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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不希望他再打“官司”，因为那太耗生命，他不该再那样呆！世界上哪有事事公平的？你又没有济公的本领，“哪有不平哪有我”，你还能潇洒吗？ 当年在河北，他为房子问题打了一场近三年之久，经历了两届省委，最后惊动了中央纪委、《人民日报》才算了结的官司；那场官司后，有作家柳萌在《新观察》杂志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名为《房子风波》。人民文学出版社邀他本人把这三年官司写一部长篇，他答应了，但后来听了老朋友劝告没有写。人们说，你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或者可以叫失败的胜利者，你的官司得到了省委书记支持，发了红头文件，得到《人民日报》支持，发了半版的调查报告，得到了中央纪委的支持，书记做了批示。看表象，你是胜利了；其实呢，你失败了！你本人耗了三年生命，你得罪了多少搞不正之风的人以及这些人的亲朋好友，你得罪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们到处骂你，败坏你，你不处处都感到别扭吗？！你若想在这儿生活下去，劝你别惹事生非，不要再得罪人了！千万不能写什么作品，那样你就别想安宁了。听人劝，吃饱饭，他记住了朋友的劝告，那个“失败的胜利者”没有写，据说，他的长篇提纲都列出来了。 那是发生在1982年的故事。 方燕的“5·16反革命”问题，是1970年由我先成了“5·16”之后而被牵连进去的，说这是“北大5·16网”。因为恰在那时，我因心情苦闷，去了一次东北，见到了在东北工作的老同学方燕，他还陪我一同从长春到了哈尔滨……我回北京不久，被隔离，随后他也被揭发成“5·16”，我给他的信全部被他的专案组收截，他本人没有见到。一直到林彪爆炸死在温都尔汗后，“5·16”问题才渐渐清楚，我们先后在1972年底“解放”，到1979年三中全会后，才彻底平反。此时，他从东北来信说，他因为在东北经历十年动乱，有六年当“反革命”，心里留下病根，一见那些地方触景生悲，毫无温暖之感；加上他的小女儿患过敏性哮喘，环境过敏，刚5岁多，便已住院抢救50多次，医生建议换个生存地方，也劝易地治疗”，可救孩子性命。因此，他决定调回河北老家，河北省也正招贤纳士，愿意接收他全家。 1979年年底，他全家迁到河北省石家庄。 从为他彻底平反后，他的本性又出现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又见到真正的共产党了。他激情满怀，歌颂新的生活，仿佛还是那个热情的年轻人，还是那天真的孩子。不是这种本性本色的性格，便不会发生后面的风波了。 他回到故土，便写了一部歌剧《泥土之歌》。这也是他调到省歌舞剧院的第一部歌剧。当时中央文化部正向全国征集歌剧本。《泥土之歌》让大家耳目一新，在全国送来的九十多部歌剧本中，这个剧本被选成“一号种子”。中央歌剧院老领导海啸、刘莲池看了非常高兴，马上派人去找方燕，请他马上来京与作曲家合作修改剧本，决定立即投入排演，作为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部歌剧与观众见面。他所在的剧院领导闻此信息急了，马上电告在长春写电影剧本的方燕，说不能答应中央歌剧院，你是我院的编剧，我们有首演权！这时有两种选择摆在面前，朋友们说法不一。有的说，省的水平肯定不如中央歌剧院，为了你的作品获得成功，应该交中央排；有的却劝说，不可！你端谁的碗听谁管，你既是歌舞剧院编剧，本单位绝不可得罪，这也是组织观念。第一个剧本排了，以后你分房、提升都有好处。方燕一想也是，便决意谢绝了中央歌舞剧院。 就在这时，两栋给知识分子建造的新楼房落成了，马上要进行分配。这是在省召集的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一些歌舞演员、艺术家提出住房严重困难后，由省委领导拍扳建造的新楼。 房建成，剧院领导组建分房委员会，实际是聋子的耳朵，院领导早已把房子内定下来，那些一直巴望分房的艺术家们却没有份。 内部消息传出来，炸了！他们纷纷找到方燕，诉说分房中的不正之风，激起了方燕的义愤，他是党员，便在党支部会上把群众意见反映上来，当时，支部正组织党员学习新党章和政治生活准则，他想应该真正执行。党员应起模范作用，这新房应首先让给非党同志，最好是咱党员一个也不进新楼，这必然会大大提高党的威信，有助恢复共产党的形象。这一片言辞虽无人反对，却惹当头头的心中不满，暗骂他书呆子，不识时务。党员也是人，也要有住房，有谁还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谁还当那傻瓜？ 不得好处，人这执政党有啥用？ 他本来对分房事不大关心，他正专心修改剧本，没想到反映越来越强烈，那位歌剧作曲老肖，便是一家三代五口挤在一间小屋里多年了，这回却没有他家的新房，他还写什么曲子？自家的曲够难唱的了！方燕又去找老院长反映情况，老院长劝他说：“你放心，你的住房我己留下来了，别人你就别管了，专心搞本子吧！” 如果他不呆傻，老院长的话已说得那么清楚，他听了也就好了，哪知他的牛犟劲又上来了，竟按书本和党的章程说话了：“我反映情况可不是为我个人要住新房，我主张我们党员应该让，不要和群众争，咱们这样办了，我想胡耀邦总书记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胡耀邦同志不是讲了么，如果党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在苦干年得不到根本好转，就会变成不治的癌症，这可关系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我们都是党员，为何不能为党分忧，为党风好转尽一定力量呢。”他说得很激动，老院长听着并不发火，以微笑对之，最后说：”你的意见很对，我们研究研究。”他信以为真，便回去捉摸剧本去了，他的剧本就是写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他想舞台上怎样演，在生活中也应怎样做。 老院长说“研究”，那是托辞，他们的方案丝毫未变，知识分子们急了，黑夜聚在他的小屋不走，要方燕代表广大群众仗义执言。第二天，他便去了文化局找到局长办公室，说领导正开党组扩大会，他闯了进去，人们都愣住了。“你有什么事？”一位副局长说，“我们正商量大事，你有什么话，今后再说，你先走吧！”他急了，竟站立在正中，说：“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组开会，还有什么事能比生死存亡的事更大？”他激昂慷慨毫无惧色，大家惊愕，局长答应了解一下然后去解决，他这才退去。出门后，他竟听到屋内的笑声！ 局长们也是把他推出完事，并没解决此事，僧多粥少，都想要房子，有意见还不是常事；也不认为老院长把好房子留给主要领导有什么不妥。老院长知道方燕竟去文化局告状，颇为不满，真是不识好歹，有你的房子就得了嘛！这就更让老院长我行我素，决定马上按内定的房号发钥匙突击搬家，让生米做成熟饭，谁也便没法改变了。 方燕这呆子不甘心，他想明明我是符合共产党要求的，为何共产党的领导却不实行，要应付，支应？他听说剧院在发钥匙，马上跑到省直党委反映，书记全力支持他的行动，马上打电话，要剧院停发钥匙，纪委马上去调查。得到新房的住户都骂他不是东西。他们得到钥匙，便有人鼓动连夜搬家，于是剧院得房人庆乔迁，电灯通宵不灭，把家具搬进新房，有人还放鞭炮喊：“崩崩瘟神方燕！” 只有三个正副院长没有搬，空下三套最大的三室一厅。 矛盾尖锐化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开始了。为此事，方燕骑虎难下，如不斗争出结果，他也就没法再在这里呆下去，这时他的那部歌剧已不可能再排，他和老院长没话可说，他只有给党，给省委领导们一一写信，求得支持了。他一国又一回地写信，后来干脆来个刻印，分发各领导，九个月过去，石沉大海，没任何消息！那时省委领导换人，几套马车，谁去管这种小事？ 秘书见又是这个呆子写来情况，早扔到一边去了，几十位领导，竟无一人批示。人说打官司告状反映情况都要认识人。走后门，方燕便想走此路，正巧，当年的十分区司令员，后来到七机部当副部长的刘秉彦调来河北省委当副书记，他便找到他，讲起当年往事，刘司令员依稀还有印象。他把材料交给刘书记，又讲了情况，刘秉彦说：“我就可以批示处理，你再给我几份，开省委常委会时，我亲自交给金明、江一真、李尔重同志。”方燕兴奋极了，以为这回可找到门了，他马上把消息告诉给那些等房子的艺术家们，他们无不兴奋不已！ 金明等领导真的全批示了，要查处此事，然而却没有人来查，没有动静。原来是批到宣传部，那常务副部长兼文化局长，用一个反映情况不实回答了省委，此事便不了了之。 方燕好生奇怪：难道这明显的不正之风就真的没人管了？这样下去，党不完了吗？我是党养育的儿子，党完了，我还不完吗！他又找刘秉彦书记。老司令员嘱咐他：“如今不像战争年代了，你要学习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还要侧着身子战斗才行，急不得的！ 正在方燕苦闷之时，中央调来高扬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金明。江一真等全调离了。这给了他一个新的告状机会。当他从电视新闻里知道这一消息后，连夜给高扬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这个斗争过程，心想，有枣没枣打一竿，死马当活马治吧，高扬刚来河北，也不一定顾得上管这小事，他不抱希望了。 不抱希望的事却有了希望，第二天的晚上，一个陌生人来到阴暗破旧的筒子楼，打问方燕可住这儿。方燕开门请进，打量此人并不认识，那人自报：“我是高扬的秘书。高扬同志让我来看看你。你的信，高扬今天见到的，他想和你谈谈。明天晚上怎么样？到招待所去……”方燕竟怀疑这是做梦！ 第二天方燕见到高扬，高扬说：“你是党的孩子，党保护你，不怕歪风邪气打击报复！” 方燕的热泪滚滚流下来了。他仿佛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这么亲切的党的声音了！高扬说，这种不正之风要刹，必须抓实，还要一抓到底，只在材料上批个字，没有人具体落实检查怎么能刹住歪风？！现在的问题是缺少民主监督，那些谋私利的有权者胡作非为也没有人管呵！ 高扬老人说得太对了，太好了！方燕把这位老革命家的每句话都记在心里，十分敬佩。他仿佛是和自己的老人说话，没有一点拘束。 高扬把材料批给省纪委要他们认真查处。此时，老院长也做绝了，他恼羞成怒，让人去东北调查方燕的问题：他这样闹，在“文革”中肯定是造反派，说不定是“三种人”，听传闻他有人命，把长影的一个副厂长打死了！如果查出有问题，他今天就是破坏安定团结……这一来，斗争变成了“你死我活”，方燕更无妥协的余地。这种打击报复的行为，使老院长自己走到更错的路上。 在高扬到河北省之前，方燕给《人民日报》群工部写了一封信反映此事，半个月后，两名女记者来做客观调查，不带任何框框，就建房、分房全面了解，记者回京，没了音讯。省纪委的检查也没有结果，不知何故，方燕心里急躁起来，以为有省委第一书记过问了，还不很容易解决？他急切要见省委书记反映新情况，他怕老院长的打击成为事实，可听秘书说高扬正准备去中央开会，没有时间，只有等半月从中央开会回来再谈了。他如坐针毡，心急如火，问秘书同志高扬去开会何时动身，他说今天下午一点的炔车，现在已十二点。方燕没有回家和妻子商量的时间了，他向朋友借了点钱，从火车站买了张站台票，便上了快车，直奔软卧车厢去找高扬书记。 “哈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车厢里？你可真有办法呀！”老人乐呵呵地对方燕说，让他坐在一边。他说：“高扬同志，我知道你太忙，没有时间，我想到火车里跟你汇报他们对我打击报复的事。”高扬笑呵呵他说：“不用那么紧张嘛！你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他们能把你怎么样？！这时候还能像‘文革’动乱那样，说整你便整你吗……”这两代人谈话很融洽，他们从石家庄上车，一直说到丰台，方燕这才离开软卧。 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人民日报》准备发表作家方燕的来信和记者的调查报告，清样出来后寄河北省有关部门，要求一个月内回复。方燕把高扬开中央全会的消息告诉《人民日报》记者，记者便又亲自把大样送京西宾馆，没想到高扬却不同意发表此稿，说他正处理此事，待有了结果再见报。高扬从北京给省纪委打电话，要他们拿出处理意见来。省直党委纪委见到《人民日报》清样稿，认为符合实际，同意刊发，盖上公章寄回了报社。一个月，未见河北省纪委的处理意见，《人民日报》按时把此调查报告和作家方燕的信发表了，整整占了半版，大标题是“为谁建房，给谁分房？”这天是1982年9月25日。 这张报纸对搞不正之风的人是晴天霹雷！使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方燕向我激动他讲述当年引起的巨大震动，这是可以想见的。不久，方燕收到全国各地知识分子的上千封来信，有的说，感谢你为知识分子说话，你写的事情太普遍了，因为你的信，使我得到了一套新房，我单位的分房得以按政策落实。有的信上说，你是作家，但我还没见到你别的作品，你这封信，我想比你任何作品意义都大！ 高扬同志主持常委会，批评了省纪委办事拖拉，对他的意见没认真办。之后，省纪委发出红头文件，对搞不正之风压制民主的老院长等给予了批评，支持了方燕反不正之风的行动。省委纪委通报指出：“省歌舞剧院领导不仅不认识错误，还拒绝批评，压制民主。方燕同志将建房分房中的问题向有关单位反映后，院领导大为不满，以剧院名义写报告，散发有关领导和报社，不仅否认建房分房中存在的问题，而且无理指责方燕同志，甚至派人到方燕工作过的单位调查方的问题，这一系列压制民主的行为，造成了恶劣影响。” 然而，生米做成熟饭，确实已没有办法改变，纪委同志和方燕谈话时说：“已经分了，大多数是群众，不好再搬出来重分了，你理解我们搞纪检的困难吧？但一定要让剧院领导在全院做检查并向你道歉，把整你的黑材料当众销毁。” 这些话，很快得到落实。 但是，斗争的实际目的，纠正不正之风，按政策给知识分子解决住房之事却说没办法解决，只能是下不为例，得到的使得到了。院领导搬出来的几套房，却迟迟不敢动，这要等待时间。因为得罪了院领导，那一部本可以在全国叫响的歌剧，没有再排演，中央歌剧院也早选用了别的剧目。 一年以后，省委领导知道作家方燕一家4口仍挤在筒子楼的一间屋里，便指定让他搬进那空闲了一年半的老院长搬出来的房子里。方燕不搬。他说：“我一家搬进新楼，别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们怎么办？人们会说，我反不正之风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住房，我还怎么面对大家？”他坚决不要。此事让高扬得知，说了句：“真是个书生广便命新任文化厅长亲自把钥匙交给方燕，两天后省委领导要亲去他的新家。作曲老肖劝方燕：“搬进新楼，就说明了我们斗争是对的，搬吧！” 这样无可奈何，带着苦笑，他搬进了新楼：三室一厅，面积70平米。果然，两天后，省委文教书记到了方燕家。 省委书记关心作家住房的一则新闻刊发在《文学报》、《文汇报》上。 《人民日报》将由此事引起的全国数万封信反映建房分房不正之风的情况上报中央纪委。王鹤寿书记做了批示。不久，中央纪委发出为纠正建房分房不正之风给全国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信。 方燕此时心稍安了，他付出了代价，总算对全国纠正不正之风起了点作用，总算尽了一个党员的责任吧！ 可是几乎所有关心他的亲朋挚友都对他说，你不该做这种蠢事，你真是个书呆子！你的胜利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如果不是高扬调来河北，你的结果便不堪设想了。以后可别再做这种呆事、傻事了。你们的老院长，其实也冤，比他搞不正之风严重的人大多了，他这点事算什么？提不起来！他倒霉就倒在碰上你这个认真的书呆子了，逼得他犯了更大的错：整你的黑材料，搞非法外调。如果当时你按照他的意见做，你有了房住，还排演了你的大歌剧，省了你多少精力，少得罪多少人……你那样生活得不更好吗？ 方燕三思友人们的话，觉得有理，自己应该学聪明一点了。 可他本性难移，这便是他的性格悲剧。 十多年过去了，他又打什么官司去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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