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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月19日凌晨6点，电话响了，是方燕打来的。他说，他一夜没睡，等到天亮才拨电话告诉我。他讲了这几天发生的情况，讲他想见见陈希同，没有让进门。他说话激愤，仍像年轻时写诗那样激动；他也很悲观：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他想以死抗争，像当年跳海自杀的范熊熊。面对不管百姓生死的官僚腐败，他愿以死警世！电话告诉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死去，要我把他这一生，把他的血和泪、苦和累、生存之难、辛酸苦辣写下来，告诉今人和后人，不要像他这样生活了。 我在电话里劝说他一定要向前看。我们都从死亡中走过来了，不要因一时的气愤做无谓的牺牲。活着，要为我们的理想斗争。别忘了高扬同志对你说过的话：你是党的孩子。 我告诉他，得道多助，我将把你的情况告诉北大同学，大家都会支持你、帮助你的。 放下电话，我立即给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关注一下。我介绍了方燕，是革命烈士后代，也是在我国有一定影响的诗人、作家，起码应该有领导和他谈一次话，关心一下吧。如果他由于诗人的激愤，真的采取自杀行为，对北京市委、市政府，对你本人都会有不好的影响……我的信作为急件，由机关派车直送北京市委。同时，我给贾秘书长通了电话，请他务必尽快交给陈希同。 4月19日上午一上班，方燕所在的剧院热闹起来，议论纷纷。 方燕住的办公室对面是剧院的打字室，邻居是院三产办公室。一上班，人们发现没有电，电灯不亮，没有照明，无法工作，怎么回事？是昨天电工剪方燕的电线时，本该剪断他家的小厨房和屋里的照明电线，却剪错了，不知是电工的疏忽，还是有意而为。结果是方燕家的室内电灯是亮的，而他家小厨房和打字室、三产办公室却一片黑暗了。 院内群众议论：“为啥剪老方家电线？太欺负老同志了！哪有这么干的？” “叫老方家搬走，留这房干啥，又不急用。剧院别的办公室不也住人吗，为什么要把事做绝呢！” “老方也是老脑筋，他没和夏处长搞好关系。他暗中给送些老头票，早就安生了。如今毛泽东那套不灵了，什么都得用钱说话。” “可老方家有两个大学生，他又只拿百分之六十工资，他家可够艰难的。” 艺术处有个搞美工的老常，从年轻时便读过方燕的诗，对方燕仰慕已久。听说方燕调来剧院，他便前来求教，两人关系甚好。听说老方遭难，一上班，老常便来方燕家，讲了他知道的情况：“我告诉你，电工师傅老黄这人有良知，你是得道多助哇！ 那夏处长在18日安排黄师傅给你家掐断电线，黄师傅找到我说：‘我不能干这缺德的事儿呀。人家老方的爱人病得这么厉害，要做饭熬药，你掐了电还怎么生活？可处长让我做，我又不好硬顶，你说咋办呢？’我说你找个因由别去。他还告诉我，马仁院长拿你做赌注，公开说不把方燕治了，我院长不当了。看来你家的日子不好过呀！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大权在手，给你穿小鞋，报复你，还不是比吐口吐沫还容易，我看你能忍则忍吧。” 听了老常的话，方燕感动得流泪，妻子说：“世上还是好人多，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让他马仁、小夏猖狂吧。六道轮回，早晚要报应的，你们不能不让俺一家人活呀！” 方燕找到了电工黄师傅。黄师傅说：“夏处长让我去剪电线，我说：‘这样做不是激化矛盾吗？’他说：‘这是院的决定，叫你干你就干，别的别问。’他走了，我见到院保卫处副处长，向他说了此事，副处长说：‘你怕什么，叫你干你就干呗！有马院长呢。马院长说了，不治了方燕，他院长不当了。这是多大的决心！院长对老方的劲大啦，你还怕什么？你不干，不服从院领导，可不会有好果子吃。’我说：‘这缺德事我不能干，让我去，我在一边也不动手。’那天我说突然肚子疼上医院看病了，夏处长让别的电工干的！” 这天，在北大上学的女儿回家了，还带来了六个北大“五四文学社”的同学。女儿原本拒绝他们来，说家里没有地方，而同学们不相信，说你爸不是咱北大校友，也是教授级的作家吗，再困难也不至于没我们坐的地方吧，你是不欢迎我们去呀！女儿说：“不信，你们就去看看。反正有外国留学生、香港《大公报》的记者要去我家，我都谢绝了。”同学们跟着女儿来到方燕住的地方，果然如女儿所言，让青年大学生们大出所料。 青年大学生们也像当年方燕上大学时一样容易激动。有的竟大骂起来，如果是在方燕那个年代，他们的言语一百次“右派”也打成了！他们说心中所想，毫无顾忌。 一个学生对方燕说：“方伯伯，不客气地说，你们这一代大学生最可悲了。你们没有自我观念，失去了自我价值，活得太苦太累！我们可不能像你们这样……”方燕说：“是你们不了解中国国情啊！” 那个大学生说：“什么国情？不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嘛。” 方燕制止了大学生的偏激言论，示意女儿快回学校去吧。但那个同学却说：“我口去便向北大同学讲你的处境，让北大同学都来声援，我们可以排队去市委找陈希同，有什么了不起！ 女儿带同学们离去，方燕又把女儿叫回来嘱咐：“你一定不要让他们写信声援，更不要组织什么找陈希同……千万记住，你们毕竟年轻，咱家的困境你不要向同学们说。” 女儿点点头：“你放心吧，不会出什么事的。那小伙子是诗人气质，一时激动罢了。其实，你们都不了解今大的大学生。每到5、6月，你们就去看着我们，总怕大学生闹事。其实才不会哩，每个人都想个人的前途，找好工作、出国啦……这都顾不过来了，谁都想得很实际，爸爸也不要总想没用的。爸一辈子都想国家命运，打我记事你就反不正之风，到今天还不是越来越厉害了么！你照顾好我妈，老爸你也好好活着，你的女儿大了，尽管放心。” 女儿追上同学们，走了。 方燕想：“这90年代的大学生真和我们那一代完全不同了。” 1994年4月20日下午，方燕夫妇从医院看病回来，见门口贴一纸条：方燕同志：今日下午5点，古平书记有急事找你。 是隔壁三产办公室主任下班前留的，方燕一听说找他，心脏就慌跳，形成了条件反射，因为没有一次找他，是给他带来愉快的，就像农民怕听大队的喇叭喊名字一样，没有什么好事的。 方燕是想和马仁院长能有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原本敌对的国家都可以对话，化干戈为玉帛，怎么就不能交谈一次消除误会？但马仁一直拒绝和方燕谈，而这次党委书记古平却来找他，是为什么？方燕对这个从小在剧团长大的党委书记印象不坏。那是1992年，市委号召剧作家深入生活下去挂职，方燕首先响应，要求回家乡白洋淀。有人说不能离开北京市区，但古平书记却支持了。方燕在白洋淀挂职由剧院报文化局及市委宣传部，经组织部和河北省委组织部联系才挂职县委常委下去的。他下去一段，回来要报路费，那位夏主任却不同意给报，说他不是为剧院写剧本下去的，不是剧院交给的创作任务，剧院不能报账。方燕为此找到古平书记，他很干脆：“不深入生活怎么写本子？报，全都报！咱不能眼光那么短浅、急功近利。”书记批字，这才报了几十元的路费。以后方燕很难下去。一是他家生活困难，难以有多余的路费；二是因为夏主任刁难报账，他不愿为此致气。 今天方燕来到了书记的办公室。书记非常客气地请方燕坐下。 古平书记面带微笑，使气氛平和，方燕也放松了。 “老方同志，我作为剧院的党委书记先向你道歉，你是老同志，老党员，我对你关心不够，也可以说对你的困难了解不够。 我代表院里，也代表马院长吧，向你做检讨，今天局领导把我叫去了，传达了陈希同书记的意见，要局领导一定要找你谈话；局里委派我先和你谈，听取你的意见，咱们都是党员，你对院里，对我，对马院长有什么话，都可以直率地说出来。” 方燕感到书记的诚恳。他也感激陈书记的过问。如果没有市委书记的话，恐怕不会有这个谈话，他奇怪这一戏剧性的变化。 既然要谈，方燕便把堆积于胸中的话全吐了出来：“我感谢文化局领导的关心，我的意见已多次反映，都一直没有人找我谈一次话。我请马院长上19步台阶，看看我家惨状，他都不去。现在，我仍要求能直接和院长谈话。 “我开始并没有想告状，后来告了，是逼上梁山。实在是为了生存。是新华社记者同情我家的困难发了‘内参’，本想解决问题，却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我知道，以剧院名义给万展同志写了个报告，致使市里也无法给我解决困难，我要求公布那个‘报告。 “我曾给槐书记提过此事。他说，那是组织给上级写的报告，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无权过问。我认为，如果是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我自然不问，现在我知此报告是歪曲事实真相，对我进行攻击、陷害，是马仁同志借组织名义对我的人身攻击，我就有权要求公开。我不知道古书记知道不？你可参加了讨论？报告是谁起草？上报前可经党委讨论？是否经文化局党组审查备案？是经文化局上报的，还是通过私人送给万副市长的？这个报告不公开，没有道理。 “第二个报告是后来由文化局给市政府写的，请转告文化局领导，由此报告引来万副市长圈阅的文教办主任高兰天的批示，剧院正是根据这个尚方宝剑对我采取措施’的，断水断电，不让我生存……”古平书记一边听一边记，这时他拉了一句：“马仁院长在局里说，这是为了防火的措施。” 方燕气愤地打断：“一派瞎话！防火，还要把照明线掐断，点灯还能引起火灾？广大群众眼睛雪亮，夏主任也承认这是报复，并叫号让我去告的！” “我家四口，没有住处，借住了办公室，便每月罚150元。 这合乎政策吗？夏主任把非法扣我的生活费用在了何处？群众反映他用公款给自己买了BP机；他以剧院出租小院赚钱为名，把群众赶走，让经济困难的剧院每年花75000元租房，而剧院的小院至今没有租出去，给剧院造成损失，这是谁决策的？据反映夏处长在这其中吃回扣，捞了好处，是不是也该查查呢？ “去年年终奖金300元为什么不发给我？ “剧院又根据什么不再聘我？是马仁一人说了算，还是要民主讨论决策？我认为这是明目张胆的报复行为……”方燕把想到的全说了。 古平书记听完后再次道歉，说：“听了你的情况，我更感内疚，许多情况，我都不了解，你说的都是实际困难，我一定请马院长和你谈一次话，许多问题都由他定。你爱人病重，也不必急于搬家，文化局新宿舍建成，我们也要向局里反映，当初调你全家来京，是局里答应给解决住房。文化局给河北的公函上也说新楼建成给你解决。白纸黑字，盖着文化局大印，咱共产党得实事求是，说话算数。你说的这些实际问题，我们都要向艾局长说，需要文化局解决。你的问题，希同同志很关注，告诉局里，一定要找你谈，今天算我代表局里先和你说到这儿吧。” 文化局如何给市里写报告，让高兰天批示说方燕有错误，这是个谜，认真的方燕想找高兰天了解底细。 他给市文教办打电话，说高主任不在，家庭住址不知。 听说高主任原来在东城区教育局工作，他便通过朋友找到东城区，打听高的地址，那人告诉了一个地址。 4月24日，星期天。方燕和妻子一同去找高兰天。他们按地址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打听，却说搬家了，搬到蒋宅口附近的一幢新楼里，具体说不清楚。 他们抱着非找到不可的决心，找到了那幢新楼，并从居委会查到了几单元几号房。 他们敲开了门，真巧，有人！ 那个瘦瘦的同志用惊异的目光打量这两位不速之客。方燕自报家门，见高主任还茫然不知，便说：“你不是给文化局有个批示，要对我进行批评吗？我就是那个方燕。 高兰天忙让他们夫妇在沙发上坐下，问是为何事而来。 方燕讲了当时传达他批示的情况。高兰天吃惊地说：“下面的同志怎么能这样传达我的批示呢？我刚到文教办不久，见到了文化局的一个报告。你也不必看那个报告了。我记得的是说你长期占了剧院的办公室，剧院照顾你，给你安排好两间周转房，你不去，产生了不好影响，使别人也不搬了，妨碍了剧院工作进行……我就是根据这个报告写了两点意见，认为你应该搬过去，不能占办公室。……我一点也不了解实际情况，我是完全相信报告中说的事实。唉！没想到给你们造成这样的结果。共产党是给出路的，叫你搬出来，总得要解决你的实际困难，要搬到可以解决困难的地方呀！那两间房只有20米；你家有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还是没有地方住呀……时到今日，我向你们表示歉意。看来光看报告，不深入调查，就容易出错。有错的应该是我这个主任，该批评的是我的官僚主义。你看有什么要求需要我做的……我一定尽我的力量。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好了，太能忍耐了！” 方燕听了高兰天的话，很感动，化解了对他盲目批示的不满情绪。 后来他在给市委及陈希同的万言书里，详记了他和高兰天的谈话及高主任的这一段话。方燕在信中写下了这一段：“……高兰天同志的实事求是态度和自我批评，使我化解了对他盲目批示的意见，这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我说：‘我认为你是共产党人，我才找你反映情况。我只要求一点，派人亲自到我现在的住处和分给的周转房看看，一切不言自明。’他说：‘我明天一上班就找艾局长……让他派人去看看，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果然，第二天，4月25日，艾局长派文化局行政处处长及一名同志到我的住处来，书记在场，听了我妻子谈了实际困难。 她见领导派人来，便感动得哭了。谷书记当即表示，这都是实际问题。他向局长派来的何处长说：‘方燕全家调来，文化局领导答应由局里解决住房，我们剧院解决两间周转房，是否局里再给两间或者让京剧院再解决两间？不然，俩孩子没法回家，老方的书也多，连东西都放不进去呀！’“我向文化局何处长说，我们已决定搬到周转房去，能搬进多少是多少，但大儿大女回家仍无住处，石家庄的家还没有搬来，也请局里帮助解决，并向关心我的局长们表达感激之情。何处长说，局里向市委写了报告，新楼建成后肯定给你家解决。我说，只要有希望，我们是能够忍耐的。更希望剧院某些领导；不要再激化矛盾无事生非，我们都有病，活得很累了，让我们过一段安宁日子吧！”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能忍受，也容易满足，方燕更是这样。你看，局长派何处长来看了他一下，他便满足了，冰化雪消、春光满眼了。 他想起北大学生来他家说的偏激之词，很不放心，怕惹出什么事来。他忙打电话给在北大的女儿，说了这几天发生的变化。 女儿说：“那个文学社的诗人，还真和同学们说了，他们要联名给陈希同写信，为知识分子待遇鸣不平哩。”方燕说：“你马上制止他们，告诉他们，陈希同已关心此事，肯定能解决了。”女儿说：“一位香港记者采访我，要去咱家看爸妈，我谎说你们不在北京……”方燕说：“做得对，现在虽说不讲阶级斗争了，可脑子里也还要有根弦，咱不能把咱家里的事宣扬到外边，给社会主义抹黑呀……”女儿听不了老爸的唠叨，说：“老爸，我知道！”把电话挂上了。 傍晚，北大的几个同学又跟女儿一块来了。那个“五四文学社”的青年诗人，带来了他们几个人签名的一封信，要让方燕看看再送走。女儿对他说：“你写我家的事，一定要让我爸看。”他们这才来了。 方燕接过信，只见信是这样写的： 陈希同同志： 您好！ 我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方园的好朋友。一次我们去方园“家”，被她“家”满目凌乱与她父母身份之间的差距惊呆了。我们在了解到她家的具体情况之后，都觉得愤愤不平和莫名的悲伤。烈士之后，投身革命48年，我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方燕一家四口竟然住在10多平方米的所谓的家中——剧院文学组办公室。中国最年轻的作家方园竟然住着每月“罚款”150元的办公室。“家”里的桌椅书籍充斥了整个空间，连我们看着都觉得喘不过气来。当时我们想，难道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果真如此？难道这就是党教导我们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结果吗？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在北大的我们对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家庭如此的境况是始料不及的。回去之后，我们对同学们谈起此事，同学们都十分同情只能寄宿学校的方园，又都很不理解，这件事为什么总得不到及时妥善的解决？ 方园家的事引起了北大同学普遍关注，今日得知：由于陈书记您的关怀，文化局已经派人来了解情况，表示回去立即逐级向领导汇报，争取尽快解决问题，并说文化局已向市委领导写了报告，文化局宿舍楼今年年底竣工后，便落实党的高级知识分子政策、老干部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给方园一家解决住房问题。我们听完很高兴，终于听到了党的声音，感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以前的疑惑不解和焦虑在您的关怀下已荡然无存。我们期待着不久文化局的允诺能成为现实，能够尽快解决方园一家的具体问题，进一步体现出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方燕老师和方园能够在安静、舒适的环境中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方园同学能够在假期回家有住处，不再四处流浪，无家可归！ 在您的关怀下，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和希望，切实体会到了党的温暖，社会主义优越感油然而生，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最后我们代表仍旧生活在10多平方米的“家”中的方园一家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我们也想说出我们——未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我们决不奢求，只要一片属于自己的蓝蓝的天！ 北京大学 五四文学社、北大希望工程支持会 北大学海社…… （八名同学的签名） 1994年4月25日 方燕看完，大学生们问：“伯伯，行吗？” 方燕说：“这后半部分，尤其是信的结尾不错。” 大学生们一同大笑，说：“我们知道伯伯会这样说。就像伯伯写书，不论腐败多么严重，总要写出光明和希望嘛！” 大学生们笑，方燕也笑。笑的含义可能不会相同吧。 方燕嘱女儿去复印留底后寄出去。 在方燕最后交给我的一包材料中，我见到一封给江总书记的信，写在1994年4月18日，是他在医院陪妻子看病时在候诊室写出的。此时，他望着候诊的一个个病人，浮想联翩，想到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疾病，想起当年胡耀邦总书记说过的，如果在几年后，腐败问题得不到控制，便会变成癌症，到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了癌？癌可以切除，可以化疗，如讳疾忌医，任癌细胞增长，便会转移全身，使人致死。老革命家陈云说“这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绝不是危言耸听！想到这里，他浑身发冷，仿佛自己也患了大病。他想，自己的处境无所谓，党的生死存亡事大，应该向总书记倾吐自己的心声，说出自己的忧虑。于是，就在候诊的座椅上，他把书放在膝盖上，上面铺上信纸，给江总书记写了这封信：江总书记：一个参加革命48年的小鬼，向总书记倾诉心声。我是烈士遗孤，我落生三个月，父亲被杀害，是党养我长大，我9岁（1946年）投入革命队伍，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国家一级编剧。 我于1989年从河北调到北京。在河北，我曾向不正之风进行了两年艰苦的斗争，在中央纪委、河北省委高扬同志支持下取得了胜利。我来到党中央所在地北京，幻想得到安定环境为党为人民多做出贡献，而事实却很凄惨。我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向总书记写信。我个人处境已无所谓，我极忧虑的是关于党的生死存亡的党风问题。希望能派人来以我的遭遇为事例，解剖麻雀，以便找出有效疗治办法。 一、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作风已极严重。 我已不幻想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老干部政策的落实。我全家到京5年，一直借住在剧院办公室里。我不说困难，也没有一个领导考虑过我的住房。我的上学的儿女借宿闲置的房间，每月要扣150元工资。因大儿大女无栖身之处，只好听任扣工资。我多次恳求领导能到我住处看看能否放得下一张床？竟没有一个领导上来看看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困境！ 只有在春节时，来给烈属送优抚品的居委会同志进过我一家四口住的十几米的小屋。 党的传统作风失去了，我为此痛心！ 二、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遭到打击报复。 1993年4月，剧院每月扣我“非法占房罚款”150元。我妻患病，不能拿全工资，我每月工资不足300元，只有靠乞借维生。新华社1993年5月发了“内参”，今呈上。据说，陈希同书记曾批给万展同志解决。剧院知道了，领导不仅不解决，反而写诬陷歪曲事实的报告给万展同志，万展自然相信“一级组织”，从此，我便遭到种种打击：把我“编外”不用；扣发年终奖300元：下去深入生活不报路费，剥夺我工作权利，让上大学的儿女无家可归……这些新领导同志迷信“权力”、“金钱”，动辄压制、罚款，头脑里没有“群众”，哪还有一点民主？谁碰着他，就滥用权力！ 这是极不安定的因素，我对此担心。 三、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必制造冤案错案！ 我妻在1987年曾作为全国优秀家长代表受到了李鹏等领导接见。我家在哭诉无门之时，给李鹏同志写了一封信。李鹏同志没有看到，国务院办公厅转到北京市政府，政府又转回到市文化局。我的信中说“新局长官僚主义”，这就使局长大为恼火。今日一些干部是只愿听阿谀之词，不能听逆耳之言的。文化局给市府写了报告，市府文教办主任高兰天同志根本不了解真情，又不调查研究，便批示，说我有问题，要对我的“错误”批评……并命令我“无条件地服从剧院规定”。我一家四口，无存身之所。 我妻因之病重住院……无一位领导找我了解实情，竟批示我“犯了错误”。 我知道我的“错误”在于我总忘不了党的光荣传统，总想按照真共产党的要求去要求假共产党。假共产党是不许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的。 四、希望领导以安定团结大局为重，勿滥用权力，欺压百姓，激化矛盾。这是我向文化局、剧院领导的呼吁恳求。剧院少数领导打击报复我，社会上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对我家深为同情，建议我给总书记写信。我儿子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习，因无钱交纳饭费，曾找到文化局长，要求不要扣我的工资，局长却置之不理，引起大学生的不满；我女儿在北大读书，是中国最年轻的作家，海外人士要来我家采访，被我婉言谢绝，因为儿女放假都不能回家，没有住处。同学们对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老干部受此“待遇”很不理解……我劝大学生们时刻不忘安定的大局。我祈求领导不要人为地激化矛盾，我祈求平安，祈求生存、工作。江总书记，我希望您能听到我的心声。为了掩社会舆论，他们对人说给我家“解决了住房”，他们勒令我迁出办公室，住进终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的小屋去，根本不考虑我妻子患重病不能居住，也不考虑我大儿大女无家可归，更不管我需要有写作的地方……领导有权，咋办都有理，我找不到领导，只能给总书记诉说。我相信总会走出黑暗小屋见到灿烂阳光的！有党在，总会有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一天。 如总书记能就此典型事例批示调查，将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幸运，是我全家的幸运。 如不能批示，请万勿转下来，转到我反映有问题的领导手上，我的命运会更悲惨！他们将说：“你反映到中央总书记那儿也没有用，还得听我摆布你！”我永不会向不正之风屈服，党永在我心中！ 此致 敬礼！ 方燕 1994．4．18 我问方燕：“这封信咋没有发出去呢？” 方燕说：“我从医院回来，就见给剪了电线，不能做饭了……便发生了那场风波，没有心思寄了……”我说：“如果你寄出这封信就好了，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群众来信的，你的这封信会引起江总书记关注的。” 我告诉方燕，就在你写这封信的前两个月，即1994年2月中纪委第三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应有“忧患意识”。 1994年2月，江泽民同志说：“腐败现象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在法、索贿受贿等犯罪行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江总书记提出“忧患意识”，不正表达了你的心声么！ 方燕点头称是：“这是党心、民心啊！” 我告诉方燕去找找两月前中纪委会议的文件看看，便会给我们增强信心。不失信心，积极行动，才会有希望！ 江总书记说有两种垮台的危险：一是经济搞不好会垮台：二是即使经济搞上去了，但腐败现象泛滥，贪污贿赂盛行，也会垮台！ 远见卓识，说得太好了。如果不制止腐败，我们的经济也不会搞好呀。方燕变得兴奋激动起来。 1994年5月7日，方燕还是搬家了。这一天他找来了搬家公司把书、书柜和大床……装了一车。行政处派一位同志看着装车，怕把公家的东西装走。到那小旅馆发现，这些东西已把两间小屋装满了。那个大衣柜。大书架因为高大竟无法进那小门，把门框卸了也不行，只好又搬了回来……这样，因为家具搬不进去，因为妻子的病，只好还住在原来的办公室。 从此，剧院没有再逼催方燕搬走，事情便消停下来。我想，他们到年底新楼竣工后，便可迁入新居了，于是便用这几句话鼓励方燕：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住房会有的……方燕经过这一年的折腾，感到活得太苦太累了。这年夏天。 他把一年来写的一大包有关材料拿给我，详细讲述了以上的内容。 最后一句话是：“我从今往后，再也不做这种傻事、呆事了！” 可他的本性真能改吗？ 我只希望他早日写出关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争取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拿出来。 他答应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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