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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领袖人物的脚步声中，我们听到历史隆隆的惊雷。 几个世纪以来——从古希腊人，经过莎士比亚，直到今天——难得有几个主题能象伟大领袖人物的性格那样持续不断地、强烈地吸引着剧作家和历史学家。怎样区别他们呢？怎样解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存在的那种特有的、难以确切表达的相互关系呢？ 并不只是这些领袖们的戏剧性事件，而是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的影响才引起人们对这些领袖们的作用有那么大的兴趣。当戏剧的最后一幕结束时，观众从剧院鱼贯而出，回到家中又开始他们的正常生活。然而，当一位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的帷幕下落时，观众的这种正常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历史的进程也许就有了深刻的变更。 在那平凡的历史时期，我有难得的机会在最近的三十五年期间直接地研究世界领袖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重要领袖人物中，除了斯大林以外我都认识。我访问过八十多个国家,不仅和这些领袖们打过交道，而且目睹他们进行领导的情况。我眼看一些领导人成功，另一些人失败。我有机会从我自身经历的角度去分析他们成败的原因。由于饱受宦海生涯的沉浮，我懂得，除非你自己也经历过失败，否则，你难以真正地体会成功时的喜悦。假若你只是坐在一旁，袖手旁观，那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一位领袖的作为究竟为什么所驱使。 在我担任公职的岁月里，经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你所熟悉的最伟大的领袖人物是谁？”对此，不可能作一简单的回答。每一位领袖都处于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场合的条件下，领袖们和他们所处的国家是无法互换的。温斯顿·邱吉尔是伟人，但难以设想他会象阿登纳那样在战后的德国成功地发挥作用。反之，阿登纳也不可能象邱吉尔那样在最危急的时刻使英国重新振作。 要把一位领袖列入伟人行列的可靠的公式，包括三个要素：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一次，邱吉尔在评论英国十九世纪首相罗斯伯里勋爵时说，很不幸，他生活在一个“有大人物而无重大事件的时期。”通常，我们对战时领袖的评价高于和平时期的领袖，部分原因是由于战争必然带来戏剧性的事件，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国历史详细论述战争，还有一个原因是，当一位领袖遇到了需要他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去应付挑战时，我们方能全面地衡量这位领袖有多么伟大。当授予荣誉勋章时，我常常思考着有多少获得勋章的人在他们以最大的勇猛精神迎接挑战前一定象极其普通的人一样。没有挑战，他们就不能显示出英雄本色。战时的挑战使领导人所显示出来的品格易于衡量。和平时期的挑战可能也是巨大的，但领袖战胜这些挑战构不成戏剧性事件，也引不起人们的注目。 很清楚，领导一个大国的小人物在一场重大危机中无法证明他是否伟大。反之，领导小国的大人物，尽管他具有伟人的所有品格，也决不能得到承认。还有一些领袖人物，虽然他们是大国的大人物，但他们身处巨人之下，周思来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 有一个界限必须明确：那些被广泛赞扬为“伟大的”领袖人物并不一定都是好人。俄国的彼得大帝是一个残酷的暴君。 儒略·恺撒·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不是以自己的政治家风度而是以征服者著称于世。当我们谈到历史伟大领袖人物时，只是很少提到那些在高度道德水平上治理国家事务的人，而是更多地谈到这些人：他们以宏伟的规模非常有效地行使权力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本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邱吉尔和斯大林在不同意义上都是伟大的领袖人物。没有邱吉尔，西欧也许遭受奴役。 没有斯大林，东欧也许获得自由。 在书写领袖们时，很想包括政府范围以外的某些我所熟悉的杰出的领袖人物。我曾目睹大公司和劳工工会领导人为爬上最高层时象任何政客一样进行顽强的搏斗，然后，他们使用与外长相匹敌的外交技能来行使权力。学术界和党派间所玩弄的阴谋诡计与当年拜占庭相比毫不逊色。以我熟悉的新闻界领导人亨利·卢斯为例，他在世界上的影响比许多国家的领袖还要大。 但是，本书专门论述我最了解的、对我也是至关重要的领导能力问题。它对那些国家领导人来说不只是这一地位所带来的权力问题，而且还包括责任心的问题。 在本书中论述到的每个人都有目标、远见和事业心，这些对他们都至关重要。有些人的名字必定长期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有些人却不大为外国人所记得。但是，在有关领导的性质和在几十年期间席卷世界的冲突方面，每位领袖都有某些重要的方面可以告诉我们。 我本来想把我所认识的许多领袖都写进去，但我并没有这样做，例如，杰出的拉丁美洲的领袖人物，墨西哥的阿道尔夫·罗斯·科尔蒂尼斯、阿根廷的阿尔多罗·弗朗迪西、哥伦比亚的阿尔贝托·雷拉斯·卡马戈以及巴西的富有幻想的总统尤斯赛利诺·科别切克，他开发了自己国家的内地。还有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和约翰·迪芬贝克，他们两人在性格和政治倾向上是截然不同的，但他们对加拿大的命运具有高度责任感，对世界有一种清晰的认识。巴基斯坦的总督古拉姆·穆罕默德以及巴基斯坦的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和在私下给人留下的印象，简直判若两人。教皇皮厄斯十二世和保罗六世，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不仅在精神方面，而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起着一种极其重要的作用。战后国际组织中的一些先驱领导人，诸如比利时的保罗一亨利·斯巴克、意大利的孟利奥·勃罗西奥、法国的罗伯特·舒曼和让·蒙纳。还有其他许多人本应列入本书，只要看看前面提到的少数几个人，就可以看出，近几十年中，世界上的领导才能是那样千差万别，多种多样。 在各章节中我之所以选择上述领袖，有的是因为他们有卓越的才能，或者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的进程具有巨大的影响；有的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人们所具有的内在的兴趣，有的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动荡不定的历史时期成为推动世界前进的力量的范例。除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外，我没有把美国的领导人包括在本书中，麦克阿瑟不朽的贡献是在现代日本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历史往往是叙述过去的事件，只是偶然谈到起过作用的人们。本书叙述的是领袖人物以及他们在事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关于这些领袖人物是如何举足轻重，又是如何迥然相异和关于领袖人物能够产生其影响的一些素质以及他们是如何施展其影响的。 伟大的领导能力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既要求有非凡的魄力，又要求有非凡的想象力。长期以来，在美国广泛地存在着一种信念，美国需要一位真正第一流的商人来掌管政府，需要一位已被证明能胜任并能有效地掌管一个大型企业的人。其实，这一点并未切中要害。经营管理是一回事，领导能力却是另一回事。正如甫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的沃伦·本尼斯所说：“经理们的目标是必须把各种事情办得正确，领袖们的目标是必须做正确的事。” 尽管技术是必需的，但是领导能力不仅仅是个技术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营管理是一篇散文，领导能力是一篇诗歌。领袖人物要十分注意自己的代表性、自己的形象，以及使人们得到激励的思想，这是推动历史的一股力量。人民是听从道理的，但又为情感所驱动；作为一位领袖必须既以理服人，又要以清动人。经理考虑的是今天和明天，领袖必须考虑到后天。经理代表的是一个进程，领袖代表的是历史的方向。 因此，一位无事可管理的经理就不是经理，但即使是一位下了台的领袖仍拥有他的追随者。 伟大的领导能力要求有一个伟大的远见，这种远见能激励领袖，又使他有可能去鼓舞全国人民。人民不是热爱就是憎恨伟大的领袖人物，他们对领袖很少是无动于衷的。 一位领袖只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能够去做正确的事。对作出正确决定缺乏判断力或洞察力而又想当领袖的人，常常因为缺乏远见而导致失败。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但又做不到的人，常常是因为他们软弱无能而导致失败。伟大的领袖既要有远见，又要有能力去做正确的事。他可以雇用经理们来帮助他完成上述任务，但只有他自己才能制定方向，提供推动力。 使一位领袖着迷的伟大事业可能是一项创新或护旧的事业——冲突中互为对立面的精明强干的领袖经常各有其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些目标是相互冲突的。一位精明强干的领袖，尽管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其生命力比较脆弱，但他可以战胜一位软弱无能却从事一项富有生命力的事业的领袖，或一项邪恶的事业能战胜一项美好的事业。既没有一套简单的、一成不变的准则来预示历史，也不能用它来评价历史。各项事业与领袖人物一样，进行回顾时往往与原来迥然不同。有时，对历史的评价取决于谁取得胜利。历史学家的倾向是，对胜利者比对失败者更为仁慈，对领袖们是如此，对事业也是如此。 在我所认识的真正精明强干的领袖们中，他们都是非常聪明、受过严格训练、勤奋工作和有着强烈的自信心，他们都被一个理想所驱使，同时又去驱使其他人。所有人都目光远大。 有的人则比其他一些人看得更清楚。 与世界历史上任何类似的时期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期。在超级大国崛起、相互对峙时，我们看到了巨人们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在古老的帝国让位于一大批新兴国家时，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的大变动；在武器的发展甚至超出改变了人们想象的科学幻想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危险渐增的时期。时势造英雄。动荡不定的时代既产生了最优秀的又产生了最恶劣的领袖人物。赫鲁晓夫是一名铁腕式的领袖人物，但他也是一种危险力量，毛泽东推翻了几座大山，但有数百万人因此丧生。 今后将要求具有最卓越的领导才能。据说，那些不善于研究历史的人，肯定会重蹈历史的覆辙，相反，如果一个时代的领袖们能比他们的前任对未来看得更远，那是因为他们比他们的前人更高瞻远瞩。本书写的是过去的领袖人物，但也是为了未来的领袖们。本书中的每一位领袖他们都研究了过去，并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反之，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们这个世界向前发展的快慢和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从他们那里吸取多少教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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