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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武汉的夏天，如往年一样的闷热，所不同的是，在大街小巷随意乘凉的人们比往年骤减。带着浓烈血腥味的热风在这个九省通行的城市上空游荡，长江上各种外国轮船不时发出“呜”的汽笛声，更使这座城市增添了几许恐怖。 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国共两党组建的国民政府的都城和北伐的大本营，而现在，所有工人纠察队的校缥，童子军的木棒都早已一捆捆、一车车地收缴完毕，代之的是曾自称共产党人忠实朋友的国民党右派的口号“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共产党员”在街头巷尾此起彼伏。 曾经非常激动和兴奋的共产党人有许多已成了刀下之鬼，剩下的也已全部转入地下。后来，一些作家描述到这段历史往往会用到一句这样的话：“黑云压城城欲摧。” 8月7日，曾经对国民党抱有种种期望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彻底清醒过来，躲在汉口一幢屋子里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成为中共早期历史的一次转机。 会议由租秋白主持，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李维汉、张太雷、陈乔年、罗亦农、顾顺章、蔡和森、毛泽东等出席了会议。当时毛泽东的身份是中央候补委员，虽然他的职务不是很高，但他跑遍湘赣而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他成为当时著名的人物。 对大革命失败负有主要责任的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人们在会上可以看到他的儿子陈乔年——一位著名的职业革命家——的身影。 会上，除了主要声讨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外，还通过了许多决议案，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看准时机在会上发了言，推出了马克思主义暴力学说在中国的新的注释：“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再鸣而惊人，与会者再次对他刮目相看。 会议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翟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当选为常委，毛泽东由中央候补委员上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翟秋白显然对毛泽东大为欣赏。他想请毛泽东去上海协助他工作，因为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即将迁往上海。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谢绝了翟秋白的好意。他知道他的立足点不在上海的洋楼上，他想去找他的农民朋友。 毛泽东踌躇满志。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人们会发现，他对那些古代绿林有一种由衷的赞赏，一部《水浒传》就成为他一生多次阅读的案头必备之书。宋江受了招安，离开了梁山泊，毛泽东还忍不住嘲讽他几句：“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 解放后，在许多次高级会议上，每当毛泽东发现有人企图与他不一致时，他便以“我要上山去”来威胁他们。 其实，早在1927年2月，毛泽东到衡阳去搞农村调查时，就针对当时中央有人反对农民运动，反对搞武装斗争提出了他的见解。那是在衡阳区委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如果中央向右倒的话，要把群众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压下去，取消武装，交给国民党，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已经想好了办法，我带安源工人到江西打游击去！”“去山上和绿林交朋友去！” 而这时，那个在毛泽东心头亲绕了许久的想法又使他兴奋起来，他愉快地接受了中央要他在湘东赣西发动秋收暴动的命令，与同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彭公达一道赶回了湖南。 早在八七会议之前的8月3日，中共中央就已经制定了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的详尽计划，只是在派谁去领导的问题上悬而未决，直到毛泽东在汉口侃侃而谈，中央才发现人才就在身边。 领衔受命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似乎对改组湖南省委没有太大的兴趣。8月12日一回到长沙，他就扎到长沙郊区的清水塘和板仓继续他的农村调查，草拟出一份《土地纲领》。这种调查研究后来一直成为毛泽东开展工作的重要法宝之一。 8月18日，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举行会议，毛泽东带着一身的泥腥味匆匆赶来参与制定秋收起义计划，讨论土地、政权等问题。在会上，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他竭力否认大多数同志“坚决地夺取整个湖南”、“全面开花”的暴动计划，主张湖南的秋收暴动以长沙为中心，其他地方只要虚张一下声势就可以了。 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确有他的过人之处。会议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会议结束时，大家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8月19日至30日这二十多天里，湖南省委在朱家花园、沈家大屋等地频频开会。毛泽东已抽不出时间再去农村搞调查了，他有了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任务，领导起义的权力机关——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落到了他的肩上。此后，前委一直是指挥军事行动和地方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而值得人深思的是：“前委”似乎与毛泽东与生俱来。每当毛泽东不担任前委书记时，一定出了某种乱子。往后我们会看到，井冈山“三月失败”时，正是毛泽东被迫退出前委，改任师长之际；“八月失败”时，又是毛泽东虽被重新任命为前委书记，却又没有到任的时候；1929年，在闽西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被卸去前委书记一职，但仅仅过了几个月，担任前委书记的陈毅就不得不再次邀请毛泽东出山…… 1927年9月初，毛泽东手持一把当时流行的桐油纸伞，匆匆赶到安源，就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在张家湾，毛泽东成功地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对秋收暴动作出了详细的军事部署，努力实现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条，在他的麾下，已有一个师三个团的兵力。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团。这个团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包容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赤色人物，这些人绝大多数是黄埔出身。 本来警卫团的任务是去参加南昌起义。8月初的一个黄昏，警卫团在卢德铭的带领下在武昌上船，沿江顺流而下，虽然大战将临，他们仍然行色从容，一路饱览长江两岸秀美旖旎的风光。那样子不像是去打仗，如果不是军服加身，倒颇像一个游览长江风光的旅游团。 然而，军至江西奉新，形势骤变。前方传来南昌起义失利，部队已离开南昌的消息。卢德铭急忙命一营营长余洒度率部转向修水，在这里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整休和练兵，并且，和铜鼓的苏先使部（编为第三团）、萍乡的王新亚部（编为第二团）组成了一个师，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 安源安排就绪，毛泽东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急忙赶往铜鼓。 就在去铜鼓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可以作为毛泽东是福将的佐证。虽然最后毛泽东安然无恙，但当时确实凶险至极，足可以让他铭记终生。十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昏暗的油灯下，用不紧不慢的湘音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了这段经历： “当时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捉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仅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说到这段经历，毛泽东的口气悠闲得如掸掉一截烟灰。然而，如果当时民团知道他们抓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们一定不会如此掉以轻心；而如果前面的如果成立，中国的历史也不一定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那几个民团团丁抱着“当兵吃粮”的宗旨，在毛泽东逃跑后，他们只是装模作样地在附近搜索了一下就了事，再加上得了毛泽东几块钱的“小费”，也可能有意要放他一马。于是，天黑以后，他们就溜之大吉了。而毛泽东心中大喜，虽然形容狼狈，赤着双脚，却仍强撑着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何长工和杨立三等人设计制作了秋收起义的军旗 毛泽东是当代中国一位杰出的豪放诗人，他的诗词和他的政治才能一样出名。 正如许多诗人一样，每当心里兴奋或愁苦，毛泽东总是想到首先用诗词表达出来。“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无论战争多么残酷，政务多么繁忙，毛泽东写诗作词的笔始终不停。 1927年的秋天，看到精兵良将整肃于前，一种搏斗前特有的刺激、兴奋与紧张使毛泽东再次诗兴大发，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毛泽东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纵观毛泽东的诗词，其实就是一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史诗。同样，从这首《西江月》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起义的部队叫工农革命军，并且在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自边上大书“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何长工、杨立三，还有一位陈树华，是这第一面军旗的设计者和制作者。 当时，他们三人躲在修水县商会的一幢楼上，光着汗津津的膀子，用硬纸、剪刀、铁尺和红、白、黄、黑四色布，干了一个通宵，用一架缝纫机做出了这面军旗。旗的底色是流行的革命色红色，正中金黄色的五角星内是黑色的镰刀斧头，旗杆旁边镶着的白布条上写有“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第二天，这面当时看来非常别致的军旗醒目地飘扬在修水的上空。 在修水整训以后，余洒度当上了师长，他又收编了一股土匪残部邱国轩部，编为第四团。后来，正是这个邱国轩，让革命军大吃其苦头。 当时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 师部、第一团、第四团驻修水； 第二团驻安源； 毛泽东带着苏先俊的第三团驻铜鼓。 起义时间定为9月9日。 中央对这次起义给予了密切关注，起义这天，中央特派员林育南到了长沙，卢德铭向中央汇报情况后，也迅即赶回部队，担任了起义总指挥。 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在修水起义向湖南平江进发。 9月10日，暴动农民迫使武长路火车全线停驶， 9月11日零时，第二团在安源起义，进攻萍乡，夺取老关。 9月11日，毛泽东率第三团挺进浏阳，拿下沙河镇。 9月11日，暴动农民迫使长沙至株洲的火车停驶。 9月12日，第二团攻克醴陵县城。 起义大有不可阻挡之势，诸路兵马齐指长沙。 正当起义军准备一鼓作气按原定计划进攻长沙时，冷不防，一支暗箭从侧面疾速射来。 这支箭是邱国轩放的。 邱国轩原是黔军王天培的残部。王天培溃散后，邱国轩率一团人在修水一带为非作歹。工农革命军到修水后，赶跑邱国轩，又杀了他一个营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后来余洒度突发奇想，欲收编邱部，未曾想到邱国轩欣然应允，于是，一股臭名昭著的土匪摇身变成了工农革命军。 9月11日，红日西斜，残阳如血，余洒度端坐马上，率师部和第一、四团向长寿街进发。 忽有士兵来报：“不得了，前面打仗，邱团长带着马弁大声喊杀！杀！” 余洒度一笑置之：“打仗不喊杀喊什么？” 稍顷，又一士兵捂着肚子来报：“第一团打散了！” 余洒度这才滚鞍下马。然而，邱国轩部已从两翼包抄上来，将所有军需物资席卷而去。 第一团惨败，余洒度仿佛挨了一问棍，傻了眼。 以师参谋长身份指挥部队的钟文漳号啕痛哭一番，不告而别。 紧接着，像有传染病似的，各路大军纷纷失利—— 9月14日，三团在东门市遭敌袭击，损兵折将。 9月17日，二团在浏阳被优势敌人包围，仅存一营人马。 作为秋收起义的参加者，何长工后来回忆到这段历史时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 “现在看来，进攻长沙是相当冒险的，是当时急于报复的进攻战略。 “这次也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些改编的部队非混编不可，非有我们的骨干不可！否则，也不会有四团的叛变，结果吃了四团的亏，等于把国民党的一支别动队弄到我们后方来了。 “再有一点教训，就是没有一个目的地，没有一个落脚点，没想到家安在哪里，何处是归宿。” 各路兵马怀着沉痛的心情，陆续到了浏阳的文家市。 9月19日晚，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温度骤然升高。整个通宵，教室里争吵不休。自从前敌委员会成立以来，前委会议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 师长余洒度首先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位黄埔军校三期的毕业生对农民出身的毛泽东颇有点瞧不起，他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取浏阳，攻长沙”。 应该说，余洒度与当时中央的观点还是一致的，就在这次会后的第四天，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新任特派员任粥时到了长沙，同时带来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要苏、余继续向长沙进攻，长沙立时举行暴动。 孙中山曾经分析人有三种，一种人是先知先觉，一种人是后知后觉，还有一种人是不知不觉。 毛泽东当属第一种人。当中央还在固执地留恋苏俄革命成功的道路时，毛泽东早已发现了中国革命的另一条道路。他将目光转向了广袤的农村。 所以，当余洒度说了一大通理论来证明他的观点时，毛泽东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不知从哪儿找来的皱巴巴的地图，指着罗霄山脉的位置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 会议开始以来一直没有说话的卢德铭也站了起来：“毛委员说得对。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我们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毛泽东心头一宽：有了总指挥的支持，前委作出的决定就能付诸现实了。 第二天清晨，集合起一千五百余人的队伍，毛泽东向部队宣布前委作出的把部队开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的决定。 9月20日，这支队伍跟着毛泽东离开文家市，经萍乡向湘南转移。 文家市，成为中国革命转折点上的转折。 9月20日清晨，一千五百余人的队伍打点起精神，按原定计划向南开去。指挥部队的是前委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 余洒度一肚子怨气，按照他在黄埔军校所受的正规教育，他这个师长应该率部队攻城略地。可是，现在冒出个前委书记，外加个总指挥，他这个师长形同虚设，只有跟着他们往山沟里跑的份。 曾任师部参谋处长的陈树华回忆说： “22日，我们从芦溪往南行，走了约十里路，便听见后面响起了枪声。这时余洒度叫我写书面命令，要卢指挥官率第二营占领前面那个山头，掩护后卫的到来。我举笔不定，余夺过笔说，我来写，便写了条子叫人送走了。” 显然，余洒度不甘心失去他师长的指挥棒，又以师长的身份对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发号施令。 这时，革命军的队形是一团在前，三团在后，师部居中。 然而枪响之后，缺少临战经验的三团却往莲花方向逃去。陈树华与三团团长苏先俊冲上前去收集队伍，惊慌失措的士兵却从苏先俊的腋下穿行而过。 可笑的是，当第三团士兵演散以后，苏先俊却把与卢德铭指挥的增援部队对阵的一伙敌人误认为是三团的士兵，他哭丧着脸对余洒度说： “师长，打死的都是自己人，是我三团的呀！都打死了呀！” 苏先使一面哭叫，一面顿脚。 那时的起义部队虽称为工农革命军，却没有统一的军服，大部分穿的还是国民革命军的军装。余洒度见苏先俊一闹，信以为真，下令停止进攻。可是对方不但不领情，反而吹起冲锋号，蜂拥而来。冲到近前，工农革命军才发现，这伙人的军帽顶上有油布，而自己人无此装束。然而，已经迟了，敌人直冲师指挥部而来。这时，苏先俊发现大事不妙，溜之大吉。 这股敌人正是江西国民党军朱培德部朱士桂营。 见形势严峻，卢德铭率两个连冲上一个山头，掩护部队向莲花方向转移，一颗流弹袭来，卢德铭身子一软，躺倒在血泊中。 据有的老人回忆，卢德铭是经孙中山先生亲自面试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卢德铭在拥有“铁军”称号的叶挺独立团担任过连长，北伐战争中带领士兵冲锋陷阵，毫发未损，这时，却倒在了芦溪小镇旁一座不知名的低矮山岗上。 对于这位起义的总指挥、起义主力部队警卫团的前任团长，老人们在回忆到秋收起义时，总会深情而沉痛地怀念他。 1996年7月26月，时年八十九岁的江华重访井冈山。由于年事已高，对许多事老人已不是记得很清楚。在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时，讲解员向他介绍秋收暴动，并问他是否能回忆起秋收暴动的有关人和事，老人摇头，说：“我没有参加，我不大清楚。”老人是1928年5月从礼陵上井冈山的，没有参加过秋收起义，可是介绍到卢德铭时，江华老人马上说：“卢德铭是秋收起义的总指挥，是在芦溪牺牲的。” 卢德铭虽然倒在了井冈山脚下，可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每一个人心中都装着卢德铭。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 在文家市刚刚鼓起一点士气的起义部队在芦溪栽了一个跟斗后，又回复到了原来低沉的状态，同时，部队严重减员，不足千人。 9月25日，毛泽东和余洒度带领工农革命军在毛毛细雨中进入莲花。 从暴动开始到现在，毛泽东一直很忧虑。他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是，作为前委书记的他，手中并没有枪杆子。文家市会议上，如果没有卢德铭关键的一票，部队很难讲。不会跟他走。而现在，卢德铭牺牲，部队会不会又沿着旧军队的老路子走下去？ 毛泽东更加忧虑。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前敌委员会是指挥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毛泽东决定行使前委书记的权力。 莲花是江西与湖南交界的一个山区县，以产煤而闻名。起义军进入莲花后，军心稍稍稳定下来，余洒度便绕过毛泽东，以师长的身份提议召开军事会议。 召开军事会议竟不通过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心煞一煞余洒度的威风，让他知道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 恰在这时，毛泽东又听到一个消息：余洒度把国民党莲花县党部的书记长交给辎重队当挑夫，使其逃跑了。 会尚未开始，毛泽东便问余洒度：“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现在何处？” 余洒度被毛泽东当面质问，面子上下不来，支支吾吾地说：“交给辎重队了。” 毛泽东提高声音说：“现在还开什么会，这许多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余洒度跳了起来：“如果你怕死，今晚我派兵保护你在山上住，我可以担保无事。如果你死了，我给你抵命。” 毛泽东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又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秋收起义，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望，许多中高层军官看到余洒度大耍军阀作风，公然和毛泽东顶撞，对他大不以为然。 人心的砝码悄悄地向毛泽东一边倾斜。 第二天，部队晓行夜宿，一路无话，到了黄昏，余洒度安排部队宿营，在部队后卫的毛泽东见宿营地带凶险，恐有不测，传令给余洒度，要部队再前进十里。 余洒度没有违令，将部队又开进十里。 不过，有人听到余洒度私下里操着粗话骂了一句：“妈的X，我当什么师长？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关键时刻，宋任穷送来关键的信，毛泽东又吃了颗定心丸 浏阳是浏阳河边一座美丽的小城，知道浏阳的人可能很大程度上源于（浏阳河）这首优美的歌曲。其实，浏阳还有她更值得骄傲的地方，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王震、杨勇、李志民等就诞生于此。 宋任穷也是浏阳人。作为浏阳工农义勇队的一员，宋任穷参加了秋收起义，在江西铜鼓被编入第三团。但起义爆发后，队伍中却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原来，还在起义爆发之前，宋任穷就奉浏阳县委同时也是三团党委之命，从铜鼓出发，前往南昌找江西省委请示部队下一步行动去了。十八岁的宋任穷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大城市，外面的世界在他眼里又陌生又新奇。但他无暇细看，随江西省委交通员在南昌城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省委书记江泽楷和刘士奇。 几年以后，江泽楷追随陈独秀，被开除党籍；而刘士奇后来担任赣西特委书记，由于中央“左”倾路线所致而被免职到了上海，后又到了鄂豫皖根据地，最终被张国焘杀害。 当时，江泽楷给了宋任穷一封用药水密写的信，没有告诉宋任穷内容，只对他说：“你们在莲花厅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枝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 宋任穷把信藏在一大堆废纸里，赶回铜鼓县城时，起义队伍已不知去向。宋任穷按照原先的约定，在莲花县境内的陈家坊找到了部队。 宋任穷在此之前没有见过毛泽东，当他离开铜鼓前往南昌时，毛泽东正在从安源去铜鼓的路上躲避民团的搜查。一到莲花，宋任穷便将信直接交到了部队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手中。 信的内容一直是一个谜。汪泽楷没有说，宋任穷也不便多问，而唯一收信人毛泽东看完信后也没有传达。但我们可以推断出，信中内容一定包括汪泽楷对宋任穷所讲的话的内容，而且，毛泽东也从这封信中得到了某种支持。所以，接到宋任穷送的信后，毛泽东便马上带着部队向着更偏僻的山沟沟里开去。 1988年5月，宋任穷上将再次登上井冈山，我们怀着即将揭穿谜底的兴奋访问了他并询问那封信的内容。老将军的回答让我们既遗憾又满意。他说： “当时我只负责把信送到毛泽东同志手中，虽然当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党的纪律我还是知道的。省委负责同志没有跟我说信的内容，我当然不便多问。由于我当时职务较低，也无从知道信的内容。但我从此之后就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干革命，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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