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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明，号季澧，湖南省东安县人。系曾与蒋介石争夺过中国统治权的唐生智先生的弟弟，在旧社会被人称为“福将”。但更多的人却在背地里叫他为“花花公子”，并公开说他是一位“哪里有福享就那里去的人”，这是指在抗日战争中，他跑到南京去投汪逆精卫。直到解放后，我为他写了一篇《我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的文章，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上，国内外许多人才知道，他去投靠汪逆，不是为了追求沦陷区的生活享受，而是奉命去搞“曲线救国”的。但谁也不会料到，他能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在新社会欢度晚年，保持了崇高的晚节。 我与唐生明相识五十多年，做过他的朋友，部下，同事。我对他的情况，了解虽不全面，但在与他相识后的50多年中的一些活动，还是知道一点，我写这篇东西，是为了对他的怀念，也是想澄清一些人对他的误解。 1934年间，我在上海担任军统局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兼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长。有天军统头子戴笠打电话要我去他在上海的枫林桥寓所吃午饭时，给我介绍认识了唐生明。戴笠再三叮嘱我：“以后唐在上海有什么小麻烦事找你时，一定要尽全力去办。”他还补充了一句：“不会有什么大事找你，大事他会找杜月笙（当时上海帮会大头子），只有时遇到一些小事时才会找你的。”我当即把我的几处电话都告诉了唐生明，他记在一个小手册上。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大方、随便。他与戴笠边吃饭边谈的话，都是些吃、喝、玩、乐的事，没有一句话是涉及到国家大事与时局的。临分手时，他要我当晚到扬子舞厅去找他。戴笠听了马上代我拒绝了，他告诉唐生明说，我除非有工作上的需要，平时不会上舞厅去玩的。 认识他后，他从南京到上海去玩时，除请我吃过两次饭外，也为了一些小事找过我几次。记得最清楚的，是有次他在一家理发店理发，一位修指甲的女的，给他修完指甲后，他顺手在她脸上掐了一下，没想到那个女的不依不饶，说他有意调戏她，全理发店的人都围过来责备他，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要他拿出五百元来赔偿女的名誉损失。他答应了，说打电话让人送钱来。他们同意把他扣在一间理发员休息的小房内，等人送钱来。接到他让我马上带五百元去赎人的电话时，我知道是有人在敲诈他，他决不会缺钱用，因他身上带有支票随时可以取钱。我便带了两个组员，开了一部装有回声喇叭的小警车，直奔他约定我去的地方，在快到达理发店时，我把回声喇叭叫了两声，才把车停在理发店门口。当时警车没有装现在用的闪光红灯，而是用回声很刺耳的叫声表示是警备车，因为那种声音是说明有紧急事件，所以全理发店和附近的商店人员都出来看。我带的两个组员又把上衣搁在手上，腰上露出一边一支手枪和手铐。当时，租界上的探警要领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发的枪照才能佩带手枪入华界，而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的警探也要领取英、法租界巡捕房发的枪照才能佩枪入租界，理发店的人一看到我和组员见到唐生明马上脱帽行礼时，都惊呆了。我故意问唐：钱带来了，作什么用？他把手一指，叫我问一个自认是理发店老板的人。那入一看这种势头，哪还敢要什么钱，连连鞠躬说：“误会！误会！”他才高高兴兴和我们一道走了。 还有两次是他在吃饭时和服务员吵闹打了人，也是被人扣了起来，我带人去把他接回的。 由于我和他有过这些往来，1938年初，他任长沙警备副司令、代理司令，与常德警备司令兼第二行政区专员兼区保安司令feng悌对调到了常德，我在军统局临澧特别训练班当教官，便去常德看望他。他邀我去他家吃饭时，他和他夫人徐来，都提出要我到常德，当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我连连摇头说不行，因军统局的人事制度很严，不允许个人活动工作。他说这不是个人活动，而是工作需要，他调常德时，军统局遵照戴笠指示，选派了一位黄埔四期毕业，与唐生明同班同学和湖南同乡的邓墨村，去当他的稽查处长。邓为人忠厚拘谨，害怕出事，遇事都去向他请求。他是一个不爱管事的人，有空便打牌、跳舞，很少去司令部上班，所以不到一个月，就感到邓墨村太罗嗦，希望我去。他和徐来以及徐来最要好的女友张素贞都一再向我表示，一定要向戴笠去说，把我调过去。不久，戴笠从武汉经常德去临澧特训班，他们三人都向戴笠说调我去的事，戴也认为邓谨慎一点没有理由换他，便答应把我派去帮助他。任稽查处副处长，我去不到两月，唐还是把邓免职由我担任了处长。戴签把邓调到江西去任省站站长。唐并要我兼任第二区保安司令部侦察组组长，有关常德及二区治安问题，便要我全部负责放手去办，不必遇事找他。 我到常德不久，就看到军统局派了几辆大卡车来，由军统局特务总队一个大队长拿了戴笠一封亲笔信给唐生明，他们先去找我，要我带那个大队长去见唐。原来是上次戴笠经过常德时，看到警备司令部特务连正在下操，他一眼便看中了这个连的士兵身材高大结实，而且一律佩带驳壳枪，便向唐提出，要唐把这个连的士兵、武器、装备等都送给军统局特务总队的武装大队，因军统局刚成立的特务总队（后改特务总团）三个武装大队还差几个中队没有成立，唐一口就答应了。所以戴笠回到重庆，便马上派人派车到常德来接运这个连。唐看到信后，立即把那个连的连排长找来，说他已把这个连送给了军统局，要他们通知全连官兵，加发一个月薪饷，回去料理一下家务私事，三天后便乘车去重庆。我一看他那么随便就把一个特务连送掉了，反而有点着急，因为这个连不但担任警备司令部和稽查处的门岗哨卫。而且城区有什么事，稽查处还得调这个连去镇压。我便问他：“你把特务连送掉了，谁来担任城区的治安警卫等工作？”他说：“我不是要他们三天后才动身，三天内我不就可以把区保安司令部指挥的保安团中抽调一个连来代替特务连的工作。”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已胸有成竹，估计他自答应戴笠要走特务连后，便已在作准备，果然第四天一早，他指挥的保安团第三团团长便带了一个连来接替了特务连的一切工作。 唐生明刚调到常德还有点后悔，因为常德远不如长沙好玩，连吃饭的几家菜馆做出来最好的菜也感到不合口味。过不久，长沙大火，一夜之间全城化为瓦砾灰烬。在全国一片责难声中，张皇失措的那位全省负责人，只好把长沙警备司令feng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保安团团长徐昆三个人抛出来当替罪羊，公开枪决，以平民愤，造成历史上一件“下令无罪，执行有罪”的“三颗人头万古冤”。我清楚地记得，当这一消息传到常德那天，唐生明和夫人徐来、张素贞与我等正在参加常德商会举行的一次盛大宴会，唐一听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高兴地说：“我要不调到常德，这顿饭就吃不成了！”我也补充一句：“常德的菜虽比长沙的差一点，但却安全得多。”在座的人自然就这件事频频举杯为他祝贺，说他真是一位名不虚传的“福将”。 我当了稽查处长后。为了调整部署稽查处的工作，曾花了不少时间，把全城都跑遍。当我把稽查处新的工作布置情况向他去汇报时，他听完之后，突然提出我不了解的两个地方，叫我一定要派人经常去那里巡察。我很奇怪，他怎么会比我还清楚常德的地形？他便毫无顾忌地告诉我：多年前，他大哥当第八军军长，他当团长时，才廿多岁，驻军在常德。他大哥对他管教很严，为了不让他晚上出去玩，就把自己睡的床拦在房门口，让他睡在里面，免得他跑出去。而这位风流惯了的弟弟等哥哥一睡熟，就从哥哥的床铺底下爬了出去，等天快亮时，又从床底下爬了回来。他的话刚说完，徐来就说：“现在你晚上要出去玩，我替你把房门打开，不必再从床底下爬出去了。”唐听了一阵大笑，连说：“现在有这么漂亮的标准美人做夫人，打我也打不出去了。”玩笑开过之后，唐便告诉我，他指出的那两处地方，过去是许多暗娼居住的，最易窝藏盗贼与不宄之徒，所以要特别加倍注意。 我和唐生明在一起工作近两年，他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头约定：稽查处该办的事，我可以放手去办；即使杀人杀错了，他也愿为我负责，但若涉及到共产党问题的案件时，不论大小，哪怕一个人，都一定要先去告诉他，绝不准我随便处理。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了，共同抗日，我是知道不能随便抓和杀的。他便一本正经地认真告诉我说，军统可不管什么合作不合作，抗战刚开始，他就知道，军统在上海和武汉就照样秘密抓共产党。他强调在他主管的地区内，决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我便向他保证：在常德地区和第二行政区各县内，我一定照他的指示办，不随便抓共产党和与共产党有关的嫌疑分子。在那段时间内，这个地区中虽发现过个别共产党的有关进步活动，但由于唐有话在先，没有造成捕人或行凶等暴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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