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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方燕在此后发生的一切，我的心难以平静：我难过，为他的命运，为他的生活；我难过，为在90年代，在首都北京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竟把一个不想惹事，害怕得罪领导，忍受艰难困苦的高级知识分子又逼到了一封封给市委领导以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生存问题的路上，甚至把他逼到想以死解脱痛苦，以死和官僚们进行最后抗争的可悲地步……回忆这些是不快的，但我必须如实地记录下来，因为他是我们的北大同学。这是历史。也许那些做了高官的同学想像不到他曾有过自杀的念头！事情早已过去，他自己也仿佛在做梦：我怎么会想到死？还要死在市委书记陈希同家的门口？是的！你是这样想的，你在街头给我打了电话……让我从头说起。我的手头有他写给各级领导的信及有关文字材料。是他说，如果我死了，这些遗文就留给你吧……我这才听他讲述了这些文字的来历……他先给我看了1991年5月13日《北京晚报》上发的方燕的散文《北京公民》，文章如实记下了他全家调来北京的过程。他写此文的心情是愉悦的——1989年初。我把户口迁移证交给丰盛派出所，办好落户手续后，那位女户籍员用甜甜的北京音说了，一句：“好啦！从今儿起，您是北京公民啦。”——我久久难忘。这声音，这笑容，时时让我想到：北京公民应有的素质和责任。 人生是个圆吗？三十年前我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全国文联，那是许多人羡慕的单位。工作一年之后，党中央号召精简机构，支援边疆，我出于青年人强烈的事业心，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到长影去。不少朋友闻讯跑来劝阻：“你可要慎重，出北京易进北京难哪！也许你只有离开北京才能更体会到在北京的优越性，那时你后悔可就晚了。北影要你，你去北影岂不更好？” 那时年轻气盛，一心所向，百折不回的劲儿，使我对多好的话也听不进去。带着浮肿，迎着刺面的风雪，飞过山海关，满怀豪情走进长影的大门。 不几天，我便对北京产生了强烈的思念。是的，只有离开北京，才感到作为北京公民的光荣、幸福。 时光蹉跎二十八载，我又回到了北京。老朋友也都两鬓如霜，感慨他说：“你为什么不把家属孩子一块儿弄来？是钱不够吗？不要舍不得送礼，一个人花一万都不算多！” 我笑了，如实相告：我来北京，一分钱没花。他惊愕，半信半疑，猜我有“中央”级的“硬后台”。我说没有，他似乎仍不信。不好多做解释。他谆谆告诫：“家庭进京要早做准备，没有二三万的积累，肯定办不成，不信你试试！” 这些年我也听了不少传闻，说为了户口进京，送彩电、摩托车并不稀罕；一个户口送一万元是常有的事儿。说得有鼻子有眼儿。因为腐败现象的存在，人们对传闻往往都信以为真。如果在五六十年代，我会立刻反驳一番的。现在只有沉默。 喜从天降，我没有精神准备。上级人事部门领导主动关心我，说中央对高级知识分子关怀，要求尽量优先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并给我一张表格要我填写。妻子没有想到，竟说出“这不是共产党回来了吗？”这句傻话！表送到市人事局调配处。调档案，开有关证明，补身体检查……这一切办妥，调配处领导批了，向河北发函，一共用了二十九天。我告诉关心我的朋友。祝贺，惊愕！一致对我说：对人事部门的同志的热情关心，你无论如何要有点感谢的表示。 我给调配处具体办事的小陈打电话（说明一下：我与他们都素不相识，姓名是打听出来的），请他告诉我他及领导的家庭住址，以便拜访。电话回答：“谢谢！您的心思我们明白，不必到家里去。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放下电话，我涌出了热泪。 我把这事儿告诉朋友。他们相信，我说的不是天方夜谭，是实实在在真实的事儿。 此刻，我想到，我们都是北京公民，我应怎样无愧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1993年4月开始的“非法占房罚款”一直罚下去，如果没有马仁院长和小夏主任打击，方燕也就忍下去了，反正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借钱过日子也习惯了，这种受压抑的生活也有好处，它给孩子以深刻的教育：要争气，以后再不过爸爸这种窝囊日子！记住，你的爸爸是穷作家，没权势，没后台，只有你们自己努力去改变命运。生活的教育是深刻的，刻骨铭心的。那些生在高干家的子弟，没有这种生活，便难体会普通百姓的这种感情。 方燕的儿子从这间导演室走出去了，他以优异成绩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提前录取。但方燕认为：他报错了志愿。儿子随老子，不会搞人际关系，犟种，绝不是当官的料。已经考上就好好上吧！ 方燕的小女儿在罚款的日子里就住在这间导演室，填写表格，被八中保送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了爸爸的校友，然后在这间屋里，整理出版了她在高中时写的散文集。她一直整理修改文稿到深夜，为的是早日出版，用这本书的稿酬，偿还因罚款而借的债，给父母减轻一点压力。 1993年9月，方燕的女儿把这间屋子清理出来，提上行李，去北大报到，10月份方燕通知剧院：我们把“非法占房”交出来了，请从本月停止罚款。 小夏听到此消息，心中怀疑，本想对他进行打击，让他家日子过不好，竟想不到他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还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 办公室的人向方燕祝贺说：“这可是大喜事，你应该请客呀。” 书呆子竟不明白这种提醒。如果他是聪明人，趁此机会请夏主任，或暗里送点礼，以前的矛盾也许便和解了，就不会有后面的事儿了。他就是因为不知送礼上供，才和马仁、小夏搞僵的嘛！ 书呆子听不懂那提醒的话，反而扔出一句难听的话：“每月罚款150元，我们家连吃饭的钱都要借，还有钱请客？那一千多元够请客的了！” 夏主任脸面铁青，却没说话。 1993年12月30日。方燕左思右想，决定给万副市长、文教书记写信。不写，心里头憋闷：妻子严重失眠，每夜都睡不好觉，总叨念这些事，他也忍受不了！那无故罚款就算白罚了吗？ 人家打报告查你，就不弄个水落石出吗？你这个书呆子，软松货！ 半夜，拉开灯，方燕写信。 万展同志： 向你拜年！ 在这一年里，得到您的关心，我全家感激之至！新华社记者见我家惨状，写了内参，希同同志批转给您，您便想给解决；但由于剧院写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报告给您，您便感到棘手了。您和这个剧院关系密切，有人可以直接找您，您会完全相信这级组织的报告，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事。但许多事情也坏在这里，下面为了保自己或讨好上级，常常用说谎欺骗领导，给事业带来损害，而领导却被蒙在鼓里！ 因此，我希望能找您面谈，谈谈剧院真相。如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请让秘书通知我。 我的北大同学刘绍棠知我真情，他给您写信，但未得回音。 他还要为我呼吁。 您也许早已忘记，1958年您当建筑青年突击队队长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学习。我曾接受团市委领导指示采访过您，写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朗诵诗，在北京市宣传总路线誓师大会上朗诵，其中写了多面手万展。 如今您当了副市长，仍管城建工作，有多少房都握在您手里。而我调回北京已五个年头，还是无房户，暂住在剧院办公室里……我是国家一级作家，应该落实高级知识分子政策；我1946年参加革命，应该落实老干部政策；我妻是民进会员，是受全国表彰的优秀家长，也应考虑落实对国家表彰人员待遇的政策；我是烈属，国家有优抚政策：我女儿是中国作家协会最小的会员，多次获国际国内大奖，也该有个栖身之所吧！ 如果是由于剧院那不切实际、歪曲真相的报告，使您很为难，我诚恳要求，将此报告复印一份给我，我将按事实反驳，以正视听！您也可以由此事引发思考，看您所信赖的下级领导是怎样欺骗您的。 秘书同志，请您务必将此信转交万展同志过目。请体谅一个老同志在困境中的心情！ 此致 敬礼 方燕并全家敬上 1993．12．30。 他又给市委常委、文教书记写信，也约面谈。他写道：“据说，万展的意思是将我调出剧院，否则不可能解决住房，而此事只有靠您亲自过问了。如果不是剧院马仁等人逼人、欺人太甚，使我无法生存下去，我实在不愿去麻烦领导，给领导写信。我要求给我一家生存的权利：住房、吃饭；我希望两个孩子能有家可归，春节能够团聚！” 这真是诗人的天真！他想以理服人，还想以情动人。因为他写信时眼里含着热泪，他想以他的条件，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领导解决住房，以他诗人的真诚，赤子之心，一定能感动领导，最低也能把秘书感动吧，只要当官的有情，不会不关心百姓的痛苦。 他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的，他对这个“革命大家庭”的印记太深，他想的还是过去那样的人和人的关系，由于和高扬老人的接触，他又加深了那种对大家庭同志关系的感情。 两封信全交给他的秘书长同学，肯定能收到。他想像着，掐算着……盼着像那年给高扬写信，秘书第二天便来找他，然后让他去当面谈话……他失望了，有点伤心。他的思想实在落后于现实，他不知道，今天当官的有多么忙，每天不知要处理多少问题，比你的事重要的太多太多了，哪有时间去找你谈话，耽误宝贵的时间。你有痛苦？就像你有病去找医生，总觉着病给你带来多大疾苦，你想让医生感动，对你的疾病高度重视，给你认真治疗，开最有效的药物……可医生听了你的述说，脸上很平静。不必奇怪，你不知道他每天接触的病人太多太多了，他听惯了，听烦了，甚至有些麻木了，他表现出来的冷淡。冷酷也就难以责怪了。 当官和当医生的相似。他面对那么多要处理的“脖，能够都有动于衷吗，那不把人累死！ 所以，我总劝说像方燕这般有呆气的知识分子：放弃这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当官的关心。支持和恩赐上。不要浪费精神去找他们求援求救。别烦人家，让他们安宁些吧。你们应理解当官的难处，理解万岁嘛！ 因为两封信没反应，方燕又去找秘书长“导演”了，他怀疑是否交到了。秘书长说：“肯定见到了，也肯定不会找你谈话。 他们太忙，何况这是你一个人的住房问题，人家下级给上级写报告，也是人家的权力，这也难说有什么错。你若想让领导重视，除非找刘绍棠和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联名给陈希同写信……还是那意思，你的问题没让当官的本人感到对他的官位有影响，他是很难过问、重视的！” 这真是至理名言，只有熟悉今日官场的秘书长才有这种体会。 方燕和妻子去找他的老同学刘绍棠，说出秘书长的意思。绍棠是市人大委员，说话爽快，反映敏捷，因偏瘫不能离开座椅，但对方燕仍欠起身热情握手。他说：“领导最腻歪联名上书，这是给他加压力，形成反感，便更难办了！今年二月开市人大会，我为你在人大会上发言呼吁吧。”他还帮助想办法：“珊月不是受过李鹏总理接见吗？他一定还有印象，你不妨给李鹏写个信，只要能得到总理一个批字，市里就重视了。万展那儿我得问问，为什么不给回音呢？珊月是民进会员，我建议你们也找找民进领导方向明，他是市人大的副主任。如能和他谈谈，他会主持正义的。” 方燕和妻子还未见到方向明，便感到方向明了。 就在他们和绍棠商量时，剧院院长马仁和夏主任已商量好进一步整治方燕的办法。马仁告诉艺术处负责人：“不能给方燕发年终奖。他不干正事，整天去告剧院，搞得剧院不安，我们不能奖这样的人。还有，你们可以通知方燕，今年剧院不聘任他了，工资还可以发给他60％，但不能用了。” 停聘，不再聘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让他下岗了。 方燕回到剧院便被艺术处的处长唤到办公室。今天是集合的日子，发年终奖金300元，方燕想这下可以过年了！但却一直不叫他的名字，直到没人领了，他问：“怎么没叫我？”此时处长才说：“院里说没有你的年终奖。“”“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完成工作任务。”“我什么任务没完成？你们给了我什么任务？今年在没给我任务的情况下，我写了一个戏曲剧本《燕赵石》，要拿出来吗？毛主席诞辰百年，要排演小节目，我都写了……你们说，有什么任务没完成？” 聘不聘用，是他院长的权力，方燕无话可说，临出门喷出一句带火的话：“他院长想置人于死地！我不信共产党的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马仁这一招很损，却也是常用之法，这是领导权威所在，你不听话，便摘你的“鸟食罐”，让你没饭吃，看你老实不老实。这两年一些工厂厂长利用“优化组合”之名，让得罪了他的工人下岗，暗中报复给小鞋穿的事屡见不鲜，马仁用的就是这一招。 这年国家实行岗位工资制，方燕属于国家一级编剧，相当正教授级。他又是1946年参加工作，是第一批评定的职称，所以工资最高是950元，马仁身为院长，副局级待遇，那工资却不如方燕，也心里来气，不聘用方燕便只发60％，那就是570元了。 这样他心里好受。 方燕当然不好受。凭什么不聘我，让我下岗？这是打击报复，明目张胆给小鞋穿！两个孩子上大学，一人一月300元，就得600元，日子还是艰难的，为了生存，他被逼上梁山，只有斗争了！下岗没事了，正好全力以赴。 方燕夫妇照绍棠的指引，去北京市民主促进会找方向明，不在，打听到他家住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宿舍，便又奔向首都师大。天已很黑，路又不平，他们好不容易找到那座住宅楼，却黑着灯。他们上去，自然敲不开门。向明呵向明，你怎么家却不明？方燕看到一幢幢高楼万家灯火，那每扇明亮的窗子里都有一个温暖的家……而他们夫妇俩却面迎刺骨的寒风，在不平的路上奔波，为了什么？还不就为有一个可以栖身之所，可以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吗？ 方燕顶着寒风走着，他的眼睛有些湿润，流出了泪，又被寒风吹干了。他口里吟出这四句诗来：高楼林立入云端，万家灯火写诗篇。 何时有我灯一盏？ 望楼兴叹又一年！ 他回到家，立刻把诗抄出寄给北京市委陈希同了。 第二天，方燕又去文化局，他一定要见见新来的艾局长。一直等到上午下班，方燕在门口迎上局长，自我介绍。艾局长马上说：“你的房子问题我知道了。我手上有房可以给你解决，现在文化局役房，有什么办法？你回去吧，再说也没用……”他一边说一边往食堂进，方燕跟进来还要说压抑在心头很久的话：“为什么你们不给房，我们没地方住，还要罚款，一共已罚1oo0多元，如承认是局里的责任，应责令剧院退我；为什么打击报复，今年不再聘我，只给百分之六十工资？我是1946年的老干部，我离休还要给百分之百的工资呢！为什么？应给我答复……”他紧紧跟着艾局长，并不管他要不要吃饭。艾局长无奈，虽心烦却不好说别的，问：“你没有吃饭吧？” “没有吃。他们打击我，就是不让我们全家吃上饭。你吃饭吧，你一边吃，我一边跟你说，你太忙，找到你太不容易。” “那就一块吃，我请客。” 方燕也不客气说：“可以，今天吃局长一次。如果我一家吃不上饭，我们全家都要找你来，你精神上有点准备吧，我从来不会客气的！” 方燕和艾局长同桌吃，局长要了4个炒菜。他算是第一次接受局长请客。让领导请客而不是请领导吃饭，只有他这书呆子能做得出来。 方燕从艾局长谈话中知道，他的耳朵里早灌满了马仁副局长的谎言，先入为主，对方燕的话有点听不进去了。方燕的印象是，这个从知青中提拔的年富力强的新局长能说会道，也敢说敢做，有魄力，但也是不了解下情的官僚。 方燕口到他的斗室便躺下了，心悸，早搏，自己摸脉，每分钟120次，心里闷得难受。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无依无靠。 他是个孤儿，可从投到革命大家庭那天起，他便把党组织，把前辈老同志视为自己的亲生父亲，大家庭同志情给他温暖，他性格开朗乐观，因为他处处有亲人。而现在竟有了无依无靠的感觉，他下意识中的凄凉感也许是自己要死了吧。不！不能这样稀里糊涂死去。此刻，他觉得给不给住房已不要紧了，要紧的是这种凄凉感。他不甘心，他要找寻那失去的温暖感觉，他不能没人管呀！这些官们，都想个人私利，怎样往上爬，保住乌纱，掠夺财富；老百姓死活疾苦与他们升迁似乎无关。他想，自己还算小有名气的作家，还不是普通的平头百姓，也还不是找不到门的人，也还不是这样艰难地活着。至于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又该怎么样呢？！ 方燕不相信中国像美国每年都攻击说的没有人权。人权最根本的是生存权！那些官僚不管百姓死活、不给老百姓生存权利，就是和美国那些敌视我国的分子一个鼻孔出气，为这些敌对分子提供攻击的材料，实在大可恶了！他这时觉得这绝不是对待他个人的小问题，而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声誉的大事。 想到这儿，他支撑自己从床上爬起来，给李鹏总理写信，他知道李鹏也是烈士的遗孤，是周总理，是党把他养育成人。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他给总理写信，竟像和一位兄长倾吐心中的痛苦，向兄长求援。他的言辞没有思考推敲，想什么就写什么，他写道：“我从小丧父，是烈士遗孤，是共产党把我养大，成了作家，而现在竟无依无靠，没有人管；我和妻子都患了重病，但仍希望在死前能看到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让我全家得以生存，这不是我一人一家的问题，而是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免得在我死后装入骨灰盒时，让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们说，他终于解决了住房问题……我的住房本应由文化局解决，但新局长官僚主义偏听偏信，只对我回答“无房”了事；剧院领导让我家无存身之处，只想推出了事……我相信党，只有依靠党来管我；如果党不管我们，也只有一死了！” 他写出心里的话，心里倒轻松了些。 他把信装进信封。不能从邮局寄，那样便转到信访办公室去了，李鹏总理不可能看到，他要亲自送到中南海去。 他从长安街向新华门走去。 新华门前旗杆上的五星红旗向他招手。他想交到新华门的传达室就可以了。他走到那石狮子旁，从旁边过来两个穿便衣的人，问他干什么，他说去找李鹏同志，给他一封信。那便衣说，你去前门外信访办吧。他说，我把信交给你们，由你们转吧，便衣说我们没交信的任务。方燕连大门都难靠近，只好自己把那信装起来往回走。去信访处吗，还不是一样？于是花两角钱贴上邮票，投入了邮筒……就在方燕给总理写信的时刻，那个夏主任把他起草的一份《通知》交给马仁院长了。他汇报自己的辛苦和为剧院的打算：把咱们这个后院出租，每年可以收入20万，咱这里寸土寸金哪！ 我这几天跑好了南城的一个旅馆，好说歹说，人家总算答应租给咱们一个小院。砍价砍到租金7万5千元，这样一来，剧院便可多得10万多元呢！我们需要让住在剧院院内的住户全部搬走，好腾出房子创收。 马仁赞扬夏助理能干后，问：“怎么对这十几户说呢？到那旅馆去，住户每平方米每月要交2元，怕有阻力吧？！” 夏助理一笑说：“院长考虑周到，我们自然不能说为了赚钱，你看我写的理由：为剧院基建改造拆迁做准备，加强管理，维护正常工作作秩序……这样谁也说不出什么来了。”马仁看了一下《通知》，说写得不错，不过如果方燕不搬，怎么办？得有个办法。 夏助理说：“我想补充一条，逾期不能搬完者，每滞留一天按每平米25．61元收取滞纳金……”马仁说：“他还不搬呢？” 夏助理说：“给他限定日期，再不搬由剧院配合有关部门强行搬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剧院就要有剧院的办法！” 马院长拍拍夏助理的肩膀，表示了对这位院长助理的信任：“改一下打印，发给住户。” 打印的盖着剧院行政处公章的通知送给方燕家的时候，方燕妻子因子宫肌瘤大出血，正要去医院，方燕扫看一眼便放到一边了，不用细看，给他的通知不会是好事，眼不看心不烦，眼下看病要紧。他送妻子去了医院，医生埋怨为何到这么严重才来，立即安排住院。方燕马上给珊月的剧院打电话，取支票……这京剧院的领导真好，一位副院长劝说不要急，并派工会的人马上把支票送来了。这和他所在的剧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阴历腊月二十八日。 这年我应邀到全国政协参加迎新春茶话会。我惦记老同学，会没有结束，便提前退场来看望方燕。我们虽同在北京，见面机会很少，我只从电话中知道他生活得不痛快，问何故，他便说：“一言难尽，是长篇小说题材。”这政协礼堂离方燕所在的剧院很近。 我来到他住的办公室，大吃一惊！我怎么也想不到是这样的惨状：一间十多米的办公室丁字形地安了两张单人床，占去近一半面积，三个书柜和大包小包的衣物，又挤去近一半面积。进屋只能在书架空隙中穿过。因为珊月住院，床上未及收拾，乱七八糟，被子没有叠起。方燕正躺着，见我进来才慢慢爬起来。我说你不舒服？他说妻住院了，他本人心脏病也犯了，心动过速，早搏胸闷，他一会儿要准备给妻送饭，先歇口气……我这几年到全国各地去，到过无数作家的家里作客，由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生活状况、住房条件都得到很大的改善，像方燕这样的一级作家，都有了四室一厅的住房，最差的也是三室一厅了。而方燕他竟还挤在这样的窝里——我只能叫它是“窝”。 我说不出话，心里压上沉重的铅块，气闷难忍。我说什么呢？我作为他的同窗同床的大哥哥，有些自疚，我对老同学小弟弟关心不够。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我问：“孩子们呢，不回家吗？” 他说：“家里没地方，他们都住学校。女儿在北大，辅导留学生，算勤工俭学可以有点收入；儿子在青年政治学院也找了个家教。孩子大了，知道家里的处境，他们的妈妈住进医院不让我告诉孩子，免得他们着急。北大留学生要来我家，被女儿婉言谢绝了，怕外国人见了写文章，捅到国外，给攻击中国没人权的人提供口实，内外有别，咱不能做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事呀！” 我说：“你不该来北京呀！” 他说：“北京是中国首都，首善之区，谁不想来呀！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这就值！其实，如果不是有人找我们的事儿，我们是很安宁的，真是逼上梁山哪！” 我问他是怎么和剧院领导搞得这样僵，是不是得罪了他们？ 方燕讲了得罪夏主任的原委： “……我调来时的老院长是个好人，是不整人的，我永远感激他那片好心。可他在剧院不痛快调走了。调来一位能干的女书记，像个党的书记，要求很严格，可她也没有呆长久，也走了，事情就出在她身上——“我被批准到家乡白洋淀深入生活，挂职县委常委，是1992年的事儿，是女书记支持的。这年夏天，行政处处长小夏找到我，说他们想到白洋淀旅游，你是县委常委，跟县里说说给咱们照顾一下吧。我满口答应，立即和县委联系了，告诉他们何时到白洋淀，我当然以为剧院办事为荣了。由我做向导，剧院的大客车开向白洋淀，直奔县委招待所。谁知到后便遇到麻烦，原来安排在县招待所，因为一个省里的会议延长了半天，尚没腾出房间来。县委办公室的人直向我抱歉，说是在这儿等呢还是转到县文化局招待所？不好让人们久等，便把客车开进文化局招待所。这里条件当然较差些，我立即找到局长，安排找船，以便明天在淀上游玩。第二天，我带文化局长去招待所接大家上船，他们已不辞而别。招待所所长说，当他去结帐时，那个姓夏的头儿说：方燕是你们县委常委，还管我们要钱哪？并且还说：‘我们挨了一宿蚊子咬，还要花钱！’一句礼貌话没有，走了。文化局长对我说：‘你们是大剧院的人，怎么连点礼貌都不讲？我们租好船了，不用，也得告诉一声呀！请你向剧院领导反映我们的意见，这样的大爷，再来我们可不敢伺候了。’我回到剧院把这情况如实向女书记谈了，女书记很认真，说：‘我让夏处长去向人家赔礼道歉，太不像话！’我说：‘算了，回头我去解释吧。’我不知女书记怎样批评的夏处长，只知从此后夏处长见我怒目而视。早有剧院朋友劝我不要为他们办事，这夏处长是小人！我不听，辛苦一场落此下常不久女书记调走，这小夏也报复了书记一场，要车没有，让她自己想办法，马仁一上来，他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并对我行此报复伎俩。真是宁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哪！” 我对方燕说，“对这种势利小人，你得格外小心。” 他说：“领导信任，我小心何用？” 是啊，是没有用，一个单位有了这种小人，又得领导信任，这里的书呆子可就要受罪了。 我劝他别生气：“你是党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讲讲，找你们现任的书记谈谈。马上过年了，怎么过呀？” 他说：“怎样都得过去，无所谓，我找了块红纸写个春联贴上就是。” 正说话间，街道办事处民政科的两位同志来看他了，代表市政府对烈属进行慰问，带来一条毛毯和一瓶“绿宝”植物油。方燕接过来，连声说谢谢：“这是给我送来的一片温暖和生命的绿色呀！” 他又感动地做诗了，我却仍感沉重：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是很容易满足的，只要给他一点点安慰，他便激动了。欺负这样的老实人，实在太残忍了！ 我走时，给他留下500元，他接过去，什么话也没说。 这年春节，他把一幅对联贴在门上。上联：与命运搏斗，车到山前必有路；下联：同灾难抗争，泰山压顶不弯腰。 横批四个大字：否极泰来。 事物走到了极处就要往回走了，方燕的灾难应该到了极处了，他应该转运了。 事实却没有像祝福的那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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