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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4日，尼基塔·赫鲁晓夫被撤去党和政府的职务，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接替了赫鲁晓夫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阿列克谢·柯西金接替了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据西方记者报道，赫鲁晓夫被指责为把苏联与中国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变为他本人与毛泽东之间个人的长期不和，他还被指责为过低估计中国科学发展的速度，使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中苏关系的短暂改善 （1964年10月～11月）赫鲁晓夫被撤职之后，苏中关系暂时有所改善。据1964年10月16日宣布，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致电：“热烈祝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并希望“能继续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牢固不破的友谊。”1964年11月5日至13日，周恩来和中国其他六位主要的共产党人访问了莫斯科，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访问期间，他们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被官方描述为“坦率的和同志般的”会谈。11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周恩来出席的公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呼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与此同时，他指出，苏共将继续遵循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 勃列日涅夫指出，苏联领导人认为，加强共产主义世界的团结是自己的责任，他还说，“迫切需要”召开一个由各国共产党参加的新的国际会议；不过，他没有提到赫鲁晓夫提出的于1964年12月15日召开一个由26个党组成的筹备会议的建议。他指出，任何一个共产党或政府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它党或国家身上；可能存在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形式之间的选择可以由有关国家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来决定。勃列日涅夫把苏联的外交政策说成是“始终一贯的，不可改变的”，提出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与不结盟国家合作、和平共处以及“拯救人类免于世界战争”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他提出警告反对“侵略势力”，并说，只要还没有达成裁军协议，苏联将把自己的防御力量保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 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几周内，中苏两党都互相避免直接攻击。然而，论战仍然以间接的形式继续着。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新闻界攻击他们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苏联新闻界维护了过去曾被中国人攻击的政策。 1964年11月21日，①《红旗》杂志发表了强烈遣责赫鲁晓夫的文章，对他的主要指责概括如下：（1）他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攻击斯大林。（2）他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实行“全面的合作。”（3）他削弱了苏联的国防力量并企图通过签订核禁试条约阻止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4）他通过鼓吹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阻挠革命运动。（5）他反对和破坏民族解放运动。（6）他支持“叛徒铁托集团。”（7）他想方设法伤害和暗中破坏阿尔巴尼亚。（8）他造谣诬蔑中国共产党。 （9）他在“经济互助”的名义下，反对其他共产党的发展。 （10）他利用“政治上的蜕化变质分子、叛徒、变节者”来进行反对其他共产党的分裂活动。（11）他以“老子党”自居，违背兄弟党的协商一致的原则，召开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非法会议。（12）他实行了一系列企图使苏联向资本主义倒退的政策。 ①原文为1964年11月20日，正确的日期应为1964年11月21日此为作者所误。——译者注。《红旗》杂志上的文章还认为，赫鲁晓夫在与中国交往中，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撤走了几百名苏联专家，制造了边境纠纷，在新疆进行了颠履活动，煽动和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发动的武装进攻。最后，文章说，任何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企图，都将是“行不通的”。 1964年12月6日，《真理报》在一篇社论中部分地答复了中国对赫鲁晓夫的批评。这篇社论断言，遣责个人迷信是“不能倒转的”。并维护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已被“全民国家”所代替这一理论。（1961年苏联共产党的纲领所提出的这个理论①，曾被中国共产党在1963年7月14日“25条”中的第19条所驳斥——作者注） ①指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所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译者注。 对越南政策的争执 （1965年1月～4月）在1965年的最初几个月里，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大大加深了苏中之间的分歧。苏联再三作出努力使（越南问题）通过谈判得到解决，而中国则坚决反对任何妥协的建议。1965年11月14日，伦敦《观察家》杂志发表了中国政府和党的一封信，信中提供了一些有关苏联秘密和平行动的详情。根据这个资料的说法，1965年1月，美国政府曾表示希望苏联 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说服北越政府停止支持和武装（南方的）越共，停止对南越城市的袭击。这些要求由苏联政府传达给了北越，中国的信件把这些要求说成是“十分荒谬的。” 1965年2月6日至10日，柯西金访问了河内。访问期间，美国于2月7日开始对北越进行有规律的空袭。2月10日，他飞抵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了会见。自赫鲁晓夫1959年10月访问中国首都以来，这是毛与苏联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据中国的信件说，“柯西金同志强调需要帮助美国‘找到一条离开越南的出路’。我们指出，既然美帝国主义正在加剧对越南的侵略，那么还有什么时间进行谈判。…… 柯西金同志在同意我们的观点的同时，声明新的苏联领导‘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与其他人讨价还价。’”2月11日，柯西金离开北京，没有发表会谈公报。返回苏联后，他在1965年2月2日的广播中说，会谈“帮助澄清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可能性。”在那个月的早些时候，即1965年2月16日，苏联政府向中国和北越建议举行一次关于印度支那的国际会议，不等中国答复，苏联政府就于2月23日向法国政府提出了这个建议。然而，2月25日，美国政府宣布，这“不是期望中的谈判。” 1965年4月3日，苏联建议举行苏联、中国和北越三国领导人的最高级会议，坚持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 其是苏联和中国的统一行动这一事实，……将对越南（北越）民主共和国形成重要的支持，并冷却美国军国主义的热情。”据后来《观察家》杂志发表的信件，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中国政府认为，因为“你们企图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把我们诱入你们的圈套，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你们的国际策略中代表越南和中国讲话，提高你们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政治交易的地位。” 19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 （1965年3月） 1964年12月13日，《真理报》宣布，“在兄弟党进行协商的基础上，为了对起草委员会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作出更好的准备，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定于1965年3月1日举行。”这一宣布是26党会议被推迟的第一个集会形式。除了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北朝鲜、北越、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各党以外，所有被邀的党都接受了邀请。1965年3月20日，中国共产党透露，它于1964年11月就接到了邀请，但没有予以答复。有几个党，主要是英国，古巴、意大利、波兰各党接受了邀请，它们有保留地给予了答复，结果，苏联共产党被迫放弃了自己原先关于会议应当为国际会议准备一个草案纲领的意图，而且3月1日的会议也被官方说成只是一个“协商会议。” 据报道，在1965年3月1日至5日于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一些代表团迫切要求通过一个确定的国际会议日期和指责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冲突的决议。意大利和英国的代表反对这一要求，他们认为，这会扩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最后通过的声明建议召开一个由参加1960年会议的81个党组成的预备协商会议，来讨论新的国际会议问题，并呼吁停止“对兄弟党在名声上不好的和卑劣的公开攻击。”会议还通过了一项遣责美国对北越空袭的决议。 中国恢复论战 （1965年3月）在1965年3月1日——莫斯科会议开幕的这一天，中国报刊上又一次开始了对苏联党的直接攻击。3月1日，《人民日报》对在莫斯科最近发表的由鲍里斯·波诺罗寥夫编辑的、书名为《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一书提出了抗议，它说， 这本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和恶毒的攻击”。中国报刊评论道：“这本书竭力鼓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再次说明，赫鲁晓夫的下台，只是改换招牌，贩卖的仍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老货色。”这本“反华新书，再一次暴露 出那些满口说是要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实际上……却是加强分裂；说的是要停止公开论战，做的是加紧反华宣传……” 1965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多最近苏联报刊支持的“‘三和’‘两全’路线”等方面的摘录（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作者注。）文章指出，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文章评论说：“既然还是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为什么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呢？……” 1965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至目前为止对苏联新领导人的最猛烈的攻击，文章指责莫斯科会议是“非法的”和“分裂的”会议，并要求苏联领导人应当公开抛弃自己的“错误。”文章说：“苏联新领导人换掉了赫鲁晓夫只不过是换一块招牌，想用更巧妙的手法，……来更好地贯彻和发展赫鲁晓夫主义。……（他们）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反动政策，”他们的政策可以被称作“三假二真”——“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文章说，中国不打算接受这种“非法的和分裂的”莫斯科会议对中止论战的呼吁，如果“几千年无法驳倒苏联的论点”，那么“就批评它一万年”。 《人民日报》文章把莫斯科会议抗议（美国）对北越的轰炸说成是“第一流的笑剧”时宣称：“现在，苏共新领导人叫嚷支持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为了捞取同美帝国主义做交易的政治资本，玩弄‘和平谈判’的阴谋，妄图扑灭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最后，文章要求苏联领导人应当公开承认莫斯科会议是“非法的”；公开抛弃“赫鲁晓夫主义”，抛弃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及1961年的党纲；公开承认苏共领导反对中国、反对阿尔巴尼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公开保证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1957年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轨道上来。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的示威活动和北京的反苏示威活动 （1965年3月～4月） 1965年3月4日，大约两千名中国的和越南的留学生再次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外面举行示威游行。尽管大使馆被大约一千名骑警和步警保护着，但学生们挤过去向大楼扔石块，直到大约五百名士兵被召集来清理街道时才恢复了秩序。在这次战斗中，一个士兵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几名警察和学生受了伤。中国政府在3月6日给苏联的一个照会中，对“无情镇压”示威活动提出了抗议，要求苏联政府向学生道歉和惩罚那些有责任的人。中国政府特别提出，虽然6名受伤的留学生需要治疗，但是，他们却被强迫逐出一家莫斯科医院 3月6日，北京大学在苏联大使馆外面举行了一次抗议示威游行——这是自共产党革命以来在中国首都所发生的第一次这种类型的示威游行。 1965年3月12日，苏联在答复中完全否认了中国的断言，坚持说示威者用棍棒和石块袭击手无寸铁的警察，严重打伤了30多名警察和士兵。它宣称，事过之后，一群中国公民要求医疗，当成立了一个医疗检查小组时，他们侮辱医务工作人员说他们不需要治疗。最后，照会警告说，外国人扰乱公共秩序的罪行应该受到审讯和惩罚。3月16日，中国政府的答复拒绝了苏联的照会，断言说，这是“歪曲事实和颠倒黑白”。 1965年5月7日，新华社宣称，苏联警察用暴力驱散了4月3日列宁格勒的越南留学生所举行的示威活动，并打伤了七名留学生，逮捕了82名留学生。 中国对苏联新领导人的抨击 （1965年6月～9月） 在1965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个长篇社论中，中国共产党对自赫鲁晓夫被撤职以来的苏联领导人进行了第一次直接攻击。社论断言，他们“的本质还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还是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还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自赫鲁晓夫被撤职以后，苏联党尽量避免对中国进行公开的攻击，它在6月19日《真理报》的一篇社论中答复说，对中国的攻击感到痛惜，并呼吁国际共产主义政党团结起来，反对中国所说的“美国在越南的侵略”。 在1965年9月3日①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林彪元帅设想美国和西欧将被亚、非、拉国家“人民战争”的全世界革命运动所“包围”；他嘲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坚持的“地球上任何星星之火都会引起世界核大战，会毁灭人类”的观点。林彪元帅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赫鲁晓夫路线”说成是“胡说八道”，他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的实质，不是别的，就是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下武器，要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放下武器，而在全副武装的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面前听任宰割……” ①原文为1965年9月2日此系作者所误——译者注。 苏联对新的中印危机的反应 （1965年9月）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期间，中国政府于1965年9月16日向印度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声称除非三天之内印度拆除它在锡金边境的一切军事设施，否则，它必须“对一切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中国在锡金边境和拉达克布署了军队。9月19日，中国又把最后通牒令延长了三天，然而实际上，它于9月21日就收回了这个最后通牒令。而当中国声称印度已经拆除了军事设施时，印度政府否定了这个断言。 1965年9月23日，苏联《真理报》在对中国最后通牒的第一篇评论中指出：“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在中国递交照会的同时，伴随着中国军队向印度边境的推进和集结。这种报道只能引起所有那些对尽早结束印度——巴基斯坦武装冲突、对加强所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力量的团结、对恢复南亚和东南亚和平、以及对结束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尤其是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的阴谋感兴趣的人们的关心。”1965年9月24日，新华社遣责苏联的这篇文章是“诽谤性的。” 进一步的争论 （1965年10月～11月） 为了答复中国的进一步攻击，《真理报》于1965年10月27日发表了一篇表明苏联观点的详尽声明。 《真理报》在强调“一个不可能只用言语，甚至用最革命的话把群众争取到社会主义这边”之后指出，共产主义运动是由若干个小分队组成的，每个小分队都具有它自己的特殊使命，而且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振兴自己的繁荣和力量而作出最有用的贡献。文章继续说：“社会主义国家在解答革命任务中，不能代替其他自由斗争的小分队。社会主义国家在解答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中不能代替年轻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或者说，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不能代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因为那将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这些行动将可能导致发动世界热核战争，导致对全体人类的一切严重后果。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其对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义务中，将会导致失败，并且会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不可补的损失……” 1965年11月11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出现了一篇对苏联党猛烈攻击的标题为《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文章断言，新的苏联领导人“实行的还是赫鲁晓夫路线，只是采取了比赫鲁晓夫更加狡猾、更加虚伪的两面派手法，”他们“联合美帝”。他们“同美国积极酝酿所谓‘阻止核扩散’以及其他‘裁军’的新交易，企图保持苏美两个核霸主的军事垄断地位，来反对中国和所有独立自主的国家。”文章声称，“在中印边境问题上苏联新领导人公开联印反华。” 中国的文章继续说：“有人问，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可以团结民族主义国家的上层人士，争取同他们联合行动，而同苏共新领导人却不能联合行动呢？”文章回答如下：“在当代，反对还是联合美帝国主义，是鉴别一切政治势力能不能包括有反美统一战线之内的标志。……苏共新领导根本不反对美帝国主义，而且同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要同美帝国主义联合主宰世界。” 中国的文章拒绝了苏联在越南问题上的联合行动，并重复了苏联企图进行和谈的详情。文章继续说，苏联对越南提供的经济援助“同苏联的国力很不相称。他们援助一些东西是别有用心的，是企图欺骗国内外人民，企图控制越南局势，企图在越南问题上取得发言权，企图拿越南问题同美帝国主义作交易。”文章否定了苏联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助北越军事物资运输的断言之后，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结束公开论战的建议，宣称“我们将争论到底”。 文章在答复苏联关于所有共产党国家有“一个同一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声明时断言：“在最近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所作的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决议，标志着苏联经济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跨了一大步。（这个决议建议给工业企业以更大的自由，建议更加充分地发挥奖金方案的作用，以及建议利用利润动机作为提高更大效率的一种刺激。——作者注。）……苏共新领导在农村中也加速发展资本主义，扩大私有经济，扩大私养牲畜，扩大自由市场，鼓励自由买卖。他们利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来鼓励和扶植新的富农经济的发展。……正因为苏共新领导同赫鲁晓夫一样，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所以他们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资产阶级的政策；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政策…… “毛泽东同志经常对兄弟党的同志指出，如果将来中国发生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权的情况，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样应当坚决揭露，坚决斗争，应当援助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这种修正主义。根据同样的立场，我们认为，坚决揭露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这是我们应当履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1965年11月16日，《真理报》把中国的文章说成是“充满着不能容忍的、毫无根据的、造谣中伤的和挑衅性的捏造，”最后，《真理报》在11月28日的一篇社论中答复了中国的文章。 《真理报》社论说：“一年多来，我们党为了表明自己的好意和争取联合一切革命力量，避免公开论战。”社论继续说：“这并非我们党无话可说。……不幸的是，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党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肯定答复。……实际上，现在，反对赞成联合行动的那些党提出了政治上和组织上分裂的政策——一种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现在，反对联合要求分裂就是与革命利益背道而驰的行动。……苏联共产主义一向是毫不留情地反对戴着各种面具——包括那些超革命者——企图把共产主义运动转向右倾道路的机会主义者……” 苏联致其他各国共产党的信件 （1966年2月） 1966年2月14日，苏联报道了苏共中央最近就苏中两党关系致东欧其他共产党的一封信。3月22日，汉堡《死亡世界》报发表了被认为是有根据的信件的副本；这份报纸提供了苏联建议与中国合作和苏联援助北越的详细情况，提供了苏联遣责中国党希望引起苏美之间的战争的详细情况。信件内容被概述如下： 信中声称：“自1964年10月全体会议以来，苏共中央委员会竭尽所能使之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苏共中央委员会为了努力创造一种有利的政治气氛，已经单方面停止了公开论战。……在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谈判（1964年11月——见本章开头部分——作者注）中……我们提出了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广泛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举行关于互相中止论战的苏中两党代表团最高级的双边会谈的建议，包括扩大中苏贸易、科学技术文化合作以及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外交政策活动的具体建议……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本不理睬那个最高级双边会谈的建议。中共领导人没有同意扩大贸易、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建议，甚至对进一步缩减这种合作采取了另外的措施…… “现在，反苏方针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内国外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领导日益加强对苏联政府和社会秩序的颠履活动。北京广播电台向苏联定向播发文章的材料，企图使苏联各个阶层的人们互相对立。……北京广播电台正在从事反对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的直接呼吁。 “中共领导比以往更加固执地宣传中苏之间潜在的军事冲突的理论。1965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十分谎谬地说，苏联在中国北方的行动是与美国反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一种‘配合’。……这种想法顽固地向中国人民表明有必要为与苏联的军事冲突作好准备。苏共中央已经通报各兄弟党，中国一方正在挑起边界争端。最近几个月来，这类冲突又一次增加了。……中国政府拒绝恢复1964年5月中断的关于确定边界的谈判。显而易见，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拖下来而不予以解决。另外，与此同时，中国散布并断言说苏联在远东非法占领了中国的领土…… “当前，中共领导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的态度，正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害”。信件继续指出：“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了大量的武器，包括火箭装置、高射炮、飞机、坦克、海岸炮、战舰和其他项目。1965年一年就把价值约5亿卢布的武器和其它战争物资交由越南民主共和国自由使用。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培训飞行员、火箭人员、坦克驾驶员、炮兵等方面得到了支持。我们提供的军事援助达到了越南领导本身认为所需要的程度。苏联给予了南越民族解放战线广泛的军事和物资支援。 “苏共中央不止一次地向中国领导人建议组成支持越南的联合行动。但是，中国领导人反对这一行动。……我们党曾两次建议：‘三党——越南劳动党、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举行最高级会晤，就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联合行动问题达成协议。’这些建议，得到了越南劳动党政治局的同意，但中国领导人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与此同时，中共领导阻碍了苏联政府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直接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援助问题所履行的协议。中共领导人不允许装有武器的苏联运输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飞行。中国人还在向越南运输战争物资的铁路上设置障碍…… “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中国领导人需要一场漫长的越南战争以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并以此声称中国是一个‘被围攻的要塞’。有各种理由证明：在越南问题上引起苏美冲突是中国领导人的政策的目的之一……。这样，他们可以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坐山观虎斗’。新的事实不断地证明，中国领导人为了自己的沙文主义的大国计划，随时准备牺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大国政策导致了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遭受了一系列严重挫折这一事实。中国领导人的行动已经引起了甚至那些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其朋友的国家普遍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信任。这一点在非洲大陆和一系列亚洲国家变得特别清楚。…… “中国领导人的思想理论论坛的作用是十分明白的，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的大国政策服务。……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被世界战争的路线所代替。林彪在最近的那篇文章中最全面地解释了这些思想…… “苏联共产党……一向承认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形式既可以是武装的，也可以是和平的。……相反，中国领导人从一整套的斗争形式中只得出了一条结论：武装起义，战争（夺取政权）。……中国领导人迫使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接受与其实际条件无关的直接革命的目标的努力，实际上是试图强加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盲动主义者身上的一种阴谋策略。然而，这些策略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提供了榨取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血汗的机会，提供了暴露若干共产党的领导人员和活动分子的机会。……”（该段主要指亲中国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1965年10月1日发动的未遂政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镇压之后，至少有15万共产党人， 其中包括大多数共产党的领导人遭到屠杀。——作者注） 信中继续指出：“中国领导人强调这一观点，即（紧张的）国际局势对暴力革命有利，它为共产党人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因此，陈毅在最近的一次会谈中声称：‘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定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那么我们将欢迎它。……如果它们提前明天到来，我们将欢迎它’。譬如说，人们会觉得陈毅的声明怎么样呢？‘在原子弹的帮助下，人类可能会被毁掉一、二代人，但是，第三代人将会起来反抗，而且，和平将会得以恢复’。……我们的人民曾多次拿起武器保卫革命的成果，他们不怕帝国主义的威协。不过，我们明确地反对冒险，反对敦促人民进行世界核战争…… 信件结束时说：“我们认为中国领导人的霸权活动旨在使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服从其大国利益。……中国领导人在批评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据中国领导人所说）革命精神不足和优柔寡断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却表现出了异常的谨慎，而这不是没有目的的……” 苏共二十三大 （1966年3月～4月） 1966年3月23日，中国共产党宣布了拒绝派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邀请，并且发表了拒绝邀请的信件。中共的信件声称，苏联领导已向其他共产党发送了信件，“煽动他们共同反华”，苏联领导人在信中散布中国正在阻止苏联对北越的援助和正在侵犯苏联的领土的“谣言”。信件继续指出，中国已经派代表团出席了前三次代表大会，但是，“你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反斯大林。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反斯大林，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反苏、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公开地大反阿尔巴尼亚，并且指责中国共产党，使我们的代表团团长不得不中途回国。” 信件宣称：“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曾经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逐步地暴露了自己背叛列宁、背叛列宁主义的真面目……，使苏共领导变成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希望你们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又向苏共新领导提出了多次的劝告，希望你们改弦更张……而你们却毫不悔改。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 信件进而指责苏联党“追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指责苏联党“配合美国搞和谈阴谋，妄图出卖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的轨道；”指责苏联党“力图组织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包围圈。”最后，信中指出：“既然你们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派代表团出席你们这一次大会。” 1966年3月29日至4月8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共真诚地希望与中国友好，并且“愿意在任何时候同中共一起重新研究现有的分歧，以便找到……克服这些分歧的途径。”他还表达了支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举行新的世界共产党会议。 中国共产党日益孤立（1965年～1966年） ——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采取中立态度（1966年8月） 在1965年至1966年期间，在过去曾不同程度地支持过中国的五个主要共产党中，只有阿尔巴尼亚党始终如一地支持中国的态度。这一时期，苏联对北越的影响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原来在非共产党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在1965年10月1日企图发动政变之后，已名存实亡；1966年8月，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日益孤立的可能使人联想到的原因，包括赫鲁晓夫被撤职之后苏联领导人所表现出的更为圆滑和更为谨慎的态度；中国未能给予北越以有效的援助；中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为了援助越南这一提议，共产党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建议；中国提倡的“冒险主义”的政策——这一政策被认为应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大屠杀负责；中国干预其他共产党的事务和支持组成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的政党；中国被指称为干预亚非国家的内政——这种干预导致了中国同几个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断绝以及与印度尼西亚和加纳出现的紧张关系，还有对1965年9月印巴战争的干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66年1月5日的信件中，建议召开 一个由华沙条约国家的共产党和亚洲共产党国家组成的会议，讨论对北越的援助协作的问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2月12日拒绝了这一建议，它在答复中声称，将不参加“背信弃义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举行的任何会议。从1965年4月26日至5月11日，由阿尔巴尼亚总理穆罕默德·谢胡将军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宣称：“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其中心是苏共领导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而且永远不允许现代修正主义有任何喘息。” 公报继续指出：“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叛徒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而且永远也不对他们表示任何心慈手软；必须全力支持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而且永远不接受他们‘停止分裂活动的要求；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在我们自己和他们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线；永远不与他们‘联合行动。’……很久以来，现代修正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勾结着。……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和反对现代修主义的斗争是两种不可分割的任务……” 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原先在1966年1月1日声称：各国共产党既使不能重新建立思想上的一致，但也有必要“组成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越南问题上的一致的国际行动。”1966年3月，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代表团访问北京进行了使中国共产党相信亚洲共产党人应该与苏联合作支持北越的不成功的尝试。之后，宫本显治率领代表团又访问了平壤，在那里，他与北朝鲜共产党一起发表了呼吁统一行动的联合声明。8月份，日本党公开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并且在9月初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日本党在对苏联“修正主义”仍然表示遣责的同时，也强烈地抨击了中国政府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 日本党的声明否定了中国党的论点：即苏联援助越南的目的就是使北越依赖于苏联，以致于使她不得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赞成无条件地同美国谈判。声明遣责中国反对联合行动是完全消极的态度。声明暗示，中国害怕对北越外援的增加可能导致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并且会危及中国自身的安全。日本党的声明还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类似于赫鲁晓夫所使用过的为苏联的消极态度辩护的观点：不过有关联合行动的所有协定必须是有条件的：即苏联应保证“最大限度地增加对越南的武器援助，对越南的积极援助直到最后，不允许欺骗他们的期望以及绝对禁止苏联单独与美国进行秘密交易。”声明指出苏联领导人已被划分为赞成对越南问题妥协解决的“修正主义者”和“反修正主义者”。声明提倡，外国共产党在促进苏联党内“反修正主义”政策发展的同时，应当继续进行反对他们“修正主义”的斗争。据说1966年8月4日，日本共产党已经命令其党员从党的地方总部去掉了毛泽东的画像，从共产党的书店里收回了所有中国的书籍，不经允许不准访华和不准收听北京广播电台。9月8日，五名党的官员因违抗上述命令而被开除。日本党政策的变化部分起因于自身力量的日益增大，这使日本党更加不依赖于中国党的支持。自1959年的以来，日本共产党党员从4500人增加到195000人，而且日本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成员从4000人增加到200000人，与此同时。党报《赤旗报》的发行超过了100万册。 1966年8月12日，北朝鲜共产党也发表了声明，坚决拥护对越南的联合行动，并且肯定了自己在苏中两党问题上的独立性。声明指责中国党通过暗示企图把自己的理论和方针强加给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声明宣称不允许一个大党对“一个小党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施加压力。所有共产党人可以独自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声明进而指出：“没有特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家”（这里明显是涉及中国自称的“毛泽东思想”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一个党的指导理论，只有在该国范围内具有价值”，而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党，因为各国党的需要不同。因此，每一个党都必须不受外来干预地独立决定它是否应当信奉另一党的经验，决不能“按照他人谱写的乐曲跳舞”，或者在“思想上被任何人所束缚。” 1966年9月18日，《真理报》转载了北朝鲜党的机关报《劳动新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在措词上攻击“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显而易见，攻击的矛头是攻击中国党的。文章指出，“托洛茨基主义者”企图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坚持认为，共产党国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诽谤苏联；他们拒绝把和平斗争方式与军事斗争方式结合起来，而只主张“疯狂的反抗。” 1966年6月，周恩来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之行（他与罗马尼亚领导未能达成协议）和后来阿尔巴尼亚对实行中立政策的各个共产党的攻击，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党的孤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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