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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晨，有点异样的感觉。 从窗子射进来的光亮和我四周的空气，一切一切都似乎和我有些疏远了。 是因为这件事吗？平时，因为血压低，醒来几个钟头都懒洋洋的，只是那天，我却难以置信地痛痛快快地起了床，走到楼下。 家里的空气也有点异样。 母亲用平素没有的高声问： “吃早饭吗？” “只要杯咖啡就行了，想看看报纸，取来了吗？” “哎，淑惠，拿报纸来。” 妹妹神色不怎么愉快，把早报扔在我眼前的桌上就走了。 我象平时一样打开报纸，眼晴被吸引到灰乎乎的版面上。我看到题目特别醒目的体育报纸上印着山口百惠好大的名字，有几秒钟，我窒息住了。 为知道准确时间而习惯性地打开了电视机，里面传来了男播音员硬梆梆的声音，那声音比起灰色的纸面更有现实感。 ——歌手山口百惠作为“艺人交欢图审判案”的证人接受传唤，今日将到东京地方法院出庭。 当他说到已经听惯了的自己名字时，我的思绪集中到了完全不同的事情上。 ——是穿黑色西装好，还是穿粉红色的连衣裙好呢？ 眼前摆着昨天黄昏时就取出来准备今早挑选其中一件穿走的衣服，我没了主意。 很早以前我就觉察到自己穿什么颜色和式样的衣服能左右自己那一天的一切。穿上牛仔裤和上衣时就觉得又回到了儿童时代；同一件牛仔裤，要是打开白色棉衬衣胸前的三个扣子，觉得这下就成了大胆的女性了。单是觉着还好，我呢，从走路到谈吐自然地都成了这格调。我意识到自身的这种变化，也觉得挺有意思，但有时却不合时宜或场所而搞得无法补救。 有一次，我穿着黑色连衣裙去摄影现场。这样一来，把我周围的气氛都渲染成黑色，不管从哪个角度对着摄影机，我都笑不出来了。让服装和自己左右了正常表演，我拼命在嘴角作出痉挛般的强笑，也只能至此而已了。连周围想使我打起精神的呼唤也压不住我心底的黑色。结果，成了一次心情沉闷的不愉快的摄影。 我并不认为服装无足轻重。一天的色彩是服装所决定的。 交替地比较着黑色的西装和粉红色的连衣裙，我仍然决定不下该穿哪件。今天这个日子可不能有片刻沮丧，这么一想，朦胧的迷惘淬然而去，我迅速地象早已决定了似的，把手臂伸进了粉色连衣裙的袖筒。今天可不能给人造成素淡的印象。 或许是平时没穿习惯，领口上的花边不大随身。镜子里映照出来的我仍然显出一副掩饰不住内心踌躇的神态。 “不过，比黑的好……” 我自言自语地小声啼咕了一句，打开了房门。 那是大约三年前了吧。 夏天一个炎热的日子，我读了密密麻麻复印在白纸上那篇成为问题的报道。看完后，我既没有感到委屈，也没有感到悲哀。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事实，所以并未使我产生丝毫的动摇。我倒觉得十分可笑的是，那些堂堂的大人们竟一本正经、恬不知耻地写出这些东西。过了几个星期，我听人说到了“起诉”二字。关于这一点，人家说是“尊重个人意见。希望与家属商量以后作出决定”。 我和母亲商量了。 母亲在我面前看那份报道，尽管她的表情只有稍微的变化，但是没有溜过我的眼晴。妹妹在母亲旁边注视着我们。 就个人说来，不管内容怎样，它一点儿也伤害不着我。但是，当我站在既是山口正子的女儿，又是山口淑惠的姐姐的立场上时，我觉得受到伤害的是母亲和妹妹。我决定，为了至关重要的亲属而去起诉。 起诉书 邮政编码 153 目黑区下目黑1—2—5 崛电影制片社内 电话490—4601 起诉人山口百惠 因未成年，监护人 母·山口正子 起诉内容 一、被告人菅原、被告人特别采访组、被告人种村等于昭和五十一年五月中旬合谋之下，在《问题小说》杂志七月号180页至185页，刊登了题为《向欢乐进发——处女篇》的报道及其插图，见另附起诉事实一览表（一）中的所载报道，公然歪曲事实，损害起诉人等的名誉。 二、被告人平野、被告人民间、被告人猪口等于昭和五十一年六月初合谋之下，在《女性自身》杂志六月二十四日号40页至43页，刊登了关于森进一、山口百惠、樱田谆子、西城秀树等的题为《记明星们惊人的“性”的大混乱》的报道，见另附起诉事实一览表（二）所载的事实，公然歪曲事实，损害起诉人等的名誉。 起诉事实 （一）月刊《问题小说》由德间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编辑是被告人菅原善雄，发行份数为二十万本，被告人“本刊特别采访组”者，其具体人名不详。种村国夫是上述杂志刊登的插图的作者。 昭和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左右，上述被告人等合谋之下，企图在该杂志六月号上登载关于起诉人等的性方面的报道，于该杂志六月号180页至185页上刊出，题为； “定本！明星交欢图 向欢乐进发——处女篇” 作者自称为“本刊特别采访组”，每个具体作者的姓名不详。除登载了另附起诉事实一览表（一）所载的报道外，被告人种村，还在作为证据的杂志180直至181页的正中画了有一男人从山口百惠的裸体后面伸过手来、西城秀树用照相机拍摄女人裸体画，画面上看来又似南沙织又似樱田淳子，均已损害起诉人等的名誉。 （中略） （二）关于山口百惠、森进一 同一杂志183 页上，以“山口百惠在摄影室的角落……”为题，作者说在摄影室的角落里看见男女人影，姿势很是奇怪，女的好象卷曲着，男的弯着腰。他一走近，两个人猛地分开了。男的不是森进一、女的不是山口百惠吗？当时，森的裤子拉锁是开着的。 这是山口百惠“口淫”的论证，但两人都予以否认。披露的“事实”说，问哪个有关的人都会说山口百惠不是处女，她的对象是三浦友和、相崎进也、森进—……，两人对此也都予以否认，并说直到看了这个杂志之前，两人甚至连这种说法都不知道，也没有人向他们寻问这一稀奇说法的真伪。被告人认为，如果写上两个人否认的话，写什么事实都不能说是损害名誉，被告人平野也辩解说，因为登过反面的说明，所以不是损害名誉。 继那之后，说是小坂坡胜给山口百惠家打过电话，此事实据山口百惠母亲说，小坂胜一次电话也没有打来过。 （中略） 昭和五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上述起诉人的十名代理人 律师竹内三郎 进呈东京地方检察厅 从那天起到今天为止，已经过了三年，仍然不见解决，为了传唤证人要求包括我在内的八人出庭，其中已有三人出过庭。 这些人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会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可是所有报道都不怀好意，写的无非是艺人身处不习惯的场所，如何惊慌狼狈啦，这样写似乎就是告诉人们，艺人的见识是何等贫乏。冷静地想想，即便不是艺人，突然置身于法庭这一特殊环境而不惊慌，那才是怪事。 我一面想着“我的事也会写在明天的报纸上吧”，一面离开了家。 外面有几分春天的寒意，当我全身接触到外面的空气时，身后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要顶住啊。” “没关系，一结束我就打电话来。” 母亲看我和平时一样，好象放心了。 汽车穿过日比谷区，驶近东京地方法院。来来往往的车里，没有人知道眼下我的心境。好几辆汽车有秩序地起了过去。人们拼命地为了自己生存。即使一部分人吵吵嚷嚷闹腾的很凶，其他许多人也既不关心也无关系。这么一想，心里轻松了一些。汽车在前进。晦暗的天幕阴沉沉地低垂着。没有泥土气息的好象冻住了似的城市的柏油路向后退去，仿佛无情时光的流逝，我不由地闭上了眼睛。 一会儿，便看到了与天空一样颜色的高楼。高楼周围象镶了一道边似的，围着人群。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将用怎样的语言谈论我呢？以怎样的表情看我呢？我内心这样踌躇着，外表却象与此毫无瓜葛的人似地坐在车里，向事务所的人发出笑声。我一边冷静地听着自己的干笑声，一边厌恶自己在这种时候还笑。这次斗争一定要胜利，不能踌躇，不能犹豫。为了母亲和妹妹，并且为了我自己的幸福。 “淡泊、冷静、沉着，稳重得与年龄不符……”，这些都是人们谈论“艺人山口百惠”的模式化了的形容词。平素，每每被人这样说，我心里并不觉得舒服，可是唯独今天，我决定充分利用这个给人们已造成定评的印象。大概被告方面的辩护团里的五位也对我持有同样的成见吧。倘若如此，他们内心里也该会打鼓的。这里，重要的是，要和对方站在同一条线上，站在同一条线上了，精神就会大大轻松起来，交锋是下一步的事情。我决定今天一天要好好扮演一下人们印象中的“艺人山口百惠”。 在简直要塞住耳朵的相机快门声中和要求我发表看法的声音中，汽车停住了。虽然身在灯光和声音的洪流中，我的心仍然是平静的。我小跑着穿过声浪。从墙壁一直向上没有分界线就连接起来的天花板上，回荡着“咯吱”、“咯吱”有规律的脚走声。我看着右侧关闭着的沉重的房门，象被男人们的脚步声追逐着，以很镇静的步伐走了进去。 “大概用一个半小时，最多用两个小时就能完哪，没关系吧？” 不知谁朝我这样说了一句，话里并没含什么恶意，我只应了一句“嗯”，反过来正视着那人的眼睛，淡然一笑，然后看了看窗下广阔的城市。天空和刚才一样阴沉沉的，外面还有点冷吧。 “挺沉着的呀！” “嗯，挺沉着” 因为我回答的声调一点没变，周围的人显得有点惊慌失措。 一想到我居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不露声色，就不能不对自己感到莫名其妙。 沉默在继续。 只有步调纷乱的脚步声在通响。我觉得走廊很长。但是实际上，那条走廊一眨眼工夫就走完了。 开始，我被引到一个小房间，说是间休息室，连窗户也没有。房间里没有摆设一朵花，显得很粗俗。我坐在冰凉的椅子上，先看了看挂在房间中间墙壁上的表。时针指着下午一点十五分。 “请过目一下宣誓书。然后在这儿签名按手印。” 干我这样的工作，不管在吃饭时或者正在谈正经事，也不管正在疲倦得打着吃，经常被要求“请您签名”，我总是尽量地予以满足。但是个人私下去什么地方时，也常常说声“非常抱歉”加以拒绝。 不记得什么时候听比我资格老的一位演员讲过这样一回事。有一次他和朋友去喝酒，喝了不少以后兴致勃勃地走出来，正要走下台阶时，身后传来这样的声音。 “对不起，请签名……” “真烦人！我除了工作时间外是不签名的嘛！”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是想请您在发票上签名……” 说什么补救一下好呢？他和身边的朋友一时都感到非常尴尬。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突然说出“很抱歉，除了工作时间以外的签名……”之类的话，在场的人会作何表情呢？ 我边想着这些，边用平时不怎么常写的楷书给他们签了自己的姓名。 又看了一次表。 时间依旧在流逝着。房间里的人们在说着话，那单调的声音不断重复地包围着我。 之后，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差不多该去了吧。” 不知谁说了一句，打破了静谧。 响起了“嘎喀嘎咯”的声音，人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在门口等待着传唤人。 有几个人走在前面，鸦雀无声。我明显地觉出全身皮肤的感觉，似乎都能感觉出它薄了，只有体内是热的。稍稍有些冷。是感冒了……哪能呢。雨……大概要下呀。静静的。啊！ “百惠，站起来呀。” 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对了，我现在也许是在梦中。是个不祥之梦。我得醒过来。前面的人站住了，做了个“请这边”的动作，向我示意一座门。这是普普通通、没有任何出奇之处的门。外地的市民会馆里后台的门，学生时代教员室的门，这个法庭的门，这些门有什么不同呢？我没有丝毫的犹豫，推开了那扇门。 “另一个世界”，这句话的确挺恰当。旁听席上那些呆滞的目光区分不出是期待、是好奇、还是同情。我穿过这些视线，坐在中间的征人席上，右手拿着白色的手帕，背挺得直直的，以表示出对那种无形压力的一点点抵抗。 穿着发黑的素淡颜色西服的男人们，和深驼色的墙壁，组成一个深暗色调的世界，只有我的粉红色的连衣裙显得分外鲜艳。 “请证人举行宣誓。” 我读了在休息室看过的宣誓书。在结尾的地方我一笔一画写下的拘谨的签名得到了承认。 ——越发象母亲的字体了。 和这个场面毫不沾边的念头又掠过脑海。 对证人提问开始了。五人辩护团中最左边的一个稍胖的男人首先发问。他低沉而响亮的声音和我回答问题的声音运响在盒子一般的法庭中。我捕捉他的声音时，耳底微微感到疼痛。那余音缠绕在脑子里，耳病变成了头痛。提问从读到那篇报道是在何时、何地这样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我回答完一个问题后，深深喘了口气，又转入下一个问题。那个男人象一句一个停顿似的清清楚楚地反复提问，我也意识到得让大家听得清清楚楚选词择句地回答，我觉得两个人的问答就象电影中的一个镜头似的。并且，我同时也从那个男人的眼睛里感到他把我看作对手，扮演某个角色时的愉悦。 坐在座位已经过了多久呢？说是三十分钟或两个小时，我觉得都未尝不可。 表……没有。 时而听到旁听席上传过来的咳嗽声。这声音很耳熟。即使如此，在这个“盒子”中，我却连时间也不能知道。要想知道时间，就非得问别人吗？五位辩护人接连发问，每次回答我都是冷静的。事态仿佛随着我的步调发展着。 “你懂得‘起诉’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时候呢？” “因为以前，母亲对某杂志社采用过‘起诉’的形式，所以那时……” “是哪位起诉的呢？” “母亲。” “你母亲起诉，你怎么就懂得了‘起诉’的意思呢？” “因为是亲属，当然懂得。” 多么无聊的提问呀！碰上这些不合情理的问题可真叫人作难。提问的内容，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即便提出的问题逻辑不通，他们也会以可怕的速度和激烈的口吻去抓别人小辫子。这种时候，处在证人这一特殊地位上，越是拼命想使自己的回答合乎逻辑，也就越容易说“那个、大概”呀、“如果的话”一类暧昧的活。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我怎么会愚蠢得上这种圈套呢？我确实感到斗争中自己的坚强。我连一次也没有看辩护人的脸。他们提问时，我也不对着提问人回答，而是正视着庭长回答。辩护人对我这个态度显然感到焦躁，这从他们的声音和语调上，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算什么正直的人—— 现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呢？我有一个思想开小差的坏毛病，和什么人谈话时，无论他是否认真，我就想：“这个人的本意是什么……”，“也许他心里想的全然不同”等等。 在这一刹那间，这个怪癖还要露头。尽管如此，我把刚才的提问冷静分析一下，倒觉得似乎我成了被告、我受到指责似的。在我之前站在这里的三个伙伴大概也类似这种状况吧。决不能输掉！在这里败下阵来一生就会被屈辱感所折磨。这不仅是艺人对宣传机构的斗争，也是与自己本身的斗争。也许战胜自己才是最需要惊人的勇气的。 “谢谢，对证人提问完了。” 庭长响亮的声音在迥荡。旁听席上的人们象是放心了似的松了一口气，浓重的沉默变成了嘈杂。我走出“盒子”。从走廊的窗户射进来的光线比刚才亮些了。在刺眼的白光下，我赶紧眯起眼睛。一次斗争结束了，不，说告一段落也许更恰当。 审判——我以为那才是个不同的世界。大千世界中，人很少处在法庭这个小小的空间如此异常的状态吧！我从未想到持续的紧张感是这般痛苦。 没有什么能够依靠，往往连自己都无法相信。说因为是个女人，或者说只有二十岁，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实际经受一下以后，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人与体制的斗争，还不如说是与时间的斗争更合适。在这里，我就是哭也好叫也好，时间的流逝还是一成不变，残忍但准确地一秒一秒地走下去。 为了追上时间的流逝，必须度过各种各样时间所涉及的事件。而且为了以好的结果度过去，必须努力再努力。 一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体验呢？对于远非事实荒唐无稽地编造出来的谎话，为什么还必须辩解呢？ 我与报道中传闻的人物连话都不大说。除了认为他是同行中的前辈以外，再没有别的任何关系。恐怕感性的趋向也不相同，就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也不会有共同的语言。有趣的是，有关我恋爱的流言蜚语，大都是跟他有关的。进人演艺界后最早的闲话便是这个。在周刊杂志的一角，有两三行写着我同这个人之间关系奇怪的那个时候，我才十四岁，一点儿也没在意。但是，那个人却常常在公开场合说起我的名字。在歌曲节目的录音室里，别人问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呀”，他说出我的名字，就是在录音室里如此大肆张扬，我也可以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十五岁生日时。不晓得他从哪里怎么直到的，寄到我家来一个女用手提包。我和事务所的人商量是收下好还是不收好。他们说不必为此大惊小怪，收下也就是了，我听从这个意见收了下来，母亲给他妹妹买了礼物作为答谢，了结了这桩事。这样，作为个人接触至此告终。两人之间发生的能成为“事件”的事件仅此而已。此后，即使是同行，连象样的话都没有交谈过。 的确，从一般社会来看，演艺界里有很多难以理解的部分。甚至有只能在演艺界才可通用的用语。不论早晨或夜半，在工作地点最初的问候是“早晨好”，告别问候是“辛苦了”。我想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只要是充满诚意，我个人也并不认为这些话特别讨厌。再者，一发生了什么事件，肯定会被大事报道，这也是演艺界的一大特征。我十三岁准备跳进这个世界的时候，对这些东西也有过恐惧，怕“万—……”如何如何，其实周围大人们提心吊胆的样子才非同小可。通过宣传机构传进耳朵里的演艺界的污秽，简直怵目惊心。有人让演员初登银幕，从而骗她一大笔钱，或者是设法让她出名而要求她献出身体……这类传闻四处蔓延。刺激性的传闻才称叫传闻，使人们感到整个演艺界都是这样。 我们在刚刚选择了歌手这个职业时，社会上就用这种偏见对待我们。这种偏见，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对今天成为问题的报道，人们不是用“难道会这样？……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态度处理消息，而是用“说不定……恐怕也可能”的方式来对待。歌手之间在工作场所相遇时也时常海阔天空地谈论。实际上，这个成问题的报道出来后，很快就和报道中涉及的人们见面。但是，没有一个人在谈话中提过要起诉。不仅如此，对与那报道有关的一切事情碰都不想碰一下。事情的真伪，当事的人们是最清楚的，因此满可以和平常一样，但大家还是过分介意。如果出于同行人的关照采取措施，也不是办不到的，结果是离事情的核心越远，就越容易成为招致误解的原因。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可以信赖的人了。一切都要自己下决心，除此别无他法。倘若谁只问上一句：“哎，看了那个报道啦？”我一定会当即回答一句：“嗯，真糟糕。”心情不象答一句话那么轻松，但必须要突出来就是一种痛苦了。那个时期谁也没有触及那事，对我来说也许还是幸运的。 一个歌手，从各个角度里沐浴着五颜六色的光，这些光映出来的影子的颜色又是各式各样的。但是，这些影子的总根还是那个人。很多人以为它是华丽的，憧憬它，认为它是光，说不定仅仅是这影子的一部分而已。就算是这样吧，然而影子也会笑，也会哭，也会憎恨人，最后也会发疯的。我希望不要忘记从实体扩散而生的影子也是有意志的。 和宣传机构发生纠纷时，毫无例外，一定要为艺人的私生活问题而争论。我认为，本来就不应当过问私生活问题的有无。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所谓私生活，是人们以自己的意志划出的一个范围之内的东西。因此，这些事对有些人尽管可以过问，但同样的事情对某些人就不允许过问。 ——我强压着无处排遣的愤怒，在通向休息室的走廊里走着。感到些放心的同时，一种难言的空虚勒住了我的喉咙。 一瞬间，走廊弄湿了。 泪水。现在，决不愿意在这种地方哭。我幸亏抑制住想放声大哭的冲动。 后来，我借用日本电视台的会议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离开了地方法院的我已经恢复了平素的沉着。 “怎么样呀？” “哎，想不到你讲起来挺沉着。” “想说的全都说了吗？” “我觉得今天的证词全是明白无误的。至于我自己的心情，在此以前接到调查报告书时都已经讲清楚了。” 在这些人面前，我不能吐露真言。要是痛快地说一句“紧张坏了”，心情该多舒坦呀。但是，现在在我面前的人是宣传机构阵营的，是所谓近于交战的敌方。在这个场合也不能输掉。 我在对某个问题的答话中曾说过这么一句：“要是真实的话就没办法了，可是……”有人抓住了这个话柄，又用激烈的口气问我：“是不是说真实的话，写了也无妨呢？”对这穷追不舍的盘问，我略显畏缩，但立刻口答：“对。”表面上不露声色，然而对这句话却掂量出了非常重大的责任。正确地说，不是写了也无妨，而是写了也无奈。在这些人当中有谁写报道的时候，每次都来问过我“这是真实的吗”？预告说“我要写这个”，这样的记者我一个也没有拜见过。假定写成后发表了的东西是事实，就是“无奈”也想得通，但是如果根本不是事实，谁向我承担那报道失实的责任呢？这不是只凭道歉书就可以了结的问题。这些人考虑问题也未免过于简单了。手里有一支笔就能杀人，他们本应当更加慎重地使用这种使人生畏的报刊文字。 暴风雨似的一天过后想想，觉得似乎是实在没意思透了。不会马上判决，一年还是半年结案，我一无所知。如果让我再上法庭，应当斗争的时候一定斗争到底。但坦率地说，我可不想再去一次。 ——那天夜里，阴沉沉的天空下起了雨。我觉得静静的夜雨离我很近。我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没有兴致听音乐，茫然无绪地坐着。今天一天，我扮演了大多数人对我原有的心目中的形象。我想那大概是近于完美的。但是，因此而产生的也许可以称之为自我嫌弃和疲劳感的悲哀，几近把我摧毁。 “没关系，我很沉着呀！” 我一边笑着一边反复讲着这句话，对经理，对新闻界，对崇拜我的观众，对给我打来电话的朋友，就是在母亲和妹妹面前，我也要完全伪装自己。 就这样吧，我对自己这样说。累了。叩窗的雨声使人心碎。那雨是冰冷的吧。想睡一会儿，意识模糊了。 “叮铃——”，电话。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耳边传来他的声音。 “喂，怎么样啊？” “嗯，真怕人……非常……” “嗯，是吗？” 这时，我才第一次讲了心里话。当紧紧关闭着的心扉打开的时候，靠听筒传来了对方的温暖，我第一次哭了。 （一九七九·四·十二） 补记：一九八O 年七月七日下午一时半，在东京地方法院503 号法庭作出了如下判决： “主文判处原《问题小说》编辑菅原善雄劳役六个月，缓期执行两年，《女性自身》代理编辑森元顺司罚款十五万元。” 我完全胜诉了。尽管被告方面的辩护团摆出要上诉的架势，但是我对这个判决反正是满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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