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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汪伪政府中的大汉奸们，可以说绝大多数与重庆政府有着密切关系。 蒋介石要不是害怕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可能早就公开与日寇进行谈判了。唐生明之奉令投敌的任务之一，便是替蒋介石去拉拢这些汉奸。 唐在上海、南京等地几年当中，亲手拉过不少的人，也了解到蒋介石除派他担任这项任务外，还另外派了许多人从多方面入手来做这项工作。唐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从来没停止过。以拉拢汪伪中第三号巨奸周佛海为例，便可看出一些。唐到上海不久，周曾向唐打听从湖南到上海的路线问题，闲谈中唐才知道周的母亲马氏和他妻子杨淑慧的父亲杨自容、继母、妹妹等均还在湖南原籍，当时正准备派人去接到上海。唐了解到这情况后马上向重庆报告，并建议要拉周，最好的办法可以从他母亲、岳父方面下手。 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立即派人去沅陵、湘潭等处找到他母亲、岳父等人，把他们一起接到贵州息烽监狱囚禁起来，只是在生活上给以优厚的照顾。 约在1941年夏天，周接到湖南亲友的信，知道这些人已被扣捕，不知解往什么地方去了。不料这一情况被许多记者知道了，专门去采访他，他明知是蒋介石和戴笠干出来的，但在答复记者时措词却异常婉转，只说：“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不久可以脱险。”从这几句话可看出他内心矛盾，也可看出他对重庆政府藕断丝连的留恋之情。唐一面把这一情况向重庆汇报，一面跑去安慰他，当他向唐谈到这个问题时，非常伤心。他对自己累及老母、岳父等安危，内疚很深。他老婆告诉唐，周对母亲一向很孝顺，自母被扣，连日苦闷极了。唐一了解到这一情况，知道大有希望，便又向重庆作了报告，要加紧运用这一关系，对他进行拉拢。不久，重庆方面便通过他岳父写信给他，转达他母亲的话，希望他不要作孝子而要作“忠臣”，要他忠于蒋家王朝，不要给周家祖先和子孙丢脸。后来戴笠很得意地告诉唐，说在这个问题上两人配合得很好，很成功。 通过周的母亲、岳父，戴笠与周佛海拉上了关系。最初周很慎重，他看唐整天只讲吃讲玩，嘻嘻哈哈，还不敢和唐谈已与重庆发生往来，因为戴没有告诉他唐去的作用，唐虽知道也不便先和他去谈。戴一方面不愿彼此发生横的关系。怕出事彼此牵累；同时，也为了唐的安全，怕这些人靠不住出尔反尔，所以双方都不通知，各人直接和重庆联系。直到那年冬天，周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他们才彼此把真实情况露了出来。这件事经过如下： 唐生明在未投敌之前，便知道蒋介石在上海作战的时候，早就预留下几个可以代表他和日本接洽的人在那里，他的确一开始就无心抗日，从他种种措施可以证明。 蒋介石留在上海的一些人当中，有几个唐一向熟识，如胜利后立即公开出面代表蒋介石的蒋伯诚，从地下钻出来的军委会驻沪办事处主任吴绍澍，以及被日伪逮捕后又被送回重庆的原上海社会局长吴开先等，唐去上海后，因任务不同，不便先去找他们联系，他们见唐由重庆到了上海，也猜到是蒋介石派去的，便多次暗中主动找他去联系。 有一天，上海新华电影制片厂负责人张善琨去找唐，说蒋伯诚、吴绍澍想和他谈谈，问唐愿不愿意，唐当即表示愿意。第二天，张陪唐去白赛仲路某号八层楼上与蒋、吴见了面。除谈了彼此别后情况与上海和重庆两方面的许多事以外，他们便问听到什么重要消息没有？希望告诉他们一点。唐便把他前天从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那里听到一点日军最近准备进攻长沙，目的是去扰乱，并趁两湖丰收去抢点粮食，不会作长久占领。这消息唐早已向重庆汇报了。 蒋伯诚、吴绍澍却如获至宝，分别向重庆去汇报。不料他们发出的密电被李士群的特务侦破出来。其中有一句是“听四弟说的”，李士群一研究，唐生明投敌时，唐生智在重庆登的脱离兄弟关系的报上是称“四弟生明”，知道唐与蒋介石派在上海的其它特务组织也有往来，所以便找唐去问。唐回答很巧妙，说我每天接触那么多的人，怎么知道谁是重庆特务呢，以后说话注意点就是了。 周佛海也在第二天找唐谈这件事，并暗示他也与重庆拉上了关系。并劝唐不要零零碎碎地搞，有事可以和他商量。不要再避讳他。唐一听，知道一定是通过扣押他母亲等之后，才与重庆勾结上的。后来他便告诉唐，戴笠对他母亲、岳父等都特别优待，他岳父常有信来，渐渐发展到戴笠和他称兄道弟直接书信往来，并介绍军统留在上海工作的特务程克祥、彭寿负责和周联系，还在周领导的财政部上海办事处内设立一与重庆直通的秘密电台，由周在财政部给他们名义掩护。 1943年戴笠把彭寿叫到重庆，当面指示他如何进行利用周佛海的问题。因估计快要接近胜利了，蒋介石便暗中作了抢占上海、南方等地的部署，要所有与重庆有勾结的汉奸们，一定要很好地运用日伪军阻止附近的新四军先进入这些地区。但又不能让汉奸们拿到文字上的证据，以便将来好处理他们，便要求特务们只作口头上的传达。彭寿回来后，曾把蒋介石这些指示都告诉了周，周听了很高兴，认为以后不管那一方面最后胜利，他都是有功之臣。 1944年冬，周的母亲在贵州病逝，戴笠竟代替周佛海充当孝子，周曾把戴寄给他那套他母亲生病与死后办丧事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戴笠当孝子跪在周母灵前的侧影，周对此异常感动，从此，更死心塌地的甘愿听从戴笠的指挥。 胜利前夕，军统在上海附近的忠义救国军等特务武装部队没有经费，周一次便拨了三百亿元交与唐生明转发他们。当时三百亿可以值几千两黄金，唐除发放出去一些外，胜利后还将剩余的买了三千两黄金交与戴笠，可见周当时是如何全心全意在支持军统的工作了。 当时重庆对伪满洲国方面的情况了解很少，因日寇长期统治，特务不易打入。戴笠希望周佛海想点办法，周便利用机会去过一次伪满访问，除了解到—些情况回来，还为军统在伪满作了一点布置。 周佛海自与戴笠发生关系后，也把他的一些亲信拉下了水，他最得力的助手罗君强、上海伪市府副秘书长胡泽吾，以及妻弟杨惺华等不少人都经过他介绍为军统做了不少工作。 经过唐生明拉拢的大汉奸叶蓬，原为汪伪政府的陆军部部长，以后为伪湖北省省长，和唐一向要好。唐想拉他与重庆发生关系，这人很坦率地告诉唐，宁愿当汉奸也不愿再当蒋的部下。他抗战前任武汉警备司令时，把日本人画成枪靶子，作为士兵练习时射击之用，以增加士兵对日寇的仇恨。结果日本人发觉，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他，蒋介石恨他得罪了日本人把他撤了职。以后陈诚也排挤他，使他弄得到处碰壁，最近才决定宁可当汉奸，也不再替蒋介石工作。他一谈起过去就伤心。唐曾极力劝慰他，并说明戴笠作风与陈诚不同。而且也是反对陈诚的，最后他才同意与重庆发生关系。但却一直没有什么具体表现，特别是重庆要利用他的身份搞反共活动，他不肯按照重庆指示去做，所以胜利后被判处死刑。 还有汪精卫的副手陈公博，是通过戴笠的副手郑介民拉过来的。唐身份公开后，在与陈秘密谈话中也听他谈到他是极力主张汪蒋重新合作，不要再闹分家，好集中力量反共。他说只有这样，日本人才会同意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形势。他曾表示一定忠于蒋，但时机还不成熟，不宜急躁。蒋也很体谅他，像一般搞情报，保释被捕的人，都不让他出面，因为汪精卫还有他自己的打算，不会完全肯听他的话。 汪精卫病死在日本，由陈公博代理南京伪主席期间，陈看出日本已成强弩之末，迫切希望重庆与南方公开宣布“统一”，但蒋介石却不肯干了。陈曾要求去重庆当面见蒋请示“统一”步骤，遭到了蒋的拒绝。他知道蒋不会再利用他，因为眼看便宜的胜利就可到手，何必再在全国人民面前来闹这个丑剧，便下决心至死依靠日本人，所以日本刚宣布投降，他与伪政府高级顾问影佐帧昭，一同逃到日本，他还希望蒋介石能放过他。 由于当时全国人民一致喊出了严惩汉奸、快办汉奸的呼声，蒋介石才不得不向美军驻日统帅部把陈要了回来。在公开审讯中，陈在法庭上还曾提出他早与重庆有联系，是准许他“戴罪图功”，曾负责维持了京沪等地治安，等待重庆接收而没有让新四军进入这些地区。当他把这些搬出来，蒋介石不但不承认，而且很快就把他明正典刑给枪决了。当时许多不了解这些内幕的人，看到蒋介石杀了陈公博等大汉奸，还真以为他真是忠奸不两立。蒋也认为这些过去与他暗中勾勾搭搭的人、杀的杀了、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没有人能了解他过去干的那一套见不得人的丑事，他万万没料到还有一个他亲身派去搞所谓“曲线救国”的唐生明这个活生生的见证人，会揭露出他这些丑恶的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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