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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曾想过巴林银行何以能获得 如此巨额的利润。实际上，在简报及其他一些东西中我都反复提出不少与之有关的问题……我非常想知道它的利润到底有多少，因为我们对此不甚了解。我在十一月份的会议召开之前提出那些问题的目的即在于此。 我对其盈利能力想的很多。我那时感到很高兴，为巴林证券以前出过事，所以我们都特别希望巴林银行能获得利润。” ——霍华槽·华尔温 格兰银行 英格兰银行对巴林银行非凡的盈利能力提出质疑了（明显的那非凡的盈利能力完全是因为有了经理们对生意的“重新布局”）。其实，那时候，他们可以从该银行的另一部门——负责资金流动的部门——找到部分答案：有关文件被搁置在克里斯克弗汤普森的收函文件格中了。 由于我向总部索取三亿万英镑，巴林银行开始出现资金周转问题了。对任何银行而言，在没有照会英格兰银行的情况下，将超过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的资金寄往海外都是非法的。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保护储户——否则，在他们想把钱拿回部时，只会看到银行已将钱全部抽出流向了海外，而银行金库却空空如也了。 巴林银行的上层人物曾就此规定和英格兰银行进行了多次会谈，要求他们允许巴林银行向海外寄出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的资金——为我在新加坡和日本的业务提供资金。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磋商，巴林银行却终不能达到目的。从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四年，巴林银行在SIMEX及日本市场投入运作的资金已逾一亿一千七百万英镑，超出了总资金的百分之二十五。除了一九九四年四月到六月外，每个季度都是如此。 一九九四年九月七日，巴林金融集团最高负责人乔治·麦克林给巴林投资银行业务总经理杰弗瑞·巴内特发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同时抄送给了下列几位：巴林财务与风险主任毅恩·霍普金斯、信贷收支差管理部主任约翰·尼罗素、巴林集团财务主任托尼·霍斯、证券股票交易的总负责人理查德，卡茨，以及巴林集团财务总监利兹·希尔。备忘录内容如下：“一九九四年九月六日，出于对在大贩证券交易所（OsE）市场上收支差已逾总资产（一亿一千七百万英镑）百分之二十五这件事实的尊重，我们决定打破原来内部规定的一亿英镑的限制，而将最高限额提高到一亿二千七百万英镑。随后，我给英格兰银行的·克里斯托弗·汤普森打了电话，向他报告了我们提高限额的事，同时向他询问我们在OSE市场上的收支差在整个日本市场上所处的位置。在五月举行的最后一次监察会议上，汤普森说他已对其‘决策单位’有了一些看法，他要给我们写信，与我们就此话题作详细的探讨……”克里斯托弗·汤普森是主管商业银行（如巴林银行）监察的高级官员。他告诉麦克林说，有些东西可能会“埋没在成堆的文件之中了”。麦克林后来说，汤普森曾表示：“他对已林银行向他报告这一情况感到高兴，同时也同意）我们在某些时候可以让流向海外的资金超过巴林银行资金储备的百分之二十五。” 英格兰银行的这次默许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而该银行内部规定的经理工作守则却要求，在同意某银行提出的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资金投入海外市场的要求之前，必须要请示有关部门的最高负责人。按照这条规定，巴林银行的要求必须要告知卡罗·沙金特——“英国大银行监查部”主任。克里斯托弗应该把巴林银行的情况向她汇报，但是她对此却一无所知。 “我倒宁愿对此事有个详细的了解。”沙金特后来说。 在英格兰银行里工作，和我在新加坡的情形是迥然不同的。在他们那些高大宽敞有穹庐式框顶的办公室里，那才真跟彼得·巴林说的一样，“在证券交易这一行中，赚取利润并非极难之事。”或者跟克里斯托弗·汤普森道歉时说的一样，某些东西会“埋没在成堆的文件之中了”。但是，英格兰银行给巴林银行的非法的允诺没有任何形成文字的证明材料——也许，这又该算我的问题。母亲一直教导我认真工作，理清问题。 和当年我在雅加达为巴林银行清理那价值达一亿英镑的票证时一样，我在努力弥补这不断增加的损失时，我仍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也许，我该跑到西蒙·琼斯的办公室去，抱歉地说声那些损失都“被埋在成堆的文件之中了，现在去玩高尔夫球如何？” 我站在莲蓬头下，想淋走昨晚一夜未眠所带来的疲备。昨天晚上，我一直是半梦半醒，像网中的鱼一样不断地翻身，但就是睡不着。六点三十分我终于忍不住爬起床。梦中的丽莎那么安详而美丽。她几乎是无忧无虑的。我一直很小心地不去破坏她的这种心情。我的体重和频频咬指甲的坏毛病或许令她有些担心，但除此之外，她认为我们生活得十分平静而幸福。回到家，我便可以将工作完全抛开。她有很多新花样，而且总是精力充沛、心情愉快。她对生活充满了热爱。跟她在一起，不受她的感染是不可能的。只有晚上她已睡着而我还醒着的时候，那些数字才会来侵扰我。于是，我便尽快使自己入睡，将它们忘却一两个小时。早上冲澡也是难得的一段不受任何人任何事打扰的时间。 我听到电话铃响，便赶快从浴室里跑出来。该死！可能是罗恩或者玛丽或者迈克·吉利安，或者其他任何人。我眨眨眼睛，将眼睛中的水弄出来，伸手去拿手中。 “现在是七点四十分。我是丹尼，是你来接我还是怎么着？” “哦，对不起，‘气泡’，我马上就来。” 我在浴室里已经待了大半个小时了。我飞快地把身上的水擦掉，穿上一件衬衣。衣服马上就粘在我身上了，因为我没有将身上完全擦干。那又怎么样？交易大厅里那么闷热，到吃午饭时，我又会全身湿透的。我系上领带，颇有几分满意地。这条领带是我赚进第一个一百万英镑时，大阪交易所的小伙子们送给我的。它的颜色是那种非常难看的红色，一定与我的黄衬衫极不协调。其实，它跟所有的衬衫、还有每套西装和多数的壁纸都是极为冲突的。谢天谢地，我不必看着它。那些新加坡人又有活可说了。我找不着袖扣，所以干脆把袖子挽了起来。丽莎还在睡。我吻了吻她的眼睛，开车出去接丹尼。 “‘气泡’，你怎么看起来跟个窝囊废似的？”我愉快地跟他打招呼。我自己对当窝囊废的感觉颇知一二；在市场面前，我就很有这种感觉。 “昨晚好吗？” “四点才睡，”他坐进车座时说，“天知道是不是值得。” “我们大晚了，喝不成咖啡了。” “我真想去注射咖啡因，”他说，指了指他的颈静脉，“在这儿来一滴，感觉马上就好了。” 我们将车子驶进海洋大厦停车常 “那边有个车位，”他说，“但是你无法肯定把车开到那儿去，让我来停车吧。你会把保险杆撞凹进去的。” “把保险杆撞凹进去总比根本没车好。”我拐了个急转弯，又来了个紧急刹车。 ““混蛋！”丹尼叫道——他坐立不住，脑袋往前窜了一下。 “那不过销帐而已。这事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只是它正好落在了我的头上——而那又偏巧是他的法拉利。” 我锁好车门，想着“销帐”这个词。我要是告诉丹尼我所做的销帐的话，那么他就会知道马克的法拉利只不过是区区小事而已。我们匆匆走进海外联合银行（OUB）。在sIMEX的人口处我们碰上了许多交易员。他们正利用真正开始锻炼肺部前的时间吸最后一口香烟。这是一个混杂的人群。人们肯定想不到，他们属于世界上脑子最灵、报酬最高的那一部分人。 他们看起来是那么萎靡不振，潦倒得像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似的，哈利·雷姆普（“气泡”称之为“第一大洲交易所的大卫·摩斯欧”）穿着一条极寒酸的裤子，衬衫与领带上也斑斑点点。他要是这副打扮去餐馆的话，很可能会被拒之门外的。另外还有从我们这儿经过的一位交易员，将一张十美元的钞票塞进了他马上就要扔掉的咖啡杯里。 “谢谢你，”哈利喊道，“我喜欢那样。” “要养活妻子和家人。”一位OUB交易员说。 “还有情妇。” “还要找男孩。” “谁说的？”哈利叫道，“嗨，尼克！领带真不错！”他问：“哪儿买的？” “要花你十几美元呢！”我告诉他。 “好埃我总会拿到奖金的。” “那是哈利的梦想。” 我们陆陆续续走进SIMEX市常我们的年薪都在二十万英镑左右。我们比世界许多人梦想的还要富裕。我们又开始了买进卖出数字的新的一天。我们就像在超级市场购物，或者像全年都在看守一个仓库的管理员一样，在那儿买卖数字。 买卖那些抽象的数字是我们的工作。那些数字非常庞大，却并不真实。但是，他们代表的那些价格变化起来却速度惊人。 这就好比现在你在超级市场里，推着小车，准备购物。在拿牛奶时，你突然想起该买半脱脂牛奶。可是，正在拿半脱脂牛奶的那一瞬间，你却发觉其价格已由每品脱三十便士涨到了六十便士，你只好转回来买全脂牛奶。但是，要是你事先没想到会这样或者神经衰弱的话，你肯定会感到心惊肉跳。而且，这时候，你要是放眼望去，发现货架上所有货品的价格已经上涨许多的话，你就更是进退两难了——无法判断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等了。如果这时你听到有人说某种商品的价格突然降低不少，你就会又喊又叫地叫别人让路。你好从一个货架边冲到另一货架边。然后，你又尽力推着车返回刚才的位置，因为又有人说薄荷酱也很便宜。那么最后来收款处时，你肯定会觉得心力交瘁。那种“来得极不是时候”的感觉也会从心底里升起来。 sIMEX的交易大厅里，人渐渐多了起来，交易员们穿着颜色各异的夹克三五成群地站在里面。其中的新加坡人大多穿红色——那是他们认为的吉祥颜色，但杜里特和东京人却穿着绿色的夹克——他们正在争论着，好像是出了什么差错。 看来，我遇到的那些事也会落到别人身上。他们也有麻烦。 空调器里吹来的风让巴林银行工作间里的那面小小英国国旗微微飘动着。一般情况下，到了下午它就会静静的了，因为那时候，空调器就被关上了。我朝我的工作人员们笑了笑。 卡罗、力塞尔还有艾力克都在等我。我又跟交易场地另一边的马上兰和“侗挥了挥手——他们好像在谈足球，因为“侗摸拟了一个踢任意球的动作。咦，怎么没看见乔治？ “乔治呢？”我朝他们嚷道。 力塞尔和艾力克都等着卡罗来回答。 “乔治打过电话来说他要迟到半小时，”这也太过份了。这家伙已经开始无法无天了。 “那，现在有没有接到委托？” “有一个。”力塞尔说，“就由你和卡罗负责。一次别买大多，慢慢来，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走过交易大厅，来到日本政府债券（JGs）交易场地，随着时钟敲响八点，大家都深深吸了一口气。一两秒钟后，嘈杂的谈话声猛地变成了震耳欲聋的轰鸣。这是一天中我最喜欢的时刻。市场由此开盘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那也是危机四伏的。我只要走上前，挥一挥手，就可以买进或卖出价值百万的东西。但它又仅仅是“东西”，它不是牛奶不是面包，不是万一有一天世界未日来临时人们能用的东西。我买卖的“东西”叫JGB，或者叫期货或期权。但是人们并不在意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不过是一些买来卖去的数字。这就像在做乙醚交易。市场情况是无法预测的，每三秒钟就会变化一次。但是，开盘时尤为变幻莫测，因为许多委托都必须在开盘后不久完成，这就使指数的变化幅度难以预料。 在我们加大交易量时，市场都会出现一阵骚动。然后，我们继续买进卖出。 我走到摩根斯坦利银行的办公处，和康妮攀谈起来。康妮曾在巴林银行工作过。我也曾竭力挽留她。但是摩根斯坦利银行愿意给她高薪，而西蒙·琼斯却不愿为她花那么多钱。她工作十分出色。如果她留下来，一定已为巴林银行赚下大笔利润了——而且绝不会出错。我的生活也会大不一样。如果她留下来，我绝不会掩瞒那些损失的。我还没开口，康妮便主动拿出一条水果香锭来。在sIMEX，我的爱吃糖是有名的。大家还都知道，如果手边没糖，我会去吃那些纸做的交易卡交易单。今年，我对糖果的嗜爱更是有增无减。我每天早上都寄出一份糖果的订货单。我一天吃下的糖果大约有十磅——跟一块石头差不多重了。也难怪我会日渐发福。丽莎为我那臃肿的腹部伤透了脑筋。在交易大厅里，我显得镇定自如，但是，我觉得对糖的嗜好会影响我在人们眼中的形象。不过，吃糖也有一点好处：它让我不再去咬指甲。我极不喜欢我的指甲的样子，由于我长期咬它们，指头都已经变红了。手指头上的肉就那么暴露在空气中，很不舒服。我的指头变得圆圆的，就像被截肢的人身上剩下的残肢一样。 我返回巴林银行做期货交易的地方，打开布隆伯格（用电脑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的网路）终端，想看一看足球赛结果。我知道，很多人把赌注押在西哈姆·阿森纳队的胜利上。市场的事可以等一等再说。我看到比赛结果了：阿森纳队以二比零取胜。李和切斯要难受一阵子了。我支持的是曼彻斯特城市队。 该队算得上常败将军，但总得有人支持他们吧。我返回布隆伯格市场索引，开始看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数的情况。我将内部对讲机接到大贩，马上就听到了米欧和本杰明闲谈的声音。我找到了弗南多。 “你过得怎么样？” “还好。”对讲机里传来他的美国口音，“只是现金有点困难。” “我们过一会儿再谈。” 我转过身，对乔怒目而视。这个美国佬总是偷听我的电话，然后把我的话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东京的麦里尔·林克。我决定到JGB交易场地那边去工作。我已经不做套做交易了——至少是在目前。我想为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头寸做点什么。这一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我知道年终的审计会比月底审计严格得多，至少不会比月底审计松，我必须处理好八八八八八帐户——要么做交易补偿其中的损失，要么继续隐瞒下去。 我又从人群中挤回JGB交易场地，戴上耳机后，我拨通力塞尔的电话。 “嗨，是我。我在JGB交易场地。三月份的期货合同怎么样了？” “我们以二百五十的价格要求买进一百份；现在市场上有二十五份，报价二百六十。” “有人在做吗？”。 “摩根斯坦利银行整个上午都在吃进，不过也就那几份。” “好的，我等一会儿再跟你谈。”我挂断电话。 我看着面前JGB交易场地里那些颜色模糊的夹克，那些挥舞着的手臂。他们跟一群鱼似的——都想安全地待在群体里，不做鲨鱼的口中食；又都想最先捕到食物。我们都是一样的生物，可又彼此残杀，想掐断对方的咽喉。而现在，我就已经游离于群体之外了。我开始感到恐慌了。 他们称之为“球在口中”。我投入市场的资金太多，我必须再将它们抽出来，多数交易员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头寸，因为他们可用的资金限额很低，他们不可能投入大多资金，即使他们能够做到，他们也不可能导致八千万英镑的损失。“球在口中”常常指三百万或者至多五百万的头寸的情况。但是，我的损失额跟这个标准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不想跟鱼儿吃珊瑚似地，在市场上为一点小利进进出出。我需要一个大的变动。我能赚回大额利润的唯一机会是市场上扬。这样，我的“球”才会从市场的“口中”奇迹般地飞出来。否则，市场的铁嘴钢牙就要合拢了。 市场开盘十分钟后，开始从狂乱中慢慢平稳下来。如果摩根斯坦利银行还在大规模吃进的话，那要么是因为他们认为行情看涨而买进；要么是他们曾以更高价卖出，现在买回来以便抽出头寸；从面获得收益净额。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卖出的价格较低，现在想挽回一点损失。但是，必须保证市场上扬一定幅度或者短时期内不发生大变化。我有两种选择：我可以乘市场稳定时卖出，等摩根斯坦利银行停止买进、市场下滑时再买回；或者和摩根斯坦利银行一并购买，将市场价格推得更高。摩根斯坦利银行看到我在买进，他们也会采取相同态度的。当然我也不排斥他们在市场坚稳后马上抛出而使我被套牢的可能。如果他们采取这种行动，那么市场必然下滑，我的“球”就会被咬得更紧。 “卡罗，给我接大阪市常” 我还没决定采取哪种方案。这时，她说：“还是一百份以二百五十投标；二百五十份以二百四十投标。” “它们上面的标价是多少？” “等一下。是六十份标价二百七十；一百份标价二百八十。 萤幕上的数字很混杂。” 我将一颗酒心糖果吞了下去。在糖果滑进喉咙的时候，我还在犹豫不决。我的脑子终于变得清醒起来。我必须从市场上捞回一大笔钱。 “给我向市场出下面的报价！”我大声喊道，忘了自己是在打电话。“二百份标价二百五十，一百份标价二百四十；二百份标价二百三十，三百份标价二百；五百份标价二百一十，五百份标价二百。就这样。” 卡罗将报价迅速重复了一遍，同时让迈克将它们打上大贩市场的显示萤幕。这又是一场赌注惊人的赌博。毫无疑问。 我就要改变市场价格，给很多人来个攻其不备了。这一次交易总数是一千八百份大限期货合同和三千六百份sIMEX期货合同（sIMEX合同的面值为大阪合同的一半）。我初到sIMEX市场时，一个交易日做成的交易不过五千份合同。现在，其交易额已达二万份，所以这一次报价的交易就占了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在sIMEX，有数百名交易员在忙忙碌碌，而我一个人一下子就做了近五分之一为交易。我甚至没有想过玛丽·华尔兹为什么没有问我的交易额是否已超出一天之内的限额。如果她曾想过这个问题的话，她肯定会明白：我不会为了套做而在SIMEX卖出又在大阪买回那么个数字的，但是，她什么也没对我说过，看来也没有告诉罗恩·贝克尔我已完全不受控制的事情。 我没敢去想这次交易可能会引起多大损失。现在，我又开始多头，而头寸是如此巨大。我怀疑自己能否再将它们都收回来。我是豁出去了，我已失去分析市场走向的自由——我把自己关进了陷井，只能指望市场朝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了。如果我的购买行为不能将市场价格推到一定的高度的话，我将无法使购进的东西重新变为钱，也无法补偿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了。一切都将不堪设想。如果市场下跌，那么我便彻底失去了补偿损失的机会，也无法在SIMEX或大皈市场上将手中的合同抛出了。我深深地陷在这个陷井中了。只有市场上扬才能解救我。 我这才意识到卡罗早已放下电话。我把话筒放回去，开始看市场对我的行动的反应。所有的价格都开始变化了，黄色的数字闪烁起来。这就像看一种病毒的蔓延。刚才还好好的价格忽然全都受到“感染”而急剧变化起来。市场上可能不会再有那些价格了——但又可能马上就闪回原来的数字。我打开一条水果香锭，开始吃起来。黄的、紫的、绿的、黄的、黑的（我最喜欢的）、紫的。 “六十秒钟。”我身后有人说话，是丹尼。“尽管没有达到你希望的水准，但也上升了不少。” “一边去吧你。”我挥手将他赶开，又打开一条水果香锭。 市场变动了。先是上涨了五十点，接着又是一百点。到一万九千三百五十时，停住了。布隆伯格终端上不断重复着一万九千三百五十。 “来呀！”我说，“再上升一点。” 我拿起电话，拨了八○八——那是巴林期货在sIMEX的号码。 “力塞尔，”我说，“是我。告诉我市场价格的情况及成交规模。” “二十份标价三百五十，二百份标价三百六十，三百份四百五十，二百份三百四十，一百五十份三百三十，三百份三百二十。” 这个不祥之兆。看来，我们遇到了阻力。我一点都不喜欢看到这样情况。 “好吧，就这样吧。” 我从萤幕上找到了我关心的那一栏。我决心卖出一些。我得小心行事。看来，一万九千三百五十点是很难突破的。我决定小心卖出，每次卖一点。 我按了电话上的按钮，力塞尔能听到我的声音了。 “力塞尔，你给我在三百五十点卖出一百份吧。” 这比二十份多点。天知道我还有多少份类似的合同。这条报价给大阪方面后，他们延误了很长时间才把它打上萤幕。 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大家都看出我的用心了。 “有人愿意买吗？”我问。 “很抱歉，尼克。还没有。” 这时，我听到迈克的声音从电话里传过来。“有个五十份的报价——它正好在你们前几秒钟出来——将你的那条挤出萤幕。现在有一百五十份报价三百四十。他们把你的吃掉了。” “没关系。”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紧张。胃却越来越痛。“我马上就回来。” 我轻轻放下电话，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的焦虑来。我还微微笑着，看起来很高兴似地。我又拿起一条水果香锭，将它折成两半。我等不及，没时间去把那银色的包装纸撕掉了。 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被迫做成交易的经历了。总是有人赶在我们前面，结果我们便失去了在某一价位时做成交易的机会。为此，我们大倒其霉，深受其害。上次我大阪时，大家还开玩笑，说有人窃听了我们的电话。现在看来，那不仅仅是玩笑了。大阪方面那些人还真是对了，我也开始相信他们的话。 切斯走过来，跌坐到一把椅子上。他把脑袋搁在桌上，语无伦次他说着他押在阿森纳队头上的钱输掉了的事。上帝！那正是我的感觉！我真想低下头，放弃这一切。我真想走到交易场地的中央；然后四仰八叉地躺在那儿，直到有人来把我送到游泳池边的椅子上去，外加一杯冰啤酒，还要有一个汉堡。我为什么要让自己看起来那么强大呢？我正想给切斯说话时，萤幕上的字又开始跳动了。我操！开始下跌了。三百二十闪烁起来。我抓起电话，拨了八○八。 “夏娃吗？我找卡罗说话。”以后我会向她道歉的，“市场如何？” “一百份报价三百一十，二百份报价三百二十。”她说。 “我的天啦！”我用左手压住鼻梁，以防急火攻心，引起血液大量涌入头部。“竞价是多少？” “三百点四百份。” “好吧，那就在三百点卖出五百份。行动快点！” 我等了又等。 “尼克，现在没有任何交易。” 我看见萤幕上的价格跌至二百九十了。快点！快点卖出呀！有一种声音在我的脑袋里呼喊。 “一笔交易都没有做成。”卡罗从日本那边回话了，“有人赶在你前面。现在整个市场上都是比你出价高的标价，一共是一千份，报价为三百。最后的一笔交易是二百七十的。现在的成交额极低。” 我闭上眼睛，看到自己眼皮上直冒金星。 “好吧。”这回，我无法掩饰自己的紧张了。我的勇气和决心全没了。 “尼克，我很抱歉。” 我摔下电话。我不在乎别人看见我这副样子——别人都可以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这么一次呢？我又回头盯着萤幕，开始耐心地等待。切斯懒洋洋地趴在桌上。我有两种想法，我可以和切斯一样，将头搁到桌上去，但我怀疑自己是否再能将它抬起来，我也可以站起来，抬起右手，在他露出来的脖颈上砍一下。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传来了我极不愿听到的消息。 “尼克，你已在二百五十点买进二百份；在二百四十点买进一百份；在二百三十点买进二百份；在二百二十点买进三百份。” “好的。”我说，心里有如打翻了五味瓶。 我又开始等第二个电话。这次的消息是最坏的。它是力塞尔打来的。 “尼克，你已在二百一十点买进五百份，在二百点买进五百份。” “市场现在如何？”我好不容易才积攒了足够的力气将这句话说出来。 “一万九千一百九十，看来非常疲软。大贩方面刚才打了电话来，问这边的情况。” “告诉他们一切正常。”我给自己打气，“让他们做好买进更多合同的准备。” 我咬着下嘴唇，开始计算我的头寸。我又从大阪市场上买进了一千八百份合同（相当于从SIMEX买进三千六百份），平均价格为一万九千二百二十。但市场已跌破一万九千一百九十，而且显得非常疲软。这太荒唐，太奇怪了。也许用“悲惨”更能表达我当时的感情。但是那个词又太陈腐了。很明显，我是有点精神恍惚，糊里糊涂了。更确切地说，我是两眼一抹黑，不知何去何从了。 如果市场继续下去的话，很快就会跌到一万九千点。到那时，又会引起一阵对我的期权的“狂轰乱炸”——每个人都会拼命抛出，而我必须接受他们抛出的合同。这些期权合同就会在期货合同引起的亏损上雪上加霜。我很理智，知道这时我应该卖出。最好是将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期货全部卖出。但这意味着我束手就擒，被解出交易大厅，押上囚车，然后被关进监狱。我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做着巨额的交易，而且，造成的损失已高达一亿英镑了！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在犯罪，但是我很清楚：我已赔进的钱可以铸成一座金山了。我不能卖出。我只能设法让疲软的市场重新坚稳起来。我的头寸是如此巨大，而且在不断增加，这使得整个市场都视我如“晴雨表”了。我必须扭转乾坤。但是，形势却非常不利，到现在为止，我还可以将八八八八八帐户中所有的期货卖出，变为空头。但我又怀疑能否完全将它们卖出。我是多头，而且必须硬着头皮坚持下去。 吃午饭的时间快到了。我决定任由市场发展，在下午上班前不再管它。这一上午，我的损失已经太惨重了。 “丹尼！”我朝着他喊道，“去‘东方’吃早饭怎么样？” 我们还没吃过任何西。我们总是将十点钟后的小段休息时间叫“早饭时间”，尽管大阪那边已经该吃午饭了。一我们走出了交易大厅，步入巴特利路。天真热。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又热又干，喉咙像刚抽过烟一样难受，丹尼截了辆出租汽车，将我们送到“东方”。一路上我们对工作和市场都只字未提。我们都睡过去了。有人将我们带进“东方”豪华安静带有空调的餐厅。侍者穿着洁白挺直的制服走过来取我们的点菜单。不知何处的音响里传出轻柔得不易察党的音乐。交易大厅里那喧闹的噪音终于从我脑子里退去了。我们吃了一份纯英国式的早餐：熏肉、鸡蛋、土司、柑橘酱。我离沃特福何止百里之遥！但是，早餐却总让我想起家乡——这在其他用餐时间是不可能的。起身付帐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还穿着那可笑的条纹夹克。其他客人都穿着体面的灰色西装。我一定非常刺眼。 “咳，气泡！你怎么没提醒我？”我抱怨道。 “我以为你知道呢！”丹尼说，“人们都知道他自己穿的是夹克还是长裤的嘛！不过，这身夹克倒是把你那条难看的领带盖住了。” 外面已经下起雨来了。我们只好和其他客人站在一起等计程车。返回sIMEX，正是刚刚重新开盘的时候。我们搭乘电梯到了三楼。我感觉噪音比上午更大了。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和丹尼分开后，我冲到离我最近的萤幕边。 市场又下跌了一百九十点。我几乎晕了过去。现在到了一万九千点了。我的期权都要扔给我了，上千买进的期货已经亏了一大笔了——三百万，而且还在上升。我两眼发黑，跌跌撞撞地走到日经交易场地上的办公桌边，我紧张地问：“到底怎么回事？” “那些新加坡人想把我们挤出去。大皈方面还没有重新开盘，这边的压力太大了。他们知道市场上有人是多头。” 我也知道这个。 我离开日经交易场地，挤过去打“侗和“间谍”。大阪十分钟后就要开盘了。我看着远处的力塞尔，打手势让她告诉我大阪市场情况。 “开盘时有二百人卖出。”她用手势回答我，“不太低。” 周围的人都像中了邪似地，在拼命抽回头寸，我听到的声音都在喊“卖出！”“卖出！”，看到的手都在空中不断地挥舞。每个人都知道我为多头，都希望我也卖出。那些新加坡人都很怕我；他们正努力卖出，可是我一个人就足以扭转市场走势，将价格推回到较高的水准。他们每日的交易额都限制得很低。一旦我将市场价格扳回，他们便不得不减少头寸，并承受一定的损失。他们也会进退两难，因为如果他们在大阪有交易的话，一旦大贩市场也掀起抛售狂潮，那就会让许多人（包括我自己）的资金化为乌有，我静静地站在那儿，看那些红夹克狂呼乱叫，脑子里却万马奔腾一般，闪出许许多多的想法来。我最关注的就是一万九千点！如果价格在跌破一万九千点后继续下跌的话，那么我卖出股票出售期权的头寸就会奇迹般地毫发无损，而期货的收支差就会至少增加一倍了。我就知道，那一定是非常可怕的——就像飞机坠毁一样。 我找到“侗，告诉他在一万九千点时买进，脸上装出一个自信的笑来。没必要压低嗓音，我几乎没听见自己的喊声。 “多少？”他对着我的耳杂喊了一声。 “你爱买多少就买多少，肥仔！” “侗行动起来了。 他做了个深呼吸，像帕瓦洛帝一样挺起胸，然后朝交易大厅吼道：“一万九千点，买进二百份！”他张开双臂，招呼想要卖出的交易员。他们都朝他围了过来。我看得一清二楚。 我远远地朝那些新加坡籍的交易员和日本交易所看去，我一眼就能看穿他们。 “买了二百份。” “侗朝我喊道。 “我已买了三百份。”我还和诺穆拉就另一笔买卖达成了协议。我发现诺穆拉的交易员已跑回去请示去了。在他们商议的时候，我悄悄地数着数。诺穆拉花费的时间越多，市场情况便越对我们有利。他颠颠地回来了，看了看我，报出了另外一个五十份，我把它们抢购下来。“侗朝交易场地边上看了看，发现萤幕上的价格变成了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五。 “把那个价格删除！”他叫道，“我们的标价是一万九千！” 萤幕上的数字果然消失了。不过，重新出现的并非一万九千，而是一万九千零五十。诺穆拉停止了抛售。我看着那个交易员，太好了！他在一万九千零五十点时买进了五十份。他在擦屁股了。我又看看那些新加坡人。他们紧张起来了。所有的交易员成夭都是紫张兮兮的，叫人分不清他的紧张出于哪种原因，也分不清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但是这回，我却很清楚他们紧张的缘由——他们都想避免从我这儿买进。他们在寻找其他的卖方。 我附在“侗的耳杂上，如此这般地交待了几句。“侗又开始付诸行动了。“一万九千零六十点，五百份！”他喊道，声音里仿佛全是怒火。交易员们在尽力驱动市场变化时，都是这样的。 市场终于开始上扬了。回到一万九千一百点了。这时，大阪市场也重新开盘了，喧闹声又大了起来。这是充满了痛苦和困惑的声音。大皈开盘一万九千二百点，和上午收盘时的水准持平。那些新加坡人简直疯了——他们拼命卖出，好不容易将价格降到了一万九千点，而现在，又要争着保住头寸。他们开始买进了。有位新加坡人恳求我，让我在一万九千一百五十点时卖出。他给我打手势，双臂张着手，拿交易卡，动作像一种扭劣的求偶舞蹈似的。看那样子，如果我不卖给他，他就会疯掉。 他会走到交易场地的正中间，横剑自杀的——他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我微笑着，欣赏他那夸张的表演，让这家伙痛苦一会儿吧。我又开始等待了。我知道他其实并不在乎，他的财富并不会因此而受丝毫影响。这时，价格上扬到了一万九千二百点。我在这时才把合同卖给了他。他的眼睛都没眨一下，就下找去一位卖主去了。这真有趣。价格又上扬了，到了一万九千二百五十点。 “我买了多少？”我大声问“侗。 “五百！”他回答道。 “把它们悄悄卖出去！” “侗将二百份按一万九千二百五十的价格卖给了新加坡交易员，然后又卖了四个五十份。我按一万九千二百五十的价格卖出了二百份。之后，我又以一万九千二百五十的价格将五十份卖给了一个打量我许久的新加坡人。最后，把剩余的部份按一万九千二百卖给了摩根斯坦利银行。“侗和我都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现在的情况如何？” “还有一百份为多头。” 我感到志得意满。价格停在一万九千二百点上。我们耐心等着。实际上，价格已经稳定下来了。随着大阪市场的攀升，这边的价格也逐步回升了。当然，这比我们上午买进时的价格要低，但是，今天下午，我们丝毫没有退却。实际上，我们已狠赚了一笔。“了”是欣喜若狂了。他将最后的一百份以一万九千二百八十的价格卖出后，我们离开交易场地，来到工作间。 马士兰在那儿，他来看我们要不要什么东西。 返回工作时间，我满脸笑容。力塞尔正在给大阪打电话。 市场仍在回稳。我可能已经挽回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了。 今晚，那些起新加坡人肯定会谈起我的。 “你看见没有？他在一万九千点买进了那么多！哇！” “我再也不跟他做交易了。真倒霉！我老是赔钱。” 他们肯定会喝啤酒、吃鸡肉炒饭，敲筷子的。但是，他们要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的话，夹在筷子上的米饭会在半空掉下去的。 力塞尔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说道： “马上要收盘了，还有什么事要做吗？” “有。我们还要给今天上午买进的三千六百份合同做一个交叉交易。你和马上兰去做，好吗？价格稍高就行。” 这也是未经允许的。这意味着我将从大阪市场上买进的三千六百份合同拿到sIMEX市场上，卖给我自己。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就像是做交易似的。其实，我买进这些合同的平均价格是一万九千二百点，而市场收盘价是一万九千一百五十点。我的损失并不算大。我是为八八八八八帐户而买下那些合同的。我必须将它们全部卖出。但幸运的是，现在，市场价格已超过一万九千二百了。否则，我不可能有能力在今天的这个时候将这个大数目搬动的。在SIMEX，三千六百份合同无异于一个重型炸弹；即使是在大阪，它也足以改变整个市场的走势。一般情况下，我并不在意是在买进还是在卖出——如果是空头，那么市场价格下跌，你就照赚不误。但是，八八八八八帐户捆住了我的手脚。对我而言，买进自然比卖出要容易一些，因为这样可以支持市场，使其价格上升，也就延迟了结算我在期权交易中的损失的时间了。我只好把损失记人八八八八八帐户，继续维持一个虚假繁荣的局面。 透过假装以稍高于进价的价格卖出三千六百份合同，我还可以蒙蔽巴林银行内部的风险监察人员。这些人在检查交易情况方面非常疏忽大意——他们只看底线所谓的亏损或盈利的数额，再挑出那些不同寻常的亏损或盈利记录。我做的交易尽管数额巨大，价格也千差万别，但是，只要底线结果在正常的盈利或亏损范围之内，他们就会将它忽略过去，转头去看别的东西去的。最关键的是，那些交易记录都必须保存在新加坡，这样便于藏匿，我不可能把它们藏在大阪，只有将它们都记录在我自己的帐簿上，我才能随时对它们进行适当的处理。 市场收盘了，喧闹声也消逝了。留在交易场地里的，只有废纸和糖果的包装纸。人们离开时，和他们到来时一样迅速。 他们将夹克脱下来，搭在椅背上。大厅全都空了。我想像着他们的去向：咖啡馆、酒吧、妓院、中国餐馆。他们去喝酒、吃饺子、吃鸡肉炒饭，然后又开始新的一天。他们都在赚钱。他们大多代理客户做生意，抽取一定佣金，所以，不管在交易大厅里他们显得多么紧张，但实际上，无论哪种市场，他们都是不受丝毫影响的。他们需要的只是采取行动，但他们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少数几个人可能负责一定的头寸，但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球赛而已。但是，大多数都只是抽取佣金，然后在晚上痛痛快快地花掉。 罗伯大声说我们都去费欧雷餐馆吃饭去。我去不去呢？我跟他们一块去了。二十分钟后，我包了些咖啡，回到了办公室。 这是今天清算工作的开始。 我返回办公室时已是下午四点。那些女职员们都在，她们像往常一样显得彬彬有礼，面带微笑。与需要我花好几分钟时间调节自己嗓门的交易大厅相比，这儿显得格外的安静，我已习惯于大声叫喊以让对方听见了。我创览了一遍留言单，首先给史蒂弗回电话，这是最易做到的。许多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练习拳击以发泄自己好斗的本性，当晚他又要我去约他。 “你能去吗？” “能，我六点下班。” “再见。” 我又看了一下留言单，然后给伦敦的玛丽·华尔兹回电话。 “情况怎么样？” “还好，你们还需要资金吗？” “我们会透过传真告诉你们的。哎，这日子可真够忙的，好在佣金还高，机会也不错。” “弗南多也这么对我说。”她说。玛丽总给人一种她清楚别人在做什么的印象。她不是那种无聊的、那种总是要求人工作，眼睛总盯着萤幕然后重复交易程序的女人。我喜欢这一点，只是她有时不明白自己在谈些什么；“以后再给你打电话，”我说，“我现在还得去SIMEX那儿瞧瞧。” “好的，尼克，再见。？ 我并没有去SIMEX见任何人，也不想去那儿，而是乘电梯上到二十四楼去见西蒙·琼斯。当我步行去见他时，感到胃部一阵发紧，走出电梯后，我使劲吞了一口口水，接着我首先经过墙上的那块大型金色饰板，上面镶嵌有巴林证券字样，然后通过“女王为专家颁奖”系列图，最后来到办公室门前，用磁卡在保险孔上一划，门就开了，我走了进去。清算部是一个到处都堆有纸片的封闭式房间。那些纸堆似乎从来没有变大，也没有减小，甚至没有被人移动过。也许它们一直就堆在那儿，从巴林搬进来之前就堆在那儿。它们也许属于从前的主人，与巴林毫无关系。不管怎样，我明白只要自己负责这个清算部——股本清算部——那么它就应该像自己楼下的清算部一样，应无一丝差错。我不喜欢东西堆得乱糟糟的。 “詹姆士在吗？”我问詹姆士·巴克斯的秘书。 “他去曼谷了，今天晚上回来。”她回眸盯着我说。 我用微笑向她以示谢意。她的话虽然只有五个音节，却算得上一次会话了。我们立刻成了好朋友。我以后还会送她一些巧克力表示感谢。假如我整天在西蒙·琼斯身边工作的话，我想自己会这样做的。 “西蒙，”我走进他的办公室，“需要我做点什么吗？” “不，我们这儿很好，”他说，“今天情况不错吧？” “还可以，今天下午赚了一笔。” “想就足球赛打一下赌吗？” “现在没有时间。切斯在西汉姆亏了一大笔。” “哼！”西蒙高兴地一哼鼻子，“明天见。” 我逃出他的办公室，乘电梯直接下到第十四楼。刚才与西蒙进行的虽是一场普通对话，但我像是漂浮在正变得巨大亏损的浪尖之上与他话足球。 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我又整理了一遍留言单，然后抽出最底下的一张。那是一份报导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数的《日本经济新闻报》。从中我挑选出下面几种指数：布隆伯格、纽约道琼、弗南多和鲁特斯，然后迅速给它们负责处回了电话。他们都询问我对市场行情的看法，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已经大量地买进了。 “你买进的头寸已经够大的了。”负责纽约道琼营业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我们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说，“但不清楚那帮客户们的动向如何。” 完成这番无意义的评论之后，我便挂断了电话。现在我有点儿担心他们开始注意到买进的数目大小了。 我抬头看萤幕，观察着期权的价格。上面显示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由于我一年以来总在抛售期权，它们的价格已被压得很低了。 期权的价格因素受市场反复无常性变化的影响。如果市场上的买方和卖方都很多，价格变化反复无常，那么期权将变得非常诱人。这是因为人们不愿意透过买进期货来限死自己的资金：他们希望价格的变化大以赚取大量的利润，或者套做有价证券以避免大的风险。因此，市场的变化组成了期权价格的一部份。数学家们依据以往市场的变化性想出了一个估计变化性价值的办法，他们用一个百分数来表示：在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数的市场上，变化性的价值一般高达百分之四十或百分之五十左右，尽管在有些波动性很大的市场上，它的价值高达百分之九十。 一九九三年年底我第一次开始销售期权的时候，市场变化性的价值为百分之四十。那时候我大量地买进期权——主要是从菲利浦·波尼弗伊和乔治·索罗斯那儿购买，这使得市场非常活跃。但是后来，我不得不抛售越来越多的期权，这种做法降低了市场的变化性，因为任何时候只要存在买方，我总是与他成交。不久我便成了市场上主要的卖主，期权也被迫降低到市场的最低记录，当然巴林会认为抛售期权的人还有菲利浦·波尼弗伊，但巴林绝没有想到菲利浦曾经购进期权以新的资金投放市常对我来讲这是个很巧妙的伪装，而我也总是透过说菲利浦如何如何神秘来分散别人对我抛售期权的注意力。但是期权的价格下降得越来越低，我只得抛出更大数量的期权来换取现金以平衡八八八八八帐户。 我又坐回到了办公室的座椅上，感觉到衬衫上的汗已经干了。在刚刚过去的一天里人们简直发疯了：乔治用尽全力一头撞向大厅里的另一位交易员，这是他觉得那家伙骗了他时所能作出的反应。毫无疑问，我们当时都觉得格外紧张。我们费力地挤进交易大厅，将乔治和那个美国人分开，当时，那个老美意识到乔治要用头将他撞碎时，脸上显示出异常惊愕的神情。当我回想起这一幕时，总忍俊不住但我又得再给sIMEX写封信以求得谅解，这一年已经是第三次或是第四次出这种事了。sIMEX总是吓唬要我们停业，但我每次总能设法度过难关。 这时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由于这儿没有第二个人，故电话的铃声在空荡的房间里回荡。我抓起电话。 “这里是巴林。”我说。 “尼克吗？” “是的，你是谁？” “鲁特斯处的亚罗伊·西尔斯，”对方答道，“你想去品尝我们上周谈到的那种啤酒吗？” 我已忘掉了那次闲谈，不过今天是星期四，丽莎要和一些朋友上体操馆，我可以有时间去喝几杯。 “好哇！”我答道，“但我得先去和我的一位交易员谈点事。” “伙计，没关系，带他一块去好了。咱们在船员酒吧见。” “那咱们五点见。” 酒吧设在二楼，整个楼房正好建在新加坡河的上空。这是一家新酒吧，是用涂有清漆的发光硬木建造成的，看上去就像一艘二十年代的远洋货轮。亚罗伊·西尔斯，人们更愿意叫他罗伊，已经先到了。在他身边还有一位也替鲁特斯工作、长相十分呆板的美国人。他们中间已有几瓶杰克丹尼尔斯，看样子今晚不会大有意思。 “来点杰克丹尼尔斯？”罗伊提议道。 “不，我还是喝啤酒，谢谢！” 正说着，乔治到了。我本以为他会一个人来，这样我可以私下对他说几句，然后告别罗伊他们，头脑清醒地回家。但事实上他却带了一大帮人，而且这帮人中的大多数已喝得相当醉了，还想在这儿喝得更醉。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都在我手下干活。 亚罗伊·西尔斯似乎并不介意，他给在座的每一位都要了酒，而乔治这帮人也都在默默地计算自己还能喝多少。就像是在估计市场的底价。这时酒吧里原先那种由光亮红棕木造成的气氛渐渐地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帮趼掮喝酒时所发出的大喊大叫，这种噪音颇类似于SIMEX交易大厅的声音。 啤酒不断地喝，又不断地有人掺，众人的酒杯总是半杯满。我不大喜欢这种喝酒的方式，因为它不让人知道自己已喝了多少。 我们围成一圈，谈论着乔治在大厅里头撞美国人之事。这时我想到自己应该惩戒乔治一下——因为毕竟第二天早上我会挨sIMEX和西蒙·琼斯的责备——不过我内心是同情他的。那个美国佬真不是个东西。我边想边大口地喝着啤酒，感到自己也应该用拳头去揍那家伙的脸，揍他个稀巴烂。我想老乔治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大家。那个美国混蛋，他脸上每天都应该挨上一拳头。就在啤酒四处横流的时候，乔治又开始表演他头撞美国佬的情景——他甚至没有让人作好准备就开始了。 对此我理解地笑了笑。 从我旁边的那群客人中传来欢呼声，只见罗伊从人群中走了出来，走向坐在角落里的吉他手，他从吉他手手中接过吉他。使我惊奇的是，他唱了一曲美妙动听的《坐在港湾旁的码头上》。我放下手中的杯子，观察在他要醉酒的当头是怎么站起来，而且能唱出一首如此美妙的歌曲。他一唱完，四周响起狂热的掌声。之后我们喝得比刚才更凶了。 在我们周围形成了一处无人之境——一条别的酒客不敢近边的壕沟。我们是一大群人，没有人愿意给自己找麻烦。我们互相欢呼、划拳、开玩笑，闹得乱洪洪的一片，而其他酒客站得远远的，看着我们，只能小声抱怨。突然来了一群漂亮的姑娘，她们站在门外透过玻璃门朝里看，不知道是否应该进来。 我们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去。她们全都十八岁左右，像是一群名声远扬的新加坡空姐，据说她们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过来，亲爱的！”我们之中的一位交易员一边向她们喊话，一边在一面镜子面前装着整理自己的头发。 那群姑娘向我们投来鄙夷的目光，然后朝楼下走去。我们回转身又喝了一轮酒。这时候我们发现那群姑娘还没有走，仍透过窗户朝里面看。 “她们到底想干什么？”亚罗伊·西尔斯大声地问我。 “她们似乎在下定决心到底是否应该进来。”我说。 “让我们帮她们一把，玩个裸露游戏，她们就会下定决心了。” “好的。”我说着便放下酒杯。 然后我们俩背对着那群姑娘，同时褪下裤子，一个新加坡印度种的深色屁股和一个英国种的白面粉屁股在她们的眼皮底下暴露无遗。这只是一次嬉耍，一次劣质的裸露游戏，因为我们很快又拉上了裤子。在沃特福这只是一种游戏，透过这个游戏我想让她们之中的聪明人明白我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她们做出的反应只需喊一声“流氓”，然后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这儿不是沃特福而是新加坡，最糟糕的是我们对付的是一群非常自负的新加坡空姐。我们又喝了一会儿酒，这时候那群姑娘们上楼来了。我们正在嬉笑，门突然开了，她们一齐涌了进来，这一次她们由那帮骨瘦如柴的男朋友保驾，来到我们面前大声叫喊。我只好一边阻止乔治用头去撞对方那个领头的，一边竭力使每个人冷静下来，我很高兴地道了歉，但是那帮人并不善罢干休，他们强烈要求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道歉以取得原谅。 当双方的争吵转入白热化而改用语言争吵时，我不再理会了。我独自一人走到柜台旁，观察着紧张的气氛升级，同时嘲笑在裸露游戏这么小的事情上，每个人都想表现出自己是多么的自傲自大，力量是多么的强大，这真是可笑。 “好，就这么说，”这时我听见一位空姐的声音，“我要叫警察。” 这简直是发疯。我们暴露屁股的时间只不过一秒钟，而她们现在想夸大事实。我大步走向人群，同时拿出自己的行动电话。 “给你电话，”我说着将电话递给她，“我受够了这种无聊，现在就请你叫警察。” 那位姑娘吓了跳，刚才的气焰一下子熄了，她回转身下楼，她的同伴也跟随着下了楼，我们又自由了，大伙儿开始嘲笑刚才的情景是多么的荒谬，接着又喝开了酒。门再次突然被打开，这一次走进来一群警察，在他们的后面跟着那群空姐。 警察一进来便想搜我们的身，但我们每个人的火气正旺，都大声替自己争辩。警察抵挡不住了，他们决定离开酒吧并将犯人带走。先前的那位空姐立刻用手指着我和罗伊，尽管我不明白她们是怎么透过屁股就能辨认出我们长相的。我们被揪了出来并被带着向警车走去。刚才在酒吧里有空调我们并不觉得怎么酒醉，现在被警察带出酒吧，一股暖流袭来，我们顿感醉意大增。当警车载着我们来到比其路的中央警察局时，我开始感到害怕。他们搜走了我们所有的随身物件，然后将我们关进一问候审室。一小时后我们又被带回接待室，在那儿我和亚罗伊·西尔斯被铐锁在一起。在被警察把手铐上锁的那一刹那，我的头顿感一阵晕眩，同时意识到今天下午四点自己就会忘了谁是亚罗伊·西尔斯，也会忘了我们曾在一起喝过酒。现在我本应待在家里，一边与丽莎闲聊她的健身操，一边享用着晚餐，而事实是我和罗伊被带进医院进行抽血检查。现在是凌晨一点钟，丽莎一定非常着急。接着我们被命令脱光衣服检查身体上是否有伤痕。我知道验血结果不会有问题，因为自己干过泥匠活，身体非常健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等验血结果达一个小时，之后又被带回警察局。这一次我们分开了，我和一位浑身上下都刺有纹身的矮个子中国入关在一起。这种纹身可以防止警察在他身上找到任何伤痕。牢房里的床是两块厚木板，我只好穿着自己那件漂亮的双袖扣衬衫和“CERRUTRI”牌长裤躺在木板上，竭力使自己入睡。 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醒了，但是没有人来看我们。我着急地在牢房里踱来踱去，我得给丽莎打电话，还得了解一下现在的市场行情。最后警察终于来了。 “你是否能告诉我一下现在的时间？” “十点，” 我返回木板床坐了下来，没法理清自己的思绪。因宿醉我感到身体格外的不适，现在特别想喝水，同时，觉得身上很脏，整张脸就像块橡皮面罩，只需一伸手就能撕下来。最后我的思想集中到了一点上——自己买了三千份期权，急需知道市场现在的行情。今天的市场已开张了三个小时，在这期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想见丽莎的念头现在已不是那么重要了。 下午二点的时候我终于被带出了牢房。警察允许亚罗伊·西尔斯和我在一间很小的白屋里打电话。小白屋的环境令人患偏头痛，我们每人只能打一个电话。罗伊打给她妻子而我没有打给丽莎，因为只有新加坡人才能进行保释。我打电话给自己的办公室，要他们赶紧找到乔治或费，告诉他们尽快到我这儿来一趟。 “日经斯货收盘是多少？”我最后问了一句。 “一万九千二百五十。” 我放下电话。市场又降了一百点，我得设法将今天的损失追回来。三千份合同的日经期货下降了一百点意味着我损失了一百五十万美元，而且我必须将这种亏损头寸维持过整个周末。费来后交了保释金——名义是三千美元——之后我乘费的宾士小汽车离开警察局。在车上我打电话给丽莎。 “你到底上哪儿去了？”她大声叫喊起来，“我给你们办公室打了一整天的电话，而那帮人给你找了一箩筐的藉口。” “我在警察局待了一晚上，”我向她坦白道，“现在我坐在费的车上，五分钟后到家。” “好，我倒要听一听你会有什么解释。” 一到家我就去洗澡，想借此冲洗掉宿醉的不适以及从监牢里带来的肮脏。然后我坐在丽莎身旁，告诉她整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没有提到那场裸露游戏，只说到了双方发生了争执。我不想让她担心，因为不文明的裸露行为在新加坡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但我告诉她四个星期后我还要回警察局。在这段时间里警察和那帮空姐还要进行讨论，还要问她们是否放弃对我们的指控。 四周后的情况并未发生变化。警察又来传讯我们，并说指控并未撤销，于是罗伊和我又得去警察局照相，并留下指纹。 我们又被关进监狱达六个小时，之后我们被带了出来，回到审讯室时我们发现费和罗伊的妻子都在木凳上睡着了。 “怎样才能给我找个律师？”我问费，“我明天就要上法庭了。” “我跟我哥哥说一说，他认识一个律师。”费说。 第二天拂晓时分我就起床了，刚穿好衣服丽莎就醒了。她穿上一件T恤衫立刻过来拥抱我，这时我因害怕离开丽莎而想哭，但我强忍住眼泪。我安慰她说这只不过是走一下过场，马上就会回来。从结婚的那一天起我还没有哭过一回，但现在却因害怕要上法庭而流了泪。 我驱车来到法院，在停车场的一辆汽车里我看见了亚罗伊·西尔斯，他对我几个问题的回答都很简捷。我不知道他在法庭上是否会改变陈述，从而使我多承担一些罪名。虽然不清楚我的律师会是什么样子，但我意识到他会很容易找到我，因为我是在场的唯一的一个欧洲人。我在二十三法庭的门外等候，九点差五分钟时一个小个子男人出现在我身旁，并告诉我他就是我的律师。 我的律师向法庭提出了休庭请求，法官同意休庭，但要求我出示护照。当我说护照得让人去拿时，警察又把我的手拷了起来，并把我锁进一只大铁笼里，然后关进法庭地底下的监牢，这种走过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天我是一个走进地下监牢的人，但不一会儿监牢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到我的护照被送来时，监牢里只有站的地方了。 接下去的八个星期我一直在恐慌的心绪中度过。我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已经开始增加的亏损上面，对市场的反应也变得十分迟钝。我的律师上诉总检察长办公室，请求减少指控，但我们在四星期里未听到任何消息。就在我又一次要出庭的头天晚上，律师打来电话：“我刚刚听说他们要增加对你的指控而不是减免。”杰逊说，“对不文明的裸露行为最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一年！”我怒吼道，“天啦！就因为我酒醉并且玩了一次裸露游戏？这个鬼地方到底怎么啦？” “对不起，但这是本地的法律。” “对不起，”我说，“我不是在诅咒谁。但这也大可笑了吧！ 这完全是对人权的亵渎，不是吗？” “我们明天早上再请求一次暂停。”律师说道。 迄今为止，除了那几位知道此事的交易员外，我将此事隐瞒了办公室里所有的人。但是到了现在，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西蒙·琼斯。 “你得找个好律师，”他听后气愤地说，“谁是你现在的律师？” 本地一位弟兄的朋友。 “让他走，我要让简·伊托基今天就接替此案，”他说，“不过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在此案了结之前你必须待在家里，要是让我再看见你去船员酒吧或是其他一些鬼地方的话，我就不管你的事了。” “我懂。”说完后我便低声下气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又过了几个星期，亚罗伊·西尔斯没有遵守保释规定——他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出庭。法官立即宣布对他执行逮捕。我的朋友们都竭力劝我躲在装运高尔夫球棒的木箱内逃往马来西亚边境，这样便可以返回伦敦。 “听我们的，”他们说，“与其在监狱坐一年牢，还不如逃走呢！” 但我还是留下来了。丽莎回家度一周的假，每天晚上我总一个人好好地待着。几星期后简打电话给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们已减少对你的指控，因此你只需被拘留一个月。但现在我还是不能放松这个案子。” 第二天在SIMEX，一位名叫约翰苏的本地交易员来找我。他百分之九十的交易都是我代理的，所以我要是什么事都不能做的话，所有本地的交易员都会受到损失。 “尼克，”他说，“我想来帮你。你愿意跟我去见一个人吗？” “当然愿意，”我答道，“他是个潜逃专家吗？” “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约翰说。 下班之后我们坐上他的小车，首先去接她的妻子泰丽莎，然后沿飞机场的方向朝着我以前曾踢过足球的但皮兹驶去。 后来我们又驶离干道，在一条布满灰尘的小径上巅簸前进，这条小径主要是货车给远处的大型工厂运送水泥用的。不久我们在一幢高大的白色楼房前停了下来。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道。 “你不久就会知道。”约翰答道。很显然他对我的疑问表示理解。 我们沿着阶梯步入一间宽阔的房子，这间房子除了中央静坐着一尊巨大的金制佛像外一无所有，显得空荡荡的，原来这是一间佛堂。约翰和泰丽莎脱下鞋子跪在蒲垫上叩头，我也模仿着做了。接着我环视四周，看见墙上的每一个佛龛里都嵌有一个小菩萨。这时约翰又带我们走进一扇小门，然后上了楼梯，最后我们走进另一个房间，我屏住呼吸，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房间的四壁和顶部都镶有金子和珠宝。我从未见过这么富贵的装饰，总以为自己整天做交易的SIMEX才是世界上物质最丰富的地方，但在这幢寺庙的面前，SIMEX的财富显得多么的渺校这时一位剃光了头，身穿橘黄色僧袍的和尚走了出来。他向约翰打了招呼，约翰又将我介绍给他。 我们互相躬身行礼，然后握手。当和尚对我笑的时候，我感觉他的笑脸像太阳一样照耀着我。使我立刻感到肩膀一阵松弛，身体倍觉温暖。我觉得这间金屋是一大财富，但真正的财富却是这个和尚与他的哲学思想。 和尚的英语并不好，因此约翰和泰丽莎就用汉语向他描绘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当说到某一处的时候，和尚对我宽厚地笑了笑，我想他们肯定是说到了裸露游戏这件事，我耸耸肩，眨眨眼以示回应。听完我的故事之后，和尚拿起一大本页已下垂的像电话号码簿似的书，又问了我的生辰八字。接着他在书中找了好一阵子，并在其中做了好几个十字符号，然后合上书，将目光集中在我身上。他的目光直视我的眼睛，透过约翰的翻译，他告诉我我目前正在度过一段痛苦而又难忘的时光，但最终麻烦一定会被解除的。他警告说我的一生会有大的起伏，我必须更好地控制好自己的生活，并且应该养成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他建议我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就是生几个小孩并捐钱行善。 为感谢他的金玉良言，我将一笔捐款放入寺院的红色信封，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一间小房间，在那儿他又祈祷了一会儿。就在我们三人要离开寺院的当头，和尚将一样东西塞入我的手心，他的手紧握我的拳头，我松不开手。这时他对我又笑了一下，我立刻感觉到自己好像被一股强大且有益的调光线透视了一遍。接着和尚便匆匆走开了，他的僧袍在背后似波涛。 一样翻滚。我一直目送着他消失，然后低头看手，慢慢松开拳头，原来在手心里躺着一尊小小的金佛。 “你的案子已化为一个小案了，”从法庭出来时简这样告诉我，“最多罚款二百美元。我想我们应该结案了。” 她站在我面前，显得严肃而且权威。 我站起来拥抱她。 我的金佛在交易大厅并未产生多大威力，于是我将它戴在脖子上，但期权的价格还是在继续下跌。到一九九四年十月为止，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期权市场不稳定性的价值下降到百分之十，这引发了许多期权交易员抛售自己的头寸以减少损失，结果使得市场价格变得更低。这也意味着期权购买金应收票据的价格下跌：为了获取好几百万英镑来平衡我的八八八八八帐户上的差额，我必须抛售上百万的期权。而这是不可能的。 从一九九四年十月起，我帐户上的漏洞就大了起来。由于我不能抛售更多的期权，我不得不透过买进期货以将市场价格维持在做多头套做期权生意最理想的价格范围——一万九千的范围之内。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向伦敦申请资金。 由于我不再能透过抛售期权来获得资金，我好似被逼进了一个角落；我将完全依赖于布伦达格伦哥——她才是我的金菩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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