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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自己已经重新加入到选举的角逐之中。１９５６年２月，我给负责候选人事务的党的副主席唐纳德·凯伯里写信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种回到活跃政治的想法对我有强大的诱惑力。我刚开始从事律师职业时曾想全身心地投入法律工作，但是从事财税及公司事务的一点经历非但没有使我的注意力离开政治，反倒使我对法律之信念愈强，对立法机构则更加密切关注。” 过了一个月，我去拜访唐纳德·凯伯里。把我列入候选人名单不成问题——而且这次只考虑保守党拥有的席位中有把握取胜的。更令我高兴的是唐纳德·凯伯里是１位能够经常提供良好建议、为人友善、值得信赖的朋友。这对希望成为候选人的我来说可不是件小事。 我与选拔委员会打交道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１９５４年，我争取成为奥尔平顿的候选人。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５８年曾争取成为贝克纳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梅德斯通的候选人。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被列入范围缩小的候选人名单，再进行一次大家认为不错的演讲，然后开始回答问题。多数问题的意图是相同的。问我家务缠身，能否有足够的时间为选区工作，我是否意识到当一名国会议员花在外边的时间会很多，花在家里的时间会很少，我一、两年后再争取进入议会是否更好。有时候，问题会更直接了当：我是否真的认为我能够在履行一个母亲的职责照顾小孩的同时承担一个议员的工作。 我觉得选拔委员会完全有权问这些问题。我介绍了我家庭的情况，说我已有一个一流的保姆帮助我。我也常常解释说，我觉得只要很好地安排时间，在做一个母亲的同时做一个职业女性是可能的。但令我气愤的是我察觉到一些批评意见的言外之意是下院不是妇女应该去的地方。固然选拔委员会的一些先生们可能有这种偏见，但那时及以后我均发现几乎公开表达出这种偏见的却是妇女。这证明左翼关于“性别歧视”的过分简单的概念又一次错了。 这一切使我感到感情上受到伤害并很失望。他们的攻击不仅是对想作一名候选人的我的攻击，而且是对一个妻子、母亲的攻击。但我绝不会因此而退缩。我相信我在政治上会有所作为。我知道我从政之路上遇到的许多人都很希望我进入议会。另外，最重要的是丹尼斯对此没有任何怀疑。他总是安慰我、支持我。 １９５８年４月，我在中央总部与唐纳德·凯伯里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向我谈了即将选拔候选人的选区的情况。我也直言不讳地谈到我作为一个妇女遇到的来自选拔委员会的困难。遗憾的是，在这种事情上，即使是聪明的男性朋友也难以提供很有益的意见。不过，唐纳德·凯伯里倒还是给我提了一些建议。他说，在这种极其敏感的场合，应该穿得萧洒，但不应太华丽。他把我上下打量一番后说，他想我当时穿着的带棕色饰边的黑色大衣就很合适。他在服饰上的鉴赏力将很快得到检验，因为伦敦北部芬奇利选区的议员将不再参选，这是保守党有把握获胜的选区，我报了名，将于７月参加面试。 对芬奇利不是特别熟悉，因此，我像其他的跃跃欲试想成为候选人的人一样，开始去了解我应该知道的一切。我下决心我要像了解奥尔平顿的旧名是洛克斯博托姆那样去了解芬奇利，做到比任何人更了解芬奇利。一个城市席位特别是伦敦的席位具有一种有利条件。因为你知道当地最典型的问题与全国的最重大的政治问题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一个农村或外地的席位却未必如此。因此，像全国一样，解除房租控制的问题在芬奇利也一定是有争议的。移民问题也刚刚开始成为政治上的热点——就在几个星期后，移民问题引发了首次诺丁山骚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芬奇利，经济状况及哪个党将更有可能继续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服务，肯定会是人们首先关心的问题。对以上所有问题，我都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我都知道我该说什么。 我是大约１５０名申请者之一。其中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我下院的同事。我是参加选区选拔委员会初试的人之一。我知道我得到不少支持，这是令人满意的，但这似乎还不能使我感到十分自信。在这种场合，最为人知的人有时反倒不如树敌最少的人。随着比较弱的那些候选人被淘汰，如果他们的支持者转而支持你的对手，那么很可能在跨越最后一道障碍时败下阵来，甚至我们的马还没有放出来。 根据安排，我们最后四个人——３名先生和我自己需要接受协会执行理事会的挑选。我知道我将遇到很多朋友，但我也很清”楚，会遇到强烈的反对意见，这将是值得一搏的战斗。 我做了我能做的最充分的准备。我自信地认为我了解这个选区。我确信我能够对付即使根深奥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问题，我已经认真详细地读过我所能搞到的所有报纸和有关资料。我认真熟悉讲稿直到能一字不错地背出来，而我已经掌握了不拿讲稿讲话的技术。同样重要的是我应具有最佳的心理状态——自信但不自负。我决定遵照唐纳德的指导，穿黑色外衣。碰碰运气并无害处，因此，我戴上了我的幸运珍珠，也别上了达特福德的保守党朋友们送给我的胸针。 但是有一件很背运的事。与执行理事会见面的那天——７月１４日，星期一，丹尼斯不可能陪同我参加。实际上，整个选拔过程进行得很快，丹尼斯全然不知。他每年都要出国旅行一个月左右，推销其公司的产品。这时候他的去向只是“非洲的某个地方”。而其他候选人均由其配偶陪伴。所以，当我在７月的那个炎热的夜晚进入已经挤满了人的会议室、在协会主席身边就座的时候，我感到很孤独。 但只要我站起来讲话，一切紧张感都荡然无存。像往常一样，我很快集中精力介绍我的主要观点，而不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我坐下时，场上爆发出的掌声似乎是热烈和真诚的。不出所料，麻烦从提问时开始。 一个孩子尚幼的母亲能否真正有效地代表芬奇利？对家庭生活带来压力怎么？我照例说出我的想法。同往常一样，总有一部分听众难以被说服。毫无疑问，由于可怜的丹尼斯不在场，他们更容易不相信我的话。其实，我并不需要丹尼斯一直陪伴我，但我很希望他当时在场。 提问完毕，我又与其他候选人及其夫人们坐到一起。大家过分客气地谈论着无关紧要的小事——这种场合好像总是这样。我们中的最后一个表演结束后，好像是无休止的等待。然后，一位工作人员来到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结果。他是对我讲话的。没有时间感到放松和高兴，甚至疲倦。现在，我得回到屋里接受执行理事会的祝贺。 后来我才知道确切的结果。第一轮投票中，我获３５张，与我最接近的对手获３４张。另外两个候选人退出第二轮投票。在这一轮中，我和我的对手分别获４６和４３张。一般来讲，下一步应该是为了做做样子，或者表示没有任何恶意，执行理事会应一致投票选我为候选人。但是不幸的是反对我做候选人的一部分人就是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继承的是一个需要把他们团结起来的协会。这就意味着我要把那些未掩饰对我不满意的人争取过来。 但那是明天的事。首先，我必须向在格兰瑟姆的家人报告这个好消息。丹尼斯是完全联系不上的。因此，他全然不知道我在芬奇利的一切，不知道这些会令他高兴的事。不久前，我留给他写信，谈了我当候选人的前景，但是他从未收到那封信。又过了几天，他从约翰内斯堡途经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前往拉各斯，在转机的时候拿起一份别人丢下的伦敦《旗帜晚报》。他在翻阅各版时发现了这个惊奇的消息。他的妻子已被选拔为保守党有把握获胜的芬奇利选区的议员候选人。我好像总是给他惊奇。 次月上旬，正式通过我为候选人的会议是我在整个芬奇利选区协会全体人员面前表现我自己的第一次机会。这次我又穿了一套纯黑色外套，戴一顶黑色帽子。选区主席伯蒂·布拉奇为我做了介绍，我后来才知道她的介绍极尽赞誉之词，几乎让人尴尬。 她后来成为我的强大的支持者和保护者。 （伯蒂拥有当地最重要的报纸《芬奇利报》，这在当时及以后都是我的一种优势）。我进入会议大厅时，大家热烈鼓掌。我利用此次机会比较详尽地谈了国际及国内事务。我竭尽全力，因为我知道虽然在这次会议上我将是唯一当选的候选人，但这次会议并不像通常那样只是个形式。仍有一些人坚决反对我作候选人，主要是一位妇女和她的一伙人。她们希望重新选拔候选人：而我决心扭转这一困难局面。对回答大厅内人们提出的３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困难。如保守党在这种场合的一贯做法，他们给我的欢迎是没说的。但与报纸的报道相反，最后仍有几人拒绝投票正式选我为候选人。因此，我是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的，而不是那个神奇的词：一致通过。因此，离开会场时，我既知道我已稳获候选人资格，也确信协会的绝大多数人将支持我，但也清楚地意识到一些人是执意要与我为难。 我给当时担任保守党议会督导员的特德·希思写信，告诉他我面临的问题。他曾是达特福德邻近选区的议员候选人。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帮助，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利用了我的个人关系，在我正式当选候选人以后、议会选举之前，我请来了一些著名的人物来替我讲话，其中有伊恩·麦克劳德、基恩·约瑟夫、彼得·桑尼克罗夫特、约翰·博伊德—卡彭特。我未来的政治生涯与这些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丹尼斯参与我的竞选活动也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帮助我，他虽然来晚了，但还是让我很高兴。伯蒂·布拉奇一直给予我巨大的支持。 过去，人们对芬奇利的选举活动有一种绅士般的超脱感。这既不是我的风格，也不是当时的政治现实所容许的。我希望努力工作、竞选，就好像芬奇利是一个获胜希望不大的选区一样，也期望其他人也同我一样努力。从这时起，我一周去选区两三次，经常到选区的每个小区去游说争取支持，然后到当地的某个酒馆或某人的家里认识一些保守党的积极分子，一起喝点饮料。 我当上芬奇利的候选人的时候，芬奇利的自由党人已经十分投入地开展竞选工作了，这引起许多保守党人的担忧。自由党总是善于组织竟选活动，他们在地方政府选举中的工作更是有力。几年前，在芬奇利，因为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当地的高尔夫俱乐部出了一件丑闻。有几位保守党人卷入了这件丑闻。自由党就抓住一切机会向人们提起此事。我自己从来没有反犹太主义的想法，我们党因为这一丑闻而名誉受到损害使我感到十分不安。同时，我也想到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我们党未能争取可能支持保守党的人都来投我们的票。因此，我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我们欢迎新党员，特别是犹太人加入我们的基层组织，当时没有想到，后来一些犹太人成了我最密切的政治朋友和同事，当时我们未能充分地争取潜在的保守党选民的选票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无论会引起多少人的不悦，加强基层组织是至关重要的。我作出巨大努力去加强选区内保守党青年组织的工作：因为，我确信只有把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吸引过来，我们才能有把握对付十分活跃的自由党的挑战。到１９５９年９月选举即将举行的时候，选区的党的组织工作情况已大为改善，我开始感到比较放心。 我也预感保守党将获得大选胜利。５月份的地方选举中，保守党取得重大胜利成果。形势好像对保守党取得选举胜利越来越有利。在芬奇利，我们正在做好最后的准备。实际上，宣布大选时，我和丹尼斯及我们的双胞胎正在怀特岛度假。我们立刻赶回伦敦。虽然在竞选活动中仍会遇到苏伊士问题及解除房租控制的问题，但是竞选的主要问题是哪个党更可能实现并保持繁荣。这一直是我与其他候选人在芬奇利的教堂及犹太教堂中辩论的主要话题。这可是对我们有利的领域。因为，如我们所宣称的那样，保守党执政时，生活更好。芬奇利及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另外除繁荣感外，大家也意识到哈罗德·麦克米伦是一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无论是在美国、苏联或是欧洲大陆问题上，发挥卓越作用的政治家。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我在芬奇利参加的第一个投票日开始了。后来我在芬奇利度过的９个投票日中的所做所为与这一次基本相同。投票开始后不久，我先在我的家所在的选区投票，１９５９年是奥尔平顿，后来是切尔西、威斯敏斯特。然后，同丹尼斯驱车去芬奇利。我访问每一个投票站及委员会办公室。中午可能与伯蒂。布拉奇或其他人在一家旅馆共进午餐。我只付我自己的帐，没有任何灵活性，避免别人指责我“招待”选民。保守党中央总部早已向所有候选人灌输了如果那样做的可怕后果。５点以后，我就不再访问委员会办公室，因为委员会会派出工作人员去召集我们的支持者投票，我只是到一两个投票站露露面而已。等到投票结束后，我和丹尼斯到布拉奇的家中吃点东西，访问选区的办公室，获取些最新的轶闻趣事，然后去观看计票现况。这次计票是在克里斯特公学，后来的９次都是在巴尼特市政厅进行的。 每个候选人在学校里都分有一个房间。每个候选人可以与一部分有票能进入计票现场的支持者一起吃点东西、喝点东西。每个房间里都有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奇迹——一台电视。这是电视第一次在竞选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电视提供的计票结果告诉我们保守党在全国的成绩如何。我时而在计票厅里看着长条桌上每个候选人的选票堆得越来越多，时而溜回我的房间去跟踪来自全国各地的结果。全国的选举结果同样令人高兴。 凌晨零点半左右，有人通知我马上要宣布芬奇利的选举结果，要求我与其他候选人一起同选票报告员到台上就座。要是别人竞选一个有把握获胜的席位，而且知道保守党即将在全国获胜时，一定会感到信心十足，甚至沾沾自喜，而我却不会。在我从政的每个时期，无论是因为第六感觉——谁知道——还是迷信。我总是把这种心态与灾难即将到来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我站在丹尼斯身边时，我表情严肃，尽量不让人看出我的内心感觉。 选票报告员开始宣布：“迪金斯·埃里克·彼得罗：１３，４３７票。”（工党欢呼。）“斯彭斯·亨利·伊万：１２，７０１票。”（自由党欢呼。）最后，我们听到：“撒切尔·玛格丽特·希尔达：２９，６９７票。”我大获全胜——比第二名多得１６，２６０张选票，比我的前任也多得近３５００张票。保守党人也发出欢呼声，但我们的欢呼总是比自由党的或社会主义者的更克制些。我发表简短致辞，接受选举结果，感谢我们所有出色的支持者。丹尼斯热烈地拥抱了我，我走下了台子——已是芬奇利的当选议员了。 我被选为芬奇利的候选人后不久，曾不经意地对我的双胞胎孩子说，一旦我成为议员，他（她）们可以到下院去喝茶。从此，他们的简单的请求是：“你还不是议员呀？妈咪，时间太长了。”我也有这种感觉。在我看来，通向议会的路是很长的，但现在我知道再过几周，我就会在下院的绿色皮椅子上就座了。 这是第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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