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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工党联盟无所作为，根本没有取得它们的代言人后来声称的成就。它没有能够阻止社会主义的推进，更不要说挫败它。实际上它只是使工党政府当政，并且使它得以完成航空和造船业的国有化。经济是恢复了，虽然脆弱，却是实实在在，但这不是工党的功劳。经济的恢复加强了工党在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问的政治地位。经济的恢复是由于在此之前几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行采取的措施。这未能帮助卡拉汉缩小左翼的影响并打败它。实际上，左翼强大起来，在几年之内主导了工党。 实际的好处另有得主，而且完全在预料之外。首先，自由党表现出与工党在思路上的相近之处，这给潜在的保守党人一个有益的警告，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对自由党表示钟情，把它看作是比工党文明些的选择并投它的赞成票。因此，联盟更加巩固了人们对我们的支持。其次，现在我可以看清楚，１９９７年３月我们还不能组成一个政府足以使英国摆脱使其长期衰落的政策。不管是内阁，还是党的议会党团或者选区，都不可能愿意服用这剂必要的但又是苦口的药。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这种病已经蔓延得多么广泛。只有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天的罢工才能改变人们的看法。最后，政府得以幸存，对我来说的确是一桩隐而不见的幸事。此后的两年令人精疲力竭，我作为反对党领袖在这两年中得益匪浅。我学会了如何达到我的目的，尽管我在影子内阁中总是感到处于少数。尽管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我都更加能言善辩，对公众发表演说和竟选的能力也有提高。这对以后担任首相职务大有稗益。也许特别重要的是，我向自己也向别人表明，我在把握普通人的感觉方面，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本能”。这种品质，我想，不管是否是天生带来的，在逆境中变得更加敏锐，更加明光闪闪。 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３日星期三，在不信任投票辩论中我的讲话效果不好，使我感到失望。但一连串的好消息使我的失望情绪一扫而光。当问到民意测验结果时，政治家们总是貌似贤明他说，他们不去注意民意测验。但是，当民意测验结果对一个政治家非常有利时，他的政治生活就轻松多了。局势很炔明朗，公众不喜欢工党和自由党拼凑的联盟。民意测验表明，保守党领先工党１５到２０个百分点，自由党的得分急剧下降。不信任投票辩论一周后，我发表演说攻击丹尼斯·希利的预算。这次讲话使议会党团相信：我讲话时只有迅速写出的提纲，在数字的烟雾中，我能抓出其背后隐藏的矛盾。第二天我们以１７．４％的多数赢得了伯明翰斯台茨福德选区，这是罗伊·詹金斯的老席位。我在福拉德街从电视节目中看到报道后磨拳擦掌地发表声明说：“我们现在是人民的党了。” ４月访问远东回国后，我投入了两次补选，一次在诺了汉矿区的阿什费尔德，一次在哈姆伯塞德渔港区的格利姆斯贝选区。在通常情况下工党在这两个选区稳操胜券。人们告诉我，很可能我们不能赢得阿什费尔德选区，但格利姆斯贝则是探囊取物。在阿什费尔德我同人们谈论炸鱼和炸上豆片，在格利姆斯贝我同人们谈论黑斑熏鱼片和煮鸡蛋，我得到的印象迥然不同。尽管我们有两位很好的候选人，但在格利姆斯贝我们在渔业工作的人命运不佳，他要继承的席位是已故的托尼·克罗斯兰。很清楚，甚至保守党选民都很希望由一位大名鼎鼎的社会主义者来代表他们，这次他们希望选一个类似的人物。事实上我是正确的，我们在阿什费尔德获胜，战胜了执政党原来持有的将近２３０００票的多数。在格利姆斯贝我们险些获胜，那里的选民选中了一位最切近大社会主义者的人—电视名人奥斯了·米切尔。一周以后我们在首都和郡议会选举中收获甚大，夺回了大伦敦地区，这是一个重要收获，使我们得到一次机会在地方一级展示我们的某些政策，如我们准备在全国推行的出售公房的政策。这个机会对任何一个在野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段时间对我个人和党都是大好时机。我感到此时我可以改变我继承下来的某些政策，对一些政策我可以更清楚地摆出我自己的观点。我利用５月苏格兰党大会的机会，甩掉了关于下放权力的承诺，大会在相当平静的气氛中通过了有关决定。 ７月，我利用发表纪念伊恩·麦克劳德演讲的机会，试图说明我个人的哲学与保守党的传统如出一辙，实际上与全世界保守主义的宗教式信条的本质特征多么一致。准备这样的讲稿我总是倍加努力，因为我认为应该表明保守党人在与他们的对手较量时，在道德问题上与在实际问题上一样，都不应感到理亏气短。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同月后期，在议会夏季休会之前，我在经济辩论中发表了很好的讲话。这是淋漓尽致的一天，在我讲话时，每一个怀有敌意的插话都遭到迎头痛击，对手好像为了挨打才口出狂言。我自己也震惊不已，我把一个个对手打倒在地，就像在射击馆打鸭子靶一样。一位友好记者这样写道：“玛格丽特·撒切尔巾帼一人，在最好时机横扫政府议员和自由党议员。”新闻媒体至少在此时此刻对我的素质和前途充满了吹捧评论。但工党议员在我下一次重要出场时的反应就是对我的更大吹捧了：全体沉默，意在使我受窘。 当自由党—工党联盟形成时，政治现实看来极为严峻。而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比评论家认识到的程度更为严峻。人们。对我们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政府的明显失误的广泛反映。现在公共财政正在恢复秩序，这将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从而加大了我们自己制定政策的压力。我们在大选中需要获得的不仅是一项合格医生的授权。我们需要作出自己的明确的、有说服力的分析，提出整套政策。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愿意做这些事。但我深知，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如工会的权力、收入政策、公共开支等，影子内阁内部仍然存在意见分歧。我们是少数派，根本拒绝１９７０—１９７４年的政策思路，而多数派在一定程度上则主张延续那时的政策。所有这些具有破坏性的分歧，尽管我们拼命设法缩小，把认识统一到“将来的路线”上来，仍使我们在这些岁月中付出了代价，因为分歧来自根本问题。最终来说，这不是一个修补政治技巧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困难的、没有止境的澄清思想和转变观念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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