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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燕打通了电话，等来了“焦点访谈”的记者，他把那个打印的送审稿交给记者。年轻的记者见是如此清楚的稿子非常高兴，说：“你都把镜头分好了，这下可省劲了。”他从头看了一遍，当即表态：“我看可以，是个焦点问题，值得反映。不过这里边有局长的问题，若找他采访，需要他本人配合，怕有难度。我拿给领导审查吧，有结果再和你联系，谢谢你对电视台的支持！” 方燕连说：“我应该谢谢电视台对百姓的支持，你看多少人苦诉无门，希望你们为百姓代言哪！” “我们也有难点，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曝光的，这你明白：新闻导向问题嘛！” 方燕说：“为什么老百姓最喜欢看你们的栏目？因为你们反映老百姓关心的事儿，能说出百姓心里的话！如果你们也光说拜年的话，根本不是焦点问题，老百姓就不看了。老百姓是从你们的栏目中看到国家希望的。” 记者忙，就此告辞，方燕觉得希望在前。 方燕回想王天明律师的指点，觉得这正是大好时机，把电视台要曝光的信儿告诉章局长，也许有利。他回家便把这消息告诉给蔡松、黄工，让他们告诉赵华、孙镜等人。黄工听了大叫：“太好了！ 我有个大学的同班同学叫徐达举，也在工业系统，他跟章局长是铁哥儿们，要不要见见他？” 方燕说：“黄工，你咋不早说呢！咱们应该见见他。” 后来才知黄工没有早露出这个同学的原因是，她想通过徐达举找到章局长，让局里把她自个儿的钱还了，如果和大家搅在一块，数目太大，还钱的希望不大，故没有露这层关系。后来，徐达举告诉她，单独还你一个，局长不好说，让别人知道了更会使局长被动。要给就要都给，合在一块儿力量大，所以黄工此刻才想到让方燕见见这个老同学。 方燕、珊月等黄工到来，一同乘13路汽车去了三里河科技咨询中心。 黄工的老同学现在是这个单位的纪委书记，他很热情地把他们领到会议室，给每人倒了一杯水。 方燕向徐达举介绍了受害经过后说：“我们已找好了律师，我有充分的把握：如果与地质局打官司我们肯定赢，他们肯定输，但我们目前不想对簿公堂，希望能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我们为什么不能？但章局长不见我们，去了几趟，都没见到他。我们想：如果打起官司来，对章局长非常不利，因为这个假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他说了话让纪主任给办的，一切问题都会推到他身上去。我们不希望他辛苦干了半辈子，为这个事栽了筋斗。这太不值了，你说呢？” 徐达举说：“你们这情况我早听老同学说过，章局长也跟我发过牢骚，说因为这事闹得他不好工作，局里群众也有不少反映，他自己也觉着冤。他说过：‘我们跟陈曾订了三年租赁合同，他怎么和别人又订五年的合同，简直不可思议！’我知道一点法律，我儿子也是学法律的，肯定地质局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我想，要想解决这问题，一可以找部里监察局反映，你们写个简单情况，我也可以帮你们转。再就是和章局长谈谈，共同携手解决这个问题。 “我比较了解章局长，我不相信他本人会有什么问题。他是1963年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他先在地质研究所，1976年做了部长的秘书，后来做地质局科研处处长，副局长，局长。不管下面千头万绪，他都亲自接待体贴下情。从秘书处到各局都对他反映不错。他到地质局当局长四五年的历史，这个局搞得不错，你们给他写情况写明要害，他会重视。” 方燕这时拿出了给电视台的送审稿：“这是一个电视稿，根据你刚才介绍的情况，我们不忍心给他曝光了。你看看吧！” 徐达举接过来，看得非常认真，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然后说：“这里说章局长和陈曾是‘铁关系’，应该有根据，不能随便听陈曾说便由主持人说出来。这涉及对一个同志的评价，恐怕还要经过部里看才好。你们等等，我给章局长通个话，让他找个时间和你们见见面，直接谈吧。” 徐达举出去了。 看来这份新闻稿在徐达举这儿引起了重视。 电话谈了老半天，徐达举才回到会客室来。 徐达举说了与章局长通话的内容。章局长已经和陈曾见面了，说第一次来的是陈曾的夫人和儿子，章局长说老陈不来谈不清楚，解决不了问题，他总躲着也不是事儿。第二天，陈曾来和章局长谈了话，答应他来处理这些问题。我在电话里告诉章局长：人家已经找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了，因为知道你的为人，又不忍心把这事儿闹大。他答应找时间见你们，回头他告诉我，我再告诉黄菊吧。 为了商量如何与章局长交谈，黄工第二天邀请方燕夫妇到她家去，这是个星期天。 黄菊的老公、大儿子全都在家。儿子人高马大，是个顶门立户的汉子，珊月一见便说：“黄工，你有这么个大儿子，怕什么啊？”儿子说：我妈投资瞒着我，我若知道，不能让她投资。早先我妈不告诉我，是怕我知道了惹事！” 儿子给方燕夫妇倒水、热情招待。小伙子自我介绍：“我现在自己搞个公司，没啥事，我要帮我妈把这口气出了！我就是骗子，他们还骗我妈？” 方燕为黄工儿子的率直吃惊。儿子说：“我从18岁就做买卖，就学骗人！我进公安局多少次了，进去一次学一些东西，最后这次是打群架，其实我没动手，可因为在一起，也就把我拉进去了，丫挺的！妈妈真为我担心，其实我理智多了。这事我想了，他陈曾不是有个高级轿车吗，我想找几个哥儿们，把他的车劫了算啦！卖了够咱们分的了，就是不知道车号……”黄工和珊月、方燕研究该怎样和章局长谈判，他儿子却不以为然，说：“白费吐沫，他不会听你们一说就把钱拿出来的，倒可以利用他把陈曾叫了来，说一块谈谈。陈曾的车一来，我们上前把车劫了，倒是好计划……”快到中午，黄工的儿子要请方燕夫妇去吃烤鸭，便一同下楼。 要了一桌菜。黄工儿子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伙北京人的遭遇。 这伙北京人积资30多万到河北遵化县租山采金，出了金砂，半截儿跑回家过春节。当地人见出了金子，说不租了，北京人回去不干，便发生了械斗。可结果却把北京人抓起来了！人家抢了金矿的反而有理了。……他的故事竟给方燕开了思路：哎，这倒是个办法！我们何不把这房子抢过来，咱们自己经营，让地质局去告我们呢？ 好！大家一致说此计妙，这是解决的最佳方案，比劫汽车的法子好。况且即使和地质局打官司，让他们拿出钱来给你是不可能的，顶好是让我们按合同期继续经营。 黄工是急性子，说：“马上给小蔡、孙镜打电话，让他们过来一块商量，赵华不好找就不用找了。” 就在这餐厅里拨通了蔡松的电话，向他讲了这个方法，请他过来共同商议。小蔡先说：“我有事过不去呀！”停了一会儿又说：“我儿子病了，发高烧，离不开人。”黄工急了：“你不会让他妈妈看着他，这事很重要哇。”小蔡说：“没法子，他妈妈不在家呀！” 给孙镜一打电话，她便说来。 吃完饭大家便回到黄工家。孙镜这时也到了。 方燕说：“我们这方法是否可行，我找找律师，让他给拿主意想办法。”他给王天明拨通了电话。 王天明说：“你们的思路可以。你们不能打被动仗，要变被动为主动；也不能不干事，要一边挣钱一边打官司。你们把门打开，自己经营，自己把损失找回来，路子对头，可你们在行动前要想周密，需要用一个广告之类的东西通知地质局、当地派出所、居委会……免得你们砸开门，人家马上通知公安部门，你们就被动了。” 方燕佩服这位知青出身的律师思维敏捷，考虑周到，便说：“如果我们营业，我们聘请你做我们常年律师可以吗？你要多少钱哪？” 王天明笑着说：“那是以后的事儿，你们营业不盈利就不用给，我甘愿白尽义务；你们盈利了再说，当前先想好怎么打开门吧。” 方燕把律师的原话一学说，孙镜说：“我得找我们请的律师问问。”他们四位由孙镜负责请了一位男律师，此人原来在法院当书记员，和法院熟悉。 孙镜打完电话说：“我们律师不同意这么做，他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最终还得用法律的手段通过法院解决。因为你们硬开门，他们便会报警，说你们强占房屋，人家有房屋租赁合同，你们却拿不出来……。我看下周一我们见了律师再说吧。” 黄工的儿子却说可行：“我多找些人，咱二三十号人都去，派出所能怎么样？咱们有合同嘛！” 孙镜说：“若从心眼里讲，我也同意把餐厅夺回来，咱们自己干，珊月你当经理，我当出纳。” 珊月说：“你当出纳，别把钱先装进自己的口袋，我们还得跟你打官司！”珊月凭她的直觉，孙镜这人只会算计如何自己合算。她想到什么便直筒筒地端出来了，闹得孙镜脸红不再吭声。 方燕不言不语坐在书桌前起草开业公告了，他说：“我们行动前把这公告送给派出所、和迪公司并贴在大门前；开业前我们几个人一定要有合伙经营协议书；我们还要找公证人把原来留下的财产进行登记；再就是一定要请个律师，免得做出不合法的事儿，即使出了事，也有人替咱说理。” 黄工和她老公全表示赞成，让方燕快念念那“公告”。 公告：含泪的倾诉 我们是和平里七区七号楼北侧北京龙迪饺子苑的投资者，从1996年1月以来先后将人民币贰拾贰万元投入龙迪饺子苑，一直分文未得。法定代表人、经理孟花久寻不见，饺子苑长期关门停业，使我们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和巨大精神痛苦。我们曾多次去本企业的主管单位要求找回其法人代表孟花。主管部门称他们曾多次寻找不见。为使本企业不致继续蒙受损失，为使我们一生积蓄的血汗钱不致付之东流，为使我们能有诉诸法律的费用，我们受害人决定从1997年3月5日起恢复开业。 本企业已特聘法律顾问，现郑重宣布： 本企业在1997年3月5日重开之前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审计部门依法进行审理，在法定代表人孟花寻到后进行处理。一切责任由孟花承担。 我们有权对一切弄虚作假、欺骗国家、坑害百姓、诈骗钱财、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诈骗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此事已在公安部门备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讨回公道。 在这特殊时期，我们恳求得到有关部门和广大群众的理解、同情与支持，以全力维护稳定大局，切切！ 投资受害人（签名）1997年3月4日 方燕读了，大家叫好，又提出一些修改补充。这天已是3月1日，人人都说要快速行动，并立即通知赵华和蔡松。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决定国家大事之时，他们开会决定了他们的大事：用行动夺回被人非法掠夺的血汗钱！ 3月2日，赵华起早便赶到方燕的住所，珊月把昨大的意见告诉她，她完全同意，剩下的就要看蔡松的想法了。她说：“蔡松在酒楼开业的时候和孟花有一段接触，孟花任命他当副经理。孟花这寡妇，没有男人在身边怕受不了。听蔡松自己露过，说孟花把自己的衣襟掀起来让蔡大哥看脊背是不是起了小疖子哩。蔡松说这话还很得意，好像占了盂花多少便宜。可上回蔡松在地质局纪委露出盂花送金表的事以后，那纪主任一吓唬，他有点害怕，后悔说出来了。……”珊月说：“那天他说出金表的事儿，吓了我一跳，应该让蔡松把这材料写出来。还有那天我挨孟花的打，你们四位都亲眼所见，也给我写个证明，若真打起官司来有用。” 赵华说：“那天会计也在，应该让她写证言，只我们一方的证言不如有会计的好。” 说办就办，珊月、赵华叫上方燕又去门头沟找会计去了，这是个周日，她肯定在家。 他们推开了王秀琴的家门，她愣了，不想让他们进来，冷冷地说：“有什么事？”并不往里请。 珊月笑说：“没有事就不让我们进屋看看你呀？” 王秀琴只好让他们进屋了。珊月拿出女儿十岁出版的一本诗文集，递给王秀琴的可爱的女儿，情绪缓和了。 王秀琴把他们让进一间小屋说话。 珊月说：“我们来是想请你把那天我挨孟花打的情形写个材料。” 王秀琴反问：“这有什么必要吗？” 珊月说：“当时在场的人都写了。” 王秀琴说：“那你把别人写的拿给我看看。” 珊月说：“自己根据自己的印象写，不一定一样。” 王秀琴的丈夫过来了，关心妻子别惹事吧。方燕不想让她丈夫参预，便把她丈夫引出来。 这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家庭，都有老人，负担很重。丈夫在社会科学院搞东欧研究，工资不高。王秀琴在外找个活计，以给家庭增加点收入。 这时，王秀琴已把材料写好交给珊月，感情也融洽好多，说话也不那么紧张了。 人和人之间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王秀琴此时说出她的担心，怕因为抓起孟花把她也牵进去。 她说：“你们应该找地质局，把饺子苑收归你们经营。你们就是把孟花抓回来，判了刑，她没有钱给，也没意义。不如找章局长，协商解决。” 她的建议又和他们想的不谋而合。 从王秀琴家出来，他们想到了蔡松，他的儿子病了，也应该去看看病得怎样，同时让蔡松把那孟花送金表的材料写出来，把那天打人的情景写出来。 赵华知道蔡家的宿舍，便领方燕夫妇去了。珊月问：“该给他家孩子买点什么东西？”赵华说：“不用，他不一定在家里。” 到了蔡松住的宿舍楼，门紧闭，果然没有人。 赵华敲敲，里边却传出男孩的声音：“谁呀？我爸不在。” 赵华说：“你把门开开，我们进屋等你爸爸。” 男孩说：“我爸爸告诉我了，不给外人开门。” 珊月问男孩子：“你是发烧了吗？” 男孩答：“我没有呀！” 珊月又问：“你们昨天下午你上哪儿啦？” 男孩说：“我昨天下午踢球去啦！” 男孩天真，把鬼道的爸爸说谎给暴露了。 在门口等了会儿，蔡松回来了，见到方燕夫妇显得很尴尬，不自然地把不速之客领进他的卧室。他傻愣着，像掉了魂儿。方燕不客气地让他给沏水喝，说渴坏了，他才动身找水壶去。 蔡松解释道：“我昨天没去，是我不能参加夺饺子馆，因为我是本系统的人哪。” 珊月说：“你该把孟花送金表的事儿写个材料，不然会说你造谣诬陷，我们大家都可以为你当证人。” 蔡松沉一会儿说：“到该用的时候我会写的。”他不敢写。珊月让他写7月13日孟花打人的情况，他写了，很勉强。 话说不下去，方燕夫妇不想干坐，难受，便告辞出来。 晚七点，王天明律师和他的同事一起来到方燕的小屋，珊月拿出会计写的证言，王律师说很好。王律师是来为方燕夫妇出主意的，昨天在电话里只谈了个思路，他知道方燕是作家，珊月是演员，只能在写文章、登舞台上施展才能，真正做事怕要出漏子，自己虽尚未聘为法律顾问，出于正义也该尽顾问的责任。 王天明从小便热爱文学，然而他丰富的知青生活没让他步入知青作家行列，却走进了律师队伍。在天明看来，当今国民更需要用法律保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人说现代青年人要有三种才能：一要会开车，二要会外语，三要会电脑。王天明则说当今作家必须一懂经济，二懂法律，而方燕却全不懂，于是成了只会看书写字的书呆子。 王天明说，你们的开门营业，要尽力求得合法保护。情理和法是两回事，而作家却往往认为合乎情理的事便是合法，这是误解。 你们是投资者，且投资额最大，理应是董事长，可召开董事会下达通知，也请地质局主管人参加，选在附近的一个饭店吧。余下时间，把通知发出去，要为打开门找出法律根据……当晚，珊月便通知黄工、赵华等第二天来她家一块商议重要问题。 倒在床上时已十一点，方燕夫妇奔跑一天，此刻才觉浑身像散了架子。方燕想：就是把门打开，谁来经营？我们还有那精气神吗？ 起早，方燕便觉心脏难受，可想起自己草写了公告，也不好打退堂鼓。吃了早饭，方燕说：“咱们去公证处打听一下如何办公证的事。”便和妻子一同去了西城区一家公证处。这一来给他俩浇了一盆冷水！ 公证处的人说：“必须上级主管部门委托，我们才能去公证，你们私人是不能找公证处去公证法人企业的。打开门也只有企业法人有权。” 完了！看来我们的想法是不能实现的，动也不能动了。方燕禁不住骂道：“陈曾、孟花真是可恶之极！” 回到家，方燕两口子坐在床上发呆。 赵华的女儿小芳来了，说她妈晚一会儿来，怕阿姨等着急，就先来报个信。这姑娘自己来北京闯天下，很懂事，珊月很喜欢她。 小芳说：“今儿一大早，还不到六点，蔡叔叔就到我家找我妈了。我听他说：咱们不要和珊月在一起了，珊月是想利用咱们，拿咱们当枪使，这是昨晚孙镜打电话说的。孙镜也跟黄工说了：咱们不要让珊月拿咱们当枪使呀！黄工也听了孙镜的话。这个孙镜呀，怪不得我妈说她比孙猴子还精哩。” 听了小芳的话，珊月浑身发冷，怎么是让我当枪使？这么说我不是叫你们当枪使吗？这不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吗？ 小芳又说：“黄工这个人性子直，可看不清好歹人，就像打飞机，瞄了半天，一放枪却打到自己的头上了。蔡松这人心眼不好。 到末了坏不了别人，也得坏到自己身上。” 这姑娘看问题好准，她说完就去旅行社上班去了。 临近中午，赵华才赶到方燕家，她说她想同黄工一块到这儿来的，可黄工说，打开门的事，她儿子不干了，等咱们打开门之后，她可以找人经营承包。 珊月一听就笑了，说：“让咱们打开门，是你能打开呀，还是我能打开呀？说得多轻巧！那天在黄工家，是她儿子说可以找几十个哥儿们把门打开的，可能家里一思量这事有风险，便退缩不干了，你们打开门，我也可以找人经营呀！把危险给了别人，把好处留给自己，谁又比谁傻呢？” 赵华说：“咳，这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方燕说：“陈曾有眼光，把我们这些人看透了，不骗我们还骗谁？活该挨坑！” 珊月对赵华说：“你跟我在一块，不怕我拿你当枪使呀？”赵华笑了：“我不怕，我这枪还不如你的枪好使哩。” 看来风风火火议论了一通，想把餐厅门打开自己经营的梦到此已宣告破灭。 只有想办法和章局长谈判这条路了。 方燕去给徐达举打电话，问和章局长联系的情况。 徐达举说：“这个事我不大想管了！本来已经疏通好，章星也愿意和你们谈了……我把这事也告诉我那老同学了，并且告诉给她章星的电话，说你们可以直接联系，定个时间。谁知这位老同学昨天给章星打了电话，说要带电视台记者去，还要跟踪报道，用这话威胁人嘛！章局长说可以呀，你们记者带介绍信来可以。章星给我打来电话，心里很恼火，怨我给他找了麻烦。这不是把我也给装进去了嘛！章局长说这个星期他有会，没有时间，下周再联系吧。你们若去说，最好不要让黄工去，她胡乱放炮，会把好事办糟。” 方燕对徐达举的帮助深深感谢，并为黄工做些解释。他心里已感到会谈的茫然。 夜里，珊月睡不着了，她越想越难过，伤心地流了泪。她忘不了孙镜说的“别让珊月拿你当枪使”这句话，人心哪，怎么会变成这样？她想自己一心与他们合作，想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们，却落个自己要拿他们当枪使？她再次感觉自己心太傻太直，在这社会上真不好和人打交道了。 方燕说：“别难过了，以后咱自己打自己的官司就是，咱也省不少罗嗦。孙镜说出这话来可能是因为你那天说她了？” 珊月奇怪：“我说她什么啦？” 方燕说：“你说她要当出纳，把钱装进自己腰包还得跟她打官司，这不戳了她的肺管子吗？” 珊月说：“我早忘了呢！唉，我想咱们若不联合吧，他们那四个人也会四分五裂，都自己打自己的小算盘！说来，他们叫人坑了也怪可怜的，尤其是赵华，那是台湾老爹寄来的钱呀！咱还得帮她。 方燕说：“你的心太软，那就还联合他们。” 两口子说到夜深才睡。 到了徐达举说的下周了，还没有音讯，方燕便又给他打电话，他说：“章星已把情况向上级汇报，电视台要采访，需要通过一下某工业总公司。总公司的法律处，章局长也找过了。上级已决定章星到南方去，离开地质局，你们的事儿，可以找尤副局长。章星已全部交待给尤副局长了。” 看来找章局长谈判之事也宣布告吹！ 电视台还要不要来呢？主要人物已不能采访，关键时刻他已离去：这是上级为了保护他而采取的措施，还是真的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去？是有意安排，还是一种巧合？ 方燕面对复杂的现实，感到无力判断。 还是应该把章星的离去告诉电视台“焦点访谈”的那位热情的记者，免得让人家白准备一场，带摄像去，却没有拍的对象。 方燕给“焦点访谈”拨通了电话。 那位记者说，那篇“‘假全民’坑国害民”的稿子，大家认为写得不错，我们送审了。领导意见是：揭露局级领导问题需要慎重，这个局长的问题也不算严重，比这事儿严重的太多了，我们的排不上，只有等等再说了。 方燕听了，觉得没有必要告知章局长已离去的消息了，即使他不离去，不也是一场空吗？ 此刻，方燕倒想起那一群购买了假种子颗粒无收的农民，不知他们的事可否排上号，在电视上曝光？ 老百姓心中的焦点问题也真是太多了！ 方燕下一步还怎么办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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