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录
四个秀才一台戏
作者：权延赤

　　1964年3月初的一天。
　　形近迟暮的天津老站，在夕阳西下的余晖中更显古老灰暗。蒸汽机车气势不凡，自我感觉良好地喘着粗气，像乡下人随意吐痰一般将携了煤灰尘粉的蒸汽朝那老态龙钟的候车楼喷去。
　　月台上，几名工作人员松散地站成弧形，满面带着60年代官场上常见的那种同志式微笑，看着主人客人握手。
　　客人陈伯达，整个特点可用一个“圆”字概括：圆头圆脑圆脖子圆体，就连头顶的制服帽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也是圆圆的没有棱角。大概为了求方，求“思圆行方”的境界，他走路两腿稍分，两臂离身，像摔跤运动员一样摇晃起肩膀，两臂大叉开摆动，就那么迈着方步走上月台。
　　主人胡昭衡，比陈伯达高出整一头，四方脸四方下巴，脸颊红润，两腮刮得青幽幽。老舍夫人曾为他画一幅画、朱德为他题四个字：风华正茂。他一脸尊敬热情的微笑，远远伸出了手。
　　陈伯达加快两步也伸出手。
　　中等身材，年轻俊气的天津市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抢前一步，站在一侧，一手托扶陈伯达臂肘，一手引向胡昭衡：“天津市市长胡昭衡。”
　　“伯达同志，欢迎你。”胡昭衡握住陈伯达的手。
　　“胡市长，你好年轻啊。”陈伯达稍显惊讶地盯住胡昭衡面孔，眼帘在镜片后面闪动一下，“不到五十？”
　　“四十八岁。”
　　“方兴未艾。”陈伯达手头用了力，“我来给你做老百姓，你做父母官。”
　　“可不敢当，玩笑了玩笑。”胡昭衡本来红润的脸面更红艳几分，不安地笑道：“在延安我就读你的书了……还请伯达同志对天津工作多作指示。”
　　“我只能纸上谈兵。”陈伯达嘴角稍稍一抽，流露一层浅浅的自嘲的苦笑出来，那只刚加过力的手像泄了气一样软软抽回，兴致顿减地望望左右，“走吗？父母官们。”
　　胡昭衡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使陈伯达情绪陡落，他着急或尴尬时的习惯动作是牙齿间丝丝抽气地喃喃：“这个，这个……”一边像丢了东西似地将头左右轻晃，“啊，这个，先请伯达同志去招待所休息吧？”
　　翘着黑色大屁股的老式的“别尔克”轿车驶入天津市狭窄古旧又热闹繁华的街道。
　　车速很慢。陈伯达望着街景的目光有些“感时花溅泪”的味道。他嘴唇翕动：“我虚岁已六十喽。”
　　“伯达同志，这次来津……”胡昭衡没有听见陈伯达讲话，只听到一声叹息。他望一眼前面坐司机身边的李树夫。李树夫面无表情看着车前方。李树夫和陈伯达很熟，陪陈伯达搞过工作调查。可是这位副部长不回头便无法交流。胡昭衡过去听过陈伯达的报告，是台下望台上。像这样握手之后坐在一辆车一排椅上还是第一次，不明白陈伯达感情瞬间起伏的原因。他小心试探：“还是到小站‘四清’蹲点？”
　　“秀才就是做秀才的活儿。”陈伯达的福建腔不好懂，幸亏他没有转移视线，没有看到胡昭衡茫然的表情。
　　“最近什么人来过？”陈伯达终于转回视线时，低沉地询问一声。
　　“贺老总和夫人薛明，还有罗帅的夫人林月琴。”胡昭衡略停，又补充一句，“贺帅是我的老首长，在一二○师，我在政治部搞宣传。那时老总精神，现在有糖尿病。”
　　“带过兵吗？”
　　胡昭衡眨眨眼，终于明白问什么。初听福建话确实吃力。他解释：“抗战后去东北，在卓盟纵队当过政委。”
　　“说到底，当官还是你们这些人。”陈伯达轻轻点点头。胡昭衡一时不明话外音，心里琢磨着没做声。
　　前方是路口，天津的马路没一条直的，不论东西南北，只能讲前后左右，外地人去了没有不转向者。这是历史的遗留，殖民地的疤痕。各帝国主义国家自顾本租借地内的建筑，没有全局规则，一旦连成一体，那建筑和街道便呈出杂乱的千姿百态。比如这个路口，五条马路在这里交汇，路中心的“圆盘”上，没有警察岗亭，赫然立起一座灰败的厕所，有行人匆匆地走进，懒洋洋地踱出。
　　“厕所是一种文化，懂吗？”陈伯达伸出圆鼓鼓一只食指，指点那座触目的厕所，“兔子不吃窝边草，懒猪不拉窝里屎。厕文化能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
　　“噢，我第一次听说……”胡昭衡咂嘴琢磨，忽然点点头，“很有道理！”
　　陈伯达并不相信这位市长真悟出什么道理，这类部队下来的地方官他见识多了，不说马克思姓马就不错。同这些干部打交道，他又愿意多讲话又感觉缺少谈话的兴趣和享受。他们常常睁大眼睛，目光里流露出敬佩、神秘、虔诚、茫然，就是难得几次悟性的闪光。
　　街边几名搬运工模样的工人，左手捧大海碗，右手抓大饼，正在大嚼大喝。初春还没见绿，这些工人却已袒出了筋肉暴绽的紫酱色的胸脯，抬眼让目光追逐汽车。
　　陈伯达似有所动，目光留在车外，声音响在车内：“胡市长，你来天津多长时间？”
　　“四个月。”
　　“你在部队时间长，懂得带兵，叫带兵的人。你知道社会比部队要复杂吗？”
　　胡昭衡谦虚地说：“部队比较单纯，比地方工作也简单。”
　　“天津有一种流氓无产者，叫‘耍人儿的’，听说过吗？”陈伯达慢条斯理问。
　　“就是混混儿，又叫混星子，憨不畏死，讲打讲闹，官场上称为‘锅匪’，说跟哥老会有关系。”
　　“噢？”陈伯达身体微欠，目光略显惊讶地望住胡昭衡，嘴唇蠕动一下才问，一怎么叫‘锅匪？”
　　胡昭衡表示尊敬地侧过身，用讨论的口气说：一民以食为天，有锅就有家，砸锅就毁家。我想可能有这个原因吧？其实他们组织和设备极简单，在闹中取静之处租几间房，也不搞香堂，设立‘锅伙’；一铺炕一筛就叫大寨，头头叫寨主。有事一声吆喝，抄起家伙就出去一场群殴：没事就在炕上炕下吃喝休息。”
　　“还有什么名堂？”伯达不自觉地换上请教的口气。
　　“穿著有讲究，一身青布裤袄，再穷也要做一件青洋绉长衣披身上，不扣纽，或者是脱下来搭臂弯上，腰扎月白洋绉搭包，脚穿蓝布袜子花布鞋，头上发辫续上大绺假发，越粗越有份儿，不拖在背后，搭在胸前，有的在每个辩花上塞朵茉莉花，走路迈左腿，拖右腿，故作伤残状，老百姓背地里叫他们花鞋大辫子。”
　　“哈哈，听大鼓书一样。”陈伯达脸上有了微妙的变化，就像懒过一阵儿，喝杯咖啡起来精神一般，“以什么为生？”
　　“不劳作。”胡昭衡摇头皱眉，“开赌局，‘抄手拿佣’，把持粮栈，拦河取税，开脚行。这些行业都和府县衙门差役有勾结。吏不举，官不究就是了。”
　　“昭衡同志，”陈伯达不知不觉中已改变了“胡市长”这种称呼，“你对这种人很熟嘛，旧军队里类似这种人不少？”
　　“俘虏过类似这种人。抗战刚开始时，新拉起的队伍这种人不少，在内蒙刚组织队伍时，也有过类似的人，有的改造好了，有的淘汰了。”
　　“毛主席讲过，不主张队伍里把这种人全清除。”
　　“队伍刚拉起来时，打仗少不了这种人，憨不畏死，不像老实农民刚到队伍上胆小。打过几仗，农民勇敢了，这种人要是没改造好些，就弊大于利了。”
　　“混混儿也算下九流？”
　　“优、娼、皂、卒、批、捶、奴、蛋、剃，”胡昭衡数一遍，“算哪一流？有点不入流。”
　　“下九流也不简单，卑贱者最聪明，韩世忠算卒，梁红玉是娼，李逵是皂，阮氏三雄是蛋，陈胜、吴广都是奴……就是这个优？”
　　“四大名旦都是优。”
　　“哈哈哈，”陈伯达笑出声，将手搭在胡昭衡手背上，“现代红的是优，常香玉捐飞机我们捐不起。昭衡啊，哪个学校毕业的？”
　　“1935年考上北大，没毕业。七七事变就投笔从戎了。”
　　“秀才秀才，是夫子。”陈伯达变得亲呢，抓着胡昭衡的手背用用力，“走对了，投笔从戎。你这一投笔，现在就无须纸上谈兵了……”
　　胡昭衡虽然被承认是“秀才”、“夫子”，听过陈伯达最后的这番感慨，眼里却茫茫昧昧未能闪烁出悟性的光辉。
　　子夜，胡照衡在日记上记了这么两句话：
　　“伯达同志叫我夫子，我很不安，他是大家，我差得远。但他总说自己是纸上谈兵，不知何意？”
　　随着春的浓郁，树的泛绿，大自然越来越勤奋，一天比一天早地苏醒，并且丝毫不停地伸出手去，轻轻地、悄悄地揭开夜幕。没有欢呼，无须腾跃，就那么庄严缓慢地将光与色彩的变化自东向西地伸展开来。
　　胡昭衡从睦南道向大理道折转，沿着路边慢跑。他注意生活的规律性，晨练与夜里写日记一样，不可或缺。
　　当那个矮矮的已然熟悉的身形影影绰绰晃入眼帘时，他感到有节奏的心跳起了一瞬变化，从马路右边躲过两辆自行车，跑到马路左边。十秒钟之后，他的跑步变成走步，并且招呼：“伯达同志。回来了？”
　　“你早晨跑步？”陈伯达立住脚。
　　“习惯了。”胡昭衡近在咫尺地停下来，调整呼吸。
　　“我走步，跑不动了。”陈伯达口气忽然一转，“有什么消息吗？”
　　胡昭衡怔一下，不知所指。
　　“有什么人来天津，听到什么消息？”
　　“四位副总理来过，谈到毛主席关于反对故步自封的批示。”
　　“有大量的好同志，被那些高官厚禄、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一切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陈伯达随口背出一段，令胡昭衡暗吃一惊。“还有什么？走，走着聊。”
　　两个人沿大理道走下去，把一幢又一幢外国别墅式小洋楼甩在身后。胡昭衡牙齿间丝丝吐气地想：“这个这个……”
　　“康生同志说，要注意主席给柯庆施那个批示。”胡昭衡终于想起一个消息。
　　“康生？”陈伯达陡地停步，望一望胡昭衡，接着又向前走，脸上呈出思考状，像自言自语，“柯庆施……就是柯庆施抓曲艺工作那个文艺情况汇报？”
　　“你记忆力真好。”胡昭衡点头，由衷地说。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陈伯达证实自己的记忆力一样，又背出一句，接着就是默默无言地散步，显然在想什么。
　　“对了，周扬和夫人苏灵扬同志今天下午来天津。”
　　走过几步，陈伯达才问：“来干什么？”
　　“调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情况。”
　　“你们过去认识？”
　　“我上学时就知道他，30年代，青年学生很少不知道他的。在延安见过他，没机会认识。还是来天津以后才认识的。”
　　他们已经走到赤峰道。陈伯达看一眼表：“回吧？走快点。”
　　无言地急走一段，望见大理道招待所时，陈伯达才放慢步子，活动着双臂说：“他是‘左联’书记，又是‘鲁艺’的院长。现在全国有名的文艺领导干部和作家、艺术家，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懂吗？”
　　胡昭衡点点头。
　　“其实你不全明白。”陈伯达说到这里，匆匆转开话题，“哎，天津挨北京近，来人多，有什么消息经常通个气。”
　　二十五年后，胡昭衡回忆当年，曾感慨：当时可以说没全懂。毛泽东批示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陈伯达马上想到这些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周扬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
　　可是，陈伯达仍然说：“下午去接周扬，叫我一声。”
　　胡昭衡点点头，准备分手：“伯达同志在津有什么要办的事情就跟我讲一声。”
　　陈伯达拉住胡昭衡的手，这是他表示亲近的常有动作，放低一些声音：“我要召开一个座谈会，你找一些有水平的明白人参加。两上题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现的问题和好的经验；关于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认识、体会、经验教训。”
　　“什么时候开？”
　　“明天，座谈要有理论有实际有数字。”陈伯达把胡照衡再扯扯近，声音再放低些，“告你个消息，少奇同志要来天津。要谈这两个问题。”
　　“噢。”胡昭衡点点头，发现陈伯达已经靠他很近。
　　市长的“别尔克”轿车驶向天津站。坐在车后座的陈伯达和胡昭衡都不怀疑，他们之间已经迅速建立起私人关系。这种关系即便还不能说“密，”至少也能说“亲近”。
　　应该说是陈伯达首先肯定了这种“亲近”。他在小站蹲点“四清”，隔三差五回趟天律，胡昭衡总要利用休息时间来看望，海阔天空聊一番。彼此知识面都不窄，共同话题很多。
　　那是胡昭衡第二次看望陈伯达，陈伯达为他斟一杯茶说：“秀才交往，清茶一杯。”对，就从这清茶一杯，他开始无话不谈。
　　陈伯达要一同去接周扬，这道理很简单。周扬也是个大秀才。午睡后，胡昭衡去请陈伯达出发，陈伯达一边系衣扣一边说：“我原名尚友。‘尚’什么‘友’？文友，以后接触工农多了，改名伯达，交了许多工农干部为朋友，也总想跟军人交朋友，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和秀才交往。”
　　胡昭衡从来不怀疑陈伯达讲的这番话。他与陈伯达相识，从“胡市长”到“昭衡”到“夫子”，全过程不过一小时。陈伯达随和是一方面，主要还因为自己算得是个小秀才。前次陈伯达又从小站回来，两人夜里散步聊天，谈到热烈处，胡昭衡送陈伯达回大理道，陈伯达又送胡昭衡回睦南道，就是话题吸引得人欲罢难休。
　　这次陈伯达从小站回来开座谈会，适逢周扬来津，三个秀才一台戏，更要热闹。胡昭衡已经吩咐交际处晚上备酒，要喝个痛快。
　　秀才交往，有的话题热烈，有的话题含蓄。陈伯达讲含蓄话往往很慢，有点拖腔拉调，似乎每句话都是在斟酌之中说完或没说完。
　　“主席——喜欢哲学。少奇——具体。一线二线。”
　　胡昭衡点头，这话好明白。
　　“哲学——靠悟性，具体——须勤奋。”陈伯达瞟一眼胡昭衡，旋即闭目仰靠椅垫，回忆着念念有词，“毛主席本人只关注国家大事。他提出把全国变成大园林的建议也就足够了。他没有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陈伯达猛然掀开眼帘，盯住胡昭衡。胡昭衡反应敏锐地点点头：“少奇同志讲的。”
　　陈伯达也点点头：“所以要注意少奇同志抓什么？他抓什么，反映二线在想什么。”
　　“伯达同志长期在中央，在主席身边……”
　　“纸上谈兵。”陈伯达把圆圆的小手掌一摆，似乎情绪又沉落下来。胡昭衡再次显出茫然：这个大秀才怎么了？这个“纸上谈兵”有什么现实中含义？
　　片刻的沉默之后，陈伯达举手在胡昭衡肩上拍拍：“不要迷信虚名，在上面也只能表现‘工具之才’，在下面也可以锻炼帅才。独当一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要帅才。你正年轻……我要是退休了，就来天津给你当个墙报编辑。”
　　“伯达同志，这是怎么说的……”胡昭衡大为不安。用他日记上的话讲，叫‘如芒刺背”。
　　陈伯达从胡昭衡肩上取下手，顺势一摆，表示这个话题告一段落。振起精神另出话题：“康生什么时间来过？”
　　“最近没来。”
　　“早晨你说到他……”
　　“那是捎信。我来天津时，他叫我帮忙搞砚台方面的书，找到后给他捎去，他捎来信说收到了。”
　　“嗯……”陈伯达略一沉吟，“你们熟悉？”
　　“也算秀才交往吧。”
　　“他算得书香门第了。”陈伯达表现出关注，“你们怎么认识的？”
　　“嗯，那是50年代初……”胡昭衡朝车外望望，还有几分钟的路，便长话短说作个介绍。
　　50年代初，胡昭衡在内蒙古自治区任宣传部长，在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认识了康生。吃饭和会间休息时、谈古论今还有共同语言，胡昭衡并不了解康生历史，日记上只称他为“大秀才”。
　　胡昭衡有位河南老乡穆欣，在晋绥曾一道工作过，所以又是老战友。他后来到光明日报社任副总编，是在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领导下工作。胡昭衡喜欢收集名人字画，便托穆欣出面，代请康生给自己写幅字。
　　康生还记得宣传工作会议上那个发言出色、知识面广的自治区宣传部长，欣然应允，为胡昭衡写了两个字：敏求。
　　胡昭衡收到字，搓搓手，犯了沉吟。他喜欢字但写不好字，尤其和康生的字比较就更感拿不出手。抬眼间，看到桌上几个纸盒，立刻有了主意，用张牛皮纸将四盒黄油包好，写一行字：方便时，请康生同志来内蒙看看。
　　四盒黄油换来两个字。据说康生检查一遍黄油质量，第二天早饭就抹到了面包片上。他曾经在莫斯科生活几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习惯吃面包抹黄油，边吃边说：“四金黄油换两个字，现在看，他是亏了，长远看，他是赚了。”
　　于是，康生和胡昭衡也有了“私交”。
　　“哈哈，不亏不亏你不亏。”陈伯达开心大笑，拍打胡昭衡“名人字画，字画名人，这两条康生都能沾上边。留着吧，留着吧……”
　　走上月台，列车还没到。陈伯达反剪两手，左走三步，右走三步，望住胡昭衡：“康生身体不好，嗯？”
　　胡昭衡点头：“嗯。”
　　“所以他字画好。”陈伯达向下戳手指。
　　胡昭衡会意地笑笑：“琴棋书画，养病之道。”
　　陈伯达猛地扭头，胡昭衡也向西望，列车拖着贯耳笛声入站了……
　　1964年4月7日傍晚。
　　天际那火海一般的晚霞渐渐泛白，变青；天津的空气难得这般清澈透明。大约是昨天那场春雨洗过的原因吧。
　　一辆灰色伏尔加车驶入睦南道一三○号，周扬弯腰钻出车门。这位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长留着显示盛年的长寸头，长大的身躯刚一挺直，已经开始抱拳作揖：“昭衡，久等了。”
　　胡昭衡碎步下了阶，大步迎上，先抱拳作揖，后握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伯达马上就到。”
　　“以行同志呢？”周扬询问胡昭衡的妻子林以行。
　　“只怪灵扬同志没来哟。”胡昭衡说周扬的妻子苏灵扬。
　　“过两天她就到，等我下乡转回来。”
　　“她到了，以行同志就到。”
　　“你这才是……”周扬笑着摇摇头，旋即换上认真的表情，“你叫灵扬带来的《老生常谈》我看了，原来就读过里面几篇文章，这次灵扬带来书，我才知道作者李欣就是你。”
　　“我是浅学之辈。”胡昭衡谦虚地摇头说，“你是大家，还得请你多指教。”
　　“秀才交往，不讲客气话。”周扬更显认真地问。“我跟你打听件事。抗战前北京有批小作家，叫小京派。那里有个李欣是你吧？”
　　胡昭衡脸色泛红，点头道：“上初中时，我喜欢文学。给郁达夫写信求救。郁达夫正在颓废，对我讲，著书都为稻梁谋，没出息，劝我不要搞。我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小报上写点剧本之类东西，1935年才开始写小说……”
　　“郁达夫也是‘五四’文学巨匠，被日本宪兵杀害在苏门答腊。郭沫若和他组织的创造社是革命的，最早提出无产阶级文学，我记得郭沫若写诗说‘我是无产者’，对我影响极大，我就是受他们影响走上革命之路的。”周扬停了片刻，长长吁口气，摇摇头，重新望住胡昭衡，“你的第一篇小说……”
　　“《乡村》。”
　　“《乡村》……噢，”周扬轻拍额头，“有印象。我记得是有夜……《夜行杂记》？”
　　一个人的作品在将近三十年后仍被人记得，这是让人激动的。胡昭衡脸上红光流溢，带了回忆和感慨：“发表《乡村》是沈从文先生推荐，他在《大公报》的文艺版任主编，后来又推荐萧乾担任。沈先生对我帮助很大，我的《夜行杂记》也是由沈先生推荐，后来选入赵家璧编辑的集子，由良友出版社出版。”
　　“这就对了。”周扬回忆说：“是1937年出版吧？有茅盾、老舍、丁玲……二十四人的短篇佳作。”
　　“我是凑数，不可同日而语。”
　　“又谦虚了，没必要。”周扬摇手，见到陈伯达已经走入院门。院子只有巴掌大块地面，随便在哪里讲话都听得清。陈伯达仍是左右摇摆着道方步，操着浓重的福建腔问：“昭衡又谦虚什么了？”
　　“伯达，我给你介绍一下，”周扬为拾起的30年代的话头而兴奋，“他就是那个李欣。”
　　“我知道，写《老生常谈》。邓拓在北京讲《燕山夜话》，李欣在天津《老生常谈》。”
　　“哎，你可不知道，30年代他还是个写小说的作家。”
　　“过誉了过誉了，不敢称家。”胡昭衡两只手一起摇摆，“你们二位是中国的大家，我是半瓶醋晃荡，何敢称家。”他为尽快摆脱尴尬，忙伸出手请北京来的两位大秀才进餐厅，“今天请两位大家吃饭，算我尽地主之道。”
　　服务员早已拉开双扇门恭候，三个秀才互相谦让着穿过门厅和走廊，走进一间雅静的小餐室。彼此又是一番谦让。陈伯达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自然坐了主位。周扬和胡昭衡分别在他左右入座。
　　服务员先送上热毛巾，三个人擦手擦脸。周扬兴犹未尽地拾起院子里的话题：“哎，昭衡，在延安鲁艺的时候，我还打听过你哩，问他们小京派的那个李欣来没来？”
　　“其实我已经到了延安，也知道你在鲁艺，很想去拜访你，没好意思……”胡昭衡歉意地点头，回忆着当年。
　　当年，胡昭衡学写作时，郁达夫和沈从文都对他谈到过周扬和“左联”。胡昭衡到延安仍写文章。若继续用“李欣”的名字，周扬就会主动找他认识了。他却改了个笔名，叫“胡蛮”。
　　那时延安搞个“七七文艺奖”，进行征文。评奖时，甲等奖空缺，乙等奖评出两名，就是马烽和胡蛮。马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成为中国的著名作家。胡蛮一直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只是在业余时间坚持写作，在担任天津市长的同时又出版了杂文集《老生常谈》。
　　周扬还记得那次“七七文艺评奖”，也让得评上马烽、胡蛮两个乙等奖。“我没想到胡蛮就是李欣。”周扬感慨地问，“你怎么叫了胡蛮？”
　　“那时年轻，爱搞点名堂。”胡昭衡赧颜一笑，“我想，鲁迅，鲁是慢，迅是快，鲁迅就是慢和快的对立统一。我很崇拜鲁迅，尤其喜爱读他的杂感。瞿秋白曾说过，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这个预见很快就应了，这种文学形式被称作了杂文。我本来就是个杂家，也喜欢写杂文，学着鲁迅给自己取个笔名。当时我正研究匈奴史，中国素有“北湖南蛮”之称。我取胡蛮，也是想来个南北对立统一的意思。从南到北，反正我是杂家，一样不精。”
　　“想得妙。”周扬轻轻击掌。
　　“也未必年轻才爱搞点名堂。”陈伯达抓起筷子在服务员刚端上来的小碟凉菜里夹起一颗黄豆，边嚼边说，“康生同志画墨菊，不是也用了笔名鲁赤水吗？”
　　“有什么讲究？”胡昭衡问。
　　“对着齐白石呢。”陈伯达又夹一颗黄豆。
　　“齐白石，鲁赤水：齐——鲁，白——赤，石——水。”胡昭衡念念有词，嘿了一声，“对得妙！”
　　周扬却不像听到“胡蛮”的解释时那么兴致勃勃，反而有了什么心事一样，默默夹起一丝红辣椒放在嘴里慢慢嚼。
　　胡昭衡不明白周扬生出什么心事，直到1966年周扬受到批判时才恍然大悟。然而，陈伯达仔细嚼黄豆时，已经隐隐品出些周扬的心情。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最近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
　　周扬的不舒畅来自于康生。
　　早在30年代，周扬与康生其实就有过一段关系。那时，王明、康生、萧三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王明任团长，康生任副团长。而周扬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由上海大厦大学毕业后，受郭沫若影响，留学日本，1930年回国即在上海参加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他参与组织和领导左翼作家联盟，任党团书记，中共上海文委书记。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文化两条战线上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上海的“文委”也遭到破坏。四名主要领导人，被捕两名：田汉和阳翰笙；剩下周扬和夏衍，也失去与党的联系，条件极为艰苦。
　　在失去与党联系近一年之久的情况下，驻第三国际代表萧三通时鲁迅，给周扬等人转来一封信，鉴于国际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封信提出解散“左联”。周扬和夏衍商量之后，作出解散“左联”的决定。
　　可是，近年来不断听到“周扬、夏衍背着鲁迅解散‘左联’”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从哪里吹出来的还不清楚，但风是越吹越大。解散“左联”的信还是通过鲁迅转过来的，怎么能说是背着鲁迅？更重要的是，萧三来信并非个人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康生完全清楚这段历史，却始终不出来说句话。
　　不知什么原因，周扬见到康生时，总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这位略显驼背的枯瘦颀长的老人，脸上很少出现血色和笑容。在延安时，历任社会部长、情报部长、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曾经大搞“抢救运动”，制造冤案假案错案，伤害了一大批好干部，至今许多老干部“谈康生而色变”。
　　他好像生来就是要跟别人对着干。像齐白石这样的大艺术家他也容不得，也对个“鲁赤水”。
　　周扬的脑子里闪过两年前那一幕：
　　1962年，周总理、陈毅在广州开会，向知识分子脱帽敬礼，在礼堂开联欢会，跳舞。是为了宽松，为了活跃文艺界空气，把过去几次“运动”在知识分子中造成的紧张关系放松放松，紧张气氛消除消除。
　　全场气氛活跃，欢笑声不断。跳舞时还评选了“舞后”。田汉是名快乐的活跃分子，抱来一只家养的漂亮的肥猫，先抱着肥猫舞蹈，最后将肥猫赠送给评选出来的“舞后”。
　　唯一不笑的是康生。
　　他独个儿坐在舞场外的角落里，目光郁郁，神情冷冷。会场气氛越活跃，他脸越阴沉；谁的笑声最高，他的目光就朝谁扫去。这时，他眼里像打间似地亮一瞬，冷森森的目光像匕首投枪般刺出。周扬见那目光三次刺向田汉、一种莫名的忧虑和不祥的预感便袭上心头。
　　他总感觉田汉迟早要有悲剧发生……
　　不过，周扬的这一番回忆，这一场担心，暂时被陈伯达的讲话声驱走了。定睛看时，陈伯达已经举起酒杯，开始讲话：“昭衡既然这么谦虚，那就我来讲。你们两位又是大官，又是父母官，又是老夫子，我这个小小老百姓就借花献佛了，干杯！”
　　周扬一边举杯一边不安地说：“怕达同志，颠倒了颠倒了。你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是党内理论家，我们可不敢比。”
　　“我是读你文章的学生。”胡昭衡同陈伯达碰杯，诚恳地说，“《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当年我读了又读。我虽然写点东西，说到底是杂家。论文、散文、小说已经几十年不写了，杂到现在，真正没断的是日记，杂文只是偶尔有感而发。”
　　“你在坚持写日记？”周扬问：“坚持多久了？”
　　“我是从1936年开始写日记，断断续续到1939年，1939年至今就一天没间断了。”
　　“二十多年一天没断？”周扬激动了。
　　“一天没断。”胡昭衡点头。
　　“不得了不得了。敬你一杯！”周扬周胡昭衡碰杯，两人一饮而尽。周扬挟菜，嘴里兀自不停感叹，“坚持下去，要坚持下去，将来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
　　胡昭衡吃过一口菜，已经又朝陈伯达举杯。他在内蒙工作时练成了好酒量：“伯达同志，明天座谈会之后，晚上给你安排了电影，《人民公敌蒋介石》。我本是想写东西，可是官身不由己。我其实是想当个作家。”
　　陈伯达望着酒杯，若有所思地说：“我这个人不学无术，外面空有些虚名。其实……”他一口饮尽杯中酒，呵一口气，皱着眉说：“其实不过纸上谈兵。”
　　借着微起的酒意，胡昭衡将积蓄已久的疑惑问出口：“伯达同志为什么总是讲纸上谈兵？”
　　陈伯达国注胡昭衡，沉默片刻才说：“其实，写文章还不算我的特长。我最大的特长还是行政能力。我这个能力在马列学院第一期管理饮食的时候表现出过，还真是赞声不绝。唉，可惜没有得到发挥哟……”
　　陈伯达目光落在由服务员重新斟满酒的酒杯上，久久不动。他想起给闽军首领张贞任少校秘书的往事，又想起在马列学院和抗大任教员之后，未能去做具体领导工作，却担任了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毛泽东的秘书。他轻轻一摇头，喃喃出声：“这都是历史的安排，只能纸上谈兵哟……”
　　周扬和胡昭衡万没想到这位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大名鼎鼎却也存着“怀才不遇”的失落感。他居然会不满足于纸上谈兵当“谋士”，而希望有职有权做点“实事”。
　　有职有权的文化部长和天津市长都怔住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哦，老夫子，你是写日记的。”陈伯达仍掉不愉快的感叹，转个话题，“周扬说日记是财富，这不假。你看过曾国藩的日记吧？”
　　“没有。”胡昭衡摇头。
　　“应该看看哪，那是读史，更具体更真实的历史，也是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日记坚持了二十多年，那就坚持下去，留给后人就是历史价值的问题了……”
　　周扬笑着点头：“那样子，今天我们这顿饭也就在史难逃了……”
　　确实如此。胡昭衡在子夜，将这顿饭，将陈伯达的“怀才不遇”，自认为“其实，写文章还不算我的特长。我最大的特长还是行政能力。我这个能力在马列学院第一期管理伙食的时候表现出来过……”将陈伯达不满“纸上谈兵”等内容，都写人了日记中。
　　汗水使胡昭衡意识到，夏天确实来了。
　　天津迎来送往的事情不少。胡昭衡上任时对办公厅有交待，凡中央和兄弟省市领导同志来津，都要马上报告姓名、年龄。职务及来津目的，以便决定要不要见。
　　这次来的都是大秀才：康生与夫人曹瑛（即曹轶欧）、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王力及钓鱼台的几名“笔杆子”。
　　胡昭衡闻讯给周扬打电话，周扬正在农村与知识青年谈心，搞调查，他在电话里说：“算了吧，我不去见了。要聚会在北京有的是机会，我明天还有个座谈会。”
　　胡昭衡问：“那就代你向他们问候一下？”
　　略停片刻，电话那边传来一声：“不要了，就不要提我了。”
　　胡昭衡又往小站给蹲点的陈伯达打电话。陈伯达也沉吟道：“哎呀，我明天正要听汇报……来哪几个秀才？”
　　“康生和曹大姐，于立群、王力……”
　　“好，我今晚赶回。”陈伯达不等胡昭衡讲完，便改成积极热烈的态度，“明天我们一起去接站。”
　　陈伯达见了熟人有个习惯，总要问一句：“有什么消息吗？”这句话简直成了见面的寒暄语。在车站接周扬的见面语是这一句，接康生等人的见面语也是这一句。那时不叫“信息”，叫“消息”，或“情报”。胡昭衡的日记上特别有一笔：“伯达同志很注意消息……”
　　头天接来康生等人，安排好房间就到晚饭时间了，吃过晚饭就去逛天津有名的“艺林阁”，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才归来休息。
　　今天上午去看艺术博物馆，回到交际处吃饭，已过中午十二点。下午还计划去看古旧书店和荣宝斋，晚上客人就要返北京。
　　活动安排很紧，秀才们并未显疲倦，午餐时仍然谈兴不减。康生坐了主位，不时掏出手绢捂住嘴深咳。陈伯达坐康生左侧，讲话像患有多动症一样手势翻飞，身体也不时地左右晃动。曹瑛坐于丈夫右侧，挨着她另一边的是于立群。她们时而听男人们高谈阔论，时而独立出去小声讲点女人感兴趣的话题。胡昭衡和王力坐对面，正方便同康生、陈伯达交谈。
　　话题从艺术博物馆谈起，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谈者都是“大秀才”，随便拉出一个话头，都可以“纵横”一番。
　　陈伯达望着于立群说：“可惜郭老没有来，不然可以就铭文当场向他求教了。”
　　胡昭衡点头附议：“郭老研究铭文内容，在证史方面有特殊贡献。非大学问者，做不了这一项工作。”
　　于立群代丈夫谦虚：“宋元以来，从事金文研究的学者专家很多，并把它动用到研究古代社会、著书立说，吴大澄、罗振玉都是突出的。”
　　王力慢条斯理点头：“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很有价值。”
　　“彝器？”胡昭衡眨眨眼，望住陈伯达求教，“古代祭祀叫彝，彝器就是祭器吧？”
　　陈伯达夹一块腐竹，一边咀嚼一边“嗯嗯”作声。他也只知祭祀叫彝，但彝器就是祭器的断语，以他的身份不确知不敢贸然作出。他在咀嚼中嗯嗯，是一种含混的不置可否的回答，一边朝王力扬扬下巴。
　　王力见陈伯达嘴不得闲，便作代劳：“用于祭祀、祷、祝、会盟、宴享的青铜器称为青铜礼器；‘彝’是祭扫的共名，也是祭器的共名。”
　　胡昭衡满意地点头：“跟‘大家’们在一起就是能长学问。”
　　陈伯达嘴已清闲，开始抒己之长：“礼器是用来体现礼治。礼治只是抽象概念，还得通过具体仪礼和典章制度来体现。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复这一套。礼器能起到体现等级制度和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所以奴隶主阶级对此器物需求量很大，现在出土的随葬器也多有此物。”
　　康生用手绢捂嘴，下大力气从肺里向外咳痰。他并非故意此举，他咳嗽历来如此，用他的话讲，“这是一种运动”。
　　痰吐到手绢里，餐桌旁也静下来。无论资历还是职务，大家还是尊他几分。这位“阴森老人”，参加“五卅运动”，参加过上海的三次武装起义，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即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工部长等要职；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35年11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37年回延安，历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要职。由于伤人太多、名声不好，在“抢救运动”之后，他似乎变黯淡，建国后也是养病时候多，工作时间少。然而，当“以阶级斗争为纲”越提越响，国际上的反修斗争越演越烈的形势下，他又回光返照一般“恢复了青春的红晕”。
　　这是一位让人由畏而生“敬”的“老人”。
　　“青铜器的鼎盛时期在商周，但是商周两代又各具特点。”康生难得一笑地望向于立群，“立群同志可以给大家讲讲。”
　　“康老考我了。”于立群笑着说，“商代青铜器以酒器的门类为最丰富，西周则着重于发展饪食器。终周之世，青铜酒器的铸造也从未达到殷人的程度。”
　　康生点头认可：“商代奴隶主贵族嗜酒成风，武王伐纣，历数其罪状，酗酒便是其一。以此为戒，周代严禁酗酒。青铜器按用途划分，有礼器、兵器、乐器、符节器、度量衡器、生产工具等。其中，最重要的青铜礼器就成为奴隶主权力的象征，也就是所谓重器。”
　　陈伯达及时接一句：“大禹铸九鼎，象征他统治下的九州。”
　　王力说：“九鼎迄今尚未被发现。”
　　胡昭衡说：“触囗说越太后，特别提到‘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这段话有很大现实意义。”
　　康生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我不研究青铜器艺术和它的断代，我研究阶级斗争史。大奴隶主都有自己的宗庙和重器，丧失了保护宗庙重器的能力就意味着他政权的结束。叫做‘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用现在话讲叫作亡国灭族。‘问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康生环视，见纷纷点头，便也跟着点点头，“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封建地主阶级要替代奴隶主贵族阶级。”
　　康生所言“问鼎”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04年。“九鼎”是体现王权的“重器”。楚庄王在讨伐陆浑戎的征途中，故意把队伍部署在洛邑附近，进行检阅，以显示力量。周正派王孙满去慰问，楚王借机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就是“问鼎”，这里包含了极大的侮辱。王孙满愤怒指出：周室虽然衰落，但天命没有改，鼎的轻重大小不该过问。所以，后世将争夺天下的想法和言行，都叫作“问鼎”。
　　陈伯达试图沿着康生的思路讲：“青铜文化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鼎盛于奴隶社会，衰退于秦汉封建社会，确实反映出一部阶级斗争史。青铜器也是当时生产力的标志。青铜器代替石器，最终又被铁器所替代；相应的就是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而最终又被封建制所替代，证明马克思讲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我更喜欢石器。”康生跟谁也愿有共同议论，“没有一只猿能创造一把石斧。我们祖先从创造出第一件石器开始，才有了质的变化，才与动物划分开，迈入人的门坎。”
　　曹轶欧在旁插一句：“他这个人的石器就是砚台。”
　　“上次去我没看到。”胡昭衡表示遗憾。
　　“下次去请你看。”康生不无几分自得，“我收藏了一些好砚台。”
　　“康老还是收藏的书多。”胡昭衡向客人们介绍，去年他到康生家，单是《西厢记》就看到一二十种版本，其中一本是康生的手抄本，上面还有许多名字的各种墨迹的评语。
　　“练字抄书，养病之道。”康生介绍其经验，“我不会搞经济，我就是两件事：养病，搞阶级斗争。”
　　如果说康生这辈子讲过几句真话，大概就是这几句吧？

　　1964年5月17日，夏日一个温馨柔软的黄昏。
　　胡昭衡吃过晚饭，散步来到大理道。服务员不管他朝陈伯达的住室走，便迎上来说：“胡市长，陈伯达同志看电影去了，我带你去找他。”
　　胡昭衡被引入小放映室，借银幕上反射的光，我到陈伯达的座位，小声说：“在这儿。”
　　胡昭衡摸索着坐于陈伯达身边。陈伯达在黑暗中朝他点点头，小声问：“有什么消息？”
　　“没有，看看你。”
　　“一起看吧，裴多芬的一生。”陈伯达略停片刻，又喃喃，“我喜欢看18、19世纪资产阶级生活的电影，不亚于喜欢翻中国的古书……”
　　这以后，直到电影结束，除了偶尔的唏嘘喟叹，陈伯达再没讲一句话。他已经入戏，完全生活到18、19世纪资产阶级的社会日子里去了。
　　电影结束，灯光初明，陈伯达闭了眼。仿佛怕骤然降临的光芒会刺伤眼睛。双手在皮肉稍显松软的脸上搓一搓，然后望住胡昭衡：“我并不因为我年纪大和有名气而不学习。”
　　陈伯达像是话犹未尽，嘴唇又嚅动几下，但他说话远不如他写东西，可以说口拙，终于不曾讲出合适的话，便轻轻点点头，以示真诚。
　　这个小动作曾使胡昭衡心灵为之一动，将这次看电影及陈伯达的话记入当天的日记，并表示：“这话对我有启发。”
　　走出小放映室，陈伯达像是走出了18、19世纪，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
　　“知道吗？”陈伯达眼里闪出得意的神色：“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开到下月，要肯定和推广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
　　胡昭衡点点头，他知道陈伯达在其中有“贡献”。在天津开过座谈会，陈伯达向刘少奇汇报并提出建议时，刘少奇很满意。还有“四清”汇报会，他对刘少奇的想法和提法摸得很清，发言很鲜明地体现了中央精神。
　　胡昭衡想到陈伯达所言：“一线”抓什么，反映着“二线”想什么。
　　“你在天津要搞个电子化领导小组，你自己当组长……”
　　“我不搞电子”，胡昭衡为难，“我已经是工业领导小组组长。”
　　“还要当电子化领导小组组长。那天吃饭跟康老聊过，青铜器代替石器是人类技术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成就，蒸汽机的发明是一场工业革命，电子化是不亚于蒸汽机的又一场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世界先进国家都在搞，我们不能落后。”
　　“是康老的意思？”
　　“他不懂。”陈伯达从鼻腔里嗤声，“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这半年小平同志的讲话，三次提到：我们现在的一切考虑都围绕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我看到听到过两次。”胡昭衡的工作笔记中确实记录着邓小平的这个讲话。
　　“你要抓大事，抓住西瓜不撒手。”陈伯达右臂运动着一弯，仿佛揽回一个大西瓜，揽在胸前不放松，“什么是大事，是西瓜？中央点了的是大事，是西瓜，那就一定要亲自去抓，拿出精力去解决。”陈伯达朝胡昭衡点点头，他喜欢用这个动作表示强调，表示诚恳。
　　胡昭衡也点点头，表示听明白，听进去了。
　　陈伯达贴近，但是他的嘴还够不到胡昭衡的肩膀，不得不仰起脸，露一种神秘色彩，压低声：“主席在莫斯科说过什么？主席对赫鲁晓夫，对各国共产党领袖说小平，说这个人既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说‘今后小平到这里来跟我来是一个样’。这话讲到什么程度了？”
　　胡昭衡明白陈伯达的推理：邓小平可以代表毛泽东。
　　走进陈伯达的起居室，胡昭衡在沙发上坐下来。
　　“秀才人情。”陈伯达递上一杯龙井茶。
　　胡昭衡接过茶水，吹吹气，呷一口，又品味。
　　“伯达同志，”胡昭衡放下茶杯问，“关于小站四清……”
　　“哎，现在是秀才交往。”陈伯达做个制止手势，“咱们不唱西来不唱东，只唱一本孔孟经。”陈伯达在沙发上坐下来，那只小而圆的胖手抓一抓，仿佛要抓出谈话主题，“孔老二不批不行，不承认也不行。他影响两千年，我们谁能影响两千年？毛主席也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我们都受了孔老二的影响嘛。现在还在受影响，完全不要不可能，是民族文化嘛。”
　　胡昭衡主随客便，谈孔孟经：“儒佛道，中国最有影响的三家，儒术受到独尊。”。
　　“佛是进口，儒、道才是我们民族土特产。”陈伯达口齿不清，胡昭衡要倾耳细听才行，“儒、道也是在百家争鸣中发展起来的。”
　　“老子李聃的道家有三个流派。”
　　“噢，我不懂。”只有两个人时陈伯达显出坦率，“过去就听说老子一气化三清。”
　　“不是那个意思，那是民间传说的神。道家三个流派是：宋钅开、尹文派，田骈，慎到派和阂尹（环渊）派。后来使其昌大盛者是庄周。
　　“传说老子向孔子发难，孔子出洋相。儒家你数得出来吗？”
　　“孔子死后有八派儒家。”胡昭衡掰手指头，“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最有代表性的是孟轲和荀卿。”
　　“夫子、夫子，”陈伯达亲呢地轻拍胡昭衡的手臂，“儒将之风，儒市长。”
　　“我是胡市长，糊涂市长。伯达同志，我有时候乱想，可能是糊涂想法。”胡昭衡犹豫时，齿缝间便又丝丝有声。“这个，这个……”
　　“早说过了，我们是秀才交往。”陈伯达将圆下巴扬一扬说，“两个人，说吧。”
　　“我想，事物无不分裂，无不沿着一分为二的道路发展。儒家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胡昭衡停住话，望一眼陈伯达。
　　陈伯达仰靠沙发，双手交叉手指，捂在肚皮上；两眼微眯，睫毛抖动，是在注意听。听语声中断，眼也不睁地又一扬圆下巴：“讲”。
　　“这个，这个，”胡昭衡仔细措词，“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早已一分为二，在发展和斗争过程中，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不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或衰落，或消灭了；正确的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力量继续发展，继续一分为二，一步一步把这思想推向新阶段。但这也只是一个历史范畴。千百年后，后人也会像我们看待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斗争一样来看待我们当前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论战和国内的思想斗争、学术论争……”胡昭衡没有把握地望住陈伯达，“不知这想法正确否？”
　　“完了？”陈伯达睁开眼，去拿茶杯。胡昭衡点点头，也去拿茶杯。
　　陈伯达喝口茶，起身拐拉拐拉地走向书案，那里有笔砚和宣纸，还有写好的字。
　　“我已虚岁六十，老了。我想把自己下放，怎么样，夫子？下放到天津市，当个墙报编辑？”
　　胡昭衡笑着摇头。这话已经听过两遍，他奇怪陈伯达为什么总是生出这种莫名的伤感之情？
　　陈伯达抓起狼毫笔又放下，手指握紧又张开：
　　“最近我总是手脚害冷，常发麻，行将就本的感觉。”
　　胡昭衡更加感到。秀才就是秀才，进了政治局也还是个秀才。
　　“你气色还很好么。我觉得你不该是这样。”胡昭衡关心地建议说，“在天津检查一下吧。天津有些医生专家是第一流的，不比北京差。总理看牙就来天津找韩宗琦，邓大姐的妇科也是来天津，请余霭峰。”
　　“再说吧，常有莫名的孤独忧伤，这大概是遗传？我儿子自杀了……”陈伯达闭目片刻，呼口粗气，重新振作起来望住胡昭衡，“不过，将来我爱人可能来天津治疗一段，那时再麻烦你。”他抓起笔递向胡昭衡，“夫子，你来。”
　　“哎呀，不行不行，”胡昭衡连连摇头摇头，“我是少未习楷，大不练字，钢笔字凑和，毛笔字不行。”
　　陈伯达不勉强人，提笔临空，距宣纸半尺高地虚写，全身用力，一边说：“练字是气功，可以修心养性。你该练练大字，你有点锋芒太露。”
　　胡昭衡听出分量，明白话是针对他几分钟前那番想法前言，但这话并无恶意，是以“秀才人情”讲出来的，不乏某种关心。
　　“伯达同志，我想跟你求幅字，几次没说出口。”胡昭衡边说边理宣纸。
　　“现在写不行。”陈伯达放下笔，“你做文章不是也要讲个心境吗？写字也一样，不是随便能写好，也要有感觉的时候，要讲精气神。等我写好再送你吧。我用字换你的诗。”
　　“可以，只要伯达同志不嫌浅薄，我可以赠诗以酬字。”
　　“哈哈，好啊，这正是秀才交往该有的内容。”陈伯达翻开桌上的字帖，上面有漂亮的楷字，说：“熟悉这字吧？康生的，他为你写过字。”
　　胡昭衡点头。
　　“学字有三个阶段。初学要讲横平竖直，掌握重心，注意匀称。”
　　“我连这也做不好。”
　　“你有教授的知识，作家的文章，小学生的字。”陈伯达诙谐一句。
　　“现在的学生更不习字了，这也是个问题。”
　　“写字写不出电子化嘛。但也不能丢了书法，断了写字的人。”陈伯达以指代笔表演，“基本功很重要，横平竖直，掌握重心，这条作不到不行，字永远练不好。学小提琴也是这个道理，基本功不行，拉出毛病，就算很快能拉出一支歌，以后再提高就不可能了，人也毁了。要改毛病从头学，比没有毛病的初学者还难。基本功扎实了，才好临帖。”
　　“现在人练字，都是上手就想临帖。”
　　“那不行，练不成气候。先要练基本功，然后再临帖。”陈伯达以康生字为帖继续表演，“不习篆，不谙中锋用笔；不习隶，不懂变通。不习楷，法度难臻；不习行草，不得情致哟。临帖也属基本功，练到家，可成匠器。”
　　“那就可以卖字了？”胡昭衡笑问。
　　“卖不动字，只能卖文，替人写信书状纸。”陈伯达抬高手指，摆脱康生的字，在空中大幅度动作，明显蕴情于其中：“非到第三阶段不可，要有了气韵旨趣才算悟出真谛。古人云，点曳之功，裁成之妙，烟霏露结，风翥龙蟠，若断还连，势直反曲……”陈伯达停下手指，平平情绪，然后嘴唇努起，像呷了一口酒，屏息体味，终于叹口气，“啊，拿去吧，换酒喝。”
　　他的手仿佛拿了刚写好的一幅字，朝想像中的酒保递过去，一副志得意满之态，半小时前表现出的那种莫名的孤独忧伤早已烟消云散。
　　于是，胡昭衡也被逗乐了。

　　周扬洗过凉水澡，将电扇打开，放在慢速档，便在沙发上坐下来拨电话。他下乡转了几十个村子，和众多知识青年同吃同住同劳动，人晒黑了，变瘦了，变结实了。
　　显然，知识青年的朝气和热情感染了他，虽然疲倦，激情仍在心头明光闪烁。他给胡昭衡挂电话，秀才之间的交谈无疑是一种享受和乐趣。
　　胡昭衡不在。值班人员解释，胡昭衡来天津后规定了月末周末劳动日，就是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机关人员除值班者外，一律参加义务劳动，主要是搞市容建设和环境卫生。劳动日期间，一概不会客。
　　周扬又给陈伯达打电话，听筒里传来那个难懂的福建腔：“回来了？别，你别来，我去看你。”
　　十五分钟后，陈伯达矮胖的身子已经晃出起居室：“辛苦辛苦，你这一趟够辛苦。”陈伯达打量着周扬，习惯地问，“怎么样，有什么消息吗？”
　　“小平同志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知识青年中反响很大。”周扬向陈伯达让座，无限感慨道，“未来农村的希望，我看就在于这些知识青年身上，和他们接触很让人鼓舞，让人振奋。他们可以把文化和科技带给农村，逐渐改变农村的愚昧落后状况。”
　　“小平这个讲话我还没看，不过昨天晚上去昭衍那里串门，他正给孩子们讲国际形势，就是拿着小平那个讲话。我去了，他让孩子们自己看去，跟我聊了两句讲话内容。”
　　“昭衡今天劳动去了，”周扬不无遗憾，“聊天少一个人就少一份热闹。”
　　“总理表扬他了。抓工业、抓卫生、抓教育都搞出一些成绩。还有计划生育，也受到表扬。”陈伯达仰靠沙发，把两条腿尽量伸长出去，“这个人就是锋芒太外露，为防疫的事，有干部不负责任，他骂了混蛋，引起一些反应。”
　　“我喜欢有脾气的人，不喜欢温吞水。”周扬笑着说：“我听说这件事了。防疫指挥部的负责同志，自己不同意的文件还在上边签名下发，而且根本就没有看过文件内容，你说混不混？”
　　“他放一澡盆凉水，中午泡在里面批阅文件，”陈伯达睁大眼睛摇摇头，“泡两个小时不动，身上有多大火？”
　　“水火不容，可是到了一起才能推动蒸汽机。”周扬始终是赞赏的语气，“我看昭衡是开拓型的。”
　　“开拓型不假，但是火能够变热力也可以灼伤人，不能不提醒。”陈伯达表示出善意的笑，“鲁迅是旗手，是主将，可也说过你们几句，还有郭老。你们也觉不舒服。你们护旗，你们还是偏将么。”
　　周扬七分赧颜，三分感谢，感谢陈伯达能理解。他说：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我们没法比。周立波跟我讲过，他说30年代他太年轻，他对鲁迅的错误是怕权威，没有和鲁迅多联系。我也是这个问题，历史知识比鲁迅差得太远，不了解他……”
　　周扬同周立波是亲戚加战友，“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就源于二周”。
　　周立波是1934年入党的老文艺战士，以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而著名于世。据毛泽东的卫士讲，毛泽东看现代小说，从中南海读到火车上又读到目的地，一口气读完的就是这本书。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上海“文委”失去与党的联系达一年之久。周扬说：“我们成了散兵游勇，但文化队伍没有散。后来，党派冯雪峰同志来上海，才恢复了与党的联系。”
　　最困难时，上海的文艺战士们摸索道路，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直到周扬从英文版的《共产通讯》上看到季米特洛夫所作的一个报告，提出“联合起来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接着又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大家才顿感光明，明确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奋斗目标。
　　周扬和周立波的英文都不错，但俄文不行，关于苏联的情况要靠英文翻译来了解。周扬曾将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译成中文出版，周立波曾将英文版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译成中文出版。
　　1934年底，周立波从上海国际书店买了一本书，书中有个词“迪芬斯”。这个词可以翻译成“保卫”。但是，当时苏联被十几个敌对国家包围着，为打破这种包围，正积极搞统一战线，提出搞国防文学。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独立国家，这个口号无疑是对的。受第三国际影响，周立波就把“迪芬斯”译作了“国防”。
　　周扬是“文委”书记，他叫周立波写篇文章，介绍苏联的国防文学。并讲明：“中华民族危亡，也应提倡国防文学。”
　　很明显，“国防”是针对日本想灭亡中国而提出来的，这个国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偷换概念，借口当时中央政权是国民党把持，把“国防”说成是投降国民党；把针对民族矛盾提出的口号转到国内阶级矛盾上来批判，这无疑是别有用心的。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说过：“其实提国防文学，鲁迅也是同意的，说过是需要的。要说我们有错，只能是错在解释上，怕讲无产阶级领导而影响统一战线……”
　　“国防文学”的口号提出不久，胡风又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即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一出来就遭到周扬等人反对，他们“当时不知道这其实是鲁迅提的”，“怀疑胡风有政治问题”。周扬说：“我们应该多接近鲁迅，不让胡风有可乘之机。”
　　于是，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笠就去“接近”鲁迅。周扬回顾说：“我们乘车去通知鲁迅，胡风这个人可疑。”
　　鲁迅称这四名“左联”负责人为“四条汉子”。
　　这就是“四条汉子”的由来。这个行动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诬为“围攻鲁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扬反省说：突出的问题是对待鲁迅。我们各方面都不如他……了解和承认总要有个过程，毛主席也不是一开始就成为领袖，鲁迅也不会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旗手，也不是每句话都对。主将无疑，鲁迅是主将，我们是偏将嘛。我们应该多接近鲁迅。“四条汉子”乘车去，这不是我们的罪过呀。我们想接近鲁迅嘛。国民党把我们“左联”说成是30年代的文艺黑线，“四人帮”也把我们说成是30年代的文艺黑线，把我们说成和国民党一样围攻鲁迅，这符合事实符合逻辑吗？……
　　晚饭后，陈伯达告辞周扬，拐拉拐拉地走回大理道招待所。那里，大理道招待所是天津市第一流的去处，里面有两栋设备高级的小洋楼，接待中央领导。院子里有林木、小径、水池和草坪，可供散步和呼吸新鲜空气。
　　陈伯达正准备进楼，迎面一声招呼：“伯达？嘿，我正准备走呢。”
　　胡昭衡在楼门口停住脚，半侧了身准备重新进楼。
　　“干一天活儿也不歇歇？”陈伯达在台阶下停住步，“我算服你了，还有劲就在院子里散会儿步。”
　　胡昭衡步下台阶，随陈伯达踱入林间小径。
　　“出去吃晚饭了？”
　　“周扬回来了，没找到你。”
　　“‘磕灰’去了。”胡昭衡兴致很高，“到周扬那儿去还是把周扬叫来再聊会儿？”
　　“叫他休息吧。下乡才回来，他身体可不能跟你比。”陈伯达羡慕地拍拍胡昭衡壮实的后背，“你刚才说什么？磕灰是干什么？我可只听说过扒灰。”
　　一句“扒灰”引来一阵大笑。
　　胡昭衡带着余笑声解释：“磕灰就是掏厕所。天津这里是把粪便用灰拌了，背出去倒粪车里，拉走肥田。往外倒粪便时，倒不干净就磕磕桶，粪便拌过灰，不恋桶，一磕就全倒出去了。我想，大概就为此叫了磕友吧？”
　　陈伯达笑着点头：“这也是厕所文化。南方许多少数民族不要粪只要灰。其实，灰肥田，粪更肥田。物质不灭，我是无神论者，人还是火葬好，骨灰用来肥田。我死后就这么做，骨灰留给后人‘磕灰’用……”
　　陈伯达讲这个话时，别人不曾想到，他自己也不曾想到，二十多年后他意真地留下这样的“骨灰扔茅坑”一类“遗嘱”。当然，这是后话，后面还要讲。
　　散步到清幽之处，陈伯达又用了那种“私交”的语气问：“有什么新消息吗？”
　　胡昭衡在这种“秀才交往”中，往往可以无话不谈。
　　“跟河北省的矛盾，旧的解决了，新的又产生……我还是赞成天津市恢复直辖市，划归河北省有许多矛盾，实在是弊大于利。”
　　陈伯达不语。1959年天津划归河北省，这是毛主席最后讲了话才决定的。
　　“我最见不得官僚主义，靠批条子指挥生产怎么行？上任时我作了个硬性规定，市领导对此有意见……”胡昭衡讲了工作中最烦心的人际关系和种种官僚主义弊病，叹口气说：“唉，我这个人脾气不好，见了不对就想说，别人反映什么问题就丢不开，总要解决了才能睡觉，有时急躁，甚至盛气凌人，我给自己规定三条：要有自知之明，自力之行，自控之能。规定这三条是因为没做到这三条……”
　　“你呀——”陈伯达拖长腔，带有感慨，小而圆的手抓住胡昭衡胳膊，捏一捏，然后缓缓说：“不要太积极。太积极了搞不好工作。明白吗？”
　　胡昭衡默默走过一段路，点点头又摇摇头。
　　“读过《菜根谭》吧？”陈伯达问。
　　“我不赞成它调子太灰暗。”
　　“调子太鲜艳，引来蜜蜂也引来苍蝇。”
　　“我总觉得不符合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我们不是要明哲保身，是想为人民办成几件实事，好事。”
　　“《菜根谭》有辩证法。”
　　“只能说有，不能说是。要讲是，只是退出仕途的官僚修身、处世、接人待物的‘明哲’。”
　　“身不保，何以言事？这就是辩证法……我不和你争，我只劝你两句，你自己回去琢磨。第一，不可太积极，太积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第二，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你不要和我争，你就记住我讲过这两句话。”
　　胡昭衡不语，因为陈伯达讲了不要争。他将这两句话写入了日记，未加任何评语。毕竟，以陈伯达的身份讲出这种不符共产党哲学的话，确实对胡昭衡够坦白。
　　“好了，回去坐会儿。”陈伯达扯一下胡昭衡的衣袖，朝楼门的台阶踏去。
　　“真味只是淡，至人只是常。”胡昭衡喃喃一声，显然还在想《菜根谭》这部书，随陈伯达上楼来。
　　“我已经注意到天津厕所的变化了，交通路口的转盘不再是公厕，换成了岗亭，你是说干就干。”陈伯达做个手势，“你先坐，我方便一下。”
　　胡昭衡笑了。陈伯达喜欢谈厕所文化。认识不到一年，厕所文化已经谈过七八次。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从文化高度来认识和谈论厕所，至少对于胡昭衡来说，是首先从陈伯达这里听到的这种议论。
　　他还记得陈伯达在同车而行的一次议论：
　　“我们福建的厕所可以对着马路挡前不遮后，天津的厕所修在路口正中心，真是八面威风。要不是坐在车里，我看气味好不了，夏天苍蝇可以四处飞花。排泄和饮食对于人类其实是一样重要。饮食是文化，厕所也是个文化问题，能直接反映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
　　一阵马桶的冲水声，接着是洗手声。
　　陈伯达从卫生间出来时，果然又捡起厕所文化这一话题：“大理道的厕所就有一定水平的文明了。磁砖、面镜、热水龙头、熏香、清洁干净的坐式马桶，灯光还分两种，坐下来一边排泄一边看书。轻轻松松，舒舒服服，把排泄、学习、休息全结合了，成为一种享受。街上的公厕就不行了，不卫生就是不文明，进去是一种受罪，越急越排不尽，也越逃不出来……”
　　陈伯达边说边表演，胡昭衡忍俊不禁地笑，陈伯达自己也笑。
　　“我看到一幅漫画，西方的公厕高级是高级，可还要收费。”胡昭衡说：“没钱再急也进不去厕所。大跃进我们搞吃饭不要钱是不对，吃饭要钱拉屎也要钱”胡昭衡摇头，“中国老百姓讲，管天管地，还管得了人家拉屎放屁？”
　　“这就是厕所文化的不同。西方同我们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有异。他们的事我们不理解，他们觉得很正常；同样，我们的事他们不理解，我们自己觉得很正常。”
　　“内蒙有个村子叫辛庄，盖了一所青砖青瓦的公共厕所，可老百姓住的都是土坯房，粮食也不够吃，老百姓就发牢骚，说屁股比嘴值钱。”
　　“这说明厕所文化也取决于经济基础。河北保定府一带是连茅厕，前面人排泄，后面猪吃，变成猪粪才去肥地；人粪舍不得肥地，先肥猪。结果弄得都是米星子肉。晋西北有的是挖大坑，四角边缘转圈蹲人，边排泄边垫土，坑垫满了，挖出去肥地。在延安，厕所修成蹲坑式，有人还是往坑外排泄，你写上不许随地大小便也没用，冬天屎高出坑，蹲不下去就垫块砖……”
　　“到了内蒙草原，一眼望不见人，天多大，地多大，厕所就多大，除了草尖扎屁股，没什么难受的。有人来也不要紧，穿蒙古袍，蹲下来，袍子就像厕所一样起遮羞作用。”
　　“总之是跟经济发展相关，经济发展了，文明程度就提高了。天津的公厕不会有屎高出坑来蹲不下去，可也脏，听说有的厕所屎尿脏得没处下脚，而且建到路口中心，不文明啊。”陈伯达推推鼻梁上的眼镜，转了口气，“你来了天津抓厕所，路口的厕所搬到马路边去，这很好。市长带头磕灰，卫生一定会改变。听河北省委领导人说，总理表扬你了。”
　　“你谈了几次厕所文化，我在市长办公会上做了宣讲。”胡昭衡不敢居功，笑着说，“我讲，伯达同志多次跟我谈厕所，我们民族的文化，历来重视嘴不重视屁股，饮食精美世界闻名，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大麻花，都很出名；厕所脏，建到文通路口中心，也够闻名。厕所都修成大理道这样的水平不可能，天津市没这个力量和钱，但是改建一下，从路口中心搬到马路边是可以办到的，保持厕所清洁也是能办到的……”
　　陈伯达点头：“变化我已经看到了。有人以为讲卫生是资产阶级作风，是公子小姐的娇气，大错特错了，要树立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耻辱的新观念。”
　　胡昭衡思索着说：“随地吐痰，衣袖擦鼻涕，随地倒垃圾，甚至随地大小便，改变这些不文明的习惯还得做大量工作，什么事成了习惯就难改。我想配合宣传教育，多几次爱国卫生运动……”
　　这场运动确实搞起来了，搞出了成绩。外省市纷纷派人来参观学习。

　　生活就是不断地迎来又送往。
　　在火车站，周扬握住胡昭衡的手：
　　“下乡知识青年是先走一步的人。知识青年劳动化，劳动化之后再帮助农民知识化，没有这‘两化’到不了共产主义。当然有‘四化’，必须有‘四化’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美国已经‘四化’，还不是社会主义；不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到不了共产主义。所以，既要搞四个现代化，也要搞劳动化知识化。”周扬将胡昭衡的手用力握一握：“昭衡，想想我们当年去延安，就不能不更关心这些下乡知识青年。他们是第一代，困难很多，会有人动摇。逃跑。我们要尽一份心尽一份力，拜托你了……”
　　周扬坐火车走了，胡昭衡心中若有所失。他多次请邢燕子等下乡知识青年代表来座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一道吃饭，一道交流思想。他也常想起周扬杨走时的握手和拜托。
　　周扬没有来，康生来了。康生借给胡昭衡一套《金元散曲》，又拿出鲁迅的一些真迹请胡昭衡看。话题多数围绕鲁迅转，康生说：“周扬30年代就反鲁迅。”
　　胡昭衡说：“我的接触，周扬从内心尊重鲁迅，拥护鲁迅。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周扬可以算偏将嘛。”
　　康生皱起眉毛摇头：“你这个昭衡，你年轻，不懂历史，没有经验。”
　　康生走了，陈伯达又来了。
　　陈伯达还是那样情绪起伏，时而热烈激动，时而忧郁感伤。
　　“有什么消息吗？”陈伯达下车就问，问过了消息又传消息，“告诉你一个消息，这次来，主席叫我写个工业化的材料，是主席亲自布置给我的。”
　　陈伯达请胡昭衡帮忙，调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为他当助手搞工业化材料。他们去沈阳、大连、鞍山、抚顺、大庆等地转一圈，也在天津跑了几十家工厂，胡昭衡还陪陈伯达去天津自行车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搞了一星期的蹲点调查研究。
　　陈伯达有许多激动的想法和建议：
　　“昭衡，什么叫现代化？叫我说，就是用较少的人生产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产品。我建议天津上氧气顶吹炼钢。搞现代化，资金要用在刀口上，就是用在技术改造上，劳动组织合理化，还可以省出钱来，用比较少的人做出比较多的事。”
　　“昭衡，电子技术的普遍应用和发展，可以引起新的工业革命，不亚于当年发明蒸汽机。电子工业是中国新的工业革命的头。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你写到日记里去，往后看。你要当好这个电子化领导小组组长，这是抱西瓜，不能丢。”
　　“托拉斯是企业改革的措施，要提倡搞地区托拉斯。昭衡，你是天津市工业领导小组组长，这个西瓜要抱住，将来还要发展成跨地区托拉斯……”
　　陈伯达返京的前一天，胡昭衡去看望，两个人谈过半夜意犹未尽。
　　“还记得吗？我给你递过消息。就是小平同志讲的那两句：现在一切的考虑都围绕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我是怎么给你讲的？”
　　“一线抓什么，反映二线想什么。”
　　“主席交我两项任务，写工业化材料是搞生产力，搞‘四清’材料是坚持马列主义，顺利过渡到共产主义。”陈伯达替胡昭衡杯子里倒热水，胡昭衡忙端杯，点头致谢。陈伯达重新坐好，加重些语气：“小站的‘四清’，是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点了名的。西右营的张XX就是一个典型，她和她那狐朋狗党在西右营统治了十年多，到今年四清运动中才被揭发出来。”
　　“小站‘四清’的汇报我听过几次。”
　　“光听汇报不行，去和不去态度就不一样。”陈伯达谈兴虽浓，身体已倦，朝后仰身，将腿尽量伸长出去，“搞一套社会主义制度不容易，开国都要搞制度，几十年不一定能搞健全。我看公社书记的工资就不应该比农村最强的劳动力高，否则就不是公仆。小站地区有很多工作要做，要重新建党建政；当地干部无论好坏，工作组要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这与相信干部的大多数……”胡昭衡表示不同意见。
　　“做工作就要听群众的，不是听干部的。只有听群众的，才能代表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陈伯达眉头微拢，显出杞人忧天状。“天津市委最重要一条教训是要听群众意见。扳倒一个村干部不容易，要得罪一批人。4月20日晚上我没睡着觉，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一夜我就是想，撤一个张××都这么难！这里是和平土改，埋藏了许多问题，领导又长期没发现，还依靠他们做工作。这些人做了坏事，反过来又依靠他们，跟工作组捉迷藏，这是不行的。对‘和平工作队’要批评，一定要有斗争。区委书记要撤还是调？要向群众公布……”
　　陈伯达终于谈累了，情绪也随之沉落下来。
　　“天津要治碱改良耕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可说到底还得发展生产力。”陈伯达以手加额，小而圆的手遮住了眼睛，换了沉重缓慢略带伤感的语调，“天津市自行车厂是两个多的人为一个搞生产的人服务，我们去蹲点，解决了这个问题。唉，其实我写作能力并不强，最大的能力还是行政能力。不得发挥哟……昭衡，我死以后，希望有人为我写追悼文章时，能提到这一点。”
　　“伯达同志，你太伤感了……”
　　“记住吧……提到这一点。”
　　胡昭衡确实把最后这段话原原本本记到了日记中。
　　告辞时，胡昭衡带了一丝抱怨语气说：
　　“伯达同志，我的书一出来就送你了，诗也赠你了。你替我写的字还没送我呢。秀才交往可不能，‘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啊。”
　　“不是我拖，更不敢忘。字好写，话不好想。我曾想得一句：‘所以明者兼听，所以暗者偏信’……”
　　“好哇，就这句，可为我座右铭。”
　　“读完你的《老生常谈》，我又想换另一句‘嵇生云：每读二陆之文，未尝不废卷而叹，恐其卷尽也’。”
　　“好，我知道自己的文章不足之处了。”胡昭衡两眼闪烁出光彩，“我一生也许写不出二陆之文，但有了努力方向。伯达同志，两幅字我都要了，你不要吝惜笔墨。”
　　“好好好，”陈伯达连连点头，“你是父母官，我这个小小老百姓只能唯命是从。”
　　三天后，天津市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将两幅字送胡昭衡家中。这是陈伯达离京前留下的字，请李树夫转交胡昭衡市长。内容就是他讲过的两句话。

　　冬日昼短夜长，晚饭前黄昏的余照便从天空消失了。胡昭衡饭后上车时，北京城已是灯火辉煌。沿街一些大门还贴着“庆祝元旦”的大红字和灯笼，飘着呼啦啦响的红旗。这是1965年的1月4日。
　　汽车在小石桥十六号院门一侧停下来。胡昭衡下车，秘书崔广兴已经在前按响门铃。值班员问明身份，敞开大门，请客人入内。
　　现在已改竹园宾馆的这座漂亮小院，当年即是康生的家。胡昭衡应康生之约，前来看望。
　　客厅里已坐有几位客人，有胡锡奎等领导干部，有广东来的眼科专家、女教授毛文淑等。
　　屋里烟雾弥漫，有二三个“烟筒”喷云吐雾。胡昭衡不吸烟，从屋外的新鲜空气中乍一进到这乌烟瘴气里，连打两个喷嚏，喃喃一声：“好大烟。”
　　康生也在吸烟，见曹瑛要去开窗户，忙扬起一只手，沙哑着嗓子说：“不要开窗。”
　　曹瑛歉意地望一眼胡昭衡，摇摇头：“康生就是怕空气。”
　　胡昭衡笑着说：“没关系。外面空气冷。”
　　曹瑛请胡昭衡入座，递上一杯热茶：“夫子讲话，秀才人情，一杯清茶。”
　　“这是伯达同志挂嘴头上的话。”胡昭衡转向康生，“最近身体怎么样？”
　　“还好。冬天不大敢出门，凉空气一刺激就咳嗽。”康生讲着便掏手绢，没来及捂嘴上，已开始咳嗽，仍然是那种运动式的深咳，将淤塞于支气管中的粘液咳到气管中再咳出喉咙，然后有声有响地吐进痰盂里。
　　一番寒暄和相互介绍之后，胡昭衡眼睛又盯在了书上：“康老，你的书真多，真叫人羡慕啊。”
　　他立起身去看那些书。书房与客厅相连，没有关门。书架上一排排书，数量多，种类多，版本多。二十多年后，胡昭衡才得知，那书有些是康生“借”了不还，有些是干脆要来的。
　　“昭衡同志是夫子，来了就看书。”康生向客人们介绍，起身跟入书房。
　　客人纷纷起身进书房参观。康生不无得意地说：“我另外还有书房。”
　　“那里好书一定更多了？”胡昭衡想参观，主人不说请，便不好再提。从书架上拍几本书翻翻，胡昭衡望望康生问：“在天津康老答应的事还记得吗？”
　　“什么事？”康生愣了愣。
　　“比较青铜器，康老说更喜欢石头。”
　　“石头？我说……噢，想起来了。我这记性！”康生讲这话时，大概自己也没想到一年半后他会将多少人记错，张冠李戴地宣布这个是叛徒，那个是国民党。现在他想起的是石头：“好，今天请你看石头。”
　　康生小心翼翼地从柜橱里取出一些有分量的精致的盒子，里面自然是装了“石头”，也拿出一些未装盒的“石头”，都是各种形状的砚台。
　　康生打开一个盒，用两手取出其中的砚台。
　　“你们看，这是人类化石做的砚台。”康生嘴巴一抿，脸上漾起一层浅笑，掀着眼皮点点头，表示无虚言，表示得意自豪。
　　那砚台白里透粉晕，有石英一般的剔透感和黄釉一般的润泽感。康生以手指代墨，在砚里做研墨动作：“涩不留笔，滑不拒磨。别以为人骨化石作砚只是摆样子，真使用起来，既不伤笔，下墨又得力。”
　　在一阵喟叹惊漾声中，康生带着暗暗自喜的神情等候客人们都“惊”个够。家有宝砚无人知，在他看来大概也算衣锦夜行吧？他乐得让客人开眼。
　　“看看这个，这是两亿年化石所做的砚台。”康生又打开一盒，接着便眯细了双眼，欣赏那意料中的新起的惊叹赞羡声。
　　“好了，再看看这块。”康生不慌不忙再开盒取出一方砚台，“这块，这是五亿年化石做的砚台。”
　　于是，惊叹之声以更大的势头涌起。康生耷拉着眼皮，目光轮替在客人们脸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那神情仿佛沉浸在一种美妙无比的享乐中。
　　半小时后，客人陆续回到客厅。康生点燃一支香烟，在沙发里坐好，深深吸一口，目光闪烁地环顾一圈，脸突然阴沉下来，眉宇间冒出一股萧杀之气。
　　“夫子一来，全打乱了。咱们还拾起开始的话题吧？”他的目光已经像冬天的寒星一般冷气逼人，望住胡昭衡问，“昭衡同志，杨献珍搞了许多黑窝子，你们天津党校就是他在全国的窝子之一。”
　　胡昭衡没做声。他是市长，不是市委书记，对党校情况确实不知底。
　　“杨献珍这个人很坏，我早就看透这个人了。”康生一旦开始攻击人，习惯将左臂端起，臂肘贴紧肋部，讲到激动处手臂便开始抖，越抖越要贴紧肋部。“他在较长一段时间蒙蔽了许多人，无非是靠了他的所谓四大资本。但他骗不了我。”
　　康生稍作停顿，他激动起来痰也多。他不像有人那样激动起来瞪眼睛冒火星，而是眯细眼，目光像冬夜的星星一样寒冷锐利；脸孔也并不涨红，而是变得青灰，愈显阴森。他就那么一边下大力气从肺里往出咳痰，一边用手绢捂在嘴前防止痰星四溅，一边有声有响地朝痰盂里吐，一边大嘴不张地咬着牙根讲话：“他骗不了我！第一，自称什么哲学权威。什么权威？他其实连“会有无谓之元”①也不清楚，他是什么哲学权威？第二，标榜什么延安传统，他的延安传统，就是饶漱石、习仲勋派俞凯丰去当党校校长，赫鲁晓夫抓我们的党校。第三，就是他那十六字方针，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他是在意识形态上大搞两面手法的典型：宣传马列主义而反马列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反毛泽东思想。第四，就是老党员。其实他从1941年就写文章反对毛主席，这就是他的老党员……”
　　①照胡昭衡日记抄来，笔者不懂。
　　客人们只是听，什么也不讲，也不好讲。串们是聊阔天的，搬出这么敏感、尖锐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大家都有些无所措手足，而且也不了解背景和上面的矛盾由来。
　　胡昭衡和广东来和客人互相望望，好像目光没处放；胡锡奎打量着房间，目光最后落在客厅挂的那块“三洗堂”横匾上。
　　康生似乎发泄够了，用手绢擦擦鼻子和嘴，去端茶水杯，曹瑛看出客人的尴尬，讲一声：“说点轻松的话题，又不是开政治局会。”
　　康生发现胡锡奎望着“三洗堂”出神，便借机换了轻松些的口气轻松些的话题。
　　“我这三洗，叫洗目洗耳洗心。”他用手指点横匾，“洗目，要看全面；洗耳，要兼听；洗心，要思想改造，要反省。所以我自号三洗老人。”
　　胡昭衡起身细看匾上的三个字，心有所动。自己年轻时曾动脑子想个笔名“胡蛮”，康生应知天命了运动脑子想个笔名“鲁赤水”去和“齐白石”相对。心动嘴张，脱口就说了一句，“康老其实不老，心年轻；老人就淡漠了，干什么都没兴趣，年轻人才会动脑筋想出三洗堂……”
　　“康老的字真是入木三分。”一位客人极尽赞誉之词。
　　康生已经随大家立起身，对这种目光集中“三洗堂”似感不自在，说：“伯达同志是秀才，他的字不错，刚为于立群同志写了一幅。”
　　他从桌案上一卷纸里寻翻，找出陈伯达为于立群所写“女书家”，展开来请客人们欣赏。
　　当客人们围到“女书家”周围议论时，康生轻扯一下胡昭衡衣袖，走开两步，耸了一下肩膀，略带赧颜地望望厅上挂的横匾说：“我刚才讲三洗，那是公开的说法。你是夫子，不瞒你，其实内幕还有洗牙洗脚洗屁股。”康生自谑地点点头，“牙不好，不洗常容易肿痛；不洗脚我睡不好觉；不洗屁股就什么事也干不成，我痔疮严重……”
　　十月是北京的黄金季节。天空蓝得醉人；白云轻柔，惹人还想无边；空气从来不曾这般透明，目力所及，远山近楼、树木，甚至大烟囱上的避雷针，都将最细致的形态以非常的清晰显露出来。
　　胡昭衡放下电话，一种莫名的愉快一阵又一阵涌遍全身。陈伯达来电话请他去家里吃午饭，并且派专人来接他。愉快不在于吃饭有酒，而在于见面和聊天。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秀才交往”，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他翻开日记。这本日记很厚，已快写满一本。从1964年10月22日到1965年10月14日，近一年的日记，数，数，与陈伯达见面多，达三四十次；然后是周扬，几乎每月都能见一两面；再次便是康生，应约去康生家就三次，按照日记本所剩页数计算，这个厚本子大概够他记到年底，那么这个日记本就太有价值了……
　　胡昭衡翻阅日记很快，脑子转得更快，逝去的日月，逝去的事件，逝去的音容举止像电影一样在脑中闪过。他一向感觉看日记比看电影过瘤，因为这是活的亲自参与的“电影”。
　　这种快速的阅读浏览，忽然使他有了一种新发现，并且为此而怦然心跳。正象看电影，孤立的一个镜头只能看出形象，连续的镜头就会活跃出情节、故事和思想。
　　他惊讶地发现，交往最多的三个“大秀才”，除了琴棋书画有一致的兴趣，其他的生活、工作与思考，都是沿着各自完全不同的轨道向前展开，那努力的方向决不是一个。
　　传统上，人们都以为陈伯达是“党内理论家”，可是边看日记边回想，他几乎没谈过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几十次见面不曾专意谈一次理论。1964年他在小站搞“四清”蹲点，还讲讲阶级斗争，到了1965年，几乎忘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至少与胡昭衡的谈话都是围绕着工农业生产展开。在这个“展开”中，他不停地讲出心病：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可惜没得到发挥……
　　这次那次的谈话在胡昭衡脑子里跳出，若断还连，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
　　1965年2月24日，陈伯达谈电子化，说不能在这场工业革命中落后……
　　1965年3月9日，陈伯达肯定托拉斯，有纵的，有横的，发展各种化工，这是无穷尽的天地……废物可以变成有用的东西，将工业废物利用起来，一分为二，7分为三……谈到粉煤灰的利用，出产品、保护环境，还可以改造农村……
　　1965年4月15日，他谈起工业两大问题：一、采用新技术；二、体制改革。把采用新技术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天津工业体制适当改变，合理布局……中央各部命令下来，不赞成层层加码，像书法用的宣纸似的……他又讲了写作能力不强，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可惜没得到发挥……
　　1965年5月4日，他再次谈搞茅房是文化的标志。一分为二，逐步搞；百废俱兴办不到。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点到面……再次劝我“不要太积极，太积极可能做不好工作。”再次流露出心病：“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他死后，“写追悼文章要提到此事。”
　　1965年7月8日，陈伯达讲：“着重讲质理、技术、品种。质量的改进促进数量的跃进。要抓抓镇办工业，把有些工业迁到乡镇……下放干部，非生产人员尽量少，工资要以农民生活为标准……钱要花在刀口上，就是用在技术改造上，（过去）没有和科学家合作地抓……”
　　当陈伯达抱“工业化”、“电子化”的西瓜，抱住就不放时，康生认为那是芝麻。康生的西瓜还是养病，收集文物字画和搞“阶级斗争”。
　　康生搞“阶级斗争”表现出特殊的能力，“他作反修报告时没拿稿子，记录后，回来我们整理。有些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讲得很清楚……”
　　然而，胡昭衡看日记作对比，便发现康生谈反修与周恩来谈“反修”完全不同。
　　康生善于用马恩列斯的话去批赫鲁晓夫的话，甚至是用马恩列斯的某些话去批同样的马恩列斯的另一些话。
　　周恩来是理论联系实际地极有预见性地批判修正主义。胡昭衡对此有详细谈话记录：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寄希望于新领导，但他们仍坚持赫鲁晓夫主义，政策没变……仍是‘两霸合作’……美苏主宰世界，这是苏联一厢情愿”。“他们搞的和平过渡，不革命，本质是和平演变。莫斯科的美国生活比美国人的美国生活更加美车化。演原子战争的影片美国怕引起国内恐慌，不让在国内演；苏联不仅演自己的，还演美国的，瓦解自己。”“美国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苏联跟着要东欧资产阶级化。”“苏联讲和平竞赛，其实是使美国和平垄断”，“苏联伸手向美国要贷款……美国想从中控制，就要看苏联投降不投降。”“美国人手里拿着钱讲条件，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可是“苏联答复可以试一试”，先“露骨出卖西伯林”，“开始出卖西伯林，也可以出卖东德”，最后只能是“出卖整个东欧”，“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搞经济要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否则，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阿尔巴尼亚）是依赖经济，我们总劝它自力更生，它总想靠在中国身上。”“在经济方面，也有两条路线的国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决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政治经济都有斗争”。“经济上不行，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苏联是精神上先垮了，毫无中国人的“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个英雄气概。”连麦克纳马拉（美国人）都明白地讲：“炸了中国的原子基地，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知识；炸了中国的物质，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精神！”
　　二十五年后胡昭衡再次看这些日记、笔记，曾无限感慨：中苏两国领导人，且不论思想理论水平、领导艺术及能力等等方面的差别，单只论人格和品质，就有多少发人深省的内容啊！敌人可以为你的软弱喝几声彩，为你的出卖授诺贝尔奖，一旦出卖完了，便只剩鄙视地一声啐。敌人也可以为你的自尊自强和奋斗而诅咒怒骂，便骂你一辈子，最终心底还是尊敬你的人格和品质。从杜鲁门到尼克松到里根，这些美国总统所写回忆文章，莫不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1965年的胡昭衡还不可能想到认识到这么多。他只能感到周恩来与康生在“反修”上的谈法不相同。他还可以感到康生对经济没有丝毫的了解和兴趣。最能说明康生特色的莫过于1965年5月31日一篇日记：

　　上午去康生同志家，和冯文彬一同去的。后龙潜、朱光也到。
　　我讲这次参加华北计划工作会议情况，康生不感兴趣。他说要抓大事，就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不要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之后，龙潜、朱光为冯文彬写字，龙潜也为我指书主席咏梅一幅。曹大姐送了我砚跋拓片、主席书法复制品；康生同志又送我一本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补抄本，其中有他补抄主席诗词七首，很珍贵。

　　与陈伯达的“西瓜”不同，与康生的“西瓜”也不同，周扬身为文化部长，又是“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他的“西瓜”很明确，就是“文化”。
　　不过，从胡昭衡的日记看，周扬谈论最多也是最关心的莫过于“两化”和“两条线”。
　　“两化”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群众知识化。抱这颗“西瓜”，无论路途多遥远，周扬越累越喜悦。
　　问题出在“两条线”，这颗“西瓜”他不抱不行，越抱忧愁烦恼越多，压得喘不过气。30年代，也就是“左联”时期一条线；建国后十七年又一条线，都是说文艺队伍，这两条线是红是白还是黑？
　　周扬见了胡昭衡，越来越多地回忆“左联”的五烈士，回忆毛主席当年所讲军事和论文两条战线上的反围剿战斗。他喜欢谈大型革命舞蹈史诗《东方红》，谈《长征组歌》，谈现代革命戏，谈《芦荡火种》、《红色娘子军》和《红灯记》。将这十几次谈话联系起来看，不难明白，周扬要证明这“两条线”是红的；之所以要努力证明，必定是因为有人想把“两条线”说成白的，甚至是黑的。
　　难哪，形势怎么发展成这样？最简单的真理，常识性的知识，上面没人讲，下面就没人敢说敢承认。比如绘画中的人体模特，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有极大腐蚀性”，主张取消。对此没有谁拍板否定。人家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个美院的学生，专门画了女人的私处，挂在睡觉的床头。这件事在内参上一登，顿时引起大哗，谁还敢保留模特？
　　1965年8月29日，胡昭衡去常德道二号看望周扬及夫人苏灵扬。一见面，周扬就激动地说主席对模特的指示：“主席认为不能用封建思想把它取消，即使少有副作用，由于中国绘画对人体素描差，也应有小的牺牲。”
　　关于人体模特的指示，至多不过在这一点上减轻周扬一些压力，他决不敢借此去开拓思路、讲更多解放思想的话。1965年的下半年，文艺界已经开始进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惨境，无论怎样努力，怎样自慰，那前景都是注定了的越来越凶险。
　　“我主张写反资本主义的文艺作品”，周扬一字一板，他希望也相信胡昭衡会把这个态度写入日记中，他的声调几近于悲壮，“我主张写反映伟大革命战争的作品！”
　　胡昭衡确实把这两句话写入了日记中。
　　可是，有什么用呢？高喊共产党万岁而牺牲的烈士，并非都牺牲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枪口下。
　　汽车驶到太仆寺街，突然停下来。胡昭衡并未介意，他还在思考，一年来的日记在大脑里过了一遍电影，上车后又重新过一遍……
　　可是，门开了。他听到那个熟悉的福建腔：“夫子，下来走走吧。”
　　“哎哟，伯达同志……”
　　“我迎出来就为和你散散步。”
　　胡昭衡钻出车，先作揖，后握手，这是他们见面的常用礼。胡昭衡是受感动的：先派人接，自己再迎到半路，携手散步，陈伯达比康生热情，比康生够朋友。
　　“听北京同志讲，你们的工业产值和利润都超过了他们？”陈伯达满面春风，步子也比平常轻快。
　　“赶上海，超北京；我们还没赶上上海。”胡昭衡警惕自己不要露出骄傲。上任时，天津工业落后于上海和北京，他提出了“赶上海，超北京”的口号。
　　“关键是上海抓科研，抓新技术比你们好。”
　　“天津科技底子薄，除加紧培养和吸收科技人才外，我们正在搞厂校挂钩，调动各院校科技力量直接为生产科研服务。”
　　“要善于总结经验。林副主席是榜样：四个第一，五好战士，他善于总结。天津也有几个第一嘛。”
　　这是陈伯达与胡昭衡在“秀才交往”中第一次提“林副主席”。过去没提过，过去他爱提“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
　　胡昭衡明白陈伯达所言天津的几个“第一”。抓厕所，抓废物利用，抓卫生，他发现卫生局管不了这么多，就成立一个“第二卫生局”，后改名“环境卫生局”。是1964年初全国第一个成立的。抓半工半读，工人技术培训，教育局管不过来，天津在1964年成立了第二教育局，后改名成人教育局，也是全国第一家。胡昭衡在天津搞了个“日本问题研究室”，1964年与日本群马建立“姊妹城”，也是全国第一个与外国城市建立这种关系。搞计划生育，胡昭衡第一个提出免费做人工流产术，受到总理肯定和表扬。接着又第一个提出奖励独生子女，按月发独生子女费（这项建议直到文化革命结束后才获批准）。他们还第一个成立电子化领导小组，当上海和北京搞出单晶炉后，天津奋起直追，两个月搞出十四套单晶炉的设计图纸……
　　然而，胡昭衡不会自诩开拓型，他明白这些成绩是集体努力得来，其中也包括陈伯达。
　　“伯达同志，要说有点成绩，也跟你的帮助指导分不开。”胡昭衡诚心诚意地说。
　　“别提我，我是纸上谈兵。”陈伯达把小而圆的手扬起来，一摆而过，这次提“纸上谈兵”情绪并未沉落，声音不降地说：“再给你提几条建议：天津盐碱地多，要治碱挖渠，可以种植养鱼。要帮助河北省搞治碱挖沟和基建两用的机械，作出规划。天津市要自动化，综合利用，产品要向小型化、精度化发展……”陈伯达缓下步子，长长叹口气，“唉——，什么时候我退休了，我就给你们治碱研究所当个研究员。”
　　“伯达同志又开玩笑了。”
　　“你总以为我开玩笑……”陈伯达立住脚，眼里又出现了那种莫名的惆怅忧伤，“也许身不由己当不上这个研究员，不过，我真有这个想法。”陈伯达朝着胡昭衡点点头，把手一伸，“进吧，这就是我新搬的家，新建胡同十二号，电话39局6292。”
　　一杯清茶端上来，胡昭衡喝一口便起身去参观陈伯达的藏书。看到有些书并非铅印，也非石印，而是陈伯达手抄。他拿起一本《马克思唯物历史观概说》，是陈伯达用蝇头小楷手抄的。忍不住问：“好像很多秀才都有这个习惯？”
　　“练字、休息、辅助记忆，一举三得嘛，还可以留给后人。”
　　“先借我拿去看看。”胡昭衡见陈伯达点头，便将书另放到一边，准备走时再拿。
　　吃饭时，照例海阔天空，古今中外地聊个没完，直到停筷，胡昭衡才将自己车上的疑惑提出来问陈伯达：
　　“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捉摸不定？”胡昭衡思索着措词，好像要有什么事？……这个这个，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个讨论——”
　　胡昭衡到底没有讲明白。
　　陈伯达沉吟不语。
　　“周扬对我谈过几次文化界的事，搞革命现代戏，华北、华东、华南都很热火，可是总有批评……康生对他也像有看法……不清楚上面。”
　　陈伯达嘴唇蠕动几下，才说出声：“你当你的市长，你抱你的西瓜，历史评价地方官，只看你的政绩。”他停了停，压低声音，又出现那种“通消息”讲“悄悄话”的神气，“政治思想工作，多注意林副主席怎么讲，怎么做。这是上面讲了话的，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
　　每逢这种“通消息”，讲“悄悄话”，陈伯达照例要认真点点头，目光里含了神秘而又意味深长的够人琢磨几年的暗示。当胡昭衡似明似不明地点头时，至少是感谢陈伯达能讲这种一“悄悄话”，这是一种“友谊”“交情”的表示。陈伯达在对方有了“领情”的表示后，马上又转入浩叹：“唉，这不过是捎带说说。其实，我最大的能力还是行政能力……”
　　胡昭衡从北京回到天津，继续抱他的“西瓜”：抓技术革新，抓科研，抓工业体制改革……
　　可是，不过二十天的时间，他曾经有预感却又说不明道不透的事情便发生了。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语气的严厉，用词的尖刻，批判一的火药味和朝政治上牵扯的上纲上线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足以震动全国。天津各报纸的请示报告马上就堆积到胡昭衡面前：上海发表了，天津要不要转载？
　　胡昭衡反复读这篇文章，总感到不单是一篇文章的问题，那后面分明有着更汹涌的绵绵不断的内容和力量。他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人民日报》，等待《人民日报》的反映。同时也希望他所熟悉的三个大秀才能在近一两天来津，随便来哪一个都可以聊聊，帮助他下决心。
　　三个大秀才都没来，却先来了另一个相交更久、是老乡加战友的秀才——穆欣。
　　“伯达同志让我转告你，不要转载。”穆欣私下同胡昭衡咬耳朵，“姚的文章是江青在上海搞的，背景还不清楚。北京的中央领导都不清楚，北京各报决定不转，你们也不要转，还不摸来头……”
　　胡昭衡很快通知天津各报：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第九天，康生来到天津，住进“新三号”。胡昭衡马上赶去看望，并且作陪吃午饭。
　　胡昭衡跟康生接触还不同于跟陈伯达接触。康生仿佛身上永远穿着甲胄，极少有感情的自然流露，永远无法有心灵上的沟通。
　　午饭结束时，胡昭衡感动气氛已经松快些时，才谨慎地问：“姚文元的文章康老看了吗？”
　　康生脸上毫无表情变化，听见和没听见一个样，所以回答也完全不搭界：“章士钊写了本收，想发表。他请主席看，主席叫我也看看，提提意见。”
　　胡昭衡只好随康生的话题转：“什么书？”
　　“《柳文指要》。”康生说着便立起身，这是谈话结束的意思。
　　第二天，李先念和夫人林佳眉到天津，胡昭衡去看望，结束后又顺便看看康生。
　　康生正在读《柳文指要》，一搭话，就说章士别。
　　“章士钊反人民不反共产党。”康生一边用指头在书上轻敲一边说，“历史上，他帮助共产党，出过不少力，但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始终没站到人民一边来。”
　　胡昭衡说：“反人民？是不是大了点……”
　　康生说：“帽子不大，也可以不戴。共产党也交右派朋友，章钊是主席的朋友。”
　　其实，“章士钊反人民不反共产党”是毛泽东随口讲的一句话，并非下结论，而是讲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具体观点。
　　隔一天，胡昭衡再去看唐生。康生讲话，还是远离敏感话题。
　　“《午梦堂》你看过吗？”康先生问。
　　“没读过，听说过。”
　　康生大讲《午梦堂》的背景，大讲“叶绍袁”等一家人的遭遇，讲过才问：“夫子，听过这个故事你会有什么结论？”
　　胡昭衡想想，说：“还得看过书才可能想结论。”
　　“我读几遍，有两个结论。第一，曹雪芹不会作诗。”康生不为自己语出惊人或胡昭衡表示难以接受而有任何感情流露，用没有起伏变化的声音断言，“他的诗不如叶家夫妻父女；第二、曹雪芹很可能研读过《午梦堂》集，他的整个想法和成收，都和这一家人的遭遇不无关系。”
　　胡昭衡不做声。他没读过，没有发言权。
　　“我劝你看一看。”康生看一眼手表，说：“好，我们去逛古籍书店和艺林阁。听说你的兴趣也在这两处？”
　　胡昭衡说：“每月去两次吧。”
　　第四天，胡昭衡又讲康生吃“起士林”莱，饭后看京昆戏曲学校学生演戏，有现代戏也有古典戏。
　　“现代戏给年轻人看，我们看还得看古典戏、”康生对古典戏《山门》和《小宴》大加赞赏，说：“鲁智深演得好，现代戏出不来这个味……”
　　康生走了，周扬年底过来了。
　　周扬关心的是敏感话题。他说：“评李秀成也罢，评曹操和秦始皇也罢，现在评海瑞也罢，都是学术讨论，学术批判，不能硬拉到政治上。往政治上发拉硬扯会产生许多严重后果……”
　　胡昭衡点头：“还是咱们想到一处了。”
　　周扬走了，陈伯达姗姗来迟，过了年才在天津露面。
　　“有什么消息？”陈伯达一边握手，一边就问。
　　“朱老总来了，我上专列去汇报三线建设情况，又陪他参观塘沽码头和节制问，他对军工方面的研究生产作许多指示。”胡昭衡略一犹豫，接着说，“总理在八省会议上表扬了天津，治碱挖渠……”
　　“总理表扬的是天津市市长。”陈伯达显然早已打听清楚这个消息，他做手势阻止胡昭衡讲谦虚话，不用讲陈伯达也可以明白胡昭衡会怎么讲。他继续问：“还有什么消息？”
　　“北京的万里、郑天翔、邓拓和范瑾来过，我去看他们，谈了京津协作，联手赶上海的问题。”
　　“还有什么？”
　　“去年穆欣来，说了姚文元文章……”
　　陈伯达做个停止的手势表示亲近地靠拢胡昭衡，竭力跟上胡昭衡的步子走：“夫子，你还得帮我开个座谈会。题目是两个：十部参加劳动和农业机械化问题，要找明白人。”
　　陈伯达在津几天，除了谈干部参加劳动和农业机械化问题，就是拉胡昭衡看美国或欧洲的电影，当然也不忘去逛古籍书店和艺林阁。
　　二十五年后回头看那段历史，就从天津发生的事便不难看出：康生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露；陈伯达是什么都想知道，观来头，查风向，但还不清楚将发生什么事；周扬有“运动”经验，知道文化界历来先挨刀，但还顽强地保留着固有的愿望和希望，一边自我安慰，一边不放弃可能的努力……
　　1966年6月19日的午后，正在伏案疾书的胡昭衡忽然感觉到空气的郁闷，感觉到四周围那种可怖的寂静。他想抬起头，想起身走到窗前去，可是眼前一花，便仰靠到椅背上。只是刹那间的空白，他便清楚地感受到心脏一阵窒息，呼吸不能畅顺。他竭力把腿伸长出去，静静地仰在椅背上不动；他已经觉出嘴里的苦味，这说明神经又恢复一些。几分钟后，他呻吟似地哼出一声，有意识地哼出一声。于是，他想到从午前开始，天气就热得人透不过气；于是，他想到一场大雷雨就要跟着降临；于是，他的高速运转了二十多天的大脑又无法停歇地运转起来……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做梦也没这么突然。
　　胡昭衡几十次，几百遍地这样想。
　　从5月15日开始，他检查小三线建设，驱车二百余公里，经武清、杨村、崔黄口、宝抵、下仓、上仓、到蓟县，又经黄崖关、茅山、青灰岭，到兴隆。视察了“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等重要建设，返回天津便直奔招待所，与刚刚到达天津的七机部部长共进晚餐，落实岸对舰导弹的生产问题。
　　导弹早已分解开，各零部件的生产厂家已确定，只剩最后确定由哪个厂负责总装。第一杯酒刚举起来，市科委主任问一句：“胡市长，明天还去看哪个厂？……”
　　同部长一道来的工作人员进来了，报告：“刘部长，北京来的长途，请你马上接。”
　　刘部长放下酒杯说：“对不起，稍等一下。”
　　时间不长，最多五分钟，部长回来了，一脸遗憾：“这次研究不成了，明天我也没法跟你们去看厂了。要我立刻回北京，传达重要文件。”
　　胡昭衡算日子：“今天十九号，正好明天村夫同志要和我谈工业总结……”他开始掰手指头，“明天总结，后天办公会和港口运输问题……”
　　“别掰指头了，你也得去北京，文件传达到你们这一级。”部长打断胡昭衡。
　　“什么文件？”
　　部长环视左右，都是够级别的人。便说一声：“《五·一六通知》。”
　　果然，还没吃完饭，胡昭衡也接到去北京学习中央《通知》的通知。他没有多想，到北京学习文件是常有的事。
　　要走了，他一夜赶批文件。第二天，也就是5月20日，他一早起来没运动，继续赶批文件。然后同工业部李树夫谈工业总结，午饭前又抓住最后一点时间同水产局长郝生德等同志谈渔轮修配厂的隶属问题。午饭后，便和市委收记处的同志们一起出发到北京。当晚便开始学习中央《五·一六通知》。
　　做梦也没那么快；学习《通知》，也就是到京第一天的晚上，他便听到对他所写《老生常谈》的批评意见；到京一周，华北局领导同志正式通知他作检查，并面对面作了“严肃批评”；5月30日，批判《老生常谈》的简报已经发下来。接下来的二十天，便是四次“触及灵魂”的检查和大会小会的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批判。反映在胡昭衡的日记上，开始用“批评”两字，后变成“批叛”；开始是在书记处会议上接受批判，后变成“开天津大会，批判。”从日记上摘几段：

　　1966年6月3日……下午在书记处会议上检查，讲了两个半小时，随后大家提批评意见……
　　1966年6月4日……下午开书记处会议，对我继续批评……
　　1966年6月7日……开了一天常委会，继续批评我……几位同志重点批判《老生常谈》与我的作风……
　　1966年6月8日……下午开常委会，继续听×××等三同志对我的批判……
　　1966年6月11日……上午常委会，对我进行批判；下午常委会对我批判，晚上翻阅批判材料……
　　1966年6月14日……整日开常委会，对我继续批判……
　　1966年6月5日……上午写检查材料，下午开天津大会，批判。
　　1966年6月16日……上午准备检查，下午，大会继续批判，晚继续准备检查……

　　这二十天，用胡昭衡的话讲：全是在泪水中滚过来。开始独个儿流泪，后来与妻子林以行相对流泪，再后来又加一个秘书崔广兴，三个人默默流泪……
　　其实，无须讲从九天跌下地狱，也无须说什么向林和精神上的巨大折磨与损伤，只须远远望一眼就可以明白一切。
　　去北京时，胡昭衡满头黑发，红光满面，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头发白了一半！他的妻子林以行是天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抗战八年经受了火线上最严峻的考验，这一次她比胡昭衡晚到北京三天，又比胡昭衡早两天白了一长缕头发。传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人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人人都以为传说不可信。胡昭衡和林以行二十天愁白了头，可是有上百人亲眼目睹。
　　然而，每天早晨仍然可以看到胡昭衡跑步、做操，晚上仍然可以看到胡昭衡与妻子林以行安详地散步、聊天。这就是秀才当过兵，既有丰富的感情，又有坚强的意志力。
　　他失眠、头痛、全身疲惫到极点，脑子却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即使眼前一黑，不得不仰靠椅背静躺，思想仍在兴奋的极峰上明光闪烁。他竟想得一首诗，后来写人日记中：
　　“二十天脑子里凝结的想法记述如下：
　　“烈火烧身，锻炼自己；依赖群众，依赖组织；脱胎换骨，改造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革命，革命到底。”
　　这首“诗”的时代痕迹很重，可是，有几个时代中人能不留时代痕迹？重要的是充满铿锵之声而非颓丧之音。这诗是伴着弥漫过来的乌云，伴着远处隆隆的不绝雷电酝酿而成；是随着骤然卷起的狂风，一闪惊心的电光和猛烈倾落的暴雨一道涌出……
　　胡昭衡立起身，走到窗前。大雨已经充实了天地之间的一切空隙，横的竖的，白茫茫，冷飕飕；四面全乱，八方俱响，没有一处不迷糊。屋檐上落下成排的急流，被风吹着迸溅出水星泡沫，经过纱窗，变成一种无从辨别点滴的纤小水珠飘过来，在胡昭衡的衣服、脸孔和愁白了的头发上化作一层冰凉如苔薛样的水分。他连续吸吮这种具有凉冰冰渗透力的水气，头脑更清醒几分。他的嘴角忽然流出一丝自嘲的苦笑。
　　突然吗？不。怪只怪自己没看出问题。
　　迷信人讲话，发生大的事变之前，都是有异兆的。
　　两个月前，下午四时十二分，他正在主持市长办公会，忽然一阵地颤，房屋摆簸，人大乱。“地震！”谁惊叫一声，会议室里的人出于本能地跳起来朝外逃。是他一声大吼，像施了定身法一样定住这些人：“站住！都给我回来！”他的目光好凶啊，声音与其说吓人，不如说是镇人。“你们都是市里领导干部，你们如果惊慌成这样，办公楼里的人会成什么样？影响得全市又会怎么样？”
　　人心迅速稳定下来，多数人只感叹一声：“市长到底是当兵的出身，枪炮里出来的人有静气。”可是胡昭衡却不曾细想，进入1966年后，人心越来越亢奋、浮躁、激颤、不安。这是为什么？稍有点事便一惊一乍，这是为什么？
　　陈伯达从家乡回来，脸色不好看。喝过酒，他才吐心里话：“可能要出事，很可能出事……”问之再三，才不自在地解释，说他家乡的山上有块大石头，协调山河立得位置很是地方。农业学大寨，石头被破坏了，横看竖看不协调，坏了风水……
　　这件事可以有多种理解：
　　“迷信是人类本身存在的一部分，在我们以为已把它全部清除了的时候，它却藏身在最出人意料的角落里，而一旦它相信自己是万无一失，就又突然也冒了出来。”
　　“不迷信的人讲述信的话，往往是自我心灵抚慰的一种办法。”
　　“对强人来讲，迷信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要自慰要稳定情绪但又不致于糊涂到无所作为，于是就有了讲讲迷信话的乐趣。”
　　胡昭衡就没有想想，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什么事才会使陈伯达这种主张骨灰肥田的唯物论者拾起迷信话来自己吓唬自己？
　　继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有心者本应看出，无论拿谁作文章，斗争其实发生在上层。
　　1966年2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一心将“批判”限定在学术范围内。可是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札记》的批判，1966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生的《请看吴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等文章，分明是将“批判”引向政治方面。
　　到了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不仅给“三家村”定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基调，还发出了打倒一大批的叫嚣。
　　到了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出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叫喊要上揪“指使”、“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下扫“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配合著5月4日到5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个人，当他“受到时代精神从四面八方施加的威胁，最紧迫的事莫过于使他及早看清楚他的意志所必须选择的方向”。
　　胡昭衡选择“错”了，他顽固地坚持着过去信奉的并为之奋斗不息的一切最神圣的原则。5月7日他去子牙新河工地参加劳动，在东效区农民住地和周官屯灌区现场办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5月8日发表的两篇文章在当时足可以说是震动全国的“冲锋号”和“重磅炸弹”。但是在胡昭衡身上居然毫无反映。在他的日记上也一笔未记。他继续抱住自己的“西瓜”不放。请看这一天的日记：

　　1966年5月8日
　　昨夜失眠，只睡了一个来小时。
　　饭后给各级干部讲了市内情况和对工程最后阶段的意见。
　　去三分支各工地看了，又去各区工棚中视察。
　　下午参加劳动，跟河北区小关街社会青年在一起劳动，三个半小时。
　　晚，给戏校京昆班谈社会主义革命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他们演了《红色娘子军》与《黛诺》各一小段。

　　对“文化大革命”如此不热情、不积极、不理解、不当回事，一门心思在那里搞经济建设，想多为天津市办几件实事，也难怪胡昭衡会“突然”受到批判，二十天愁白了头发。正像当时习惯语言所讲：社会和人群都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中。与胡昭衡“秀才交往”的三个人也有了各自不同的“选择”。
　　周扬“选择”了“毁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随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他与彭真等一道被打倒了。
　　自认不懂经济，只搞“阶级斗争”的康生就无须多言了，事后令胡昭衡目瞪口呆的是陈伯达这个秀才。4月7日他们在天津共进晚餐告别时，陈伯达还在大讲“工业化”、“电子化”、“技术改造”、“治碱挖渠”、“干部参加劳动”以及“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谈一晚上也没谈一句“文化大革命”或“阶级斗争”。那一晚甚至有这样一幕：
　　胡昭衡认真劝道：“伯达趁精力尚好，你该拿出延安那股劲，再多写几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好书好文章。”
　　陈伯达不看胡昭衡，目光一直“陷”在茶杯里、盯着茶水不出来，半天才喃喃两句：“我讨厌别人只把我看作夫子、秀才……这个话你不要记。”可是，一个月后，他已经成为“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的主要角色之一。多少年来，时时不忘问一句“有什么消息吗？”现在终于得到“报偿”。他总算摸到了“来头”，辨准了“风向”，判明了“形势”。虽然他再三再四、再八再九地讲自己“写作能力不强，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但是，这“能力不强”的一项也足够“出类拔萃”。只要他“动起来”，就可以“发挥了”。
　　于是，令人失笑的历史闹剧发生了。1966年6月1日，当胡昭衡为他的过去开始作第一次检查时，过去与他联系密切的陈伯达却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夺权，并且从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的内容捅向全国，从而使一场全局性的、历时十年的浩劫汹涌翻滚地展开了。
　　不过，运动刚开始之际，还没有几个人能看清问题的实质。当胡昭衡面对窗外扯天扯地的雷暴雨时，他还是抱了真诚的愿望，想经受考验和锻炼，想反修防修，要脱胎换骨，继续革命。尽管这个“革命”的轮廓很模糊，但他天真地相信：真理并非总是必须具有一个明确的外形：只要它像在我们四周轻轻飞翔并带来和谐的精灵，只要它像庄严而亲切的绕梁三日的钟声，那就够了。
　　当胡昭衡回到桌前继续写他的检查时，情绪仿佛随着雷暴雨一道发泄过了那样；窗外的雨渐渐变小，他的心也渐渐平静。他甚至晃过一念：陈伯达已经成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他总该了解我吧？最后总得说句公平话吧？……
　　1967年3月28日，夜幕已经不像冬日降得那么快，伏尔加牌轿车驶入钓鱼台国宾馆时，透过树梢仍能望见西天边上的最后一抹青辉。虽是坐在汽车里，胡昭衡仍然可以感觉到春的气息。冬日萧条的树枝，如今都像浸过水一般膨胀起来，鼓突出饱满的苞芽。可以想到风已不那么刺肤，并且湿漉漉地增加了水分。
　　“陈伯达够朋友。”胡昭衡这一刻确实充满感谢之情。二十天愁白了头发，回到天津后经受了批斗、抄家，到了十月份，总理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改变这一切。正在接受批斗的胡昭衡被接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随即穆欣来看望，转达陈伯达的问候，说李树夫给陈伯达写过信，反映胡昭衡蒙冤受屈的情况。陈伯达向该打招呼的人及时打了招呼。后来解学恭去天津当革委会主任时，也证实了这一点，对胡昭衡说：“伯达同志跟我打过招呼，说天津市的工作，胡昭衡是可以依靠的。”
　　送走穆欣时，胡昭衡感动地说：“伯达同志过去反复跟我说，他写作能力不强，最强的还是行政能力。我始终不理解。现在他已经成了中央主要领导者之一，看来我不会看人，他确实不只是夫子秀才呀……”
　　“伏尔加”停在十五号楼，胡昭衡下车便深深吸吮了一下钓鱼台的新鲜空气，与他同车而来的江枫，也深吸了一口气。陈伯达在接见市革筹小组全体成员之前，先单独接见他们两位原天津市负责人，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荣誉。
　　当然，陈伯达不会像过去那样迎候在半路，甚至也没有出楼迎新，但胡昭衡并不感觉有异。毕竟陈伯达的地位已经高高在上，不能还像过去那么随意……
　　“老相识了，找来随便谈谈。”这是见面时陈伯达讲的第一句话。他显得春风得意，显得兴高采烈，与胡昭衡的握手也还热情得“够朋友”。
　　相比之下，胡昭衡要拘谨些了，过去见面的那种亲热劲已经更多地被感激和尊重所替代，握手后，在主人指示的位置上坐下来。
　　变化很大，却都是自然而然。从头至尾是陈伯达主谈，胡昭衡和江枫只是偶尔插空汇报几句情况。陈伯达从来不曾这样健谈，四小时没停嘴。谈天津情况，小站情况，干部情况，对军队的态度……
　　“伯达同志”，胡昭衡在汇报天津情况时，因为谈话机会少，又不能多讲，所以匆匆提出最关心的问题“过去您对天津工作有许多好的指示和建议，比如技术改造，托拉斯，还有您督促过的‘一步炼钢’试验和治碱研究……”
　　他的话被陈伯达用手势打断了。
　　“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稍一犹豫，眉头皱了皱，还是讲出口，“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你呀——”陈伯达拖长了声音，摇摇头，“虽然当过兵，到底还是夫子。”
　　胡昭衡看一眼江枫，不再做声。
　　“你们看报了吗？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陈伯达说到关键处，还是老习惯，认真点点头，“这个最字是重要的；这一最，就没有别人了。”
　　陈伯达讲这段话的语调神态，不能不使人想起当年他谈到“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时的语调神态，想起他讲的那句话：“一线抓什么，反映着二线想什么。”
　　在结束四个小时的长谈时，陈伯达用高高在上的训诫语气对胡昭衡说：“你记住我说的：胜利者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离开钓鱼台时，胡昭衡是一种复杂心情，既感谢陈伯达“够朋友”，不忘旧情，同时也明白，过去的“秀才人情”是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复回。他在日记里含蓄地写了一句：“遇到一些情况触发了我对个人职务地位的一些不愉快想法……”
　　两个月后，胡昭衡奉市革筹小组指派，为“天津工学院八二五”问题去京向陈伯达请示时，情况全变了。完全是“接见”的形式。胡昭衡带秘书崔广兴坐好等候，到钟点陈伯达才进来，看见胡昭衡就像看见陌生的地方干部一样毫无感情流露，既不寒暄也不问任何情况，坐下来就用官场上公事公办的语气宣布：“我很忙，不能多讲。材料我看过了，下面谈些意见，你们可以记录。”
　　胡昭衡一声不响地掏出笔，同秘书崔广兴一道开始记录。他心里不舒服，明白友情已经全不存在，也明白最后消失干净的原因。
　　天津市有人举发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材料送上来，胡昭衡按原则送交中央。康生见到后发了脾气，下令追查背景，并点着胡昭衡的名说：“查查这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搞，有什么历史和现实背景？”
　　康生不认识胡昭衡了，陈伯达还能认识吗？
　　紧接着便有天津“造反派”上京告状，找陈伯达，揭发胡昭衡历史上曾经被捕过。陈伯达向“造反派”郑重声明：“我过去和胡昭衡不认识。”
　　接见时的讲话当天便印成小报，散发于天津。胡昭衡看到后，只喃喃了三个字：“结束了。”
　　陈伯达当众宣布：“我过去和胡昭衡不认识”之后三天，又不得不接见胡昭衡，那情景确实是尴尬的。当他在上面讲“意见”时，目光有点没处落，因为他从来不是拿稿子讲话，“听众”又只有那么几个人，又近在咫尺，不像群众大会上那样拉开距离很自在；目光时而望上去，时而落下地，时而远放窗外，时而收在茶几上。即便如此，还是有目光相遇的时候。这种时候他可以强迫自己像是什么也没见、目光像扫过一片旷野那样淡漠，可是血液却无法控制地涌上脸来，脸上的肌肉也不自在地这里那里地抽动一下，于是，各种神情便会由于找不到明确位置而乱成一团，陷入窘迫。
　　胡昭衡同情这位过去的“朋友”所处窘境，索性埋头记录不再向上看。他又多了一种明白，明白要断绝过去的一切还必须有个痛苦的过程。
　　陈伯达讲完意见，马上又宣布：“我很忙，今天就到这里吧。”
　　“感谢伯达同志的指示，”胡昭衡明智地起身告辞，“我马上回去向革筹小组汇报。再见。”
　　胡昭衡落落大方地同陈伯达握一下手，落落大方地主动离开了。
　　天津市成立“革委会”时，陈伯达一边表态：“胡昭衡的历史问题审清之前就不要参加市‘三结合’了”，另一方面又托入给胡昭衡递话：“群众组织有意见，要避嫌。”到1970年春，对胡昭衡给中央几位首长写的信，陈伯达一方面将自己在信上所指示的内容让解学恭转告胡昭衡，以示尽了最后的一次“秀才人情”，另一方面又通过秘书及解学恭转告说：“今后不要再给我写信了。”
　　信不要写了，面当然更不要见了。这个结束“秀才人情”的痛苦过程到此总算画了句号。
　　可也不能算完。胡昭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工作，调卫生部任副部长，家搬入复外大街二十二号楼。在这里，他遇见了过去气派的旧邻，搬入二十二号楼的康生夫人曹瑛（即曹轶欧人胡昭衡本能地站住脚，欲言又止，想招呼又未能抬起手，舌头恰似粘在鄂上了。只片刻的犹豫，这位当年的“曹大姐”已经低着头走过去了。在她居住的那个单元门上，贴有许多当年受难者发泄愤怒的条子。那条子上写的话很难听，不讲也罢。
　　在新居里，胡昭衡从电视上看到陈伯达老态龙钟，被搀扶上被告席，接受人民的审判时，仍然心情复杂地叹了几声长气。他只说了一句话：“可为一切有才有能者鉴。”
　　1977年12月29日，“人民文学”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座谈会，许多劫后的幸存者赶来参加，其中就有周扬。他也白了头，当时住中组部招待所等待分配。
　　12月30日上午，周扬在全组大会上发言。从参加会议的《十月》副主编张守仁的纪录上可以看出，他所关心他所要谈的仍然是“两条线”，30年代一条线，十七年一条线，到底是红是白还是黑？
　　周扬的声音混和了痛苦和欣慰，因而更显沉重。
　　“很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会了。我能够在这里发言，是因为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我是文艺战线上的老兵，几十年来，缺点错误很多……我认为批判意见对我是很好的教育，很多人是好意的嘛。至于‘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对我的诽谤、诬蔑、陷害很重。‘四人帮’起了反面教员作用，为了这个反面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
　　他停顿一下，沉重地问：“世界上有什么收获能不付代价呢？”
　　全场寂静，无数闪烁出隽冷思考的眼睛宛若充满理念的深邃的海。
　　“我们评价历史，既不美化，也不能丑化。30年代，我们这帮人还年轻，文化运动一发，站都站不稳，怎么能当成熟的人来要求？我们从世界观上讲，差得很远，但从政治信仰讲，我们是坚信共产主义。有的同志为了这种信念，牺牲了他们的生命……”
　　周扬的声音开始颤抖，泪水盈眶。他突然闭了嘴，竭力想忍住什么，把脸孔仰上天去。可是，他失败了，两条泪水像河一样顺两腮落下。他就那么哭着讲下去：
　　“我是‘左联’书记，‘左联’五烈士：李求实、柔石、殷夫、胡也频和冯铿，他们为什么献出生命？夏衍为什么写《包身工》，为什么翻译高尔基的《母亲》？革命嘛！国民党把我们‘左联’说成是30年代的文艺黑线，‘四人帮’也把我们说成是30年代的文艺黑线……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事实！”
　　会后不久，周扬恢复了工作。他曾推荐胡昭衡担任文化部长，由于当时胡昭衡还未“解放”，这个推荐未能实现。
　　当年的四个秀才，只剩下胡昭衡与周扬保持了友谊，保持了来往。开始是天津北京之间运动着来往，胡昭衡调北京后，两人来往更多更频繁。当周扬由于“异化”问题受到一些同志的善意的批评时，胡昭衡去看望周扬更勤。他说：“这是学术问题，应该允许争论，要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能乱扣帽子。”
　　一杯清茶，一夜长聊，对于秀才确实是惬意的享乐。何况，人的年纪越大，越喜欢回忆过去的峥嵘岁月，过去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哎，还有奉新你知道吧？”
　　“认识，《大刀进行曲》的作者。”
　　“他也牺牲了。”
　　“就牺牲在我们内蒙通辽一带。”
　　“哎，夫子，你在内蒙工作时间久，熟人多，帮我找找麦新牺牲的材料吧？”
　　胡昭衡点头：“我想办法找，估计问题不大。”
　　可是，周扬病倒了，变成了植物人。即便这样，胡昭衡仍然坚持去看望，握着这位失去思维的老朋友的手，望着那熟悉的面孔，继续跟他聊，继续那丢不下的秀才交往：
　　“周扬，你还记得麦新同志吗？……他牺牲在内蒙通辽一带。他跟你也很熟，你不是常念及他吗？”
　　真是奇迹，周扬竟睁开了眼！
　　“你让我帮忙找他牺牲的材料，我帮你找来了……”
　　胡昭衡略显激动地俯身大声说。可是，周扬却合上了眼。胡昭衡继续讲着，他坚持已经把这最后一个消息留给了他的老朋友。
　　周扬逝世了，胡昭衡参加了追悼会。
　　他哭了。四个秀才只剩下他一个人……

　　1991年，一群文化人来到福建惠安县。这是陈伯达老家。
　　自古以来，不论忠奸，只要成为名人，就有墨客骚人去寻古访旧。负责接待的当地领导人听说这群文化人居然要去看“陈伯达故居”，顿时脸变色，头摇晃：“别去别去，千万别去，别给我们找麻烦。”
　　“要去去，一定要去。”文化人都学着他的腔调，越认真越逗乐，“不给你们找麻烦。”
　　文化人没有官身作累，忌讳少，越有人阻拦兴致越高，一个不缺地集体去参观。
　　那是山区，也算林木葱茏。陈伯达死后，骨灰移至老家，放在他出生的小屋里、摆在遗像前。骨灰盒和遗像两侧有副对联，谁若关心对联写什么，不妨去信问当地人。屋里只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花圈。
　　参观者中，有我的朋友张守仁。他生来一副菩萨心肠，见那骨灰盒便问当地人：“为什么不埋了？”
　　“中央没表态。”
　　“埋死人不用谁表态，你们也太过谨慎了。”
　　“他有遗嘱，让把骨灰扔茅坑，我们也没扔……”
　　陈伯达讲“把骨灰扔茅坑，”这话能不能当遗嘱？陈伯达生前有忏悔，秀才终归是秀才，冲动起来讲出扔茅坑的话，是不好当遗嘱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唯物论者，不信死后有灵魂。当年胡昭衡参加“磕灰”的义务劳动，陈伯达就议论过“粪肥田”，“灰也肥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愿把骨灰用去肥田，也确是一种对人民的仔悔之念之举。
　　张守仁在那骨灰盒前又问当地人：“你说实话，你们对自己家乡出来这么个人物是什么看法？”
　　“你们来了，我们觉得很亲。”一位老乡策略地回答。
　　“反正他是干过大事的。”另一位这样说。
　　“他在外面坏，在家里还行……”
　　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样，对本乡本土出去的人，别有一种与外人不同的感情和心态。
　　一位老人讲：“他还算个孝子。1964年他回来一次，老母死了，他在老母坟前住了三天……还行。”
　　又一位老人说：“他还随和、在外面当大官，回来不敢摆架子。老百姓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跟老百姓一起捡粪，也不敢忘当年，聊起来小时候事情都记得，碰上熟人就拉过来，大街旁一蹲就下棋……还行。”
　　“唉，知道他就要出事。农业学大寨，他回来见山上那块石头破坏了，当时脸就变了色，说糟了，要出事，把风水破坏了……没想到他真就倒台，真完蛋了。”
　　明白人自然不会去议论那块大石头，一句“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已经预示了陈伯达的必然结局。
　　历史上，“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从来是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表现和两种命运。把时务作客观规律来讲，则识时务不易而终能为俊杰。若把时务作“来头”、“风向”讲，则投机容易而最终难免“身与名俱灭”。
　　你想理解：“聪明反被聪明误”吗？那就想想陈伯达吧。
　　我好像又见到胡昭衡手指电视屏幕上的陈伯达，不无惋惜地叹气：“唉，可为一切有才有能者鉴。”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