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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5月，当退据在井冈山穷乡僻壤的山沟沟里的朱毛为能拥有一支近万人的红四军而庆幸时，蒋介石已与冯、阎、桂等军阀携起手来，再度“北伐”。朱毛的会师，只不过是在他的后院放了一把并不很大的火，他相信，他很快就能将它扑灭。 几乎没有经过很多的考虑，蒋介石就给湘赣两省国军下了个“克日会剿”的手令。 此时的毛泽东、朱德在蒋介石眼里是不足为患的，他确信，1927年的春天他已大大地伤了共产党的元气，没有三五年时间，共产党是翻不了身了。他认为，他的真正敌人应该是北方强劲的张作霖，张作霖占的地盘实在太大了。 如果他知道，朱毛会在日后成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快，最终成为他致命的威胁，他肯定会在当时就拼命地扼杀他们。 不过，朱培德似乎看到了，他远比蒋介石着急得多，正是朱培德，创造了“会剿”这个新名词。 早在1928年的3月下旬，朱培德就对江西的“匪祸”深感忧虑，因而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呈请“会剿”。 3月23日，朱培德给南京去了一封不算短的电报： 南京国民政府钧鉴：枢密。属省历年以来素无匪患。前因叶、贺溃军窜散，已分途次第剿清。嗣因粤、湘两省共匪披猖，横流溃决，适赣南师兵力单薄，防范不周，遂乘虚窜扰赣南、赣西多县。近由第五路军专调兵力两师，克期清剿，已次第将莲花、永新、泰和。万安、遂川一带匪众击退。惟迭据该师长等报告：被击之匪多窜入湘境郴县、桂东、茶陵、攸县、安仁、永兴等处，有联合湘境共匪朱德所部再图暴动之语，现已追至郴县。惟因湘省军事尚未结束，未便深入，以滋误会。业经属省政府电请湘省军政当局派队会剿在案。现有北伐方股，共匪乘机思逞，后方治安极关重要。应请钧府电饬湘粤两省，克日派兵会剿，多于最短期间，协同肃清，以惟三省治安。而予后方，顾虑大局，幸甚。江西省政府朱培德叩。梗印。 以朱培德之力，并非对付不了区区一万之众的“共匪”，只不过，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边境，毛泽东一只脚踩在江西，另一只脚踏在湖南，一有动静，进退自如。 朱培德能一鼓作气追到湖南去吗？不能。当时的湖南，李宗仁正与唐生智正打得难分难解，朱培德若是贸然闯入湖南，岂不是给人以“渔翁得利”的口实？所以朱培德郑重其事地报告中央说“未便深入，以滋误会”。 接着程潜也向中央政府发出了类似的呼吁。 国民政府很能理解朱培德等人的苦衷。5月3日，也就是红四军成立前一天，南京有了肯定的答复，并且是经蒋介石亲自过问的。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函参字第1303号 民国17年5月3日 迳复者：前准贵处第1125号公函，奉委座发下来主席培德电陈赣省历受共祸并进剿情形。请转饬湘粤克日会剿等情，函送查照、等由；当经电广州[东]省政府及汉口程主席派兵会剿，并函复各在案。兹准广东省政府马代电开往，函请第八路总指挥部派兵会剿等语，相应函达，即希 查照为荷，此致。 国民政府秘书处 有了这柄尚方宝剑，朱培德与程潜也携起手来了。而且，他们大有一锤定音之势，两个省共派出了七个师的兵力。 江西方面以王均为总指挥。有第三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独立第七师（师长刘士毅）。 湖南方面以吴尚为总指挥，有第八军的第一师（熊震）、第二师（程泽润）、第三师（师长阎仲儒）、独立团（团长俞业裕）和许克祥的独立第三师。 一时间，金戈之声霍霍，乌黑的枪口，雪亮的刺刀，一齐指向井冈山。 似乎从有了青铜器起，中国的老祖宗就使用了梭镖来作为武器。几千年以后，西方的列强就是在满中国飘着的鸦片味中，用坚船利炮攻破了用梭镖守卫着的满清政府的国门。 20世纪20年代末期，梭镖却又在中国农民的手中焕发出了生机，只不过，每一柄梭镖的颈脖子上新添了一抹醒目的红缨，成为当时中国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有人说，那红缨子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其实，确切地说，那缨子应该是用敌人的血漂红的，因为梭镖总不能往自己人身上捅吧。（但在“左”得头脑发热的情况下，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1928年的井冈山，那种颈脖上系着红缎子的梭镖，在“国军”的眼中又发出了一种肃然可畏的威力。 得到“克日会剿”的命令后，江西方面的“国军”急匆匆地对井冈山展开了进攻的架势。杨如轩组织了第七十九团、第八十一团两个团从永新县城出动，呈剪刀状向井冈山狠狠地插来。七十九团为右路军，进驻永新的龙源口，八十一团为左路军，径直压向遂川。杨如轩则自带八十团坐镇永新，运筹帷幄。 杨如轩是靠着井冈山“出名”的，如果没有井冈山，也许中共党史上根本就不会出现杨如轩的名字。而杨如轩又是在井冈山断送了他的“锦绣前程”。 1888年，杨如轩出生在云南省的宾川县。1907年，也就是他十九岁那年，杨如轩在大理陆军七十六师当二等兵，说起来，杨如轩和朱德、范石生还都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而且官职的升迁也与朱德、范石生差不多。1927年杨如轩跟随朱培德从云南来到江西任二十七师师长兼赣军警备司令。 想不到，十多年前，同为云南讲武堂的同窗，今天却在江西的战场刀枪相见。只是，同门师兄弟，谁的武艺高强些呢？ 那要看各自的修行了。 也许，身穿整齐的军服（军服上可能还有几块军功章），脚蹬锃亮的皮靴，骑着高头大马的杨如轩，会对朱德这位昔日的同窗如今混到只能在穷乡僻壤的山沟里东躲西藏打游击而产生一丝怜悯，或者蔑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杨如轩在选择朱德对阵时，他也一步一步在人生的里程上增加失败的砝码。 得知敌军来到的消息，红四军的首脑们在宁冈砻市召开了营以上干部的军事会议，会议当然不是研究要不要迎战的问题，而是讨论如何迎战。 会议的结果是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1948年以前的共产党人，对付敌人一般都是采用集中的方针，有什么办法，一对一打不过人家呀。） 毛泽东、朱云卿、何挺颖率三十一团往七溪岭方向迎击右路敌军。 朱德、陈毅、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担任主力，迎战左路八十一团。二十九团为前锋。 二十九四是以宜章农民为主组建起来的一个团。在井冈山四个主力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当中，是武器装备最差的一个团。曾担任过二十九四连长的肖克算了一下，二十九团只有两门迫击炮，二百多枝枪，肖克所在的连有三十枝枪左右，这已算是多的了，有的连还有二十几枝，甚至十几枝，而全团的棱镖倒有八九百枝，二十九团走过来，远远看全都是梭镖，所以得了个“梭缥团”的雅号。二十九团唯一的优势是人多，且有冲劲。 而敌人一个营就有三百枝枪。 一直在前面的二十九四恰恰和有着三百枝枪的敌人八十一团先头营碰上了。 早晨5点钟，Al十九团就从井冈山的行洲出发，越过朱砂冲，开往黄拗，走到黄拗，就与敌人接上火了。 八十一团不愧是堂堂的“国军”，一接火马上占领了黄拗街后面的两个山头，居高临下。二十九团一进街口就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 团长胡少海见状，也急忙占领了街北的两座山头，打了一阵，二十九团仗着有一千六七百人的优势就从田埂上冲了过去，结果两个钟头后竟把敌人冲垮了。更让他们欣喜的是，缴到了五六十枝汉阳造钢枪。 二十八团赶到黄坳时，二十九团已基本结束了战斗，正从水田里面捡枪，二十八团看到二十九团的农民兄弟竟能凭着梭缥从敌人手里夺来钢枪，不禁刮目相看了。 肖克将军认为，黄拗一战，虽不是什么恶战，但有它特殊的意义：“这一仗虽然只缴了五六十枝枪，但它是农民部队打的，说明农民部队是能打仗的，湘南暴动的宜章农民到这时候，不过三个多月，又从宜章走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打垮了敌人的正规军，意义是不小的。” 宜章竖起来的晃晃梭镖，终于在井冈山刺到了大天。 看来，系上了红缨子的梭镖确有它的神奇之处。 二十九团用梭镖缴了敌人的钢枪，大大刺激了二十八团。要知道，二十八团可是正牌军，是从南昌起义打过来的“种子”，且有良好的武器。 一时间，二十八团士气大盛。 正应得上兵法所说：“一鼓作气”，朱德将二十九团与二十八团调了个个，这回让军参谋长王尔琢率火气正旺的二十八团冲前，他和陈毅率军部及二十九团殿后，直扑五斗江。当天下午二十八团到达五斗江，静静地守候着从拿山方向过来的敌军八十一团主力。 从黄坳败退下去的敌人很快到了拿山，向团长周体仁报告：“共匪”全部是梭镖，一仗打下来，没听“共匪”放什么枪，尽听见他们喊“杀呀”、“冲呀”，如果不是他们人多，早把他们打趴下了。 周体仁一听，立即集合人马往五斗江方向开去了。 从拿山到五斗江，尽是沿坡而上的山路，加上沿途还要翻三座大山，周体仁带着部队走了一个晚上，到拂晓才抵达五斗江。 赶到五斗江，发现了“共匪”，连忙包围起来。 但是，交火后周体仁才发现不对劲了，原先手下人报告“没什么枪，尽是梭镖”，怎么现在统统成了“咯嘣”的钢枪声音，更可怕的是还有机枪和迫击炮的声音。 周体仁做梦也没想到，碰上了一个硬钉子。 然而，事已至此，没别的办法，打吧。 当时，红军二十八团有一千多技枪，十三个步兵连，还有一个迫击炮连和一个机枪连，都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精华，是红四军精锐的精锐，能攻善守。 范石生给朱德的补充，还有许克祥“送”给朱德的枪，让二十八团在八十一团面前大大地露了一回脸。 二十八团的三个营，第一营占领制高点，第二、三两个营担任正面出击，机枪连和迫击炮连相机行动。 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激战。 关键时刻，老天又帮了二十八团的忙，5月，正是井冈山多雨的季节，战斗正酣，突然狂风四起，暴雨倾盆而下，稍停，风停雨止，迷雾漫漫。二十八团利用大雾作掩护，发起了全面攻击。 战斗结束，二十八团缴到了几百枝枪，歼敌两百多人。 不得不承认，钢枪就是要比梭镖厉害。 但是，朱德却批评了大获全胜的二十八团。 朱德的理由是，敌人头天从拿山来，走了一个晚上的山路，又没有睡觉，被打垮后，如果二十八团能乘胜追击，敌人就有可能完全被缴械。 老师历来都对拔尖的学生要求更严格。 第二天，朱德、陈毅、王尔琢带领部队马不停蹄向北追击敌人。一口气追了一百五十里，在永新城外七八里的石灰桥附近，追上了逃敌。 城里的八十团听见枪声，急忙赶来增援，厮杀两个钟头，手持梭镖的二十九团也赶到了。 天黑时分，士气早已大挫的敌军终于乱了阵脚，节节败退，往吉安逃窜。 红军乘胜占领了永新县城。 第一次反“会剿”中，红军有三占永新城的佳绩，这是第一次。 这时，领着残兵败将匆匆逃往吉安的杨如轩一定在心里对朱德作了一番重新估价，通过这一次交手，他能给这位昔日的同窗打多少分呢？ 不过，不久之后杨如轩就会发现，每交一次手，他给朱德打的分都会高一次。 虽有五斗江之败，但杨如轩并不灰心，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服气。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岂可以一役而定成败，况且，五斗江之败，败在他以疲惫之师远道奔袭，此乃兵家之大忌啊！ 考虑已定，杨如轩又向朱培德请战。这次，他带了四个团，经吉安天河，直奔永新。 如果毛泽东、朱德也像湘南特委一样，抱着“守上有责”的信条，死不松手，那也许在这个时候，朱、毛已成了杨如轩的阶下囚了。 好在朱、毛没有这样，他们使用的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主动地牵着敌人在井冈山打转转。 听说杨如轩带了四个团怒发冲冠地来了，毛泽东、朱德避其锋芒，将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立即向西撤退，悄悄地向根据地的中心区域退却。 但是，为了不让杨如轩在永新城过得太舒服，同时，为了让杨如轩确信他是在和主力红军交战，二十九团留在永新城附近，天天朝永新城里的敌人打上几枪，边打边退。 抽出身来，毛泽东立即命令员一民带三十一团一营攻打茶陵的高陇圩。 高陇是江西、湖南两省的重要通道，在军事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为兵家必争之地。其时，湖南国军早派了重兵防守。 其实，毛泽东派兵攻打高陇并非仅仅因其军事地位，而更看重了它的政治地位。高陇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老家。谭延闿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1909年当过湖南省咨议局议长，在1912年国民党成立时，被推选为湖南支部的书记长。打下高陇，在全国造成的影响必不会小，那时，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将知道，井冈山还有一股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武装。另外，打一打高陇，也好让杨如轩知道，他毛泽东对杨如轩没有兴趣，他要打开高陇这条通道，向湖南进军。 员一民临行前，毛泽东又向他交代了一项特别任务——帮他找一套《三国演义》来。 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来到井冈山后，想不到这里穷得连一套《三国演义》都找不到。他曾经在一个小村子搞调查研究时，问一位当地农民：“土豪家里能不能找到《三国演义》之类的书？”那位农民说：“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早都共了产了。” 毛泽东唯有苦笑。 因此，毛泽东特地吩咐员一民从谭延闿的家里带出一部《三国演义》来。谭延闿是清朝的举人，后来又中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是当时最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书香门第，找一套《三国演义》是小菜一碟。 后来，一营的战士不但为毛泽东捎回一套《三国演义》，还背回了许多《申报》、《国民日报》，让毛泽东高兴了好一阵子，同时，也为毛泽东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5月16日，员一民与党代表毛泽覃、副营长陈毅安带领三十一团一营奔袭高陇。 正如毛泽东所料，高陇之战是一场硬仗，双方激战几个时辰，仍未分出胜负。 关键时刻，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二十八团从宁冈赶来增援。由于二十八团的加盟，战局立时发生了明显变化，敌人的枪声渐渐稀落下去。两个小时后，红军占领了高陇，缴枪数百。 国民政府主席的家乡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这对国民政府来说，无异于被人抽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而且，脸上还留有鲜红的指印，时时提醒刚被别人打过。 同时，一营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员一民中弹牺牲，伤亡几十人。 员一民牺牲后，陈毅安代理营长。 除了折损员一民是一个重大遗憾外，可以说，奔袭高陇达到全部的预期目标。 高陇的枪炮声一响，永新城内的杨如轩高兴得手舞足蹈：红军主力西征湖南，井冈山内部必然空虚，此时不占井冈山，更待何时？ 杨如轩将两个团作为主力，从永新城出发，经龙源口向井冈山腹地进发。另外，他又怕红军主力逃到湘南，于是，派出七十九团，从永新往西，把去湖南的红四军主力牵回来。按照杨如轩的想法，他既能占领井冈山，又能全歼红四军的主力，到时，头功非他莫属，也不枉了朱培德主席对他的栽培之恩。 安排停当，杨如轩留下一个团在永新城，自己则打开了留声机，躺在舒服的太师躺椅上，两只手不自禁地在扶手上敲起了拍子。 要让毛泽东实弹射击，也许十发子弹在靶子上还找不到六发，可是，他对战事的预测竟到了如有神助的境地。 杨如轩分散了兵力后，在宁冈的毛泽东心中大喜，立即修书一封，粘上鸡毛，令通讯员火速送交朱德、陈毅，要他们奔袭永新。 5月18日，天刚蒙蒙亮，天空中撒着浙浙沥沥的小雨。朱德。陈毅率二十八团与三十一团一营离开高陇，直奔永新。 这天，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了一百三十多里的红军主力到了永新的西部重镇理田，在这里，红军不费吹灰之力，全歼了一个靖卫团。第二天，继续向永新进发。 据说，有一个地主急急忙忙跑到永新城里告诉杨如轩，浬田来了数百人的红军。杨如轩听了，不耐烦地说：“慌什么，共匪一定是在湖南吃了吴军长的枪子了，逃到永新来。我正要派七十九团去吃他们呢！” 中午时分，红四军主力到了草市拗，这时，从永新出发来追赶红四军主力的七十九团也到了草市场附近。 一时间，草市坳成了隔开红军与国军的一道天然屏障。 朱德登上高处，仔细察看了一下地形。 草市坳位于永新县城与浬田镇之间的中点位置上。西去浬田，东至县城，不多不少，刚好各十五华里。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只有一座大桥通行。朱德有底了，他把陈毅、王尔琢、二十八团参谋长王展程等召集过来，作了迎战部署：一、二营担任主攻，正面出击；三营和三十一团一营为助攻，侧面协击，永新的赤卫队在周围埋伏。 吃过午饭，七十九团过了草市坳的大桥。一心认为红军是从湖南败下阵来的散兵游勇的七十九团，一过大桥便遭到了突如其来的猛烈射击，一时被打慌。外号“刘胡子”的团长刘安华，急忙率部退却。红四军急迫不放，七十九团退过桥来，桥东又杀来一股人马，事到如今，只有眼睁睁地缴械。 红四军的四个营对付刘安华的一个团，战斗只持续了一个小时就全歼敌军，刘安华当场毙命。 接受五斗江战斗的经验教训，朱德带着部队乘胜追击，进了永新城。永新城一时大乱，行李辎重扔得东一摊、西一堆。 士兵听到激烈的枪声进了城内，急忙向杨如轩报告。 正陶醉在留声机动人的音乐声中的杨如轩，毫不在意地说：“没有事的，我已派七十九团到前面去了。” 再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来报。被打断了雅兴的杨如轩气不打一处来，对来人狠狠地臭骂了一顿。 枪声又近了一步。 但是，却没有人敢再走近杨如轩一步了。 直到一颗流弹击碎了杨如轩头顶的瓦片，他才从留声机那悦耳的音乐声外听出了一声刺耳的声音。 留声机似乎是杨如轩的命根子，虽然情况紧急，他还是先关掉留声机才走到门口去张望，这一望不打紧，街上人群东奔西窜，早已成了一锅粥。 杨如轩抓起手枪就朝街上跑，身边几个人紧紧地跟着他。然而，街口早已被行李辎重堵得寸步难行，杨如轩就近从石阶爬上城墙，看也不看就从城墙上一纵而下，正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正中杨如轩的左手。杨如轩一个跟斗栽下去。 杨如轩虽然捡回了一条性命，但他在戎马生涯上，却是再也爬不起来了。 虽然他在6月23日又联合杨池生卷土重来，但除了又赔进去三个团外，他什么也没有捞到。 1929年，心灰意冷的杨如轩改任南京政府参议院中将参议，挂了个有名无实的虚职。后来，干脆回到云南老家，调往云南陆军步兵司令部任中将司令和云南省防空司令。 最后一仗，杨如轩还是栽在了共产党的手里。1951年，杨如轩被判处无期徒刑。二十三年后的1974年12月，特赦一批战犯，杨如轩也被宽大释放，安排在云南省文史馆工作，直到1979年5月病逝。 在文史馆工作，说穿了是在文史馆反省“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满怀愧疚的杨如轩写了一首七言诗，算是对几十年前在井冈山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作了个总结： 三十年前一梦空，无端附逆乱交锋。 哪堪旗鼓未成列，忽报弹花满市中。 红军不但二占永新，还得到了四百枝步枪、一挺机关机枪、七门迫击炮、两门山炮、二十余担大洋的补充。 在20世纪的20年代，井冈山是土匪绿林相当集中的地方。井冈山茫茫五百里林海最适于滋生土匪绿林，平时下山“吊羊”，官军来了往林子里一钻，任凭多少官军也找不到。 土匪绿林最盛时期，弹丸之地的井冈山，多达三十余股。 土匪绿林的名称也繁多，有“马刀队”、“鸟铣队”、“长枪队”。“驳壳队”，甚至还有叫“抢妻队”的。 朱聋子的绿林队伍没有名称，但他是井冈山最早也是势力最强大的一支，连王佐未出道时都曾是他手下一名不见经传的小卒子。 朱聋子之所以能拥有这么大的势力，是他有一种法宝，这就是他在对付官军进剿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战术原则。他把它精炼为两句话：“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 朱聋子一语道破天机，在井冈山，他只要打一个圈，官军就得累个半死。 但是，朱聋子这句话还是有缺陷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最后落得个孤家寡人，只身逃回他的老家广东。 后来工农革命军来了，研究了半天，毛泽东把这两句话的前面各改动了一个字，变成了“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 两字之差，意境大变。打圈是消极，而如果在打圈的过程中避实击虚，歼灭敌人，就上升了一个层次了，所以毛泽东说“又要会打仗”。 1927年12月，毛泽东在茶陵与战士们笑谈战术，说了一段极精彩的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按照这个战术，毛泽东在井冈山很少做蚀本的买卖。 随着战斗的频繁增多，毛泽东对游击战术也逐渐开始了从实战到理论的升华。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回顾上井冈山以来两个多月的战斗历程，毛泽东在五华书院召开的前委和遂川、万安两县委的联席会议上，对万安的同志面授机宜： “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出来的“十二字秘诀”。 然而，这以前，虽然也有几次战斗，但毕竟只是小打小闹，毛泽东一直没有机会很好地让他的理论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和朱德会师以后，机会终于来了。 湘赣两省的国军以七个师来对付井冈山的区区万人，正是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大放异彩的机会。再加上有一个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朱德来辅助，毛泽东正是如虎添翼。 黄坳五斗江、高陇、草市坳……十六字诀呼之欲出。 据有的老红军回忆：草市坳战斗后，红军再占永新，几天后，毛泽东在永新城召开干部会议。结合红军的战法，毛泽东旁征博引，大讲古今中外的战例（看来毛泽东那么急欲得到一部《三国演义》，可以在这里得到解释）。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推出了十六字诀，他说：“白军强大，红军弱小，我们以弱斗强，只能采用游击战术。什么叫游击战术？简单扼要地说，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目前，我们所能从文字上得到确认的完整十六字诀，是在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起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中，这时候，毛泽东已经离开了井冈山。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此战术。 这是井冈山自1927年到1929年三年游击战术的一次大汇总。 确切地说，每个字都凝聚着红军战士的鲜血。 当然，也有“国军”的。 毛泽东对从井冈山创造出来的十六字诀珍爱至极。1930年的冬天，蒋介石调集十万“国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在三万主力红军的反“围剿”誓师大会上，毛泽东亲自拟就一副楹联，同时，不忘在楹联中嵌入“十六字诀”：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中操胜券。 当然，不能绝对地将十六字诀归功某一个人，它应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以及许许多多的红军指战员都是十六字诀的创造者与应用者。光凭一个人，恐怕，十六字诀不会是现在这样子。 后来，1936年的12月，经过长征洗礼的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就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诸问题写了一本小册子，这就是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本书中，毛泽东站在理论的高度上给予了十六字诀高度评价。纯粹的湘音，在厚重的黄土高原上响起来，别有风味。下面这一段话，相信中国的许多读者印象都不会浅： 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又一次次地检验了十六字诀，并且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 杨如轩虽然从永新城头栽了下去，但是，他还是有点不甘心，草草包扎好伤口后，虽然挂在脖子下的左手隐隐作痛，他还是强打精神，带着剩下的两个团再次来到了他的伤心之地永新。 来到永新，杨如轩不免心有余悸，但看看杨池生，他还是鼓起了不少的勇气。不过杨池生看到杨如轩那副样子，是免不了在私下里暗笑他的。 杨池生的第九师来了五个团，湘军吴尚也派了两个团，加起来达到了七个团。 他们也有一套战术，叫“分进合击”。吴尚从湖南打过来，两杨从江西打过来，到了井冈山，再一起往上攻。其实，这就是“会剿”。 虽然有了多次退敌的经验，但红军的高层领导人对七个团之众的对手倒也不敢稍存小觑之心，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吧。 了解到湘赣敌军的军事意图，毛泽东、朱德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让大家各抒己见分析敌情，共商良策。经过讨论，与会者基本上达成了“对赣敌取攻势，对湘敌取守势”的作战方针。 曾以士兵代表的身份进入边界最高领导机关前委，在井冈山曾担任过二十八团一营党代表面和林彪是一对老搭档的熊寿棋，在这次战斗中从开会讨论，到参加战斗上前线，他都参加了。在回忆到当时为什么要采用“对赣敌取攻势，对湘敌取守势”时，他说红军领导人有五点考虑： “第一，江西敌人不是本省军队，当时驻江西的是朱培德的云南军队，他们军官和江西土豪劣绅的痛痒，不如湖南军队中那些湖南军官与湖南土豪劣绅的痛痒那样较为密切相关；第二，湖南军队比江西军队会打仗，江西军队易被我军歼灭，而湖南吴尚部队每次人宁冈而皆仓皇撤退，不易捕捉，好几次我们在湖南边境和他一接触，稍有不利，便迅速撤退了。而江西敌军，我们一打就垮，并能大批俘获，如囊中取物一般；第三，江西各县县长都是云南人，他们和江西广大群众中小资产阶级乃至土豪劣绅的矛盾都比湖南的为大；第四，江西土劣的武装组织靖卫团，不如湖南土劣的武装组织挨户团强；第五，我军进入井冈山后，在江西境内执行的政策较好，群众工作也较深入细致。最后一点是主要的。” 熊寿棋到底不愧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有条有理，思路清晰。 “国军”从两个方向打进来，红军就得两个方向反击，不过根据一强一弱的特点，红军有所侧重，采取“声东击西”对付“分进合击”。 井冈山的红军本来就不多，再加上会师时成立的三个师中，此时，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已奉命回湘南去了，所以，红军如何调整也就只有四个团。根据各个团的特点，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等三个团仍然是进攻的首选阵容，留下善于防守的三十二团由袁文才、王位领着留守井冈山。 会议结束，毛泽东首先带领三十一团从茅坪出发，经大陇、碧市、睦村进入酃县，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二十八、二十九团从另一个方面进入酃县。 红军的意图很明显，要把敌人引进来打。 果然，得到红军主力西征的消息，吃一堑没有长一智的杨如轩再次作出错误的判断，把井冈山看成他唾手可得的囊中之物，带着二十七师的两个团和杨池生的一个团，从永新和宁冈的交界处新。老七溪岭方面朝井冈山杀来。而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杨池生则领两个团坐镇水新，遥相呼应。 听到杨如轩即将起程，朱、毛相视对笑，火速返回到宁冈。6月20日在宁冈古城再次召开了会议，集思广益，制定了详细的歼敌方案： 朱德、陈毅、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及三十一团一营前往新、老七溪岭阻击杨如轩，毛泽东率三营在永新乡下扰乱杨池生，袁文才、王佐率三十二团往宁冈、酃县边境牵制吴尚的第八军。 6月22日，杨如轩带两个团，由白日向老七溪岭前进，杨池生部李文彬带一个团由龙源日向新七溪岭前进。 据肖克、何长工等老红军说，李文彬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生。 看来，师生相遇七溪岭，定有好戏。 战事紧急，会也就格外的多。 就在杨如轩与李文彬分抵白口与龙源口的那天下午，军委书记陈毅主持在宁冈新城召开军委会议，营以上干部全部参加。会议决定：朱德、陈毅、胡少海率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在新七溪岭迎战李文彬，王尔琢、何长工率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迎战杨如轩。 七溪岭，当地人又叫梁公岭，位于永新与宁冈两县之交，是永新通往宁冈的主要通道。山高路险，树高林密，怪石嶙峋。山中有一深谷，名为“吊谷上仓”，可以想见其深峡雄峻。也许正因其险而难越，行人多为其所累，所以七溪岭上凉亭奇多，几乎每隔二三里即有一个。从龙源口大桥沿山而上，步行二里，便有一凉亭名登山亭，又行二里，有太山亭，再行二三里至山顶，有望月亭（可以望月，可见其高）。过了望月亭，有下马铺，骑马者须步行才能通过，故名。再往前，有慈庆亭，下到半山腰有龙凤亭，到了山脚下还有一个松涛亭。 6月23日，刚好是农历的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的节日端午节。不过，这天恐怕红军与“国军”都没有吃粽子的心思了。 一大早，胡少海便带着二十九团，抢先占据了新七溪岭的制高点，等着李文彬的到来。 幸亏胡少海早走一步。没等二十九团的官兵喘匀气，李文彬已经赶着他的二十七团往新七溪岭冲来。 二十九团不多的钢枪加上大量的梭缥与装备精良的二十七团相比，顿然相形见细。打阻击战，梭镖的威力便发挥不出来了，不一会儿，二十七团就靠着充足的弹药占据了上峰。 关键时刻，三十一团一营赶到，抵挡了一阵子，但还是没能完全挡住二十七团死命往上冲。 心急如焚的朱德和陈毅一急之下，将指挥所搬到了望月亭。在望月亭，朱德手提花机关枪（一种冲锋枪）向敌人扫射。 朱德在望月亭上的这一形象深深地印在了官兵们的脑海，曾经经历过这一场残酷战斗的老红军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来，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朱德。 刘型：“龙源口战斗时，朱德同志亲自在新七溪岭的望月亭指挥。” 赖毅：“七溪岭战斗中，朱老总提着花机关枪亲自打，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的几个传令兵都背着花机关枪。” 何长工：“新七溪岭打得很激烈。朱总司令带一个警卫排也投人了战斗，总司令的帽子一边打了一个窟窿眼。” 在这次战斗中右脚负伤的肖克说：“朱德同志身边有四枝手提机关枪和一枝花机关冲锋枪。他叫其他的战士和部队站到山后边，派了这几技机关枪，守在那个路口上。敌人冲上来，我们的手提机关枪一阵射击，把敌人打下去。敌人又冲上来，又把他们打下去。虽然只几枝机枪，但我们目标小，好隐蔽，而火力集中，这样敌人怎么也冲不上来。” 朱德、陈毅率二十九团在新七溪岭阻击敌人的攻击，而王尔琢、何长工带着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则是攻击敌人的阻击，而且，面对的是两个团。 二十八团虽然能攻善守，但在与杨如轩争夺者七溪岭的制高点上，还是先输了一着。当二十八团赶到老七溪岭时，迎接他们的是二十七师疯狂的机枪扫射。 王尔琢组织了几次强行突击，除死伤几个战士外，没有任何结果。 没有办法，只好让大家都来想办法。 开个会！王尔琢、何长工召集全团连以上干部献计献策。会上，几种意见争论不休，谁也见不出谁的高低了。 一直低头不语的一营营长林彪突然站起来出了一招：从全团干部中，挑选骨干组成几个冲锋集群，每个冲锋集群由二十四人组成，配备三挺冲锋枪、五枝梭镖、七枚步枪、九枚驳壳枪，轮番向敌人猛冲猛打。 王尔琢仔细想了一想，决定一试。 午后，按照上述方法组织起来的冲锋集群开始向敌军发起猛攻，经过几次轮番冲击，红军猛烈的火力、快速的动作，敌军抵挡不住，败下阵去。 老七溪岭一松，产生了连锁效应，新七溪岭的李文彬也无心恋战，向龙源口方向逃去。 朱德、陈毅追至龙源口，全歼二十七团。 而这时，早已在老七溪岭的右侧武功坛等候多时的三十二团迅速向白口敌前线指挥部发起攻击，杨如轩打马就逃，右臂又中一弹，逃回永新城。 七溪岭战斗的胜利，有林彪一份战绩。 但在林彪成为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时，井冈山所有的功劳，却除了毛泽东外几乎都算到了林彪的头上，就连朱毛会师也变成了毛泽东与林彪会师，朱德的扁担也变成了林彪的扁担。 在“文革”期间参观过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人相信会有这么个印象：在陈列的版面上，红军第四军司令部1929年1月的一份布告中，最后落款“党代表毛泽东”，“军长”两个字下面则好像是被人不经意地用烟头烧了个洞。 有些人实在是太不愿意看到朱德的名字。在把朱德的功劳都算到林彪的头上之后，红四军军长实在没有办法给林彪了，因此来了个这样的“技术处理”。 据说，1969年9月林彪重上井冈山，在纪念馆参观时，看到这张经过精心处理的布告，点头而笑。 历史毕竟是历史。林彪一伙想改变历史，也只能是徒劳。 他们能烧毁一些纸片，可是能烧毁历史吗？ 不过，凭心而论，林彪在军事上确有他的过人之处，否则，1928年他凭什么能够在一年之内从连长、营长到团长连升三职？ 如果林彪是一个不学无术之徒，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会重用他吗？ 1928年2月，在耒阳的鷔山府战斗中，林彪担任二连连长，他设计在骛山庙诱敌来偷袭工农革命军，然后突然出击，一战而歼五百余敌人。 3月份，攻打耒阳县城，林彪二连担任主攻，再立新功。 来阳两次战斗后，朱德提升林彪为第一营营长。 朱毛会师时，陈毅特意向毛泽东介绍了林彪并告诉毛泽东：“这就是指挥部队在整山庙、耒阳城打了胜仗的林彪营长。” 据说，毛泽东紧紧握着林彪的手，很是夸奖了几句，说得林彪受宠若惊。特别是当毛泽东得知林彪是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林育南和著名工运领袖林育英的堂弟时，又不自禁地对林彪多打量了几眼。 可是林彪实在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在军事上表现出色的同时，他的思想上却常常在摇摆不定：当过逃兵，怀疑过“红旗到底打得多久”，骄傲自满…… 林彪的一生都是矛盾。 如果仅仅把七溪岭战斗归功于林彪提出的冲锋集群，那是极不科学，也是极不严肃的。 有众多的红军指战员长眠在了七溪岭这个地方。 七溪岭勇士，首推肖劲。 肖劲是二十八团三营营长，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毕业生，跟着朱德从南昌打到了井冈山。组织冲锋集群时，几次冲锋肖劲都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激战当中，一颗子弹击中肖劲腹部，肠子流了出来。肖劲使劲捂住伤口，将肠子塞回腹腔内，撕下一条袖子裹住腹部，继续带着集群冲锋。肖劲走过的路上，一片血肉模糊。战斗结束时，肖劲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疲惫的眼睛。 当黄继光用身子在朝鲜堵住敌人的枪眼时，二十九团的班长马义夫同样的行为比他早了二十多年。当朱德在望月亭用冲锋枪向敌人射击却被敌人的机枪压得抬不起头来时，是马义夫冲出去将手榴弹丢进敌人的掩体中。手榴弹用完了，大腿被子弹击断了，马义夫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发烫的机枪口。也许，我们更应该说，黄继光是马义夫式的英雄。 还有三十一团一营二连连长资秉谦； 一连党代表肖光钺； 二连党代表向大复； 而牺牲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的战士，已无法统计了。 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从新七溪岭，二十八团从老七溪岭，像赶鸭子一般，把敌军三个团赶到龙源口，团团包围起来，痛痛快快地结束了战斗。 随后，红四军直奔永新，第三次占领永新县城。 这一仗，缴枪七八百枝，歼灭敌军一个团，击溃敌军三个团，击死击伤敌军数百人。 龚楚说：“敌军伤亡枕籍，山上那条隘路，遍地尸骸，战斗时都踏着尸骸前进。” 在井冈山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中，这一战是最辉煌的一次，而红军也几乎出动了全部的力量。井冈山打出去的红军，如果没有参加过七溪岭和龙源口战斗，都会觉得是个遗憾。 这时候，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割据地域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的全部，吉安、安福各一部分，还有遂川县北部，鄙县东南部，面积达七千二百平方公里，人口五十余万。此役之后，一首歌谣在井冈山不腥而走： 不费红军三分力， 打败江西“两只羊”， 真好！真好！ 快畅！快畅！ 两“羊”之一的杨如轩晚年凄惨，而杨池生则比杨如轩更不如。 杨池生也是云南人，比杨如轩小了三岁。与范石生、朱德、朱培德、金汉鼎、王均都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北伐战争后，被江西驻军朱培德收留，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龙源日战斗后，身负重伤的杨池生逃至吉安，后来便一直没什么建树了。 1933年，杨池生被调到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中将参事。1936年，黯然回到云南，改任云南省政府顾问。 解放后，杨池生被人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满释放后于1962年在云南昆明病故。 后来，七溪岭和龙源口都被写进了历史。在中国人民银行50年代发行的一套货币中，叁元纸币的票面图案，就是七溪岭和龙源口，一座古式的石拱桥后面是一座险峻的大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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