她关于“无权利能力的”家庭的洋述背后，是少年犯法庭和最热心社会计划不可能涉及到的巨大社会现实。如果家庭正在解体，如果在邻居、学校和机构里发生了惊人的财政赤字，那么这场灾难就应该追溯到这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根源——追溯到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为特别财团服务，把国家弄成现在这样。 美国的儿童状况正是这种价值、这种权力和特权安排最明显的结果，他们只是政权市场规则下最大的牺牲品。 在这一市场中，当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度日维艰时，大公司巨头们正中饱私囊，大肆搜刮；当公共日常保健和医疗保险及高等义务教育越来越依赖于政府干预时，巨大的官方援助和免税政策却大行其道。正是孩子们成了商业化和物质消费狂潮中最大的受害者。最重要的是，美国儿童早晚会亲身领受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教训——在“真实世界”的金钱和权力面前——盛行和持久的东西中，再没有什么比政治和政府更不严肃的了。 70年代中叶罗德姆写道：“只有在这个国家中执行一个统一的家庭政策，那样我们为孩子们做什么才是有效的，才能使他们免受伤害。”在某种意义上说，她心里也明白，要保护儿童，必须深入到造成恶果的更大的社会体制中、维护私人利益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和各州首府及华盛顿复杂虚假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她在威尔斯利研究贫困问题时，她已经多少意识到问题的核心是政治，事实确乎如此，她所忽视的这一社会体制仍将使她的建议成了治标不治本的“灵丹妙药”。 ☆☆☆ 1973年春天，他们在纽黑文的最后一周里，多萝西·罗德姆无需解释的疑问困扰着他们：“我女儿怎么办？”好几个人都还记得克林顿对跟他一起生活的强烈自主意识的女人充满了爱意，急切地想拥有她。他对每个人都大谈希拉里如何是一个“明星”，一位朋友说“好像他已拥有了她”。对她来说，要为自立而斗争的话，现在在雄心与爱情之间面临着新的难题。跟克林顿一起回到阿肯色并非易事。她曾对一位记者说：“他从某个地方来……他知道他想去那里要做什么。”如果她跟他去阿肯色的话，她自己的位置和目标似乎很模糊。他显然希望她喜欢并适应那个地方。她第一次来小石城时，克林顿去机场接她，去温泉城只有50英里，他开车竟用了八个小时，一路上像个孩子似的对她大献殷勤，向她描述淡绿色小山中的每一个景观、胜地和路边餐馆。 他告诉他的朋友布朗尼·莱德贝特——小石城的一位像她一样热衷于家庭问题的积极分子，说：“她是个女权主义者，非常棒。”她希望在当地找到一份工作，“不只是一般的工作”，最好是在她熟悉的儿童权利保护领域。而在阿肯色这种工作太少了，对一位与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联系在一起的女人来说就更是如此。 事实上，70年代初，阿肯色人正开始了解到公共利益法的重要性。那里，只有初期的消费者运动和社区行动，有效约束当地政府的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做，初步的捍卫民权、劳工权利和性别平等的运动刚刚对该州的统治者发起挑战。从事这一工作的律师和积极分子们站在低收入的贫民一边，常常为他们自己的选民所不理解，还遭到地方政权和社会精英们的排挤和嘲讽。跟小石城权力结构中的权贵、律师和政客们相比，他们只是些孤军作战的散兵游勇。 一位熟悉两派的关注公共利益的律师认为，“这是一项帮助人们创立新生活的工作，但并非总是如此，有时也可以帮助你自己或使你丈夫当上州长。”另一位谈到公共利益对阿肯色权力的挑战时说：“在那些名单和提纲上不会出现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这样的名字的。” 这一对在当地公共利益法方面做出的让步大还是迁就克林顿的政治野心时做出的牺牲大，以及多大程度是她个人的选择，已很难说清楚。虽然朋友们相信，这一充满思想斗争的决定既是她也是他做出的。在她的职业独立和政治责任问题上，他们达成了一致。布朗尼·莱德贝特后来对一位作家说：“显然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在计划如何这样做，而且我认为，在她的独立问题上，根据他俩的私人关系，不会有什么问题——他对这一点很开放——但有可能是她感到自己有些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很清楚，那正是他的一贯目标。这样一种关系比许多人描述的要复杂得多。” 5月，没有参加毕业生和著名法律事务所的供需见面会，他们离开了耶鲁。正如他对自己一贯期许的那样，比尔·克林顿只想回去。他在费那特维尔停留了一下，在阿肯色大学法学院申请一份教职，从前他曾对霍姆斯上校说过他会进入该校学习的，现在他拿出了他在牛津和耶鲁的文凭，并且以他明快的坦诚赢得了校长的信任。克林顿对他说：“你或许想要我在这里教上一年，因为我什么都可以教，而且不会在意是什么工作，我也不会在乎聘用期，你什么时候想撵我走都可以。” 利用以前华盛顿的关系以及她研究课题的赞助人的帮助，罗德姆又重新与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一起工作，不过现在又成了埃德尔曼保护儿童基金会的一名律师，这是一个大公司资助的华盛顿方面的团体组织，旨在保护穷人、少数民族和残疾儿童，曾在各州和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争论。虽然1973年夏天她也参加了小石城的律师资格考试，但在她的朋友们看来，这也是一个自然、明智的选择。 一位在考场上巧遇的威尔斯利的朋友艾伦·布兰特利惊奇地问她：“你到这来干什么？”她解释说，在华盛顿的工作要求她务必通过某个州的律师资格考试，这样她就随便“选择了阿肯色州”，布兰特利记得她是这么说的。 在儿童保护基金会工作还不满半年，她就被约翰·多尔招募去了。这位国会司法委员会首席顾问，因为在1974年要求弹劾理查德·尼克松而发迹。多尔是一名来自威斯康星的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时代加入司法部，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手下任职，在投靠肯尼迪在纽约的贝德福德——斯图维尚建筑公司之前，负责严重侵犯民权事件的调查，他属于那种逐渐退出舞台的类型，是旧共和党中的温和、正直、廉洁党员，其才智力各派所敬重。为了招募一个职员，他叫来了他在司法部的老同事，耶鲁的伯克·马歇尔，他则给多尔推荐了两个人：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罗德姆——对后者，马歇尔评价说：“非常聪明、思维清晰，有组织才能。”克林顿当时早就全身心投入到他的国会竞选中，自然拒绝了这一机会，但很快就推荐了他的女友。多尔不动声色他说：“我尽量叫她来吧。” 1974年1月中旬，希拉里·罗德姆开始和从事调查的新同事们一起工作，在60名调查者、职员和秘书中，有44人是律师，在其中她的职务最低。其中的大多数律师，不管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都是多尔从纽约和华盛顿的大公司法律圈里挑来的。弗雷特·阿特舒勒是一位来自西部的没有大公司背景的律师，不久就和这位来自保护儿童基金会的年轻女人成为朋友，他说：“我们都被认为是激进派，我想我们都是雇主作为政治姿态的体现而被雇来的。”在她的其他年轻同事中，另一个典型人物是与她关系很好的威廉·韦尔德，后来他成了马萨诸塞州的共和派州长。一位多尔的职员说：“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头牌法律事务所那样的机构，可以说是专门对付心狠手辣的尼克松先生的。” 调查组的职员们后来又搬进有些破旧的旧议会旅馆里，它坐落在雷伯恩议会办公大楼的对面。这份工作也意味着暗地里的性别歧视，如果说还不是很公开的话，阿特舒勒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国会山就是一个搞性别歧视的地方。”罗德姆是专职人员中仅有的三个妇女中的一位。由于容易受到批评和歧视，她常常显得好斗，但在这里也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她也小心翼翼，不抛头露面。后来一位年长的男性同事说：“她对问题很敏感，但从未大喊大叫。” 在这种环境中，希拉里·罗德姆第一次感受到的政府气氛，是为一些肮脏的秘密所包围，并且要严格保守秘密。多尔将职员们的房间又改造成装上栅栏和铁丝网、严格看护的堡垒，严防任何外泄。他坚持职员间应该一丝不苟，超越党派偏见，对媒体和公众保持缄默，一位来自密苏里州的国会议员在司法委员会上抱怨说：“我们做得太隐秘了，以致于对尼克松的指控一直在暗地里进行，他或许将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 按她事后的讲述，她曾被指派去听尼克松那些声名狼藉的磁带录音，并听过一盘被称为“精品”的带子，里面记录了这位苦恼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谈话，以及对自己真实意思嗑嗑巴巴的解释。然而，年轻的律师们是很少有这样的特权的。保守的多尔主要依靠文件和其他人的证词，而不大相信计算机或其他电子“小把戏”。一位观察者写道，里面煞费苦心编辑了50万张可称做“交叉档案系统”的文件，“精确地记录了他的一生。”可是在严格的职员等级制度中，哪怕是高级律师们也不能接触到司法委员会的机密材料，这一重要角色只被赋予给首席顾问和他的最高助手。 同样地，她只能在其他男性律师手下协助工作，监管调查程序，处理一些传票、证件移交，充当白宫的辩护律师的角色。这些程序性工作使她只能处于边缘，不能像某些人那样，能接触到水门事件中关于滥用权力这样的激动人心的证据材料。但是，尽管有多尔的严格保密制度，职员们还是经常谈论这一丑闻，而且不管她的职责如何，罗德姆还是有她独一无二的优势。 那个春天和夏天，他们都忘我工作，顾及不了生活。像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她居住在离国会大厦不远的一个朋友家中，独自一人，生活很简朴。多尔自己则睡在一间破旧的地下公寓里，离国会旅馆隔了一个街区。唐尼·拉德克利夫写道，她和比尔“经常电话联系”。一度克林顿曾计划去华盛顿一趟，而希拉里对一位已开始涉足政界的高级律师伯纳德·努斯鲍姆说，她希望他能见见她的“男朋友”，努斯鲍姆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开车回家的途中她非常自信地说：“他真的很不错，他将成为美国总统。”当时努斯鲍姆觉得“这有些像疯话，我们当时在调查组压力很大，而现在这里竟有人告诉我她男朋友将成为总统。”第二天，他们两人相互道歉，而此后数年努斯鲍姆一直和希拉里·罗德姆保持联系，并一直帮助她处理法律事务，最后，还做了一段短暂的、运气不佳的白宫顾问。 到1974年仲夏，多尔的卡片工作已近尾声。委员会仔细研读了大量活页材料，他们称之为“资料提纲”，涉及到了水门事件中的所有作恶者。尽管受到国会司法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指责和嘲讽，并受到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和利昂·贾沃斯基的公开非难，但正是约翰·多尔的调查最终不断地涉及到了理查德·尼克松。这项工作最终招致了议员表决提出弹劾，要求总统在证据确凿的参议院审查之前辞职。 尽管多尔已尽了全力，但更大的更可怕的滥用政治权力是在尼克松下台之后才为公众所了解，即便如此，还是得到杰拉尔德·福特的赦免。在某种意义上，通过真正的弹劾来除掉一位腐化的总统，这种政治进程只会关起腐败之门，而不能清除它。水门事件所暴露出的肮脏的金钱政治，和一些更无耻的政治手段，在这一时代浮光掠影般的改革中，只会在90年代以新的方式、在新的地方继续下去。 对于这位为多尔工作的年轻妇女来说，有一点特别具有讽刺性。20年后，希拉里·罗德姆作为第一夫人，将会目睹到这一幕。理查德·尼克松作为一位著名的老政治家，在国会上受到共和党领导的欢迎和民主党人的爱戴。1994年春天尼克松去世后，希拉里的丈夫代表整个国家，对他表示称赞和敬意。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举行的奢华葬礼仪式上，他们将会听到水门事件中未受审判的共谋犯被奉为一个英雄和国务活动家。这一切看起来好像调查团那本严肃的“材料提纲”从未出现过。 ☆☆☆ 随着尼克松于1974年8月下台，希拉里·罗德姆决定去阿肯色加入比尔·克林顿的队伍。弗雷特·阿特舒勒谈到她的这次行程时说：“这并非她的意愿所在，也不是她开始想做的那些事。”有人认为她或许回到保护儿童基金会工作，也有人猜测她将为自己的政治事业开始奋斗。 卡罗琳·埃利斯说，一部分人对她在阿肯色的政治优势看好，可是“她这边也有一种担心，那就是会成为他的一个附属物。”埃利斯对朱迪思·沃纳说：“我那时的反应是，她自己没有什么政治基础，在阿肯色，即使她有才能也很难干出点什么名堂来。” 就如同他当年推销自己一样，克林顿为她的第一份工作到处打通关节，把她推荐给了阿肯色大学法学院。他们谈起这一段故事时说，夏天之前他就把希拉里介绍给校长，8月里她跟学校联系上了，并得到一份“合适”的教职。可是与此同时，她又跟威廉姆斯和康纳利著名的华盛顿游说和政治组织接触，那里的合伙人史蒂文·乌明已准备雇用她。乌明记得希拉里·罗德姆“在1974年那个夏天快要结束时，已了解了华盛顿政坛的大致情形。她知道在这里事情如何运作，国会山的路数也已摸清。” 后来，她在调查组时的同事弗雷德·阿特舒勒和其他人都看出她在去阿肯色教书一事上犹豫不决。他后来说：“这工作不适合她，她的期望更高，我想那一阵子她很为难。”他曾向唐尼·拉德克利夫描述过那“令人伤感的”一幕：在多尔职员们的最后一次聚餐上，他们所有人看上去都各自找到了一份“很棒的工作”，阿特舒勒去洛杉矶的一个公益机构，而他们都认为希拉里的前途就像费那特维尔的那一潭死水。另一个人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我想她最终的目标是白宫，她不会提及最终的复仇，而且她也拼命工作，达到这两个目标。” 他们的朋友萨拉·埃尔曼开车送她从华盛顿去阿肯色，一路上都在试图劝说她，车子刚离开华盛顿几英里，埃尔曼就问她：“你干吗为了这个小伙子，舍弃自己的生活？我们现在走得还不远，你还可以改变主意。”当时她们两个站在蒙蒂索罗，18年后，正是在这里，希拉里·罗德姆和她丈夫开始进驻华盛顿就职。 在一个暖和的星期六，她们驱车开进了费那特维尔，那天正举行阿肯色对得克萨斯的足球赛。她们先前往克林顿的竞选组织总部，那是雷蒙德伯父名下邻近学校的一座破旧的平房。一个志愿者正在数着那些乱七八糟的卡片和便条。克林顿经常这样做，把它们扔在桌子上，让别人去整理。有人回忆，当时希拉里·罗德姆“目瞪口呆，发现克林顿的总部里如此乱哄哄，没有纪律”。当然这不是最糟的。这两位刚从华盛顿来的女人还能听到球场传来阵阵尖叫：“噢罗罗罗、噢罗罗罗、猪，猪，猪”，这是阿肯色主场啦啦队的队歌“叫猪歌”。 最后埃尔曼问她：“上帝啊，希拉里，你疯了吗？在这里你怎么活下去？” “我爱他”，她回答说。 第二大，埃尔曼就看到这位决心己定的朋友正有条不紊地管理竞选办公室工作。埃尔曼听了比尔的一段竞选演说后突然觉得希拉里·罗德姆的牺牲似乎是有道理的了，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政治上说，都显得很合乎情理。这位麦戈文的前助手说：“我知道，他将成为我国总统，而且我再也不怀疑她的判断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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