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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小生长在一个社会里，很自然地会将那个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我们可能喜欢或不喜欢某些东西，但对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几乎是从不会怀疑的——一切本该如此。 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进入另一个社会，发现那里的人们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下同样正常地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和震惊。于是，我们对自己社会中的一切所保持着的简单而坚定的信念便开始渗入一丝怀疑。 这也许是许多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的最深刻也是最复杂的感受之一。 一个读电子工程学的29岁的研究生说，他出国半年后，突然对自己在国内时常常要向领导“汇报思想”——对此，他以前觉得很正常——觉得不可思议起来了：“我的思想干吗要向他们汇报呢？” 另一个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的33岁的博士生说，初学美国政治学，听教授讲美国的建国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弱政府”以保证政府无法控制个人时，他大惑不解。他在中国听惯了“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而且，自己也向来认为政府是应该加强，不然，如何管理人民呢？ 我们的思维不自觉地被自己的社会存在所局限，并进一步被自己的文化传统所局限。就像人类的思维无法摆脱人类自身存在的局限一样，我们也很难真正超越这种社会和文化的局限。我们很容易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社会所代表的一切，无论好坏，都是正常的，并毫无怀疑地予以接受。 因此，只有当我们走出自己的社会，见到另一个不同的社会时，我们才有可能领悟到自己意识的局限。 但是，对一个人或民族来说，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这种意识的局限，而是在这种局限中形成的一种绝对思维模式。我们不自觉地以自己社会的一切作为是非标准来判断其它社会的一切。有时，我们能走出国门，却走不出这种绝对思维模式。 不少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外面看到的只是一些“西洋景”。国外的东西，有时尽管新鲜、有趣，但只要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便自然属于古怪和异常一类。这种态度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视异族为“蛮”、“夷”，呼外国人为“鬼子”的“中央大国”的心态。 当然，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也可以逆向呈现。1978年后，当在几十年隔绝后重新打开国门时，中国人被外面的世界惊呆了。于是，不少人的思想立即趋向另一个极端：西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科学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丑陋的、病态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不外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中庸之道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现代辩证方法。细究起来，这不过是基于同一种思维模式上的两种不同的判断和取舍方式。“为体”的“中学”，不但是决定“西学”有用无用的基础，而且显然也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标准。 美国人在这方面有着几乎同样的问题。一百多年和平发展所造就的强大的经济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完善的民主体制和日渐流行的大众文化，使美国人过于自以为是，以为美国的社会模式是各国都应仿效的“样板”，美式的价值观念更是衡量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绝对标准，而很少意识到美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例子，并很可能是一个颇具特殊性的例子。这种偏见的倾向在美国“自由”的学术著作中和“客观”的新闻报道中随处可见。美国人需要像中国人在“文革”后那样深刻地反思一下。当年越战的失败，曾给美国人一次小小的反思机会，可惜，那次反思进行得显然不够深刻。 基于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僵硬的“对错”意识。人们几乎是先验地从自己的社会生存方式中获得“正常”的观念，并不自觉地以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就在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时，他们便将别人放在“异常”的位置上。于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事情了。 在一次野餐时，我和一位美国人类学教授谈起这个问题。我问他，在美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个时期，人们具有绝对的”对错”意识。他先是不假思索地说：“没有。”想了想后，说：“有。在清教徒时期。”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也有。” 实际上，正是人类学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从而帮助人们逐渐摆脱了过去狭窄的“对错”意识。 在人类思想文化传统中，“对错”意识，是最根深蒂固的东西。几千年来，它使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卫道”的狂热和迫害“异端”的残酷。即使在今天，无论在任何口号——“自由”、“平等”或“革命”、“民主”——掩护下，它都最终会导致思想的禁锢、文化的封闭和政治的专制。 而在中国社会，这种“对错”意识则主要还体现在对“统一思想”的认同。“思想”的“统一”总是以对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性的承认为前提的，这种对“统一思想”的认同，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成为一种潜意识。一个美国政治学教授曾在中国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说相信民主，但同时又都赞同“思想统一”。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中间的内在矛盾。 当这种基于“对”和“错”观念的辨别而“统一”了的“思想”进一步变成信仰、主义或是“明天的理想”——某种要求人类为之作出巨大牺牲才能实现的抽象原则时，人类社会便会进入悲剧时期。历史上，人类被推向灾难的边缘，常常不是因为某些人有意要将大家引向地狱，而是因为一些人坚信只有他们才知道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 我留学美国的感受，很有点像1979年我第一次读到“朦胧诗”时的感受。当时我想：“噢，诗还可以这么写！”到了美国后，我的感受是：“噢’人也可以这么活着！” 这里，我并不是在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是在比较东西方文明的优劣。争论何方的月亮更圆，如同小儿辩日远近，智者也是说不清的。我讲的是更为基本的东西——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正像英国哲学家穆勒（John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曾经说过的那样：“认为人类的生存应当建立在某种或某些方式上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具有相当多的常识和经验，他那能显示自我存在的方式就是最好的，不是因为就其方式本身来说是最好的，而是因为那是他自己的方式。”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具有和我相近的感受，但我相信，那几十万足迹遍布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从各自不同经历中学到和带回中国的许许多多东西中，将包括一种基于对人类社会多样性的认识而产生出的更为宽容的社会生存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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