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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革命，大概没有什么事情能像出国这样迅速地改变一个中国人的社会地位了。而在这变化中，也没有什么人像中国男人们那么容易感受到失落了。从小生长在一个传统的男性社会里，中国男人一向在社会上和家庭里有着无可争辩的主宰地位。而且，许多人在出国前，都属于社会中令他人羡慕的阶层。但是，一出国，一些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迅速跌落。他们不但在现实中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在心理上也很难承受这种急剧变化所带来的冲击。相比之下，一直处于受压抑地位的中国妇女，倒比男人们少点儿社会等级意识，多点儿适应变化的柔韧性。 当一个男人在社会上开始失重之时，往往也就是他婚姻天平渐渐失去平衡之日。许多在国内时被视为天作之合的婚配，一到海外，便会显出裂痕，甚至很快出现断裂。 海外留学生活，有时就好像是一场检验婚姻质量的破坏性试验。留学生的婚姻被置放在全新的社会环境里，经受着意识形态、金钱、文化和两性观念的高强度的震荡。 导致中国留学生婚姻破裂的因素有许多，其中最致命的也许是丈夫们最终无力从经济上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在一个以金钱为衡量事物价值标准的社会里，一个不能养家糊口、不能养活自己的人，不但会被别人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人，甚至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的“自我价值”。当一个男人在事业上遇到挫折时，他的婚姻往往也会随之出现危机。维持一个婚姻，仅仅有爱，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在海外，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婚姻更是难以仅仅靠感情上的纽带来维系的。 在美国生活的几年中，像这样的婚姻悲剧，我看到和听到了许许多多。我有时想，如果没有出国留学，许多婚姻在国内也许并不会破裂。当然，不破裂的婚姻并不就一定是美满的婚姻。在海外留学的生活中，留学生的婚姻要承受许多在中国社会没有承受过的压力和冲击，而夫妻双方也都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重新发现、认识和适应对方。 在采访中，我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夫妻在经过奋斗而终于在美国团聚时，头三个月里，家里总是充满了争吵。无论是丈夫先出来还是妻子先出来，都是如此。双方对环境适应程度上的差异多多少少会影响双方关系的和谐。三个月后，如果是丈夫先出来的，事业上有成，或能挣钱养家，双方会很快重新适应起来，婚姻关系往往能够维持下去；相反，如果是妻子先出来，事业上比丈夫成功，并一直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撑者，而丈夫迟迟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婚姻关系则难免会破裂。 为什么会如此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即使到了美国，中国男人们仍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要求继续扮演他们在中国社会和家庭中所扮演的传统男人的角色。如果他们扮演不了，他们的婚姻也就失去了旧日的基础。 再一次解放的中国女性。她们失去的只是传统的锁链，获得的却是自由。 1988年，一位中年知识妇女随一个文化代表团去欧洲访问了一圈。作为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尽管不是团长，她在各种场合都受到了外国人“女士优先”的待遇：有人为她开门，有人为她让路，有人她为提箱子，有人为她扶座椅。回国后，她感叹说：“这次才知道什么是做一个女人！” 让这位女士大为感动的不过是些西方社会为许多现代女权主义者所大力反对的传统礼貌习俗，但她那“什么是做一个女人”的感受却是颇具现代女性意识的。 中国革命曾为中国女性带来过一次社会意义上的解放：中国女性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权利，在经济上获得了平等待遇，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地位。 然而，中国革命并没有为中国女性带来一种两性意义上的解放。她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遵循着这个社会要求她们遵循的规则，扮演着这个社会要求她们扮演的角色。 一代年轻的中国女性，在出国留学之后迅速意识到，她们不能只当女儿、妻子或母亲，而应当学做一个女人了。 当中国女性逐渐懂得，她们的一切，包括思想、感情和身体，都只属于她们自己，而不属于别人时，她们的“性观念”自然会趋于开放。 一个在加州州立大学学美国文化的35岁的男博士生，面临毕业，发现找对象结婚和找工作就业一样难。他感叹说，在校园找个女朋友还不算太难，可想找个老婆就不容易了。“现在这边的中国女孩子全变了，谈恋爱行，有的上床也行，甚至同居也行，就是别谈结婚。说，要结婚，你先找到工作或先办下‘绿卡’再说。她们在国内时可不是这样，”他说，“一个个谈恋爱时，都‘守身如玉’似的，一旦真的‘失身’，便死活要嫁给你了。” 在这里，失落的只是中国的男人们，中国女性失去的只是传统的锁链，获得的却是自由。她们要像男人一样享受生活中的一切快乐，包括过去一直是男人专利的“性”。 一个29岁在澳大利亚悉尼留学的女士，在当地一家中文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作为性伴侣，西方男人要比中国男人强多了，因为他们更体贴、更敏感、更乐于满足妇女。这位曾在上海做过记者的女士在文章中还说，十个西方男人中，会有八个在床上表现出色，两个表现“马马虎虎”；而中国男人，十个中大概有两个能算得上“马马虎虎”，其余的就糟透了。她说，她的结论是基于她一些朋友的和她本人的个人经验——她先是嫁了一个澳大利亚丈夫，分居以后，又有了一个法国男朋友。这篇文章在悉尼华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杂志社为此收到了大量中国男士写来的抗议信。后来，愤怒的男性读者们专门举行了一次“抗议”集会。据说，与会者多达500人。在对文章作者的众多责难中，有一条是“缺乏爱国精神”。 然而，当“妹妹们”一旦大胆地往前走起来，她们是不大管“哥哥们”的吵闹的。 欣赏她的人说她活得潇洒，鄙薄她的人称她为“国耻”。不过，旁人说什么，她都不在乎，她只求自己活得高兴。她35岁，1989年来美国，在首都华盛顿的一所大学读教育学。她出国后和国内丈夫离了婚。她人长得漂亮，身后从不乏追求者，但这次却不急着结婚了。她要抓紧机会尽情享受自由的单身生活。对此，她从不掩饰。她私下里说，自己以前根本不懂得“性”，是出了国才懂的。有时，她会带点炫耀地说：“美国男人有的真棒，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当有人问她怕不怕染上艾滋病时，她爽快地回答说：“让他们戴上套就是了！” 中国女性的女性意识，一到了国外便迅速高扬起来，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更重要的，还在于她们在经济上的完全独立。经济上的独立使得她们能够在社会生活中不再需要依附男性而能真正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那些能读下学位、找到工作、在海外自己生存下去的中国女性，往往对有缺陷的婚姻感到难以忍受，追求起爱情来也更为勇敢；相反，那些依靠丈夫而无法在国外社会自立的“陪读”的太太们，常常不得不退回家庭，扮演起远比在国内时更为传统的女性角色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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