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井冈山，犹如一根锋利的鱼刺，卡在蒋介石的喉头，这鱼刺一天不拔去，他就一天不得安生。而更让他头痛的是，试着拔了两次，不但没有拔出来，反而扎得更深了。 一开始，蒋介石也曾经以为，朱毛只不过是趁他打盹的间隙纠集了一帮乌合之众在山沟沟里寻个安身之处，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也不足为患；湘赣两省把朱毛说得神乎其神，无非是想向他多要点剿匪经费而已。 然而，经过前两次的较量，他已不敢稍存小视之心了。 1928年的冬天，蒋介石一边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周旋，一边又腾出一只手，关注着在井冈山闹得热火朝天的朱毛。 权衡再三，蒋介石决定长痛不如短痛，调遣了大量兵力，把一排排长枪短炮，齐齐对准了弹丸之地的井冈山。 1929年1月1日，由何键任代总指挥的“会剿”总部在江西萍乡成立。 对于第三次联合“会剿”井冈山的兵力部署、“会剿”计划、“会剿”日期安排，历来以消息灵通著称的上海《申报》详述殆尽。 早在1928年11月10日，《申报》就发了一则篇幅不算短的消息： 长沙通信：在湘赣边境扰害经年之朱德、毛泽东、袁文才等，经两省军队先后会剿两次，均无效果。盖因两省会剿部队指挥，未能统一，以致进行不能一致。最近鲁涤平、何键又致电朱培德，磋商第三次会剿计划，朱氏已派雷屏周为代表，于月前来湘谒鲁，将一切会剿办法，详切规定，携回南昌，取得朱培德同意。并由朱氏领衔，呈请中央特派何键为湘赣会剿临时指挥官，所有两省会剿部队，统归指挥。会剿经费，两省各自担任。此次会剿计划，对于信号、旗帜、路线、动作规定甚详，大致如下： （甲）会剿部队：赣省为四旅，湘省为六团。赣省部队：已经朱培德派定第五师十四旅周泽源［浑元］、第十五旅刘士毅、第七师二十一旅杨池生、第十二师三十五旅韦杆；湘省部队：经鲁涤平派定何键部二团、吴尚部三团、第二军一团。总共湘赣两省会剿兵力，为四旅六团，人数在三万以上。 （乙）会剿计划：刘士毅、杨池生两旅，由遂川向大小五井进剿；韦杵、周泽源［浑元］二旅，由宁冈向井冈山进剿；何键部两团，由桂东向江西大小五井进剿；吴尚部三团，由茶、攸向江西井冈山进剿；第二军之一团，则由醴陵向攸县推进，为吴尚旅预备队。 （丙）会剿日期：由何键临时规定。惟各会剿部队，统限11月10日前集中完竣，听候定期同时动员。何键早在衡州，现为布置会剿计划，本月3日特亲往桂东前线，视察一切。同时并电致吴尚，请即销假赴茶、攸指挥（吴尚现在长沙）；鲁涤平亦以此次会剿，湘军方面系以吴为主干，故昨早亲往吴宅，敦促赴茶，指挥一切。且吴部两次会剿，均深入井冈，情形较熟，拟即以吴部担任前锋。吴尚初本欲请副旅长熊震前往，兹以鲁、何一再敦促，已允即赴茶攸督剿。至于湘省会剿经费，已由鲁氏请驻常经理分处，于三日内筹齐伙食费洋六万元，又令财厅筹发临时费四万元。湘方军队，吴部早已集中茶、攸，何键部正在桂东开拔，10号以前全部当可集中就绪也。（11月4日） 这个报道的数字显得有点保守。其实，两省“会剿”的兵力远不止四旅六团三万余人，而是达十个旅二十八个团之众。 何键就任“剿总”的第四天，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 会议是在宁冈县柏路村兼营旅店和杂货的横店召开的。来自前委，红四、五军军委，边界党团特委，宁冈、永新、遂川、酃县、莲花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以及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五军五大队的代表共六十余人出席了这次井冈山最后一次大型会议。 会议首先学习了前两天才收到的中共六大决议案。对于这个姗姗来迟的决议案，前委秘书处使尽浑身解数，才赶在会前油印了数份。 接下来，会议进入主题，详细讨论了应付湘赣两省敌人第三次“会剿”的策略。 经过三天半的讨论研究，会议通过了以围魏救赵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的战略方针。 红四军主力向外突围，一方面打出去，向外发展，解决红军的经济给养，另一方面牵制进攻根据地的敌军，减少对井冈山的压力；红五军与红四军三十二团（袁王部队）留守边界，一方面对付敌人的“会剿”，另一方面配合红四军主力的突围行动。 会议还决定，红四、五军混编，以求指挥的统一与训练的方便。红五军编入红四军内，番号是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 毛泽东肯定想到了彭德怀初来乍到，守山的困难不少，所以，1月上旬，前委和红五军军委接连在茨坪和下庄召开会议，对今后的行动作了进一步的部署。 毛泽东采用的是“掺砂子”的办法。 红四军的一批骨干，宛希先、何长工、陈毅安、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邓乾元等留在井冈山。有的在地方上担任领导职务，大部分充实到红五军，同时，整个边界和军队的干部都作了相应调整。 从朱毛会师以来一直缠绵病榻的张子清，因其在井冈山的崇高威望，被留在井冈山，一边养伤，一边指导工作。 原特委书记谭震林调前委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 邓乾元接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 朱云卿由三十一团团长改任红四军参谋长； 何挺颖由三十一团党代表调任二十八团党代表； 蔡协民接任三十一团党代表； 何长工由二十八团党代表改任宁冈县委书记； 伍中豪由三十一团副团长升任团长； 袁文才由三十二团调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红四军主力下山。 …… 三月10日，红四军二十八四、三十一团、特务营、独立营，纷纷从宁冈、永新等地撤回，集结在井冈山上的茨坪。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带领三千六百余人的红四军主力部队从井冈山茨坪、行洲等地出发，分两路踏上了进军赣南的征途。 虽然红四军不打算惊动当地的老债，但他们离开井冈山的那天早晨，还是有许多人冒着凛冽的山风来为红军送行。 后来，有一首叫做《十送红军》的民歌，非常形象地描写了当时红军离开井冈山时，军民两依依的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雨绵绵秋风寒。树树梧桐叶落尽，愁绪万千压在心间。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三送红军到拿山，山上苞谷金灿灿，苞谷种子红军种，苞谷棒棒咱们穷人掰。紧紧拉着红军手，红军啊！撒下的种子红了天。 五送红军过了坡，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够捎书信，鸿雁飞到天涯海角，嘱咐咱红军红军啊！捎信多把革命说。 七送红军五斗江，江上船儿穿梭忙，千军万马江边站，十万百姓泪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早回乡。 九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红军的手，心像黄连脸在笑。血肉之情怎能忘，红军啊！盼望早日传捷报。 十送红军望月亭，望月亭上搭高台。台高十丈百玉柱，雕龙画风放光彩。朝也盼晚也想，红军啊！这台名叫望红台。 虽然红军要将他们下山的消息瞒住当地的老表，但他们下山的阵势却是大张旗鼓的，那是有意要让敌人知道红军已经离开井冈山了。 下山途中，凡是红军走过的地方，人们都可以看到一张张落款为“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四言体布告。 张际春、刘型、宋裕和等人在后来的回忆中都几次提到这张布告。 张际春： “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行动，是在1929年1月中旬开始的。记得在行动以前，毛主席已经在于部中初步传达过党的第六次大会的方针，他还亲自起草了红四军宣言和有名的四言体布告。宣言和布告中通俗地解说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当前任务、政策，号召工人、农民、士兵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地主、官僚买办的统治，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而奋斗。” 刘型： “四言体布告是主席亲手写的，下山以前就写好，并用石印机印好，在进军途中张贴。进军时，都很紧张，每地差不多都只住宿一晚，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印材料，只能利用下山前的时间印四言体布告。” 八月失败后从广东上井冈山的宋裕和最早是在红四军军官教导队学习，下山前夕，调到职工运动委员会，担任宣传农民运动组的组长。1970年6月21日，宋裕和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时重又看到了这份他曾亲手张贴过的布告，他说：“当时石印机在县城里有，下山前《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已印好，下山一路就贴。” 不能不承认，有时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拥有先进武器和技术的一方。 所以，1929年1月，当武器装备简陋、通讯极其落后的朱毛红军一离开井冈山，他们的一举一动便被湘赣“会剿”“国军”了如指掌。 红四军下山的第三天，且月16日，湘赣“剿总”何键就将朱毛红军的行踪电告到了南京。 国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行政院长谭、军政部长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钧鉴：晶密。迭据金副总指挥及遂川李司令、永新张司令电告，据确报：久困井冈之共匪朱、毛、彭、黄，此次因我军大举进剿，异常惊惧，已于删日由井冈老巢窜出，有枪匪徒约四千，徒手者约五百，妇女约百人，牛马牲畜百余头，狼狈向大汾逃窜，该处靖卫队已被逼退等情。该匪乘我军集中期间，先行逃窜，似已证实，殊堪痛恨，拟即严令第一路军李司令迅率所部猛力侧击，跟踪痛剿。第五路军刘司令率所部取捷径推进至桥头圩，相机进驻大汾或浒坑，猛力堵剿，毋使南窜；并令第二、三、四各路司令按照计划肃清匪巢，跟踪追剿。倘便该匪急窜赣南，则原定计划又须夺更，剿匪区域．势须扩大，肃清更不容易，善后尤感困难。敬乞迅示机宜，俾资遵守为祷。职何键呈。铣申印。 湘赣“国军”的主要任务是“会剿”井冈山，但他们看到朱毛下了山，不可能会让他们白白溜走，何键抽出了部分兵力尾追朱毛。因此，在朱毛向赣南开进的途中，“国军”李文彬二十一旅、刘士毅十五旅一直与朱毛同行。 从三月14日开始，李文彬、刘士毅便开始眼睛一眨不眨地跟定了朱毛，并将朱毛的行踪随时随地电告何键和金汉鼎。在何键和金汉鼎向上峰的汇报中，不时可以看到他们引述李、刘二人的电报。 何键1月16日电： 晶密。职于删日西抵萍，接李司令文彬、刘旅长士毅寒删两日电报称：前盘踞宁冈古城等处之朱毛匪部，均撤回井冈黄坳一带并有一部出没于上、下七及石门岭等处。又据金副总指挥删午电转李司令电话报称：删晨有匪四五千人在大汾开会，闻尚有续来者。刘旅长士毅铣子电称：朱毛共匪五六千人则晨已到大汾，决经黄坑盲窜赣州各等语。 “国军”的来势之猛，恐怕也是红四军始料未及的。本以为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能解井冈山之围，但实际上，井冈山之围仍如铁桶，而红四军主力也被李文彬、刘士毅紧紧咬住了尾巴。 三千六百余人的队伍经大汾、左安、崇义、铅厂，一路紧跑猛赶，20日到达大庾。 追的追累了，跑的跑乏了。从14日以来，一直“结伴”而行的国共两军终于在大瘐展开了正面交锋。 据许多老红军回忆，在井冈山一年三迁的二十八团团长林彪一开始却带着二十八团不战而退，改任二十八团党代表不到一个月的何挺颖因此身负重伤。 接着二营营长李天柱负伤，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 下山以来首战败绩的红四军集合起人马按预定计划向东转移。 走到三南（江西的龙南、全南、定南三县）一带，由于团长林彪的失误，负重伤的何挺颖在马背上颠簸了几天后，终于落马身亡，英年二十四岁。 何挺颖的牺牲，是红四军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成功地指挥了黄洋界保卫战的高级将领，是红四军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之一。何挺颖是来自陕西的上海大学的毕业生，出生于书香门第。1927年，他听从了革命的召唤，与即将结婚的上海女友诀别，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担任唯一的团党代表。毛泽东被“开除”党籍时，正是何挺颖担任当时边界党的最高领导人——师委书记。 经过几天的急行军，红四军摆脱了粤军的追击，但李文彬和刘士毅一直跟在屁股后面。 2月2日，红四军主力转战至寻邬县的圳下。然而，气未喘匀，第二天清晨，刘士毅的先头部队已经赶到了。一阵短兵相接，刘士毅的大部队也全部到了。这时的林彪再一次失误，早早地收了警戒，前委机关和军部被来势凶猛的敌人冲得七零八落。 接着，毛泽覃负重伤，朱德的夫人伍若兰被俘，押往赣州。 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危险，免遭袭击，以相呼应，红四军部队分成三路纵队前进，毛泽东、朱德、陈毅各率一路。 几次接踵而来的失败给了红四军不小的打击，损兵折将后，全军将士迫切希望打一次翻身仗。 所幸，机会不久就来了。 为了打一个胜仗，毛泽东费尽了心机。他甚至不惜派出一个营深入到瑞金城去搜集报纸，以了解外界的动向。 搜集到了报纸，又恰好抓到几名俘虏，一直不知道在和谁作战的红军这才知道，近一个月来把自己追得无处藏身的正是老对手刘士毅。 摸清这些情况，前委立即召开会议。开会的代表达成了一个共识：自从红军在圳下遭刘士毅的袭击后，刘士毅认为红军软弱可欺，所以才会肆无忌惮把红军退到大柏地来。现在红军如再向北前进，则前有琴江、梅江所阻，后有追兵紧逼，渡江不利。现在已知对手是红军手下的多次败将刘士毅，且是孤军深入，只要在大柏地利用有利地形，给敌人一个伏击，定有取胜把握。 最后，前委决定：选取大柏地通往黄柏的山隘伏击刘士毅，拦腰截击敌先头团，以一部分兵力利用山地在正面迎击，一部分兵力阻截敌人的退路和阻击援敌，给敌以歼灭性打击。 这是背水之战。从下井冈山以来一直憋着气的红军战士把心中的怒火全部集中到了大柏地。 按照前委的部署，部队依次进入了阵地，二十八团二营为前哨营，在前村占据有利地形，掩护主力安全展开；二十八团一营从右翼向敌侧后迂回，断敌后路；二十八团三营在牛路坑高地正面阻击；三十一团及军部特务营向敌左侧攻击。 一切准备停当，只等刘士毅驾到。 上次得了清晨之利的刘士毅再次于2月10日清晨，带着部队向大柏地摸来。进入伏击地段，红四军以最快的动作向敌人发起了猛攻。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交战，红军两个团对“国军”两个团。 战至中午，刘士毅的一个团终于抵挡不住，败下阵来，被全部歼灭。另外一个团急忙向赣州方向败退。 这天正是1929年的大年初一，红四军迎来了一个开门红。 统计战果：俘虏敌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获步枪二百余枝，水旱机关枪六挺。遗憾的是，敌军三十一团团长肖致平、副团长钟桓化装成士兵混在俘虏营中，红军战士没能认出他俩来，后来又把这两个不愿当红军而“愿意回家种田”的俘虏释放了。 虽然放跑了两个重要的俘虏，但是，大柏地战斗还是以其辉煌的战果成为红四军下山后的一个转折。 1933年的夏天，毛泽东重过大柏地，回忆起四年前的这次战斗，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这首后来传颂很广的词： 菩萨蛮·大柏地 （一九三三年夏）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 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大柏地战斗后，因为蒋桂战争的爆发，李文彬的二十一旅也调离了江西。 其实，红军在前面跑得苦，“国军”在后面追得也苦。当时，即使李文彬不调防，他可能也没力气再追了，因为隆冬季节，李文彬的部队也和红军一样，身穿单衣，脚穿草鞋，而精神士气上与红军相比则更是相去甚远了。 解放后，朱德在北京见到金汉鼎，说起二十年前的这一场你追我赶，朱德问他：“李文彬还在不在？” 金汉鼎说：“还在。不过，跑到美国去了。” 朱德笑说：“还是他能跑。要是当年他再追上几个小时，我们就没命了。” 假如蒋桂战争不发生，可能历史就此要改写了。 不知金汉鼎又作何感想？ 摆脱了追兵，朱德和毛泽东的下一个想法是尽快重返井冈山，于是，带着红四军，沿宁都、兴国，到了吉安的东固，并与江西红军李文林的部队会合了。 这时，红四军站在了井冈山的脚下，井冈山又可望了。 然而，这时，井冈山失守的消息也传到了朱毛的耳朵里。 想当年，朱毛以及红四军将士望着战斗了一年多的井冈山，一定是心潮难平。 1929年后的井冈山，一直成为朱毛心中一个遥远的梦，直到1962年朱德重返井冈山，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这个梦才成为现实，而且更圆。 朱毛率红四军一下山，彭德怀顿感肩上重似千斤。他与党代表滕代远一道，主持召开了五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的联席会议。 会议就红五军的防守作了如下部署： 第五纵队纵队长李灿、党代表刘宗义带领一大队在徐彦刚率领的莲花赤卫队配合下守卫黄洋界哨口； 第十大队在彭包才、李克如的率领下坚守八面山和双马石； 黄龙率十二大队守卫金狮面； 王佐率三十二团守卫朱砂冲、行洲、下庄。 守卫桐木岭、白银湖、梨坪一线的，是彭德怀的爱将贺国中。 贺国中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后来，调入彭德怀部所在团任湘军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教育长。1928年7月22日协助彭德怀、滕代远发动了平江起义后，又随彭德怀、滕代远上了井冈山。彭德怀曾称贺国中是“虎将”，1929年的夏天，红五军攻打安福县城时，贺国中不幸阵亡，彭德怀止不住地流下了泪水。 这年，井冈山下起了百年未遇的大雪，连续四十天纷纷扬扬的大雪把井冈山埋入茫茫的白色之中。 1929年1月26日，步步进逼的湘赣“国军”推进到了以茨坪为中心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五大哨口的外围，向所有的红军工事发起了猛烈进攻。 五大哨口，每个哨口都修有四五道防线。第一道是竹钉阵，那种竹钉不是一般的竹钉，据老人回忆，竹钉用谷壳炒过，用马尿浸过，又用桐油浇过，既坚硬又锋利，凡踩上者，其肉必烂。第二道是五尺宽、五尺深的壕沟。第三道是竹、木编成的篱笆，上面削尖，埋在土里。第四道是运动壕，运动壕前留有炮眼，上面堆有四五尺厚的土。有的哨口还加一道滚木垒石。 大战前夕，红五军将工事又加高了一些，这时，天寒地冻，已取不到土了，战士们便将水泼到工事上，一会儿，水便结成了坚硬的冰块，然后，再泼上一层…… 后来成为共和国中将的姚喆将军，当时是八大队的四班班长，他在桐木岭下的白银湖坚守了七天七夜。他回忆说： “我守卫的地点是桐木岭哨口最紧要的地方。每天上午出操。做工事，下午背粮食，晚上还要削十个做障碍的竹钉。纵队长贺国中都同我们一起筑工事，他是黄埔军校高级班的学生，懂得筑城学，一面做工事，一面对我们讲筑城常识。那时，我们构筑阵地都是就地取材，没有铁丝网、地雷，就砍些有刺的树枝堆在阵地前沿，再钉上几排尖尖的短竹钉，构成阵地前沿的障碍。南方军阀队伍都是穿草鞋，踩到树刺和竹钉上就要大吃苦头。山上很冷，我们没有棉衣棉被，身穿单衣，脚穿草鞋，晚上睡觉，中间烧一堆火，身上盖些稻草。有的同志用夹被装上稻草，就要算是最漂亮的被子了。” 井冈山雪大雾也大。在桐木岭、白银湖一带，五十米以外就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大雾、大雪在给红军的防守带来困难的同时，也给敌人的进攻造成困难。但是，敌人有优良的武器，人没上去，就用迫击炮、山炮、重机枪往上砸，往上扫。 李聚奎上将回忆说： “敌人攻得最猛烈的是黄洋界、八面山、白银湖。我们第九大队守在梨坪，只有一个营的敌人来试探了一下。打了一两天，敌人也没什么猛攻，就撤退了。打得最厉害的是白银湖，整整打了四夭四夜，我们在梨坪的山上，听到白银湖那边的机关枪‘（口扑）噜（口扑）噜……’地打，就像煮稀饭一样，一直不停。” 姚喆中将说： “这几天生活非常艰苦。饭菜是十五里以外的后方送上来的，送到时早就冰冷了。整整三天三夜没有送过开水，渴了，我们自己用缸子装上雪，在战壕里烧开喝。最难过的是夜晚，那时是隆冬天气，每天雨雪交加，工事里泥泞四五寸深，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夜晚又特别冷，大家弄些草铺在泥水上睡，可是睡不到一会儿，上面盖的给雨雪打湿了，下面垫的给泥水浸透了，上下冰冷，实在难受，许多同志恼火，恨不得冲下去和敌人拼一场。 “实际上，我们到桐木岭的时候，敌人也就快要来了。黄洋界和八面山都被敌人打开以后，我们这里还没有敌人。后来，我们派了一个排去侦察，碰到敌人就打了起来，一打起来，这个排就赶快撤回来，敌人也紧跟着追过来了，占领了我们阵地前面的一个小山包。我们一齐向小山包上的敌人开火，敌人被压住，下不来了。那时桐木岭的雾很大，能见度差，敌人上来了也看不清楚，只能听到他们在那边挖工事的声音和活动的声音，但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黄洋界和八面山失守以后，红军桐木岭的守军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八面山是井冈山五大哨口中最高的一个，海拔一千四百八十四米，比黄洋界还高出一百多米，这里地处江西与湖南两省的交界线上，控制着湖南酃县通往井冈山的唯一一条小路。站在八面山上，极目远眺，脚下连绵起伏的山峰尽收眼底。 1月26日，湖南“国军”吴尚派三个团同时进攻黄洋界和八面山。 守卫在八面山哨口上的是彭包才和李克如率领的不到二百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敌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火力优势，迫击炮和山炮轮番往山头上轰炸，工事被一次次炸毁。最后，红军战士只好用睡觉用的稻草、被褥铺在工事上，并浇上水，使其冻成冰墙，继续坚守在哨口上。 当年守卫在八面山哨口上的红军指战员大部分都牺牲了。对于当年战斗的详细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能从少数幸存者的讲述中去感受当年残酷的血战。 李克如回忆： “在黄洋界失守的第二天，酃县十都方面的敌人用炮架在山头上打，把八面山的工事打塌了。彭德怀同志命令我们用棕皮绷在工事上继续守，敌人兵力虽多，因受地形限制，不可能同时上来。大部队不行时，敌人就采取每天来一个营的办法，轮换着打。我们在这里坚守了一个多星期，后来敌人攻占了八面山阵地，并直接到了大井。我们向茨坪集中的去路被敌人截断了，通向茨坪的那几个口子的吊桥没有搭起来，只好从荆竹山方向出去，向赣南转移。” 1929年1月的最后一天，八面山终于没有挡住白狗子疯狂的进攻…… 自古至今，黄洋界一直是井冈山一个最富有象征意义和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毛泽东的一句“黄洋界上炮声隆”使它名声大振；三十八年过后，“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又使世人对它刮目相看。 当年的黄洋界正是以其极其险要的地势，一直成为红军与白军争夺的制高点。 平时，红军在黄洋界的常住兵力有一个连，但是，1929年1月，即使敌人大兵压境，只有八百人的红五军也没法再抽出兵力去补充黄洋界了。 和其他的四个哨口一样，李灿和徐彦刚同样是在冰天雪地里带领战士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所不同的是，黄洋界的雪更大，冰更厚。 守在黄洋界的红军将士在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时，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会被人从背后悄悄地捅上一刀。 三天的激战过后，且月29日傍晚，吴尚的部队用二百块银洋在宁冈的斜源村买通了一个叫陈开恩的无业游民带路，沿着黄洋界后面的一条小溪，攀过悬崖峭壁，突然杀向红军的背后…… 田长江是红五军的号兵，当时也守在黄洋界，他回忆说： “敌人进攻井冈山的那天，大概是在阴历十二月份，已经下雪了。敌人从正面攻不上来，他们就从宁冈找到一个反动富农带路，从黄洋界后面完全没有路的山沟里爬上来。我们在黄洋界守了六天，最后敌人摸上了黄洋界挑水的道路，占领了黄洋界后面。敌人是黄昏摸上来的。天亮后，我从前哨回到黄洋界，到后面洗脸吃饭，刚刚端起碗吃了一碗饭，就听到挑水方向响了一枪，我马上背上号，拿起枪跑到后面山上去，一看敌人从那边过来了，我忙打了几枪，通知前面的部队。这时，敌人一下子就冲了上来，我再也回不去了。” 第三次反“会剿”时，冯瑞田是红五军五纵队二大队三中队八班的战士。他当时也在黄洋界，对黄洋界的失守，同样记忆犹新： “1928年旧历腊月，国民党开始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敌人是从茅坪方向来的。我们大队当时是守黄洋界哨口。从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开始打，整整打了一个星期。前两天天晴，第三天天气突然变了，雾很大，什么也看不见。二十三日晚上，我们放了军事哨。我当时担任上士，大队的采买。我背着一枝枪，从黄洋界哨口到散兵壕去看看，走到半路，突然听到三声枪响，我赶紧对放哨的说，你们派一个人去黄洋界哨口报告。随后，我便打枪抵抗。这时我听到下面有好多脚步声，像踩在冰上喀嚓喀嚓直响。后来才发现有好多敌人来了，是由一个反水农民带队从后面爬岭上来的。他们爬的爬，挖路的挖路，边走边砍，爬了三天三夜。上来的敌人太多，我们打不赢，便从源头下到三堡会打游击了。” 接到黄洋界告急的报告，彭德怀心里一惊，急忙组织起在茨坪的红军学校的学员，又到小井医院召集了几十名轻伤员，于30日清晨向黄洋界赶去。 彭德怀和李灿、徐彦刚采用两面夹击的办法，决心收复哨口，然而，敌人的兵力越聚越多，而红五军的伤亡却不断增加。就在红五军夺回一个山头，正准备向另一个山头进攻时，有战士来报：“八面山和桐木岭失守了！” 彭德怀长叹一声，急忙从黄洋界赶回茨坪，组织人马全力以赴地抵挡着疯狂的敌人。 可是，与不断增加的敌人相比，红五军的力量实在太小、太小了…… 最后，幸存的红五军指战员被迫步步后退，集中到了茨坪。 黄洋界对井冈山太重要了，黄洋界一失守，八面山、桐木岭、双马石三个哨口也相继失守，最后，只剩下了王佐带领的三十二团和遂川县赤卫队坚守着的朱砂冲哨口。 一道难题，摆到了彭德怀和滕代远的面前：是带着全军将士与敌人死拼到底。拼到没有一个人，还是带着剩下的人马撤退出去？ 很显然，如果死拼，即使全军将士阵亡也不可能守住井冈山了。 其实，性格刚直的彭德怀头脑一直是清醒的。战斗打响之前在认真地分析过敌我力量的对比后，彭德怀已料到了现在的结局。 早在接受前委下达的守山任务时，在进行过守山的动员，研究过守山的计划后，1月上旬，红五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还召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在这次会上，大家的头脑是冷静的，大家都认识到，经过全体军民的努力，有可能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保住井冈山根据地。然而，由于客观的形势和主观的力量所决定，反“会剿”中也会出现种种困难，甚至有可能遭到失利。 应该说，这是一次对井冈山实事求是的分析。会议最后决定：在军事方面，五井如被敌人攻破，五军冲出五井，取道敌人薄弱的地方往赣南与四军取得联系，各县地方武装则应尽可能埋藏于各县；政治方面，党不能离开群众，特委、各县委均须留边界指挥工作。 这是大家最不愿看到的最后一幕，但残酷的现实还是把井冈山逼到了这最后一步。 面对强敌几路夹击的现实，彭德怀果断地决定执行五军军委与边界特委原定的战略方案，跳出敌人密集的包围圈，向赣南转移。 然而，经过这场生死之战，红五军能收集起来的也只有八大队、九大队、特务大队和十大队的余部。 后来得知，李灿和徐彦刚带领的一大队及莲花赤卫队虽与彭德怀隔山相望，但终被强大的敌人隔断，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李灿、徐彦刚带着幸存的战士用绑腿布和衣服撕成的布条结成长绳，从黄洋界的悬崖上吊下去，转移到宁冈一带打游击，后来与何长工部会合。 而守在金狮面的十二大队最终下落不明…… 2月初的一天，彭德怀、滕代远带着剩余的不多人马，踏着茫茫积雪，沿着荆竹山、大汾，向赣南方向突围。 李了林在当时还是一名少年先锋队员，但他同样参加了第三次反“会剿”的残酷战斗。对跟随红五军突围的情景，他尤其终生难忘： “农历腊月十九日这天，宁冈方面的敌人找人带路摸进了黄洋界哨口，结果口子被打开了，八面山也打进来了。彭军长组织部队去救援，但力量不多，也来不及了。彭军长和王佐在茨坪就集中了各哨口的红军和医院的伤病员，然后指挥部队于十九日从茨坪撤到下庄，准备从朱砂冲那边冲出去。但前面的路被敌人堵住了，彭军长在下庄把部队停下来。这天下午，天开始下起大雪了。彭军长和王佐就在田菜坪这个村召开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红军之外，还有遂川县委、县政府的人员，有赤卫大队、区赤卫中队、酃县赤卫大队和我们少年先锋队以及红军的伤病员等近二千人。整个村子都坐满了人，人和枪密密麻麻的一片。彭军长骑在一匹大黑马上讲话。他说：原来决定我们留守后方，但敌人现在打进来了。现在要守哨口是困难的，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下决心杀开一条路冲出去，以后找机会我们再回来。这个会开的时间不长，会后，决定王佐带领红四军三十二团分散在井冈山上打游击，彭军长带部队向遂川大汾方向突围。突围之前，为了保守行动秘密，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在下庄的新屋田里用梭镖捅死了。接着开始突围，遂川县政府赤卫大队第三中队在前面带路，我们少年先锋队走在红五军伤病员、县委、县政府机关的后面，遂川县赤卫大队二中队和酃县赤卫大队断后。突围的路线是：由下庄田菜坪到河口，再通河西陇，攀上了老井冈山村，然后到荆竹山的火烧冈，在那里过了夜。二十日清晨我们又继续往前走，翻过大坳背到达上烟、长坪村，经过樟坑，从石门岭的山脚下来到竹坑就天黑了，我们在竹坑又住了一晚。两天一晚的急行军，有时走的是羊肠小道，有时要攀登悬崖峭壁，有时要翻越高山峻岭，真是荆棘载途，道路艰难。我们许多人的衣服撕破了，皮肤划破了，鲜血直流。特别是从突围那天开始，就没吃一点东西，又饿又累，走累了真想坐下来歇一下，但一想到冲破敌人的包围保存革命的力量，我们又一股劲地往前走。竹坑住了一晚后，第二天早上又开始向凉山方向前进。” 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背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其中，井冈山的失守，成为彭老总的罪状之一。1969年的国庆节后，《人民日报》一篇通讯员文章更使彭老总发指。 对于井冈山的失守，彭德怀有自己辩证的观点： 守井冈山有正确的，有错误的，然后又是正确的。经过这样的过程：开始以红五军五个大队守井冈山既设阵地，吸引敌人攻坚，疲劳消耗敌人，是为了使我转入外线的红四军能机动打击敌军，配合红五军打退敌人围攻，这是正确的。后因敌情变化，红四军受到李文彬旅的袭击，他们放弃配合保卫井冈山，经赣南出问西。他们当时只有这样做才能摆脱困难，保存自己。这时，红五军就成了孤军固守井冈山，敌军优我三四十倍，那它总会把井冈山打下的。在这种情况下，坚守井冈山就成了错误。我们当时不明了红四军的情况，如能及时了解情况，早一两天突出包围，那就要比较安全些。井冈山有五条要路，三条路被敌人攻破了，五军决定突出重围，保全红军，避免被消灭，然后再图恢复边区和井冈山，这是正确的，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样的事，在当时并不是那样容易决断的。如果预先没有一点准备，就很难设想。 可是，事过四十年的1969年国庆节后，《人民日报》的通讯员，说这是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照他的意思是不要突围，而要同敌人把自己拼光，那才是要根据地，那才是执行毛主席指示？他自己违反毛泽东思想，却自封为毛泽东思想，他是投机分子，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敌人闯进井冈山的那一刻，也就是他们实行大屠杀的开始。 “会剿”敌军攻入五大哨口后进入的第一个村庄是小井。很快，他们便在小井掀起了大屠杀的第一个高潮。 湖南敌军偷袭黄洋界成功后，从金狮面方向直扑小井。小井红军医院的工作人员和伤病员一百三十多人猝不及防，来不及转移，全部落到了敌人的手中。 敌人一把火烧毁了建成不到一个月的红军医院后，又将一百三十多人全部赶到医院旁边的一块稻田里。 这时候的井冈山，早就坚壁清野了。敌人闯进小井，没有发现一粒粮食，一根枪支，便把全部的怒火发泄到这些手无寸铁的医务人员和伤病人员身上。但是，几番拳打脚踢和严刑拷打，敌人还是一无所获。他们终于使出了最后一招，架起了三挺机关枪。 一阵疯狂的扫射，一百三十多名医务人员和伤病员像风干的稻草一般成排地倒下，尸体堆成了一座小山…… 由于年代的久远，当事人又无一生还，现在我们已无法全部知道他们的姓名，经过多方的查询，我们只查到了十八个人的名字，他们是： 医生：资彬、徐鹄、谢秋月、吴海泉、吴文奎； 湖南宋阳籍伤员：李新华、徐新、李玉发、邓颖发； 湖南安仁籍伤员：汤新民； 湖南湘西籍伤员：彭振辉； 湖南浏阳籍伤员：王起荣、李世新； 江西永新籍伤员：朱娥龙； 江西宁冈籍伤员：吴鸿录； 湖北籍伤员：王梅朵； 北方籍伤员：吴凤阁。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些留下姓名的和没有留下姓名的死难者。 给我们提供这份珍贵名单的，是当时小井红军医院的管理员董青云。他1928年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一开始在二十八团当战士，在一次战斗中左脚负伤，送到红军医院治疗，脚治好后便留在了医院，开始负责管理第四组红军伤病员的工作。 董青云也许是小井大屠杀的唯一幸存的目击者，他说： “敌人袭击红军医院时，轻伤员和工作人员都往山上突围了，只有一百多名重伤病员没有办法突围。这一百多名重伤员，当天被国民党反动派全部拖到小河边一块田里用机枪扫射。我躲在对面山上杂草树林里看得很清楚，先是一个个被拳打脚踢，痛得躺在田里，然后开枪。我流下了眼泪。” 小井的屠杀，只是“会剿”敌军闯进五大哨口后的第一幕。接着，他们又在大井、中井、上井、下井、茨坪、荆竹山、白银湖、下庄、行洲等地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屠杀。 屠杀的方式，也有多种类型。仅我们现在所知，就有打地雷公、踩杠子、钉四肢、香火烧、艾烟熏、抽脚筋、锁颈骨、挖眼、挖心、剖腹、剥皮、点天灯……等等。光听这些名目就已使人毛骨惊然。 据说，点天灯和刀割是最残忍的方法。点天灯是将抓来的人毒打一顿，然后浇上煤油，用绳索吊在高处，点上火活活烧死；刀割是从被害人身上割下一块块鲜血淋漓的肉，强迫被害人自己吃下，这样一刀刀将人割死…… 正规“国军”屠杀过后，当地的四大屠夫，遂川的肖家壁、酃县的贾少棣、永新的尹豪民、宁冈的肖根光又开始粉墨登场，开始了新一轮的屠杀…… 还是枯燥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1926年，宁冈县有九万余人，屠杀过后，锐减至三万五千人；永新县原有三十万人，屠杀过后，只剩下二十万零三百七十人；原有二百多人的茨坪，被残杀六十四人；大井村被害人多达一百三十六人，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二…… 在屠杀百姓的同时，百姓辛辛苦苦盖起的民房也被付之一炬。永新的小江地区，被焚烧了七昼夜后，烧毁三分之二的房屋，共计两千五百七十栋；宁冈的茅坪、大陇、乔林等乡，被烧房屋均在半数以上；黄洋界下的源头村，五十多栋房屋全部被烧；坝上村有房屋二十栋，被烧十三栋；成村、周山两村原有房屋三十三栋，被烧二十三栋…… 在根据地的中心，许多村庄被反复烧杀，大井村被反复烧杀九次，下井村被反复烧杀十三次。五大哨口之内，本来房屋就不满四百栋，烧毁的就达二百多栋。从下庄至荆竹山的五十余里内，所有的民房尽为灰烬…… 1929年2月的井冈山，“万户萧疏鬼唱歌。” 井冈山在铁蹄下呻吟，但是，生活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的人们却一刻也未停止过对苦难的抗争。 掩护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突围之后，王佐把红五军中失散的官兵收拢起来，与三十二团官兵合在一起，又组织起大小五井一带的老表，撤到了深山老林里。 走出绿林两年的王佐重又回到了熟悉的山林。尽管敌我力量悬殊、环境非常恶劣，但王佐率领的队伍还是给“会剿”的敌军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与此同时，茶陵、永新、宁冈、莲花等县的地方武装也在各地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 按照五军军委和特委联席会议精神，特委没有离开边界。1929年2月，原特委常委宛希先首先出面，在永新九龙山区召集党的联席会议，产生了以朱昌偕、宛希先、刘珍等人为领导成员的临时特委，指挥边界的一切，并负责清理和收容工作。 3月11日，和彭儒在井冈山躲了两个多月的特委副书记陈正人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也到了永新。终于，在3月14日，召开了边界党特委的扩大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特委，边界党的工作慢慢步入正轨。 蒋桂战争让朱毛率领的红四军主力摆脱了追兵，也让井冈山大大松了一口气。井冈山的正规“国军”部队陆续撤走，最后只剩下永新的一个正规团。 边界特委没有放过这个有利时机，迅速从宁冈、永新、莲花、茶陵等地抽调人员、武装，加上王佐部队和红五军一部，组成了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由王佐任团长，李灿任副团长，下辖两个营，王佐率一营活动在大小五井、茨坪一带，李灿率领的二营活动在宁冈、永新一带。 4月，独立一团全歼驻守茨坪的二百多名反动民团，接着又收复了宁冈、莲花等地。井冈山根据地在艰难而逐渐地得到恢复。 此外，王佐做的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是在小井除掉了为二百块银洋而出卖黄洋界的陈开恩。 4月初，彭德怀带领突围出去的红五军终于在瑞金与红四军主力会师。 4月8日，前委会议在赣南的于都县城召开，会议决定：红四军留在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恢复井冈山根据地。 与突围相比，红五军这次重返井冈山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二十多天后，红五军回到了茨坪。 彭德怀又看到了熟悉的井冈山，不过，除了这山这水没变外，他几乎认不出井冈山来了。两个多月没见，他眼下的井冈山已是满目疮痍，面目全非了。 按照前委的指示，彭德怀代表前委在茨坪的北桥向大小五井一带的百姓每人发了一块银元，让大家重建家园。 这时，湘赣边界红军独立一团编入红五军，为五、六纵队，李灿为五纵司令，王佐为六纵司令，何长工仍任王佐部的党代表。 1929年5月，火红的杜鹃又鲜艳地开遍了井冈山的山山岭岭。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