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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时我随母亲学钢琴，到九岁时已弹得不错了，可以流利地演奏巴赫“创意曲第一首”和贺绿汀的“牧童短笛”等乐曲。有人鼓动我去考上海音乐学院，家长明知年龄太小不可能录取，但是他们还是决定让我去试试，见见世面，也测试一下水平。 我和哥哥盛中国都去考了。他考小提琴，我考钢琴，当时很引起了一阵轰动。我们的专业都通过了，可文化课跟不上，所以校长要我们长大了再来考。 那时我长得精瘦，梳了两条长辫子，一双大眼睛显得特别有神。 后来父亲考虑到我的手小，学钢琴有局限，就让我改学了小提琴。由于有了钢琴基础，学小提琴进步很快。一年以后，我参加天津市少儿文艺会演得了一等奖。当时报纸上称我为“天才儿童”。 那次我演奏的是一首罗马尼亚民歌“云雀”和舒伯特的“音乐的瞬间”。 小学六年级时我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业余附小的第一批学员。由于我功课好、遵守纪律，又有特殊的音乐才能，小学毕业后我就直升音乐学院附中，成了令父母自豪的保送生。 我的父亲———盛雪，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市的一个小资产者家庭，青年时代他随家迁居到了南昌。临川是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的宰相王安石、大文豪汤显祖就出生于此。 父亲爱好艺术，习书法、拉二胡……不知何时起他迷上了刚传入中国的西洋乐器———小提琴，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十九岁那年他考取了国立音乐学院四川分院。同年我的母亲朱冰也考入该院，母亲学钢琴，考试时给他弹琴伴奏。她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大地主家庭，中学时代是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习。除了会弹钢琴，母亲还有一副好嗓子，所以她又兼学声乐。 他们是同窗，在同学的过程中，母亲被父亲那种顽强执着的学习精神深深感动，经过自由恋爱，毕业以后他们结了婚。 父亲原名盛天洞，母亲原名朱宾坤，结婚以后，他们都改了名，冰、雪是一体，可见这也是感情的象征。 有了孩子以后，母亲不得不放弃事业，操持家务，开始了她辅佐丈夫、培育子女的漫长生涯。 父亲对小提琴情有独钟，他又是那种少有的、专心致志钻研业务的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聊天不串门，全力以赴地研习着小提琴的演奏艺术。 无论寒冬酷暑，他都练琴不辍，甚至于牙痛、肿脸得很大他也不休息；他不断地实践着、探索着、比较着、记录着，就像一个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因为小提琴在当时刚传入中国不久，无论在演奏上或教学上都处在发展初期，又没有翻译资料，他也没有机会留洋，只有花更多的精力去探索，才能掌握其中的奥妙。 好在那时还能买到一些外国人带进来的唱片和乐谱，这对于他都是奇珍异宝。他反复听唱片，对着乐谱查字典，弄清那些音乐术语的意义；研究着不同演奏家的风格特点，这使我们自幼熟知了海菲茨、克莱斯勒、梅纽因、津巴利斯特、蒂博……等伟大小提琴家的名字，同时聆听到他们的演奏（当然是从唱片里）。 由于他的勤奋，他在二十九岁时就被聘为教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不仅与我的母亲一起共创了名扬中外的“盛氏小提琴之家”这一奇葩，还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造诣颇深的小提琴演奏人才和教学人才。 我看到他有时半夜里想到什么心得，会一骨碌爬起来写，那种锲而不舍、废寝忘食的奋发精神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我们虽然受到他的影响，也步着他的后尘，但相比之下，是望尘莫及的。 父亲的气质我认为是巴甫洛夫学说中的胆汁质一类，是艺术型的人。他感情强烈、爱憎分明、容易激动…… 他非常爱他的孩子们，但是在教琴上对他们却要求十分严格、毫不含糊。由于居室不宽敞，为了便于巡视，孩子们时常在一间房里练琴（插上弱音器），每个墙角站一个人。父亲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发现问题马上指出，由于他的监督，谁也不敢偷懒。只有借故大便，在马桶上多坐一会儿。如果我们练琴不用心，他教得烦累时也会打骂我们。 中国学艺的传统教育就是严厉二字。在戏曲界，闻鸡起舞吊嗓子是口头禅，加上贝多芬父亲的打骂教育很影响了一批人，认为“不打不成材”就是真理。 父亲打骂我们是出于急躁、出于“恨铁不成钢”、出于接受了“严厉教学法”，而不是不爱我们或虐待我们。 每当父亲控制不住对我们发脾气以后，他也很后悔，会心里难过内疚。如果我们睡觉了，他会轻轻走到我们床前问我们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或是帮我们把枕头弄得更舒服一些，或把被子盖盖好。这说明他内心是非常矛盾的，其实他对我们的严厉也是一种负责的体现。 对每个孩子的前途他都关心备至，我13岁离家去上海学习后，他百忙中不断写信叮嘱这叮嘱那，有次他在一张薄薄的信纸两面写满了密密麻麻叮嘱的话语，也许是圆珠笔不好，漏油太多，结果是两面的字重叠到了一起，使我一个字都看不清楚，但父亲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对于他这样一个惜时如金的人来说，写了一封无法看的信当然是件遗憾的事。事后他听了这事也禁不住遗憾地笑起来。 以后，孩子们长大了，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只要有熟人、朋友到我们的所在地，他就要忙着煮茶叶蛋（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买好我们喜欢吃的土特产托人带来。凡是我们演出乘火车乘轮船路过南京，他都要奔来看望我们，仍不忘带上好的吃食。 父亲生性耿直，从不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他花在业务上的时间太多了，无暇研究人际关系，更不屑于耍弄权术。这是许多学者的通病，也是造成他们这类人屡屡碰壁的根源。 父亲不是感觉不到人事矛盾的压力和威胁，但他不想花这个时间去研究，当然也常常不知怎么办！耍手腕的事他做不来也不愿做。他总是想回避矛盾，以为钻到家里这个螺蛳壳里或换一个工作单位情况就会改变，事实不是这样，“人际矛盾”是无处不有的。尤其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正大搞阶级斗争、人斗人、人整人。 在上山下乡年代里，不少人想靠子女学一件乐器考入部队文工团以逃过下乡厄运，他们有的求我父亲教琴，如果没有学出头，他们就埋怨父亲教得不好或者说他没好好教，不然怎么自己的子女一个个都考入了文艺团体呢？为此父亲受了不少委屈也难以辩驳。 同事之间，或多或少有竞争关系，自古有“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一说。如果仅仅是业务公平竞争，这还问题不大，可常常有人是用其他手段将竞争者打下去。我父亲哪里是人家的对手？这种其他手段其实很简单，就是利用职权，拉拢一些人给他的学生打低分就可以了。因为艺术不是算术，打分的灵活性很大。在反右期间，父亲还差点被他的同事领导打成右派。退一步想想，如果父亲识时务一点，悠着点，多“尊重”一点好大喜功的领导人，多给他们一点面子，也许情况要好些，谁知道呢？说穿了还是他不会做人。他只顾钻研学问，不问政治、不通权术，而业务竞争又是残酷的。 父亲像不少文人那样，有很强的自尊心。但是在过去许多年代里，我们是不重视人的尊严的，知识分子尤其得不到，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多少人在人格饱受侮辱之后九泉之下也未能瞑目…… 在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如整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父亲不愿随意批评自己———因为作为一个人，他认为自己已够努力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无端辱骂自己。但是骂得不够，当然检讨就通不过，还要一次次地重写，然后再听大家提意见———变相地骂！有人还趁机搞打击报复泄私愤。这是什么世道啊！我常常见父亲开完会眼睛通红地回到家里，只见他愣在那里，饭也吃不下……当然，父亲也有缺点，比如政治学习常常迟到，发言不积极，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他不喜欢参加这种空话、假话、言不由衷话的会议。他不愿装“假积极”。 父亲啊，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热爱生活、执著追求事业的人。可惜他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学习笔记还未来得及整理，就在65岁时与世长辞了。虽是患急病误诊而逝，但也是长期心力交瘁造成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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