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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行将结束，新的一年似乎将使朱可夫更加飞黄腾达。1946年1月五日，《红星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张斯大林身穿军服、容光焕发的巨幅照片。在他右边稍后一点儿，是笑容满面、喜气洋洋的朱可夫。斯大林左边是伏罗希洛夫，两边还有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布琼尼、铁木辛哥等人。 1月2日，全国各地举行集会，选举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朱可夫被鲁别日诺耶化工联合企业等单位提名为候选人。在提名军人候选人的时候，《红军报》头版发表了一些文章，使用了这样一些标题为提名创造适当的气氛：《斯大林的英明使我们赢得了胜利》、《敬爱的领袖、导师和军事统帅》，读者们不应忘记《伟大的斯大林领导我们走向胜利》。 朱可夫的名字也多次在《红星报》上出现。据1月9日和10日宣布，第660号特别选区已推举朱可夫为最高苏维埃联盟院的候选人。 1月24日，《红星报》刊登了朱可夫的长篇传略，说这位驻德苏联占领军总司令，是哈勒欣河、耶尔尼亚、列宁格勒、莫斯科、华沙和柏林各个战役的英雄。如今，“这位斯大林培养的著名军事首长已被选为最高苏维埃候选人。” 几天之后，朱可夫会见了第660号特别选区的选民。对于这次会见，他可能是很高兴的。战斗英雄们纷纷发言赞扬他，高呼“乌拉”来称颂他。 朱可夫发表了讲话。他说，粉碎德国法西斯，苏联起过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苏联也必须起带头作用。他特别号召听众中的退伍军人要为苏联、为和平、为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安全而努力工作。① -------- ①《苏联元帅T·R·朱可夫会见选民》，载《红星报》1946年1月19日第2版。 1946年2月10日举行选举。2月14日公布了选举结果。朱可夫在第660号特别选区当选。3月18日，新选出的最高苏维埃代表们在莫斯科开会，朱可夫离开他在柏林的岗位前往参加。朱可夫同另外两名最高苏维埃代表一起摆好姿式让摄影记者照相。这两个人是近卫军上校波克雷什金和近卫军少校N·H·阔日杜布。他们是曾经三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仅有的三个人。 4月10日，朱可夫再次离开柏林，回国就任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之职。五一节那天，他同其他军政领导人一起出现在列宁墓上。几周之后，即5月25日，他出席了为以保列斯拉夫·贝鲁特主席为首的波兰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过了不久，即在7月份，《真理报》突然宣布，朱可夫被调到敖德萨军区任职。 斯大林逝世之后，朱可夫在为斯大林举行葬礼那天，参加到为这位大元帅守灵的行列。这样，他又开始为苏联军事机构提供富有活力的领导。1953年3月6日，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手下的副部长，而且朱可夫很可能同时负责指挥苏联地面部队。 从1953年底起，苏联军事理论和训练开始考虑新式武器对战略和战术的影响。随着朱可夫的晋升，苏联在军事理论著作方面显示出新的活力，因为俄国人开始认识到苏联军事理论和思想并不是一贯正确的。 然而，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以后公开发表的有关修正苏联的军事理论的著述，正是对于美国1953年和1954年开始出现的军事方面的“新面貌”早就应该作出的反应。 1954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预算咨文中要求“建立、保持和充分利用现代化空军力量”。在预计拨给陆海空三军的二百九十三亿美元的总额中，美国空军将得到一百一十二亿美元，约占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八。战后多年来，国会拨款没有在三军中按大致相同的数目平分，这还是第一次。战略空军司令部变成了美国军事力量和国家政策的一个主要工具。 与此同时，苏联人决定发展他们自己的远程打击力量。1954年就有证据表明，苏联正从事两种有四个喷气引擎的远程轰炸机和一种双喷气引擎的中程轰炸机的批量生产。同时，苏联人正在研制一批空中加油机，扩大北极各地区供远程轰炸机用的机场和疏散设施，从而使苏联飞机能沿最短的航线飞到北美。 虽然朱可夫承认空中力量和核武器的重要性，但他继续强调大规模的、大面积的陆地作战，甚至在核战争中也是这样。他声言：“空中力量和核武器本身不能决定武装冲突的结局。尽管原子武器和核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但在使用这些武器的同时，大批的军队和庞大数量的常规兵器不可避免地将被卷人军事行动。” 加特霍夫说，朱可夫在这里指的不是仅仅有大量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红军往往就是仅仅有大量士兵。相反的，他指的是庞大的、现代化的、用核武器装备起来的地面部队和起支援作用的空军和海军，而这些都是苏联人今天所拥有的。 当有人间朱可夫，在未来的战争中是否一定得使用核武器时，朱可夫回答道：“无论是谁，包括我在内，现在都无法对此作出完满的回答，因为一切战争，无论是大规模的，还是小规模的，都是在各不相同的政治的、地理的和经济的条件下发生、进行和结束的。”① -------- ①雷蒙德·加特霍夫著《苏联的形象》中引用的材料，第16页—第17页、第19页。——原书注 1955年1月，即在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之前一个月，他在“武装部队领导于部”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对这些领导干部说，“必须在深入研究现代化军事技术和先进的军事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完善自已的知识。” 三个月以后，苏联《军事思想》杂志的一篇社论提到了这次会议，并且承认“苏联军事科学在解决当前许多重要军事理论问题方面太慢了。”因此，“在制订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计划时，必须使那些对于实际作战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尖锐的、迫切的问题得到系统的研究”，并且“只能发表那些新鲜的、有创见的文章，这些文章应能提出有科学根据的新问题，或者包含有价值的总结和结论。”这家杂志承认，“它害怕讲新鲜见解”，虽然，正如加特霍夫指出的，承认存在问题，并不等于问题就解决了。 此外，主编们承认他们“无根据地”扣压坦克兵元帅Ⅱ·A·罗特米斯特罗夫写的题为《论突然性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的文章，不予发表，“从而表明他们缺乏必要的胆量来提出对于正确了解现代战争特点有着重要作用的新的、切合时宜的问题”。 看来朱可夫的讲话还要求对军事问题作出更客观公正的评价。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军事史反映的是怎样应用完美无缺的斯大林主义军事科学，而且不承认有过什么失误。朱可夫当权以后，苏联军事史终于承认它是有错误的，承认红军遭受过失败。 在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期间，苏联的军事著述工作蓬勃开展。苏联军事理论家们——其中许多人在国防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开始详细阐述现代战争的理论和技术。这个过程虽说是缓慢的，但却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朱可夫本人也参加了这些讨论。他说： 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一系列因素，特别是武装部队的技术水平和武器状况、部队的战斗力和熟练程度、最高统帅部、司令员和指挥官们的军事艺术，而最主要的是人民和军队是否认识到政府领导他们进行这场战争的正义目标……上述的各种因素，对于战争的特点和实施战争的手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就这样，朱可夫倡导了对军事艺术和军事科学的开诚布公的讨论。他坚持主张，苏联军事史一定要真实、客观，并且强调，在实际应用战略理论时，必须有较大的灵活性、个人的主动性和想象力。 与此同时，他开始成为苏联舞台上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这位职业军人就要步人充满危险的政坛，因为在这里，敌人往往是不能清楚地辨别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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