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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自己，美国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难忘的。 那是1989年8月30日。在太平洋上空飞行了近二十个小时之后，我乘坐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底特律国际机场。 当地时间是下午两点钟。走下飞机，透过候机厅的大玻璃窗，可以望见外面停机坪和飞机跑道上，一片阳光灿烂。候机厅里，刚下飞机的旅客很快就散开了，偌大的机场大厅静静的，显得多少有些冷清。 “这就是美国了。”我心想。但那时还淡不上有什么“印象”。 我要去的密歇根大学在离机场40英里外的小城安娜堡（AnnArbor）。密歇根新闻研究班的秘书玛格丽特来机场接我。因为我在填表申报、排队入关后，找不到自己从北京托运的箱子了，而又根本不知道会有人来接我，以至于使这位在密歇根新闻研究班工作了十多年、马上就要退休的慈祥好心的老太太在机场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牌子站着等了整整两个小时。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有些过意不去，因为以前似乎没被人这么认真地对待过。我真希望有一天，玛格丽特能来中国访问，使我有机会去机场接她，也等上她两个小时。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公路两旁是一片片空旷的田野和一些零零星星、大大小小的建筑。 半个小时后，汽车在一栋绿树掩映的白色小房子前停了下来。这里是我事先联系好的住处——一个美国老太太的家。 就这样，我从中国到了美国。二十多个小时里，我生活的环境一下改变了。一切都糊里糊涂的，还没有工夫细想。 稍稍安顿了一下，我问房东路易丝太太，大学校园在哪个方向？离这里多远？ 路易丝太太指着一条向北的路说，不远，走上十分钟就到了。 那时已近傍晚，阳光仍浓烈，但不再烤人。我便顺着那条路向校园方向走去。 路上看到的景象令我难以忘怀。 一路上，到处都在开晚会。节奏强烈的音乐在空中荡漾，烤肉的香味在傍晚惬意的凉爽空气里隐隐弥漫着。穿着一式西装、短裙的大学兄弟、姐妹会的成员们，排着队去参加晚会，一边走，一边唱着歌，不时传出阵阵欢笑。城中，无数穿T恤衫、牛仔裤的男、女大学生们拥挤在街上的小餐馆、咖啡店、酒吧和冰淇淋店，喝着罐装啤酒，吃着高杯冰淇淋，谈着，笑着。街上一片喧闹。站在城中的街上，可以望见通向校园广场的圆形拱门和法学院那爬满常青藤的古典式尖顶建筑，更远处，是夕阳辉映下高高矗立的钟楼。 这是学校秋季开学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经过漫长暑假后返校的学生们正在抓紧时间尽情欢乐。 面对眼前的景象，我内心感到一种震动。 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三个月前，我还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我脑子里充满了游行人群的激昂、绝食学生的悲壮，以及那些标语、口号、广播…… 眼前这个世界和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个世界是如此不同，叫人简直无法把它们在脑海里拼接到一起。这两个世界，虽然是在同一个星球上，对比是这样强烈，反差又是那么巨大，我怀疑——尽管有电话、电视、卫星实况转播等等先进通讯手段——这两个世界是否能真正相互沟通。 望着眼前的世界，天安门广场上的景象就会变得遥远、模糊、不可思议起来；而回想起天安门广场上的情景，这里的一切就变得不真实起来，虚幻起来，如同做梦一样……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哪一个更为真实？我感到困惑，内心中好像有某种过去一直很完整的东西突然断裂开来。 但是，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中国人——至少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可以有另一种生活。那反反复复的运动、批评、斗争、游行和举国欢呼、群情激愤、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等等，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然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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