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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的整个游说过程中，一些中国留学生可以说是利用“六·四”事件这一个不可多得而大可利用的历史性机会成功地玩了一场带有中国特色的美国政治游戏。回国会受到“政治迫害”只是一个多少有欠诚实的借口，许多留学生在拿到“绿卡”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国探亲；而“人权”、“民主”更是说给天真而有偏见的美国人听的。不少美国人对中国学生以政治原因为名而行移民美国之实的做法心里也是明白的。1993年7月11日，其时“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刚刚实施，我从中国探家后回美。在芝加哥入关时，听到一位检查护照的美国移民局官员不无讥讽地说：“噢，现在你们这些中国人都能回国了。” 尽管整个事件充满了政治的色彩和喧嚣，但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决定留下来，并非完全出于政治原因。有人是为了今后的个人发展，有人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实际上，即使没有“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许多中国留学生也会以其它途径留下来。一些公派留学生可以利用1990年的“总统行政命令”转换其它类型签证，以免于美国移民法中有关J－1签证持有者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的规定；许多自费留学生可以在毕业后找一份工作，再由工作签证申请“绿卡”；其它途径还有政治避难、真假结婚或干脆“黑”下来。 在美国，留学生见面时，会相互询问“什么时候毕业？”“找到工作没有？”“买了房子没有？”但绝不会有人问“准备什么时候回国？”如果你跟别人说，你要回国了。对方在惊奇之外，大半会猜想你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 据中国政府估计，自1978年以来，学成归国的海外留学生有70000多人，约占海外中国留学生总数200000人的三分之一。不过，留美学生的回归率，显然要大大低于这个比率，根据美国专家的估算，留美的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率大概只有5％到10％。 留在海外，可以说是这一代中国留学生中大部分人的选择。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也许有他们的道理。 但在这方面，中国也有中国的悲哀。 大批中国留学生最终留在了海外，这也许是当年中国政府恢复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之初所末曾预料到的结局。 1989年的“六·四”事件当然是导致这一结局的直接原因，实际上，留学生滞留不归的趋势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 据美国移民归化局统计，在1982年至1987年间，已有6238名中国留学人员由学生签证转换成移民身份。只是由于当时美国移民法对J－1签证持有者必须回国两年才能申请其它签证的严格规定和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尚未完成学业，公费留学生在其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小，一共只有265人。 1989年初，一个刚从国外归来的留美博士生私下对我说：“大部分留学生看来是不会回来了。”当时我听了，感到他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但他坚持自己的判断，并感叹地说：“中国太穷了，就像一个可怜的母亲，已经养不活自己的孩子了。”后来，等我到了国外，才意识到他的感觉是对的。 在20世纪国际性人才争夺中，中国，像世界上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不可避免地处于不利的境地。 平心而论，中国政府为了吸引海外留学生归国，是做了一些难能可贵的努力的。 但是，无论中国政府如何努力，中国社会难以在一夜之间改变的，是普遍低下的生活水准和较少个人自由的社会体制。 “不能回国。回国教书太苦了。”一个在宾州某大学商学院当助理教授的34岁的中国留学生说。他来自天津，1983年来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个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就找到了现在这份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是每年拿着5万美元在美国当教授还是每月挣五六百人民币回国教书？在这两者之间作选择，一般人是不会犹豫不决的。更何况，他的父母都是天津师范学院的教授。中国教师的清苦，他是知道的。 有的留学生不愿回国另有其它的原因。一个密歇根州立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40岁博士总结性地说：“中国政府越管不着你的时候，对你就越好。”他毕业了两年，还没能找到工作，一直靠给一些小电脑公司搞些临时性的程序设计来维持生活，但从没想到要回国。他上面的理论显然是来自个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当年，他在办好一切自费留学手续后，多次求单位领导“恩准”，但领导死活就是不同意，反而为此发出通报批评，并将他除名。如今，他博士毕业，又拿到了“绿卡”，单位领导对他似乎也就前嫌尽释了。来美国访问期间，他们居然还带些小礼品来看过他。 可爱的中国的确有一些不太可爱的地方。 不过，对海外留学生来说，别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他们被国家派到海外学习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日后使中国社会的状况能有所改变，不想，如今这状况本身却成了许多留学生滞留海外的原因。 因此，常有人议论，说这一代留学生，与前几代相比，缺少了理想色彩和献身精神，而且，忘掉了祖国。 的确，传统的爱国主义对这一代中国留学生已失去了感召力。这主要因为大多数留学生在思想上接受了西方个人自由主义观念——个人选择的权利高于一切，而国家利益并不是要求个人作出牺牲的充足理由。也许很少会有中国留学生说自己不爱中国，但是多数人宁愿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来爱国。报效国家可以，牺牲个人不行。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学而留”的现象也许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不是一种靠什么“精神”或“教育”所能扭转的趋势。 不过，对此也用不着过于悲哀。在当今这个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而地球日益变小的时代，中国也很难说从原来的意义上“失去”了一代精英。这一大批留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对日后中华民族的振兴，仍会以各种不同方式，作出自己的贡献。 不过，对大多数留学生来说，出国时难回亦难，只是难在不同的方面。 今天，许多留学生一回国，就会有一种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似的感觉，而且，难以得到别人的谅解。 一个曾多次出国的40多岁的访问学者说，他最近一次从国外归来，是1992年5月。在美国讲学进修一年后，他携妻带子从广州回国入关时，边防检查人员一边查看他们的护照，一边大概出于好心地说：“你们全家都出去了，还回来干什么？” 回到研究所后，他说，日子似乎就更难过了。同事熟人见面就问：“怎么就回来了？”他觉得自己实在无法向别人解释清楚自己为什么回国，于是一律答之：“咱没本事，混不下去了。”这个口径，他坚持了两个星期之久，众人才将他放过。 回国之后，归国留学人员首先面临的是物质生活方面的磨练。 西方发达国家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使几乎所有归国留学生在回国初期都会有一种不适应感。 另一个令归国留学生在精神上感到更难以适应的东西，是中国知识界的许多特别的“教规”。 “教规”，是学术界传统派生出来的东西。它属于传统，却是传统中潜在的部分，常常让人感觉得到，却说不出来。“教规”，不只是政治上的“禁忌”，但有时会比那政治上的“禁忌”更触犯不得。 一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37岁的社会学博士说，他刚回国工作的那两年里，总有一种动辄得咎的感觉。他说，“常常是地雷都炸了，还不知道是在哪儿踩响的呢。”回国后，他不愿再走中国学术界流行的那种“纯”理论研究的老路，而是在研究中采用了一些模式建立、数据分析等新方法，并选取了一些现实性课题。这在单位里很快就招来了非议，说他“不务正业”；等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注意后，评定职称时，又有人说他的东西“不是学问”。 这位留学生认为，在种种“教规”背后，实质上有一个“代沟”问题。因为学术界“教规”的主要作用就在于维护学术界公认的权威和既定的秩序。他说，出国几年，回来后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这些年，老先生们老得特别快，年轻一代又成长得特别快；而中年一代，由于50年代教育的偏颇和长期政治运动的锻炼，“批判意识”极强……他感到，将来几代人在学术观念上的激烈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种种“教规”限制下，多少归国留学生能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却说不好。虽说“教规”本是颇为平常的现象，每个国家的学术界都会有类似的东西。但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中，“教规”的触犯者很可能被弄得一事无成。 对于归国留学人员来说，回国之难，还并不仅仅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磨练。在试图重新进入中国社会时，他们还会发现那个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社会对他们的归来实际上并不真正欢迎。 如果顺利找到工作，归国留学人员在进入单位后所面临的工作环境也将会是复杂微妙的。即使怀有一技之长，在一个讲究辈份资格和充满清规戒律的社会里，他们最终能否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也仍会是一个问题。一个美国中部著名大学毕业的37岁的社会学博士回国，几经周折，最后总算进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任教。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学校让他教的不是社会学，而是大学一年级英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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