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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曾主张让苏联参战，但现在可不打算让苏军进入日本。德国划分为几个占领区，结果是将数百万德国人置于共产党的恐怖和高压之下，这丝毫无益于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德国。然而，苏联红军深入西欧腹地，使这一切不可避免。当斯大林要求将日本也划为几个占领区，并企图割占日本北部主要岛屿北海道的大片土地时，杜鲁门愿意在苏联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是暂时性的条件下迁就苏联的要求。麦克阿瑟认为一旦允许苏联进入日本，那他们就不可能心甘情愿地离开，因此他坚决反对这一主张，但他无权否决这一主张。 不过，作为盟军最高司令，他负责决定盟军作战部队的部署。他假意欢迎斯大林提供的“援助”，并说他刚好有一块地方可供他的部队驻扎，位置是在在主要岛屿本州岛中部的一个荒凉地区，其四周刚好环绕着美国军事基地产斯大林暗示说他可能还是要派部队进入北海道，而且为了维护苏联的权利不惜动用武力。麦克阿瑟的回答没有记载，但据他的反间谍部长埃利奥特·索普准将说，他当时给斯大林的答复是，“如果你让一个苏联士兵在此驻扎，我就会派美军的一个师把他们撵到大海里去。”但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却有所木同。他说他在日本告诉斯大林的代表库兹马·杰列维扬科少将说“如果有一个苏联士兵本经我授权擅自进入日本，我将立即把整个苏联外交使团，包括你本人送进监狱。” 面对麦克阿瑟强硬的言辞，斯大林不再暗示他在必要时将动用武力，但是他仍然坚持苏联有权派部队进入北海道。麦克阿瑟说，如果这样，那苏军必须处于第8集团军的控制之下。为了防止让美国指挥苏联部队，斯大林突然放弃了对日本领土的要求。 与此同时，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各自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要求与美国享有同等地位。令他们恼火的是，麦克阿瑟把广岛划分给他们，这是整个日本最令人沮丧的地区之一。实际上，英、澳两国在占领政策方面也没有真正的发言权。英联邦占领军司令还得咬着牙听从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调遣。他甚至不能直接见到麦克阿瑟④ 苏联对麦克阿瑟在他们机会到来时迫使他们出局的方式感到愤愤不平，他们对机会总是用双手紧紧抓住。当迪安·艾奇逊公开指责麦克阿瑟所谓的“只需不超过20万的军队就能占领日本”的说法时，斯大林抓住这一机会，提出要设立一个像在德国一样的同盟国控制委员会。由于这番话使麦克阿瑟成为众矢之的，杜鲁门政府立刻被苏联外交家逼向一隅，他们口口声声地说如果谁敢如此公然出言不逊就该对他进行控制。美国被迫让步。 这件事的后果就是在苏联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中产生了两个实体，同盟国日本问题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同盟国日本问题委员会由4个成员国组成，分别是美国、苏联、中国和英联邦。它的作用限定在就占领政策向盟军最高司令提出建议。 而另一方面，远东委员会的作用则是确保日本执行投降条款。远东委员会有权向盟军最高司令发出指令，但这些指令必须事先经过美国政府，然后由美国政府“通过有关当局将这些指令传达给盟军最高司令……”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显然，美国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不会把与美国政策相抵触的指令传达给麦克阿瑟，而这一政策很简单，正像杜鲁门1945年12月告诉国务卿詹姆土·贝尔纳斯的那样，那就是“我们应该保持对日本和太平洋的完全控制……”杜鲁门也不打算向斯大林作出丝毫让步。“我可不想再哄着苏联人玩了。”他怒气冲冲地说。 同盟国日本问题委员会只拥有有限的建议权，因此麦克阿瑟可以随时忽视它的存在。事实上，在以后的大部分时间中他的确是这么做的。盟军最高司令很少把什么事列入委员会的讨论议程，所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同盟国日本问题委员会的大部分会议都十分简短。约翰·巩特尔参加过一次例会，“官方报告郑重地记录说该会于上午10点零3分召开并于上午10点零4分闭幕”。 麦克阿瑟最终发现同盟国日本问题委员会的一个作用——就是作为提出问题的论坛：苏联对那些在中国东北向苏联红军投降的近200万日军做了什么？这些人中绝大部分一直作为战俘，直到1949年才获释，在他们返回日本以前，苏联曾下大力气向他们灌输共产主义。甚至在他们被遣返回国后还有3万余人下落不明。只能设想他们是苏联用以实施报复的牺牲品，或因反对他们的学说而遭到谋杀。这是最触及日本痛处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每当麦克阿瑟提起这件事，苏联方面就会勃然大怒。当他向同盟国日本问题委员会提出这一问题时，苏联代表拂袖而去，而且是半年之后才重新出现在同盟国日本问题委员会里。 虽然麦克阿瑟发现他可以轻易忽视同盟国日本问题委员会的存在，但他必须对远东委员会予以更多的注意，因为它有权就如何实施占领的问题发布指令。该委员会于1946年初成立，并在政府处起草日本新宪法时表现得非常活跃。远东委员会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一旦它提出的一些小小异议超出了被允许的范围，盟军最高司令部就会以最深刻的怀疑态度对待它。但是连生性多疑的查尔斯·威洛比都没发现苏联派到远东委员会的代言人——英国外交官唐纳德·麦克莱恩。麦克莱恩是一个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一个苏联在日利益的秘密卫士。 麦克阿瑟坚决抵制苏联想在军事占领事务中赢得主导地位的任何企图。反共是他意识中的核心的核心。羞辱苏联的杰列维扬科当然是他高兴的事。1947年初，当麦克阿瑟禁止共产党组织大罢工时，杰列维扬科跑到第一大厦，质问麦克阿瑟到底有何权力如此专横跋扈。罢工有什么？在解放后的苏联这个天堂里，工人的权力是受法律保护的，人民想什么时候罢工就什么时候罢工。像这样的禁令在苏联是行不通的。麦克阿瑟从他的写字台后站起身，盯着杰列维扬科的眼睛，头也不转地对俄文翻译说：“俄语的‘笨蛋’一词怎么说？”杰列维扬科的英语水平足以使他听得懂麦克阿瑟的话，于是他告辞离去。 当杰列维扬科被召回莫斯科时，麦克阿瑟托他给斯大林带个口信。这个口信要花一小时传达，麦克阿瑟在他的写字台后，一边踱步一边讽刺挖苦苏联对外政策的种种缺陷、弱点和挑衅行为。麦克阿瑟最后停下来总结道：“好，你就把这些告诉斯大林元帅。”这个苏联人离开后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回日本。有一次，当他再次来第一大厦拜会时，麦克阿瑟象对待老朋友一样欢迎他。“啊，杰列维扬科将军！真高兴看到你回来。前一阵你没能回来，我还真担心他们把你枪毙了呢！” 在华盛顿，麦克阿瑟的反对派——如乔治·凯南——对日本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不以为然。麦克阿瑟之所以放弃以宪法形式结束战争的权力，原因之一可能是他无权要求获得这一权力，并且也从未事先与华盛顿协商此事。美国外交官们相信永远解除日本的武装将破坏所有让美国在东亚地区确保军事存在的机会。但麦克阿瑟却没有这种疑虑。他认为，不光解除日本的武装是正确的，而且美国甚至也没有必要在签署和平条约后，还在日本本土保留自己的军事基地，只要能控制向南400英里以外的冲绳就可以了。 冲绳是日本的领土，但那里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地道的日本人。冲绳不属于日本本上岛屿，美国要把整个岛屿变成实际上的永久性军事基地没有很大的障碍。但是苏联必然会对此作出反应，苏联向盟军最高司令提出严正的书面抗议，指责麦克阿瑟再次越权。麦克阿瑟对此作出了轻蔑的答复。他通知苏联驻东京使团说：“我不能完全接受贵方来函所述内容，这封信只能被认为是无礼挑衅。 对于负责日本事务的保守政治家来说，不让苏联在日本驻军是麦克阿瑟最大政绩之一，也是占领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分裂的日本将是一个与现在迥然不同的日本，是更加贫困、更加不稳定的日本。麦克阿瑟巧妙地对失踪的日本战俘的命运进行宣传，这些宣传有助于培养一种深刻而持久的反苏情绪。凯南说得对：这种遏制战略的关键就在于，让日本成为西方民主对抗苏联扩张的一支强大而活跃的力量。在实现这一地缘战略的目标方面没有几个人能超过麦克阿瑟。 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乔治·凯南想结束这种在他们看来是一人独占日本的局面，并设立一个更像西德那样运作的政体，约翰·J·麦克洛伊被任命为那里的最高行政长官，其政策则由华盛顿负责。该部门打算安插一名美国大使，负责管理占领事务，让盟军最高司令的职责不超出日本的军事安全事务。如果将这一计划付诸全面实施，麦克阿瑟就得告老还乡，让马克斯威尔·D·泰勒少将取代他的位置户国务院的计划得到了国防部很多上校和将军们的支持。继艾森豪威尔之后担任参联会主席的密苏里州人奥马尔·布雷德利一向憎恶麦克阿瑟，他也支持这一计划。1949年6月，布雷德利通知麦克阿瑟：“我们应设法让国务院接管驻日本的军事政府。 麦克阿瑟愤怒了，布雷德利何以如此无知？在日本，从来就不存在美国军事政府。他带着难以平静的心情给布雷德利写了一封密密麻麻长达4页的信，告诉他占领的实施情况。他的信字面上彬彬有礼，但字里行间表露出的却是强烈的愤慨。布雷德利大为吃惊或是被他震慑住了，为了讨好麦克阿瑟，他写了一封措辞礼貌的信，只是在最后才提到麦克阿瑟的信时说“我很少读到过这么伤人的恶骂”。他声称自己对麦克阿瑟和艾奇逊之间互相仇视的情况一无所知。如果真是这样，那他肯定就是五角大楼唯一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人。 麦克阿瑟看出了国务院这份建议中昭然若揭的手腕，便给艾奇逊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回信以示抗议。为了答复他的来信，这位国务卿苦苦斟酌了3个月，然后他令人难以置信地选择了矢口否认。他轻描淡写地答复说麦克阿瑟所反对的那些议案“并不能反映官方意见的主流，因此当然不是国务院的意见。”这正是那个关于外交官的古老定义——一个为他的国家而说谎并因此拿薪资的人的最好的例证。艾奇逊是一位尽心尽职、能力很强的公务员，在有些方面和麦克阿瑟是非常相似的：刚愎自用、对所蔑视的人从来不吝其坦率。 布雷德利对这一事件的拙劣处理破坏了将麦克阿瑟踢出局的努力，而麦克阿瑟还是认识到国务院比五角大楼更好地把握了日本形势。国务院转变了思想，转而拥护和平条约，而不像参谋长联席会议那样，参联会仍然担心占领结束后共产党会接管日本。 国务院在远东事务上的作用不断加强，不单在日本，还包括朝鲜半岛。当战争结束时，两位名叫迪安·腊斯克和查尔斯·博恩斯蒂尔的陆军上校奉命处理日本在朝鲜的投降事务。朝鲜被日本占领，饱受其洗劫和踩踏长达50年之久。为方便起见，他们决定三八线以北的所有日军向苏军投降，而三八线以南的所有日军向美军投降。 曾有人乐观地设想几年之后，南北朝鲜将在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领导下实现统一。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日本的统治下朝鲜人根本没有自由。到了1948年，朝鲜出现了两个人。一个已经是人过中年的基督教徒李承晚，他在美国的保护下掌管着一个右翼警察国家；另一个是金日成，他是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和共产党的头目。 三八线以南的投降军队由约翰·R·霍奇中将的第24军接管，但战后大批军人复员使24军的实际兵力很快下降到不足一个师，而且它还在不断缩减。麦克阿瑟建议，如果美国不打算在南朝鲜保持足以对该国进行防卫的兵力的话，就应该把所有部队都撤出去。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如果出现严重威胁朝鲜安全的局面，出于战略和军事考虑，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所有有名无实的军事支持……我们必须决定要么增强第24军的兵力，要么让国务院来处理美国在朝鲜的占领利益问题。”杜鲁门、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务院采纳了他的建议，而且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1949年6月前，美军作战部队全部撤出朝鲜，只留下一批军事顾问，共500人，他们惟一的任务就是帮助训练南朝鲜军队。 1950年l月12日，迪安·艾奇逊前往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午餐时，为了便于新闻记者们理解，他用很多铅笔和咖啡杯组成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防务线。他说，这条界线从阿留申群岛延伸到日本，再到冲绳，然后继续向南一直到菲律宾。美国不打算保护南朝鲜。这位国务卿所讲的无可非议，但是他为什么要说这些则全然是个迷。发表这番讲话可不是艾奇逊最聪明的做法。 5月18日，麦克阿瑟邀请赛勒斯·L·苏兹贝格到使馆共进午餐。他向苏兹贝格表明了自己对下述问题的看法：为什么俄罗斯人更像东方人而不像西方人；联合国为什么应该设法防止战争旧本人保守的性格造成了99％的人实际上不会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当苏兹贝格问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时，麦克阿瑟告诉他这种可能性很小。中国共产党算不上军事威胁，只有苏联有能力进攻日本，但苏联目前部署在远东的75万军队都处于守势。 这就是他对苏兹贝格所说的话，而且他可能相信它。然而，这时国防部却命令他要“避免谈论或推测与俄罗斯交战的可能性……要在公众面前持不侵犯它国的态度。”华盛顿方面还命令他“要相信联合国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工具。” 麦克阿瑟信心十足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尚未受到考验的联合国，而在于派到远东司令部的4个步兵师和第5航空队的B－29轰炸机。但是他不知道或不愿意承认的是远东司令部是非常脆弱和靠不住的。 1950年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访问日本。与麦克阿瑟不同的是，实际上他们访问了美军的4个师，观看他们的野战训练并与军官们交谈。尽管麦克阿瑟是远东司令部的总司令并负责纠正其作战能力方面的重大缺陷，但他本人对这些军队的状况从未表现出任何兴趣，而是作为最高司令代表同盟国的13个成员国在对日本的占领问题上忙得不亦乐乎，这项任务对他来说要有趣得多。让他站在泥地里冒着大雨看部队训练？想一想为什么不可能搞一次营以上规模的军事演习？他现在升华到的境界，已远远超出了关注这些庸俗事情的高度。 第5航空队处于很高的备战状态，但是这只能让地面作战部队那种不好不坏的状态显得更加突出。保持这种反差是空军领导层主要的过人之处。而麦克阿瑟未能确保他的地面部队保持与空军同样高的标准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疏忽。但是似乎没有人关心麦克阿瑟的军队作战能力下降到何种程度——连总统、国防部长、陆军部部长甚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不关心这一点。那么为什么他要对此作出很好的解释呢，他有这个必要吗？ 第8集团军的军官们不仅知道他们的战术部队充其量只有40％处于备战状态，而且他们还将这一情况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了如实汇报。执行军事占领的部队的人员多是志愿来远东的，他们“于一会儿就能获得50美分，干一整夜可获得1美元。”他们喝着每瓶见美分的啤酒，让点头哈腰的日本人给他们擦靴子、擦枪，自己却逛逛花花世界，过几年舒服口子。他们的指挥它对他们的作战能力根本不抱幻想。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却声称这些部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说这是一支训练有素。领导有方、士气旺盛、出类拔萃的部队。作为经验丰富的陆军指挥官，他们知道如何检验一个部队并和他们的军官交谈。但是他们还知道另外一些事情——任何试图提高麦克阿瑟部队的战备状态的努力都会导致增加开支……和一番明争暗斗。 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是个狂热的想当总统的人。1940年，罗斯福总统曾罢黜了他的助理陆军部长的职位。史汀生认为他是进入政界高层的人中最不忠实的一个，而且杜鲁门也最终在1950年9月认清了这一问题，并得出同样的结论。然而此时杜鲁门却将约翰逊从一堆死气沉沉的官僚中扒拉出来，并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因为德鲁·皮尔逊迫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从办公室的窗户跳楼身亡了。由于战后公众普遍希望减少国防开支，约翰逊企图骑上这匹裁减预算的快马直捣白宫，而参谋长联席会议慑于这个满口秽语、盛气凌人的小丑，以致于不敢向他提出任何可能导致他在他们面前发疯的建议。在他们的远东之行中，他们在跟麦克阿瑟讨论时没有就远东司令部地面部队的战备状态提出任何问题。 与此同时，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威廉·L·罗伯特准将正在国务院的指导下训练刚组建起来的南朝鲜陆军。1950年春，罗伯特报告说东部前线一切正常。他告诉《时代》杂志的一位记者，“除美国以外就数南朝鲜的军队最好了。 1950年6月25日星期天清晨5时正，麦克阿瑟卧室里传来尖利的电话铃声。盟军最高司令部值班军官报告说，据悉，北朝鲜的军队在几小时以前以“大量的兵力”越过了三八线。麦克阿瑟穿好衣服，但他一点也不觉得紧张，根本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切都在控制之下。在过去的一年中，南北朝鲜曾在三八线交火，他们各自派出突袭队进入对方领土从事破坏经济、散布恐慌的活动。这不过是又一次挑衅罢了，可能规模要大一点，但整个事件会很快烟消云散的。 1949年让美军地面部队从南朝鲜撤出的决策是冷战时期最草率、最令人费解的举动。日本是由许多岛屿组成的。这些岛屿的安全几乎完全依赖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美国撤军实际上破坏了朝鲜海峡的作用——朝鲜海峡是将朝鲜和日本分开的狭长海域，如果海峡两岸没有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日本的安全就可能因为北朝鲜为占领南朝鲜而发动的战争、政变或革命而危如累卵。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最近结束的希腊内战以及东南亚的越南在政治军事上不断发展都说明了一点：这种危险并非凭空臆造、并非遥遥无期，并非反应机械的反共分子们目光短浅的视野中微不足道的事。这是有头脑的人每天都能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看到的大事。在1949年，认识到欧洲和亚洲的共产党领袖正在试探西方决心的极限、寻找其弱点加以利用的，并非只有乔治·凯南一人。 南朝鲜的命运只对朝鲜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别人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日本的命运则不然。几个世纪以来，日本军界一直把朝鲜半岛看作是“指向日本心脏的尖刀”。控制朝鲜海峡对于日本军事安全的重要性就像是控制英吉利海峡对于英伦三岛的安全一样。美国的作战部队从南朝鲜全部撤出，便失去了对付宽度只有40英里的海峡那一边的战争冒险、政变或革命的屏障。麦克阿瑟这个谈论起全球战略来滔滔不绝、不说上几个星期至少也能说上几个小时的人，在这件事上却显得有眼无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让机会从他们的指缝中溜走，然后又反过来给迪安·艾奇逊当头一棒。那么参谋长联席会议铸成这一大错时他们在想什么呢？ 1949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在一种温怒和沉闷的气氛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当时的场面与其说是高层军事指挥官在考虑国家安全事务，倒不如说是更像是幼儿园。陆军和海军在任务、作用和资金问题上陷入了令人尴尬的当堂对质的局面，还常常夹带着个人攻击。陆军参谋长奥马尔·布雷德利和海军作战部长路易斯·E·登菲尔德几乎不能待在同一间屋子里。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不仅是一位出色的飞行员，还精通军事和政治，但由于他过于聪慧，以致于在布雷德利和登菲尔德之间无法进行斡旋。参谋长联席会喋喋不休的互相争吵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几乎没有时间来谋划长远战略。有些防军和海军将领都认识到让地面部队从朝鲜撤出是战略上一大失误，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受到争论不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重视。 罗伯特将军估计到南朝鲜军的作战能力是不足挂齿的。兵员只有数万人，没有坦克，没有重型大炮，现代化战地无线电器材很少，没有近距离空中支援。后勤保障松懈。既无作战经验，也见没有进行取得经验的试验。这支军队甚至还不如维护李承晚那不得人心的政权的准军事部队。 北朝鲜军（或称人民军）则完全不同。其人数近15万，训练有素，拥有苏式装备。它号称拥有大量坦克和自行火炮，还有一百多架作战飞机。人民军的军官中很多是中国东北抗联的老红军。这是一支顽强而自信的军队，它完全有实力把南朝鲜军队捧到朝鲜海峡，再把那些残兵败将扔进大海。 麦克阿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年多来，朝鲜一直处于他的职责范围以外。他获悉北朝鲜突袭的消息后在办公室召开了长达数小时的会议，会上他自信地宣布南朝鲜面临的只是一次“威力大侦察”。美国没有义务保卫南朝鲜，他认为杜鲁门也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只要华盛顿方面不阻挠我，我处理这件事易如反掌。 几个小时以后，杜鲁门在华盛顿授权麦克阿瑟用船只为南朝鲜军队运送迫击炮、火炮以及补充的弹药，南朝鲜军队准备对已接近汉城的北朝鲜坦克部队发起反攻。麦克阿瑟还被告知要派一个检查小组去监督事态的发展。命令空军进入戒备状态，一旦斯大林决定参战，就“摧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所有空军基地。” 6月26日一整天，麦克阿瑟一直坚信南朝鲜的反击一定会成功，而实际上人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横扫了南朝鲜。夜幕降临以前，北朝鲜的坦克已经进入了汉城的市郊。6月27日清晨，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穆西奥向麦克阿瑟通报了形势危急的消息。汉城几乎沦陷，南朝鲜军队向南全面撤退。麦克阿瑟大惊失色。他不相信事情会发展到这步田地。穆西奥肯定地说事实的确如此。“整个朝鲜全部失陷了，”麦克阿瑟沮丧地说，“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让我们的人安全地离开这个国家。”这会儿一点看不到他平时那种自信和乐观的影子了。这是个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麦克阿瑟，一个失意和绝望的麦克阿瑟。 他黯然地向五角大楼通报南朝鲜的形势：“完全溃败的局面已经迫在眉睫。”杜鲁门立刻召集他的军事顾问和外交政策顾问们开会。并通知麦克阿瑟留意有关该电话会议的消息会很快传送到东京。此项工作通过在两地之间联通电传机和显示屏进行。各端与会者将他们的信息编成密码通过电传打印机传送给对方，由对方解密后，文本就会在显示屏上显现出来。 当华盛顿的电文传来时，麦克阿瑟正在电传机室。当他读到屏幕出现的文字时，他在那一天第二次感到巨大的震惊。麦克阿瑟的脑子乱了，他不能相信这段文字。哈里·杜鲁门，这个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蔑视的讲话模棱两可的政客，这个由于一个比他伟大得多的人物去世才侥幸入主白宫的密苏里草包，这个轻而易举就可以被人吓倒的胆小如鼠的无名小卒，竟然事先没有什么表示就暗示麦克阿瑟，他想让他回国E罗斯福的处事方式就不同，他会事先告诉他，要他回国，并直接下达命令。杜鲁门这个身边围着一班油嘴滑舌的自由主义者的人，竟然有胆量打仗吗？ 总统作决策的时候，关键的两天时间失去了，但是他的决策无声无息地从电话会议的屏幕上滚下：美国将派空军和海军保卫南朝鲜。麦克阿瑟惊呼，“我不信！”杜鲁门真的要参战吗？他转向身边那几位正盯着屏幕的军官，也许他们能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懂！”麦克阿瑟说。他茫然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命令远东空军的指挥官开始打击三八线以南的北朝鲜军队。夜幕降临以前，美国飞机粉碎了北朝鲜的空中掩护力量，将北朝鲜空军逐出了作战空域。 第二天汉城被人民军攻陷，李承晚逃往汉城东南200英里处的釜山，这是朝鲜海峡西岸最大的港口。尽管麦克阿瑟在南朝鲜有一个由15人组成的军事观察员小组，但他还是决定亲自查看迅速恶化的形势。6月29日，他乘坐“巴丹”号飞往汉城市20英里处的水原机场，当他的飞机准备在水原着陆时，在跑道的一端还有5分钟以前被北朝鲜的飞机炸出的若干弹坑，一些残余物正在燃烧。 要想看出些名堂这里还不够近，所以麦克阿瑟在3辆被炸得遍体鳞伤的汽车的护送下朝着汉江继续向北前进。就在护卫车队颠簸而行的途中，遇到几千南朝鲜士兵正朝着相反的方向逃去。当麦克阿瑟到达离江岸一英里处时，他下车步行到一座小山的山顶。尽管身边是枪炮声不断，硝烟弥漫，但他并不在意，据他的观察，显然北朝鲜已经渡过汉江，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南朝鲜打算努力阻止他们。 回到车里后，他又乘车返回水原。在到前线的整个两小时的行程中，他只讲了一次话，他告诉他的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我觉得非常奇怪的是，所有的人都有步枪和弹药，他们都知道如何敬礼，他们或多或少似乎都显得挺高兴，但是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受伤。没有一个人在打仗。” 麦克阿瑟当晚返回东京，他打电话告诉劳顿·科林斯，如果要拯救南朝鲜，他将不得不动用远东司令部的部队。科林斯告诉他，他将立刻派遣一个团级战斗群（大约5000人）到釜山。麦克阿瑟回答说：“这不够。”科林斯的电文在电话会议的屏幕上显示出来：“那你想要多少？” 麦克阿瑟的回答是要一个团级战斗群保卫釜山，随后还要两个师用于反攻。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战斗将在10天内结束。请把我的话转告总统。时间紧迫，请速做明确决策。”科林斯说现在华盛顿的时间是凌晨3点，总统正在睡觉。麦克阿瑟不由分说：“那就把他叫醒。”然后结束了这次电话会议。陆军部长一直等到上午5时才打电话给杜鲁门。在12小时之内，麦克阿瑟奉命将他的4个师中的两个师调入朝鲜。 杜鲁门决定派大批地面作战部队参加战役不意味着在这次危机中他对麦克阿瑟的信任有所增长。事实远非如此。总统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下达“总统的命令……告诉他总统要他每天作出全面汇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杜鲁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抱怨说：“实际上我还要打电话给麦克阿瑟，才能从他那里获得信息。”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杜鲁门心怀疑虑，而麦克阿瑟则对此感到厌恶。电话会议系统原本是为了改进通信，加速决策制订过程。但使用电话太不安全了，用电传机就可以安全地对所有的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不过杜鲁门对麦克阿瑟的不信任意味着什么事都不会被迅速地作出决定。一切都要由总统裁决。麦克阿瑟无论什么时候提出问题，得到的回答总是“等几个小时，我们会让你知道。”然后有人将这个问题汇报给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再到白宫请示杜鲁门。在几次被告知要等几个小时才能有答案以后，麦克阿瑟厉声喝道：“这太令人气愤了。我当总参谋长的时候，可以随时与赫伯特·胡佛对话，但是现在，不仅要通过陆军参谋长，还要通过陆军部长和国防部长。这么多头头脑脑都在耽误时间，简直是岂有此理！” 在人民军从汉城朝釜山外围进军的时候，参联会的成员们飞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协商。他告诉他们他有信心保住釜山。他敦促参联会要“强行征用太平洋上的每一艘船”，并巩固美国在朝鲜的实力。“让往常的商业活动见鬼去。”没有人就到底是欧洲重要还是远东重要进行争论。“我们或是在此地胜利，或是在所有的地方失利。但是如果我们在此地胜利，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在所有的地方胜利。”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打算部署反攻。他还不能说出他将在何时、何地发动反攻。但是有一点他们没有搞错：他要消灭人民军，而不仅仅是将其逐回三八线以北。一旦成功，联合国就可以“平息朝鲜局势并统一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第一大厦楼顶举行了一次小型仪式，以此结束了这次访问。科林斯向麦克阿瑟赠送了一面联合国旗，象征着他被任命为朝鲜的联合国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庄严地从科林斯手中接过这面蓝白相间的旗帜，说道“我怀着最深厚的情感接受这面旗帜。”过去两个星期的过度劳累在麦克阿瑟那张灰色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看上去和其他年届7旬的老人没什么两样。 北朝鲜军队继续从汉城兵分几路向釜山挺进。少数部署在朝鲜以阻止北朝鲜军队的美军部队被撇在一边。然而，人民军的行进速度缓慢，每天只能徒步前进6英里。这支部队没有显示出机动灵活的作战能力，而且害怕自己的坦克遭到美军的空袭。他们的谨小慎微使麦克阿瑟有时间将3个师调入南朝鲜，他在釜山以北50英里处——这里刚好在该城市火炮的射程以外——将这3个师部署成一个长达30英里的弧形阵势。人民军到达这条防线并开始试图突破它的时候已经是7月下旬了。 创建了第8集团军，并把第8集团军当作自己引以为荣的作品的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于1948年返回美国，他经历坎坷，虽然他最终获得四星上将的荣誉，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快乐。因为这个荣誉是在他和麦克阿瑟都去世以后才追认的。艾克尔伯格将第8集团军交给沃尔顿·H·沃克中将，一个又矮又胖，十分好斗的得克萨斯人。沃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担任乔治·巴顿麾下一支装甲部队的指挥官而出名的，但他是否能在一场情况复杂、形势危急的防御战中，出色地指挥一支没有经验、训练不足、装备不精的军队还值得怀疑。麦克阿瑟认为他不够聪明，或者说，因为他61岁了，他的精力不足以担任紧张的作战指挥，布雷德利也这样认为。 当沃克的前沿阵地受到北朝鲜军的压力时，他的工程兵司令加里森·戴维森准将跳上L—5侦察机，在周围作低空飞行，寻找一条新的，更接近釜山的防线。这条防线要短得多，并使釜山市处在敌人火炮的射程之内。但是戴维森相信，在沃克的指挥下，训练无素的美军和南朝鲜部队能够守住这条防线严7月26日，沃克通知东京，他打算撤退。他将把指挥所转移到釜山。第二天上午，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飞往朝鲜，想赶在这位第8集团军司令撤退之前见到他。麦克阿瑟严厉地说：“沃克，你可以作所有你想做的侦察。如果你要准备应急战壕，也可以让你的工兵开始工作。从这道防线上撤退的命令要由我来下达。在这里不允许有敦刻尔克式的仓促撤退。不许向釜山撤退。” 沃克壮起胆子向他的部队发出了“死守”的命令：“这里不是敦刻尔克，不是巴丹，谁要是向釜山撤退，就会出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屠杀。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与其被这些人俘虏还不如战死疆场。我们要同心作战，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必须牺牲，我们就一起战斗而死。”麦克阿瑟能说的也就这些了。 整个8月，北朝鲜不屈不挠地对釜山外围进行进攻和侦察。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危急情况，但是阵地还是被守住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麦克阿瑟曾经打过类似的战斗——在巴丹岛。在1942年2月那些危急时日里，他曾给马歇尔带信说日本已经把一切都推向南方，利于深入敌后实施打击。当时他一筹莫展。也许这一次，尽管他可能有出奇制胜的高招，但他所能记起的只是科雷吉尔多岛深处那隧道里的恶臭。对来改进行双重包围，并将它全部歼灭这是他以前从未进行过的一次大行动，是类似汉尼拔和拿破仑这样的伟大军事指挥家们的实践。 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后不久，麦克阿瑟即开始考虑从后方打击他们，他要求调用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团，但是在杜鲁门同意他的请求之前，要保卫釜山显然也需要海军陆战队。7月10日，海军陆战队司令缪尔·C·舍菲尔德中将拜访麦克阿瑟。麦克阿瑟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解释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门口旁边有一幅远东地图。“我希望我能再次指挥海军陆战队第1师，”麦克阿瑟说，“我有事让他们做。”他停止踱步，用他的海洲石烟斗戳着地图，“我让他们在这里登陆……在仁川”。他指着釜山西北150英里处的一个港口，它东距汉城只有30英里。舍菲尔德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建议他要海军陆战队一个整师的兵力，而不是要一些小单位并让他们逐步参战，舍菲尔德回答说；“将军，您为什么不提出这种要求呢？” 麦克阿瑟的确提出了要求，但是对得到海军陆战队一个整师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他的登陆建议并不感兴趣，据记载，布雷德利说两栖突袭的事不会再次重演。杜鲁门一向不喜欢海军陆战队，他也有他的顾虑。在这一时刻，他直言不讳地通知一位赞成动用海军陆战队的国会议员；“如你所知，海军陆战队是海军的警察部队，只要我还担任总统，海军陆战队就必须继续担任这个角色。” 他对麦克阿瑟仍然疑心重重，他派埃夫里尔·哈里曼担任特使，前去调查第一大厦的实情。这次麦克阿瑟到东京羽田机场迎接来访者，麦克阿瑟是绝少这么做的。麦克阿瑟30年前就认识哈里曼了。麦克阿瑟担任西点军校校长时，他就和哈里曼的“橙子县”队比赛过马球，还在纽约特克西多附近哈里曼的住所处和他一起猎鸭广他们一向关系不错，而且现在也是如此。 麦克阿瑟断言，关键是要迅速取得军事胜利。战争时间拖得越长，中国或苏联参战的危险就越大。此次战役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下一个冬季来临之前”消灭人民军。在朝鲜山区进行冬季作战不仅会有大量伤亡，而且会一事无成。但是如果他能得到他想要的增援部队，包括整个海军陆战队第1师，他就能消灭北朝鲜军队。最后他用富有感召力的缓慢语调作出总结：“我不相信一个像美国这样大的国家不能按我的要求提供这么微不足道的一点增援。告诉总统，如果他给我这些增援部队，我将乘风破浪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我将用此次登陆为锤，以第8集团军为砧，把北朝鲜军队砸烂、消灾。”一番话讲得令人扼腕击节，哈里曼被深深地打动了。 哈里曼把这一情况向总统汇报，“在两个半小时慷慨陈词中，麦克阿瑟将军以最真切的热忱，以取自其丰富经验的、逻辑缜密的军事论点，以他所有的巨大的雄辩天赋，阐明了他对地面作战部队增援的强烈需要。” 说服哈里曼还不够。麦克阿瑟还需要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越看仁川就越不喜欢这个建议。一位研究过该建议的海军军官说：“我们大致列出了所有的自然障碍和地理障碍——这些问题在仁川都存在。”科林斯和海军作战部长福里斯特·P·舍曼飞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商讨细节。科林斯比以前更坚信此次战斗会失败。 8月23日，一次紧张的充满戏剧性的会议在麦克阿瑟办公室旁边的小会议厅举行。科林斯、舍曼、阿尔蒙德、舍菲尔德以及各类海军专家济济一堂。他们几乎要坐在彼此的膝盖上了。科林斯想到麦克阿瑟的部队将分散在150英里的战线两端，就感到忧心忡忡。但是麦克阿瑟把科林斯努力想使登陆地点更接近釜山外围的建议搁在了一边。他轻蔑地说：“在釜山外围登陆，是作用木大和非决定性的一招，这个行动是试图包围敌人但实际上却做不到。两栖登陆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有力的工具。要想适当部署两栖登陆行动，我们就必须实施猛烈的纵深打击！”当他讲话时，他的脑海里回荡着一个声音，他父亲的声音，再次告诉他很久很久以前就告诉过他的一句话：“道格，战争会议只滋生怯懦和失败主义。”指挥官作出决策，必须运用自己的个性力量和实力对那些蠢笨的委员们施加影响。 他强调了汉城的战略重要性，汉城是整个南朝鲜的公路和铁路枢纽。他在朝鲜半岛的地位就相当于巴黎在法国的地位。如果他占领仁川，汉城和它的机场将很快会拿下来。能代替在朝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惟一方案就是从釜山防线上突出去，但这样就需要对人民军预有准备的防御实施正面强攻，这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他承认在仁川登陆存在很多困难，当地的潮差达32英尺。更糟糕的是，突袭必须分两个阶段完成，中间间隔8个小时，因为首先必须在航道上占领一个岛屿。只有在确保做到这一点后，才能在下一次涨潮时发动进攻。但是麦克阿瑟强调说，美国海军从来没有让他失败过，他知道这一次他们也木会让他失败。他没有探讨水文方面的细节、潮汐或天气带来的危险，而是对他们进行情感上的诱惑和激发海军的自豪感。 当麦克阿瑟陈述理由时，他也考虑到怎样才能最好地克服来自科林斯和舍曼的阻力，特别是科林斯。他们对失败的恐惧远远胜于对成功的渴望。所以他缓和了口气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估计不准确，遇到了我无法克服的顽强防御，我将亲自督阵，并在部队遭遇血战之前将我们的部队撤回。推一会受到损失的就是我的名誉。“但是仁川之战必不会失败。仁川之战必将取得胜利，而且仁川一战能挽救10万条生命。” “我知道这是个5000比1的赌博，但我对此已习以为常了。”麦克阿瑟的声音小得如同耳语。会议厅里的人们很难听清他在说什么。“我们将在仁川登陆·…我们要消灭他们！”小会议厅里出现一片令人畏惧的沉默。6天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如果可能的话，或者在仁川南海岸的适当位置登陆。”科林斯仍然满心疑虑。 9月13日，麦克阿瑟和舍菲尔德飞往日本的佐世保，登上“麦金莱”号旗舰。在从机场到佐世保码头的飞行途中，太阳渐渐落下，天下起了小雨。麦克阿瑟仰望天空，一道美丽的彩虹在逐渐变暗的天空熠熠生辉。“那是我的彩虹！”他转向舍菲尔德兴奋地说，“我在第一场战争中指挥过彩虹师，这是我的吉兆，这次登陆会成功的。” 9月15日上午，一支海军陆战队趁满潮时占领了通往仁川的狭长水道中的月尾岛，并占领了炮阵地。下午满潮时，第二支海军陆战队在仁川前的港口登陆。他们只遭到了对方组织混乱的零星抵抗。麦克阿瑟身着他的A－2式飞行服，头戴陆军元帅帽，从“麦金莱”号上观察着海军陆战队实施的这次完美无瑕、锐不可当的突袭行动，那真是一种不可言喻、令人激动不已的美妙感觉。 但是，这还不够。麦克阿瑟还要到更近一点的地方去看。他坚持要到月尾离去。他的船冒着枪林弹雨带他来到月尾岛，但他还要求靠海岸更近一些，那里追击炮和机枪火力显示出双方正在交火。舍菲尔德惊恐万分，极力让指挥登陆部队的舰队司令命令“麦金莱”号返回，但这位将军拒绝了。对舍菲尔德来说，没有什么比战区司令死于敌人炮火之下更可怕的事情了。多年以后他仍然问人们“难道我这么做不对吗？”人们无一例外地回答说他是对的，但正确的答案却应该是不对。 1950年9月15日，这是麦克阿瑟的一生中真正体现出他的军事天才的一天。在每一位伟大指挥官的一生中都会有一场战斗超过了所有其它的战斗，这是对他的将军素质的最重大的考验，使他成为不朽的军事人物。对麦克阿瑟来说这样的战斗就是仁川之战。这次登陆的战果实现了他所有的诺言。到9月底以前，汉城已经被夺回，第8集团军从釜山外围突破，沉重打击了人民军。幸存的残兵败将们在联合国部队的追击下逃回三八线以北。麦克阿瑟一生最合适的结尾本该是在仁川的海战中像一个战士那样牺牲，牺牲在他处于光荣之巅的时候，牺牲在他的神话还没有遭到一点点破坏，反而因为他光辉的形象而被放大的时候。从这里开始，无论怎么走都是下坡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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