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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伦敦后，就被调任影子内阁教育大臣。爱德华·博伊尔将离开政坛出任利兹大学副校长。爱德华因在保护文法学校方面不够坚决，在年会上受到基层许多人的反对。尽管我们的意见相左，但他的离去仍使我很难过。他是我政界的老朋友，我知道我会思念他的才智、敏锐及正直。但这对我完全是一个提升，尽管我后来得知我本来只是一个后备人选，基思·约瑟夫最初是接任爱德华的第一人选。我之所以得到这个职位，是因为雷吉·莫德林拒绝接替基思任影子内阁贸易、工业发言人。 我对我的新角色很满意。我知道我能干到今天的这个位置是因为我受到了自由的（或近乎于自由的）良好教育，我也想让其他人有同样的机会，社会主义的教育政策——一律向下看齐，以求平衡，剥夺了有天赋的学生继续深造的机会，是学生获得良好教育的一个重要障碍。我还被这一职务的科学方面所深深吸引，当时这个职务负责影子内阁的教育和科学部。另外，我想，妇女至少母亲们，从本能上关心儿童的教育。 教育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主要战场之一，１９６４年大选以后，工党决意把整个中等教育体制变成综合性学校体制，并采取一系列举措要求地方教育当局提交改革计划。（在我担任影子内阁教育事务发言人几个月后，工党向议会提交了有关法案。）爱德华在考虑保守党该做出什么反应并解释为什么这样做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很快摆在了我的面前。 影子内阁及保守党在中等教育选拔制原则上，特别是在对１１岁以上学生进行选拔而举行的考试，即中学入学考试上有很大分歧。为了更简单一些，有必要区分在保守党内的４种不同态度。第一，有一些人对国家教育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兴趣，因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孩子上的是私立学校。这部分人很重要，他们不大可能为政治上的权宜之争所动摇。第二，有一些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孩子都未能进入文法学校，而且对他们在现代中学所受的教育感到失望。第三，有一些保守党人，或者因为他们自己是教师，或者因为与教育界有一些其他联系，接受了许多当时流行的平等理论。最后，是像我一样受过文法学校教育的一些人，强烈反对取消文法学校，而且义无反顾地支持选拔制。 我也意识到，影子内阁内部的观点也与上述情况大体相同。总的来说，影子大臣们并不想使教育成为下次大选的一个主要议题。这未必是一个愚蠢的观点。保守党内部民意测验和公开的民意测验都显示，１１岁以上学生的选拔制不受欢迎，人们至少准备说他们支持综合学校。如果他们被问及他们怎么看待根据综合性计划重新组建某些具体的地方学校，他们是否还会持同样看法，以及他们是否懂得“综合化”意味着什么，那当然是两码事了。例如，综合性概念的全面含义和一个学校对所有入学新生开放，但要根据智力对学生进行划分之间存在很大不同。综合性概念首先属于社会工程，其次才是教育，在这种教育中不把学生按智力划分。事实上，正如我后来于１９７０年２月在关于工党的教育法案二读辩论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者对选拔制的攻击是荒唐的，因为选拔制一定会继续以某种形式贯穿１１岁以上学生的教育体制。我当时还应补充一点：如果你们不根据智力进行选拔，你们不可避免地会根据其它一些不令人满意的标准来选拔，实际上这个标准常常是收入，因为富裕家庭才会举家迁往有适合他们孩子接受教育的好学校的中产阶级居住的地方。一些工党议员和许多工党支持者对此非常清楚。因此，当哈罗德·威尔逊放弃了他曾做出的支持文法学校的承诺时，他们感到他背叛了他们。我之所以在委员会的辩论中意外地取胜，使工党删除了教育法案第一条，就是因为两名工党议员故意缺席。 在后来我接管影子内阁教育部时，党的政策小组已提交了一份报告。教育政策已基本确定。它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我们已决定把重点放在改善初级学校上。二是为尽可能减少１１岁以上学生选拔制的辩论，我们强调地方教育当局在建议保留文法学校或建立综合学校上有自主权，以代替工党强制推行综合学校的政策。 支持这个计划的充分理由是：第一，如果要扼制文盲和不会数数的人不断上升的趋势，改善儿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实际上保留文法学校的最好办法是反对中央集权。当然还有另一方面的理由。如果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错了的话，将大量费用花在幼儿园、小学教育及教师上就没有什么意义。当然，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的斗争不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从长远来讲我们就不能捍卫文法学校，或者就此而言捍卫私立学校，不能捍卫直接拔款学校，甚至是实行分离制的综合性学校。 在既定政策和政治现实许可的范围之内，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后来，我得知：对某些人来说，我走得太远了，我被任命为教育事务发言人后不久曾应邀出席教育新闻记者在伦敦的坎怕兰饭店举行的午餐会，是在那里，我了解到这一点。我不但为文法学校辩论，而且也为现代学校辩论，那些在学业上难以出类拔萃的孩子事实上可以在现代学校中获得自我表现的机会和个人尊严。如果他们与那些学业上更加优秀的孩子进行直接的不断的竞争与相处，他们永远也得不到这些。如果人们希望的话，我也完全准备看到１１岁以上学生选拔制被取消或修改、而在晚些时候对孩子进行考试。我知道把那些大器晚成的孩子转到当地的文法学校是非常可能的，以便他们的能力可以得到正常开发。我确信太多的现代学校提供的是二流的教育。但这个弊端可以通过提高其教学水平来改善，而不是要降低文法学校的水平。参加坎伯兰饭店午餐会的人中只有两个人好像同意我的观点。此外，我所面对的是怀有敌意与根本不理解我的意见的人。不只是他们认为我错了，而且他们不能想像我能真地相信这类事情。这使我惊奇地发现那些为公众提供教育信息的人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 保守党的教育政策中还有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我极力争取保守党在竞选宣言中无条件地承诺将学生离校年龄提高到１６岁，并成功了，只是负责财政的人们对此持有疑虑。我还在保守党于１９７０年初在塞尔斯登帕克饭店召开的讨论会上提出、竟选宣言应赞同拟议中的成立新的独立的白金汉大学的计划，遭到特德·希思的强烈反对。尽管有基思·约瑟夫和其他人的支持，我还是没有成功，但至少最后我被允许在某次演讲中提及这所大学。我从来也未明白为什么特德如此激烈地反对这件事。 保守党在１月底２月初的一个周未，在塞尔斯登帕克饭店召开的政策会议取得了成功。但成功的原因并非是人们经常说的那样。那种“保守党在塞尔斯登帕克饭店进行激烈争论，导致保守党政策从根本上向右转”的说法是错误的。此前大家就主要政策已达成一致，并已写入竞选纲领的草案里。我们曾花费了好多时间仔细斟酌。我们已经对我们的移民政策作了精心的闸述。我们关于工会改革的建议已经刊登在《公平交易》上。在收入政策上，出现了令人有些费解的向右转。工党已经完全放弃了它自己的政策，所以没有必要再谈及是否需采取某种“自愿”收入政策这样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显然，雷吉·莫德林对我们没有提出解决所谓的“工资膨胀”的计划而感到不满。事实上，这个竞选纲领既回避了货币主义的观点，也回避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只简单他说：“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工党的高税收，货币贬值政策。工党的强制性工资控制是一个失败，我们不会重蹈其覆辙。”这种说法看似糊涂，实为明智之举。 但这又使我们后来遇到一些麻烦。竞选期间，高税收引起通货膨胀的谬误论点使中央总部写了一个短评，而这个短评使工党后来得以宣称：保守党说他们能够通过减税来一举降低物价。 由于新闻界对塞尔斯登帕克饭店会议的大量报导，我们似乎成了能认真地对英国的未来政策进行长远考虑的政府的替代者。而哈罗德·威尔逊攻击希思是“塞尔斯登人”又帮了我们的忙，它使我们平添了几分脚踏实地、善于争取民众的右翼政党的色彩，这对特德的冷淡形象起了冲淡作用，总之，塞尔斯登帕克饭店会议和保守党的竞选纲领《明天更美好》均使威尔逊政府暗淡无光。特别是威尔逊政府在工会的压力下放弃了《取代争吵》之后，政府内尔虞我诈，莫衷一是，交易不断。 在我们结束塞尔斯登帕克饭店的会议后和５日竞选运动开始前的一段时间里，反映两党地位的民意测验结果出现过反复。我们在塞尔斯登帕克饭店开会时，是我们领先，我们认为我们能赢得大选。到了５日，我们非常突然地落后了。竟落后工党几个百分点。受民意测验结果的短期变化的鼓舞，哈罗德·威尔逊宣布６月１０日举行大选——我当上首相后从来没有忘记威尔逊的这个错误。当时，保守党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认为我们将在大选中失利。这种忧郁越来越强，大选期间，有一天我到老王后街的保守党研究部办公室索取一些材料，我十分惊奇地发现似乎每个人都极其沮丧。 民意测验结果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或者其真实性有多少）不得而知。大选即将到来时、总有一些醒悟的支持者再次对党表示忠心。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我们多年在野期间未能认真地着手准备赢得反对社会主义思想斗争的胜利。我们将来执政时，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另外，我们未曾意识到，我们本应对我们的政策进行根本性的反思，但我们没有去做。 在这次竟选中，工党大肆攻击我们的政策。而我方像任何反对党一样，但比大多数反对党更理直气壮和不失时机地揭露工党破坏了一系列承诺——“工业不断稳步增长”，“没有权宜措施”，“不增加税收”，“不增加失业人数”，“你口袋里的英镑不会贬值”，“经济奇迹”等等。这也是我竞选演讲的内容，但我也利用了在全国主任教师联合会在斯卡伯勒组织的一次晚宴上作演讲的机会介绍了我们的教育政策。 很难知道是什么使形势出现了转机，如果说确实存在着对我们不利的形势的话。说来也怪，但情况确实如此。为保守党做出最重大贡献的两个人竟是势不两立相互为敌的两个人：特德·希思和伊诺克·鲍威尔。没有人能说特德是一个善于交流的人，重要的原因是特德在很大程度上不重视交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特德是一个正直、有远见的正派人。他对英国的未来有自己的构想——虽然这种构想有点专家治国论的味道。用基思５年前对我评价他的话来说，特德有“一种拯救英国的热情”。这突出表现在特德为竞选宣言所写的重要引言上。其中他攻击工党的政府是“廉价、平庸的政府，是骗人的政府”。他承诺要“建立一个新型政府”。特德的最后一次竞选广播讲话也表明他是一个深切地关心着他的国家、并愿为她献身的忠诚的爱国者。尽管如果我们输了，什么也救不了他，但他在竞选中表现得很出色。 伊诺克·鲍威尔也很出色。关于伊诺克是否会支持保守党的领导人以及他的计划曾经有许多猜测。党内对伊诺克的态度也有很大分歧。他３月曾到我们的协会讲话，我们因此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我决定发表一个声明，大意是：“那些享受这个国家言论自由的伟大传统的人，不应该否认他人，特别是像鲍威尔先生这样在战争年代建立卓越军功的人，享有这样的自由。” 在６月份的竟选中，伊诺克就工党政府经济上的失误，法律与秩序，欧洲问题作了３次重要讲话，呼吁人们投保守党的票。此外，托尼·本对伊诺克恶毒的人身攻击——把他和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很可能使许多本来不支持他的选民站在了他的一边。一些统计数字表明，伊诺克的介人使本来势均力敌的西米德兰的竞选向保守党倾斜。 当我的竞选结果在亨登技术学院宣布时，赢得了人们的巨大喝采。结果显示，我比工党候选人多得１１，０００张选禀，优势比以前扩大。然后我去萨伏依大旅馆参加《每日电讯报》的聚会，在那里我很快得知：民意测验的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即将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 星期五，我在我的选区清理文件，像往常一样写一些感谢信。我想特德会至少吸收一名妇女进入他的内阁。既然在影子内阁中特德已接受了我，我将成为那个幸运的女士。基于同样的逻辑，我很可能得到教育大臣之职。 星期六早晨，唐宁街１０号的私人秘书打来电话说特德想见我。我到了内阁办公室，祝贺他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我们没有花多少时间客套，他还是直截了当，一本正经。他给了我教育大臣之职，我接受了。 我和丹尼斯回到了威斯敏斯特花园区的公寓，然后开车回到了兰伯赫斯特的家。我很难过，我父亲没能活到今天与我分享这一时刻。在他２月份去世之前，我回到格兰瑟姆去看他。他的胸部一直不好，后来发展成肺气肿，靠床边的氧气瓶维持生命。我的继母西塞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他们是几年前结婚的，我的父亲跟她生活得很幸福。我在那儿的时候，时常有教堂、商界、当地政界、扶轮社和保龄球俱乐部的朋友来“看望阿尔夫的身体状况”。我希望在我临终前也有那么多的好朋友。 我曾参加了一个电台的节目讨论会，我知道，在我的父亲去世之前，他一直在听那个节目。他不会想到我会成为一名内阁大臣，我确信他从来也没有设想我会最终成为一名首相。他也许会希望我得到这一切，因为政治是他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而我这个女儿与他又是如此地相似。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政治权力是生活中最重要，甚至是最有效的东西。当我翻阅我的文件，为本书收集材料时，在我六年级化学笔记本背面，我发现了一些父亲的零散布道讲话提纲： 法令、权力、法律都不能挽救人类、国家，甚至任何特定的一代人。我们为此而担忧，最终我们丧失了信心，我们的信念开始动摇。而这种忧虑自古就有——耶稣两千年前就遇到了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了人间。 我的父亲一直到死都怀有这样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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