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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均益 图／鸣洋 （上）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首席主持水均益荧屏外的幕后新闻令人称奇：在采访中央首长时被警卫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扔出几米远；为取一张珍贵照片，他深更半夜翻墙入院，惊得外交官夫人以为盗贼；在美国亚特兰大市唐人街，水均益被警察误铐，险些丧命…… 结缘新闻 我与《东方时空》是一次奇遇，也是一种缘分。应该说，没有《东方时空》，也就没有我的今天。然而，能够有机会和《东方时空》结缘，一定程度上讲，恐怕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命运安排。 1984年夏天，我即将从兰州大学外语系毕业。母亲希望我这个小儿子能够留在她的身边。为此，她背着我偷偷地找到外语系的领导，说明了家里的困难，要求他们分配的时候能尽量把我安排在兰州。系领导后来果然找我谈话，说他们考虑让我留校，在兰州大学当教师。 正巧，那一年，国家教委在毕业生分配上实行了一些改革举措，其中最重要的是毕业生按照大学四年平均成绩择优分配，成绩好的可以优先选择去向，不再严格执行“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我四年的平均成绩在我们班名列前茅。于是，我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找到了系领导。我告诉他们，我不愿意在学校当老师，我希望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闯一闯。 其实，我当时的真实想法要比这个复杂一些。我们家素有“书香门第”、“教师之家”的称谓。从我爷爷开始，我的伯父、我的父亲、我的三个叔叔和一个姑姑，甚至连我哥哥和姐姐都是老师。而正是由于这种知识分子的背景，我的家庭在历次运动中饱经风霜。当时，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心态往往会导致逆来顺受，不敢面对社会现实。说白了，就是容易受人欺负。我强烈地希望从我开始改变这种状况。 我的这种论调终于说服了父母亲。他们同意我不留校，也同意了我离开兰州的想法。 靠着国家教委的改革措施和我的四年平均成绩，我得到了优先挑选单位的待遇。那一年，在北京的分配名额中，有农牧渔业部、全国总工会、中国银行、广电部、政法大学、民航总局、《中国日报》和新华社。 在众多的单位名称中，我的目光停在了“新华社”这三个字上。“就是它。”我对负责分配的老师说。 老实说，当时我对新华社是个什么样的单位并不了解，我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新闻理论。当记者是个什么滋味我只能靠电影里的描写和合理的想象。我作出这样的选择多少是靠了一点直觉。我直觉，当记者肯定会是一个比较刺激的职业。天南地北，独来独往，也一定很浪漫。我还凭直觉感到，记者这种职业肯定充满了变数，总是那么新鲜，总是那么无拘无束，一定很自由。这些都比较符合我的性格。 上大学期间，我就曾因“独来独往”和“无拘无束”而屡次受到批评，我们班级的政治辅导员也因此给了我一个“雅号”———“自由战士”。 当我指着“新华社”对负责分配的老师说出“就是它”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是在选择着命运。14年后的今天，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那时我已经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可能永远也没有尽兴的漫漫征途———新闻事业。 应该说，在新华社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我的那些关于记者的“直觉”就像一个又一个的泡沫在迅速地消失。 在一个月的“入社教育”和近半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实习之后，我被安排到了新华社国际新闻部中东非洲编辑室。经过了一段因刚参加工作而感到的短暂兴奋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我最不习惯的坐班。每天早晨8点上班，打水，拖地，擦桌子（我经常想尽一切办法逃避这些），然后就是处理稿件，然后就是看报，喝水，聊天，直到下午5点多下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所在的编辑室负责处理在中东非洲地区的几十位分社记者的稿件。我们的工作就是将分社记者通过电传发到北京总社的稿件编辑、润色、补充后再正式登发（叫做“发稿”），供全国各报纸、电视台、电台使用。 记得刚开始接触稿件的时候，我非常地认真，逐字逐句地看，逐字逐句地改。一篇稿件编辑完毕再看，整个一个“大花脸”。由于大量地改动，记者发来的原稿已经面目全非了。于是，我只好重新再抄一遍。 准备“下海” 有一天，我发现我们编辑室的一位老编辑在处理稿件时做法很怪。只见他拿到稿件后并不急着在原稿上作大的改动，而是在个别地方作一点修改，然后再拿出一张空白的稿纸，分成几段在上面写了起来。写好以后，他拿出一把剪刀，把记者原稿剪成一条一条的，然后再把那张稿纸剪成一条一条的。这时，他用胶水把这些小纸条重新排列，再粘在一起。最后再填好编辑单，连同这剪贴而成的“稿件”交给了发稿人。 从那以后，我也学会了这种“剪贴式”编辑手法。 当时国际部有一个特殊的部门，叫做“选报组”。这个组有一个24小时不停运转的“报房”。那里有许多台电传机，分别接受外国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合众国际社）的新闻稿和新华社驻世界各地记者发回北京总社的稿件。这里是新华社的一个重要岗位。按照国际部的惯例，每来一批大学毕业生，都要安排他们到这个重要的岗位工作一段时间。我也不例外。 选报组的工作劳动量很大。这不仅体现在每天分拣的稿件数量上，而且，在这个组实行的是四班倒，分为早班、中班、小夜班和大夜班，24小时不间断。7天一轮的大夜班下来，身体非常难受。久而久之，生物钟也发生了变化。晚上睡不着，白天却总是迷迷糊糊的。到今天，常有朋友同事问我：“你怎么那么能熬夜？”我就回答说，这是在新华社练出来的。 选报组不仅锻炼了我的熬夜本领，而且，我就是在那些不眠的大夜班里，真正接触了新闻，知道了新闻是怎么回事，也体会到了好消息应该怎么写，从而对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电传机上撕下来的一条条新闻稿件成了我的最好教材，特别是四大通讯社的稿件。他们的稿件读起来很有意思，所有你想要知道的都会告诉你。 一年后，我从选报组回到了中东非洲编辑室。这时候，就像一个士兵一样，我开始渴望能够上“前线”，到第一线去当一名记者。 新华社国际部实行的是采编合一的制度。国际部的业务人员只有出国去分社或者驻外记者站才能当记者。在国内，我们都是编辑。从1984年进入新华社后，快5年过去了，眼看着我身边的同事一个又一个兴高采烈地奔赴了“前线”，其中也包括和我一起到国际部的大学生，而我自己却迟迟没有动静。 就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一个机会来了。1989年年初，我被派到了新华社设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中东总分社。中东的岁月，使我有机会去切身体验当记者的滋味，去学习，去总结，去感受新闻。那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也是我记者生涯的一个真正的开端。 从中东回来后，我回到了中东非洲编辑室，继续当编辑。那几年，正值“下海”风盛行。我身边的不少同事、同学也纷纷下海做起了生意。这对我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冲击。看着那些下海的同事们没过多久就意气风发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向我现身说法，劝我也早日离开新华社，再看看新华社那种一成不变的工作，每月几百元的微薄薪水，渐渐地我开始动摇了。 1993年年初的一天，一个朋友找到了我，他向我推荐了德国西门子公司和北京一家无线电厂合办的合资公司。 “这家公司现在需要一名公关经理，你太适合了，又懂外语，又干过新闻。”那位朋友向我积极推荐道。 “可是我不懂无线电啊。”我心中无数。 “嗨，你不用担心，你的任务是公关，”他说道，“一个月好几千，总比你在新华社这么苦干好吧？！” 我决定到这家公司去看一看。我见到了这家公司主管业务的高级经理，一位个子很高，一头金发的德国男人。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我来公司的具体问题，比如，房子、工资、其它待遇、工作环境、深造机会等等。很快，我们达成了一致。我决定从新华社辞职，到这家公司“下海”。 正式“触电” 德国经理是个急性子。他马上让我接管公司的公关部，就任经理，并且，已经让人替我印好了名片，安排了办公桌。而那时，我还没来得及向新华社提出我的辞呈。看着名片上“水均益，公关部经理”的字样，我突然觉得一阵好笑。想想新华社的那些个大夜班，那一条条剪贴而成的稿件，想想中东的岁月，想想在埃及的沙漠里飞车，连夜采访恐怖事件的景象，“下海”，“公关经理”，这些东西似乎并不属于我。属于我的应该是那激动人心的新闻事业，苦也是它，乐也是它。 我没有离开新华社，没有去那家合资公司。那一天，我把已经写好的辞职报告偷偷地撕了。 就在我把那份辞职报告撕了的几个月后，命运又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安排：我加入了《东方时空》。 从迈进新华社的大门开始记者生涯以来的14年里，绝大多数时间，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记者、编辑。我并没有指望过有一天会成为很有名的人物，或者像有些朋友所说是一个“名记者”、一个“大腕”记者、一个名主持人。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水均益”这样一个很怪的姓所带出的一个名字，能够被人们所熟悉。 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特别是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电视记者、电视主持人，这要归功于一个名字，一个至今在中国还依然很响亮的名字———《东方时空》。 1993年4月的一天，我所在的新华社国际部中东非洲编辑组的一位同事盖晨光对我和组长刘也刚说，他有一个朋友在中央电视台，现在准备搞一个新的电视节目，是一个新闻性很强的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他们想定期做一些国际题材的报道。电视台想和我们合作，具体说就是跟我们编辑组合作。 对于我来说，做了这么多年的记者，都是拿着录音机采访，或者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回来自己伏案疾书，从未接触过电视。我很想看看电视是怎样把我笔下描写的索马里变成一组一组的画面。另外，我也很想通过这个当时的“副业”，增加一些知识，增添一份阅历。我从小就有一个“毛病”，对我不知道的事物永远充满好奇。 我们第一次帮助电视台制作的一期节目，是关于俄罗斯就国家体制和经济政策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的话题。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又做了第二期节目，是一个关于波黑的话题。这两期节目，都是由《焦点时刻》的记者主持人张恒在演播室里和两位专家进行访谈。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在新华社收集并分析资料，请有关方面的专家作为采访的嘉宾。作过两期《焦点时刻》节目之后，我并没有感到“触电”有多么特殊，只觉得帮电视台作一期节目就像通常给《北京青年报》或者某个报纸、杂志写一篇外稿一样地平常。 5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准备睡午觉。突然，盖晨光对我说：“水哥儿们，我想起一件事，昨天《焦点时刻》的制片人张海潮跟我说了一个想法。” 盖晨光露出了一种神秘、庄重的表情。他说：“《焦点时刻》节目组的制片人张海潮，希望由一位当过记者、对国际形势又比较了解的人，来当国际题材节目的记者主持人，我已经向海潮很郑重地推荐了你。我说小水没有问题，他当过很多年记者，而且在中东也干过，情况非常了解，对国际形势没得说。” 我从用三张椅子拼凑而成的“小床”上坐了起来，一时有点茫然，问道：“我？我行吗？” “如果你能熬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觉得你肯定能行。而且这对你来讲可能会意味着很重大的变化。你记住我的话：有一天你会成为名人，也许要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脑袋上会有一个光环。” 直到今天，我总也不能忘记那个中午的那次谈话。 1993年的5月，我正式“触电”。 初次上镜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和盖晨光一个台前，一个台后，一起吃方便面，一起“攒词”，一起熬夜；同甘共苦，精诚合作。在《东方时空》，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称谓：黄金搭档。盖晨光学过4年希伯莱语，在新华社值班的时候，虽然编辑稿件速度比我慢，但是他可以把一大堆英语单词拼凑起来写出一篇中文非常流畅的稿件，让人叹服。盖晨光对于电视感觉好得出奇。我们在一起商量制作一期节目的时候，往往我先搜集一大批资料，然后向他如数家珍般地一一道来。而他则坐在那里，微闭双眼，频频点头。遇到精彩之处，他会两眼放光，说声：有了，就用这个作切入点。虽然，现在我们各自在不同的部门，但是，我至今仍然认为我们是最好的搭档。 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开始准备一个关于中东和平谈判问题的节目。这是我初次上镜，我们请来两位专家，准备在演播室里对他们二位进行访谈。我调集了厚厚的一大摞关于巴以双方的背景、和平进程、目前状况等等中外文资料，并列出了一个详细的采访提纲。 在这之前，我已经参与过两期节目的制作过程。节目主要形式就是主持人与专家一问一答。我对这个过程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真的落到我自己头上，心里也没有底。晚上在家里，我开始撰写需要我单独对着镜头说的那两段话———一段开场白，一段结束语。我写了又写，大概写了四五遍，直到我自己认为满意为止。然后一个人在家里模仿电视播音员说话的那种语气，琢磨说话音量应该多大，等等。 老实说，我对自己的普通话没有任何自信。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兰州人，虽然说经过百般努力，我的普通话和我的同乡们相比应该算是过关了，但是兰州方言中前后鼻音没有区分，这使我经常在正宗普通话环境中“露怯”。小学毕业后，我到了兰州铁路职工子弟第四中学学习。我的同学们都是铁路局系统的子弟，他们绝大多数都讲普通话。记得第一次上语文课，老师点到我，让我念一篇课文，内容就是《东方红》歌曲的歌词。那时候我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说。我硬着头皮，站起来，怯怯地念道：“敦方混，太阳深，准国出了个毛泽吨（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等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只记得我的周围一片狂笑。我的脸红到了脖子根。直到现在，我时常会收到观众的来信，指出我在某一个节目中的某一个发音不准。普通话比我过硬的我那老父亲，也会不时地在电话中婉转地提醒我某一个字应该如何如何发音。我自己也非常渴望我能像我的中学校友、现在《新闻联播》担任播音员的李修平一样说话。无奈，对于一个30岁的人来说，这一切似乎是太难了，也太晚了一点。 第二天上午10点，在一种稀里糊涂、基本上没有什么自信的状态下，我来到了演播室。走到门口，有人告诉我说，你进去吧。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小时候被推进照相馆照相那样。平生第一次坐在电视主持人的讲台前，我感到呼吸频率飞快，好像周围的氧气不够。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得也特别多：外面“切换导演台”旁边的人会不会笑话呀？我身边的两位专家会不会笑话我呀？等等，等等。 灯光一亮，盖晨光在外面一声令下：开始。我对着正前方开始了我的开场白。一句话之后，我的脑子里猛然间一片空白。我已然忘了我应该说什么，或者说，我在说什么。面前那个玻璃片的镜头使我感到极不自然，我的眼睛不自觉地在躲避它。不到一半我又忘词了。外面的人（估计是导播）说，没关系，没关系，再来一遍。重来。灯光一亮，我又开始了。但是，还是只说到一半，又忘了。每到这时，我的嘴里就在不断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那一个上午，仅仅为了一段开场白我一共录了七八遍，有一遍刚说了一个“观众朋友”，就“你、你、你”了半天，也没把“好”说出来。最后，总算连滚带爬地通过了。 “银河号”事件 正在风平浪静的海湾水域行驶的“银河号”的周围，顿时没有了平静。每天都有几艘西方媒体租用的船只游弋在“银河号”四周，摄像机和照相机的镜头不断变换各种角度，死死地盯住这艘“可疑船只”。偶尔，还会有一架直升机出现在“银河号”的上空。一时间，翻开几乎所有的外国报纸，都会看到“图文并茂”的有关“银河号”的报道。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表示，将根据某条国际公约，要求对“银河号”进行登船检查。 “银河号”上到底有没有违禁化学品？中国政府对于美方的指责将作出如何反应？我们是否会允许美国人上船检查？面对这一系列的疑问，我们嗅到了似乎可以成为焦点的气味。9月4日，我们得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当天下午将就“银河号”事件发表谈话，同一天，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也将举行记者招待会，澄清事实。经和制片人简短商量，“盖导”和我决定以这两个记者招待会为依托，就“银河号”事件制作一期《焦点时刻》，准备在第二天的《东方时空》播出。 外交部关于“银河号”的表态，当时给我们的感觉是，中国政府了解的情况是这艘船上没有违禁品。对“银河号”进行检查，只有在中方认为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也就是说，中方并不反对在一定情况下对“银河号”进行检查。这可够“悬”的，记得当时我还跟“盖导”说，万一查出船上有点什么违禁的化学品，那可真不太好收场！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可能做到对每一家运输公司的每一条船上都装了些什么了如指掌，况且，万一哪个船员随身携带了一瓶发胶水什么的，美国人也可以说那是违禁品啊。 美国人好像抓到了大鱼，紧追不放，坚持要求对“银河号”检查。中方先是拒绝，后来放出风声：可以考虑在第三国码头联合检查，条件是美方事后必须就检查结果公开发表声明。 九月下旬的一天，我们突然得到信息：中美双方已组成联合检查小组，并已在沙特阿拉伯的达兰港对“银河号”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将于北京时间当天半夜公布。事不宜迟，我们决定连夜跟踪采访，在第二天早晨的《东方时空》里第一时间报道此事。 经过一番紧张的联系，我们拿到了几件非常出彩的独家素材。一是中远总公司提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检查“银河号”的传真照片，还有中美双方谈判代表签字的检查结果声明。最令我们振奋的是，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说服了在沙特阿拉伯的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外交部负责军控事务的官员沙祖康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那天夜里，我们摄制组来到当时还是我和“盖导”日常工作的新华社大编辑间，等待最后消息的到来。凌晨一点，电脑中美联社的动态消息栏里首先出现了这样的标题：对被指控装载违禁化学品的中国船只的搜查工作结束。紧接着，法新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也相继报道了这条消息。尽管各条报道采取了一种明显的低调处理，但还是不可能躲闪中国观众最关注的那个事实———检查结果：“银河号”上没有违禁化学品！ 我们的报道和采访按照事先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接受我们采访的新华社当班编辑很快根据外电介绍了最新情况，这位编辑在采访中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他援引外电报道说，当美国大兵撅着屁股把“银河号”翻了个底朝天最终一无所获的时候，只好气急败坏地大骂：“shit（妈的）”。凌晨3点，我拨通了在沙特的沙祖康的电话。采访很顺利。挂线之前，我想起了一件事，向他要一张他个人的照片。这样，在节目中当沙祖康说话时，画面上就会出现他的“尊容”。其实，这种做法在西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极为常见，只是在当时还没有被国内电视所引进。 “您家在北京吗？” “在北京。” “现在家里有人吗？” “只有我爱人在家。” “我可以到您家拿一张您的照片吗？” “可以，可以。” 夜半越墙 沙祖康给了我他家的地址，然后挂了电话。这时，我才突然想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是凌晨3点多，他的夫人还并不知道所有这一切。 半小时后，我出了电视台大门。初秋北京的后半夜，寒意骤增。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偶尔有一辆汽车飞驰而过。我在路边站了快10分钟，也不见一辆出租车。这时，一辆黄色的“面的”缓缓驶来。我招手拦住了来车。等车停稳后我才发现，这辆“面的”并不是出租车。我顾不了许多，赶紧说明情况，希望帮忙。车里的两个人互相看了看，其中一个点点头，说：“上来吧！”上车后我才知道，原来这哥儿俩一大早出门是要去郊区钓鱼的。 10分钟后，“面的”将我载到了沙祖康家的大院门口。下了车，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 外交部宿舍壁垒森严，大铁门上着锁，叫了好几声，无人应答。我围着铁门转了好几圈，感觉不好爬，门太高，而且没有落脚的地方。顺着墙根往前走走，我忽然发现了一处理想的地方。有一段墙大概有两米高，墙下有几块大石头。我抬脚试了试，很稳。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我30岁的时候，我使出了我几岁时捉迷藏练就的本领，一翻身，跳进了外交部的宿舍大院。摸黑，我准确地找到了沙祖康位于二层的宿舍门口。 到今天，我也想象不出沙祖康的爱人听到敲门声时的状态。反正，当我敲了足有几十下门后，才从门里传来了一声颤微微的问话：“谁啊？”我用最快的速度说明了一切，并且从门缝下面将我当时身上带着的所有能说明我是个好人的物品一一塞了进去，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食堂的饭卡。沙夫人将门开了个小缝，看了看我，又看看我手里的那些证件，最后，她终于相信了出现在她面前的不是歹徒。一切按我和“盖导”的构想得到了实现。当天清晨，在《东方时空·焦点时刻》播出的《“银河号”货轮未查出违禁化学品》的报道中，沙祖康的照片出现在他接受我电话采访的那一段画面上。 美国大兵在“银河号”上倒也确实找到一些东西，只不过不是他们所希望的违禁品，而是扫帚拖把一类的日杂品。事后，关于“银河号”，我听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美国“老冒”不过是被咱“幽了一默”。 如果说本世纪中国人在体育上有什么梦想的话，申办奥运就是其中最壮烈的一次。十几亿人，上下一条心，将一个国家变成了一片“奥运”的热土。 《东方时空》关注着这场命运和荣誉之战。 1993年9月初的一天，在首都老机场，中国政府申办奥运代表团即将飞往瑞士，携几十名国内各界知名人士、体坛明星、演艺界人物，浩浩荡荡赶赴洛桑。他们将在那儿进行最后的努力，并带回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好消息。 诞生才4个月的《焦点时刻》此刻兵分两路，与众多媒介在机场展开了一场“新闻大战”的角逐。 《焦点时刻》的记者一路由女编导兼记者章伟秋率领，另一路由我和一名摄像记者来策应。章伟秋的主要任务是本期节目的主持和后期的编辑。我的任务是现场采访。 出发前，制片人张海潮嘱咐我说：“你的任务就是‘逮人’，只要是代表团的，有一个是一个。” 北京秋高气爽，蓝天上缀着朵朵白云。代表团的男女成员个个身穿统一的酒红色制服，显得精神抖擞。 我们先“逮”着的是杨澜，那是我第一次与这位当时大红大紫的《正大综艺》主持人交谈。大牌主持给我的印象是朴素，没有化妆的脸上一双眼睛不像在电视上那么大。下一个“逮”到的是黄志红。她坐在候机楼外的一处台阶上，面对着我的话筒笑声不断，直到我说谢谢。当我问她对我们申办成功有没有信心的时候，黄志红用她那略带男性音质的朗朗笑声回了我三个字：没问题。 从候机楼外到候机楼内，再到停机坪，我和摄像一路冲锋，基本实现了制片人“见一个‘逮’一个”的实战部署。 我被扔了 到了停机坪，我们发现，和我们一样在冲锋陷阵的其他新闻单位的记者不下五六十人。我在心里暗自叫苦：等一会李铁映等领导同志到飞机旁为代表团送行时恐怕免不了一场恶战。我想起不久前的一桩遭遇。 那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一场大型音乐会。一进大会堂，我的眼睛就开始搜寻可以采访的对象。自然，按一般规律，这种搜寻当然是首先寻找官大的，然后再看有没有名气大的，即使在国外也脱不了这个俗套。 那天的音乐会客人中，“最高贵宾”是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还没有经历过几次手持话筒采访领导人的我，显然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决定采访“荣老板”。 中场休息的时候，荣副主席被人簇拥着走进了贵宾休息室。我便拉着摄像在休息室到入口处之间的一处地方悄悄地埋伏下来。 音乐会下半场开始的铃声刚一响过，荣毅仁就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就在他和我们将要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手拿话筒，一步冲了上去。 “荣副主席，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记者……”还没等我把这句话说完，几个彪形大汉饿虎扑食般扑向了我，其中一个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把将我拎了起来，扔在了五六米开外的地方。这一切发生在瞬间，至今还记得我的摄像按我们预谋对准了荣毅仁，却不见水均益，环顾四周才找到我的那双瞪圆的大眼睛。 现场采访往往就是这样。今天的李铁映会让我取得什么结果呢？ 按照国内各新闻单位的惯例，任何一条新闻是否重要，会不会摆在重要版面或显著位置，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看在这条新闻里出现的领导人的重要程度，看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排名。作为国务委员的李铁映同志和作为当时举国关注的申办奥运这两个因素足可以让众记者趋之若鹜。 按照欢送仪式，李铁映等领导同志要在飞机舷梯下一侧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所有的记者则被安排在另一侧的一块固定区域，然后再用粗粗的隔离绳将记者们圈在里面。外面则每隔两步站立一名身强力壮的警卫人员，随时将不安分分子挡回隔离区域内。情节严重的则会被“红牌”罚出场外，甚至事后通知所在单位，吊销其采访资格。正是由于如此严格的纪律，在当时，要采访一位国家级领导人既有很大的难度，还要冒一定的风险。 我和摄像被圈在采访区域内以后，我就开始盘算如何在这样的局面下冒一次险，试着采访一下李铁映。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通过找李铁映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式提出采访请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便是你找到了工作人员，他们听清楚你的意图后，十有八九会告诉你：写一份盖有单位公章的正式报告，交上来再说吧。如果在现场即兴采访，撇开事后的麻烦不说，单是如何跨过隔离绳接近重兵把守的采访对象，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人民大会堂的遭遇已经让我充分领教了这一点。 “没准他会专门走向记者区，说两句吧。”摄像对我说，像是在安慰我。我心里在说：你一定是外国电视新闻看多了。 一想到这儿，一个绝妙的主意突然在我脑子里产生了：白宫草坪外，每天早晨总有一大批记者在那里守株待兔。每当总统出现在草坪上时，时而会有某个记者在画面外高呼：早上好，总统先生。赶上总统心情好的时候，也许会回过头来，冲记者们说上两句。这两句有时候就成了当日的白宫新闻。我为什么不来一个如法炮制？ 李铁映一行向飞机舷梯旁走了过来。记者区里闪光灯、照相机、摄像机噼啪乱作一团。代表团主要成员一一和铁映同志握手，登上了舷梯，回身向送行的人群招手致意。这时，铁映同志正在频频向舷梯上的人们招手。他背冲着我们这个方向，离我们大概有十几米。 情急口误 “铁映同志，您好！”我大叫一声。 铁映同志果然本能地回过头来。 “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 铁映同志点点头，冲我这个方向笑笑。 这时我拽了一把我手中连接话筒和摄像机的话筒线，肩扛着摄像机正在拍摄的摄像一个激灵，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我毫不犹豫，一步就跨过拦着我们的隔离绳，摄像也跨了过来，扛着机器跟着我跑。 我手里拿着话筒，一边快速向铁映同志靠拢，一边继续我的问题：“铁映同志，请问你在23日奥委会宣布申办结果的时候会看电视转播吗？” 在铁映同志笑容可掬地回答我的问题的同时，我们及时站在了他的跟前。一切都像是经过了排练，非常准确。记者区外的警卫和铁映身边的警卫都像预料的那样，开始听到我高呼“铁映同志”的时候只是微微一震，当看到铁映同志的反应后他们默许了我们的行动。 当然，如果说这次采访有什么不完美的话，问题就出在我的身上。回到电视台，把录像带放进机器里一看，在场的人全都哈哈大笑。原来，由于当时紧张，我高呼了铁映同志后，在说“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这句话时，出现口误，说成了“我是中央电视台台长”！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偏偏在“台长”和“记者”两个字上出现口误了呢？因为我压根儿也没打算篡台长的权啊！ 《东方时空》就奥运申办城市揭晓的报道作出部署：23日，国际奥委会宣布的当天，《东方时空》准备全方位制作一期特别节目。 毕竟，作为一个新闻栏目，《东方时空》的采编人员有着基本的新闻素质。在当初设计采访方案时，为了保证播出，大家想到了各种不同的结果下我们节目的应对措施。具体说，节目有两套方案，方案a和方案b。方案a是北京获得主办权，方案b则是其它城市获得主办权。当然，大家更多地筹划的还是方案a。 接近凌晨两点的时候，电视开始转播国际奥委会准备宣布最后结果的消息。所有在台内待命的《东方时空》的工作人员聚集在位于电视台主楼二楼《东方时空》的一间大办公室里收看电视。 萨马兰奇首先感谢了所有参加角逐奥运会申办权的城市，然后才正式宣布了获得二年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的名字。 那天，包括《东方时空》的几十位同仁在内的许许多多中国人因为听到“beijing”这个熟悉的名字而欢呼的时候，电视上的萨马兰奇还在继续讲话。最终，他正式宣布了获得主办权的城市的名字———悉尼。 尽管我没有同声传译，人们也已明白了一切。 办公室里的欢笑声戛然而止，所有的人像是被点金术点了一样，僵在了那里。有的手里握着已经快空了的香槟酒瓶，有的双手举在空中。大家瞪大了双眼，听着电视里杨澜在解释刚才发生的一切，她说获得主办权的是悉尼，而不是北京。 这时，我浑身上下已被香槟酒浇了个透，站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气。 “走方案b！”在场的制片人一声号令。 大家马上各奔自己的岗位。我赶紧找了块毛巾，擦干了衣服上的香槟酒渍，招呼摄像，坐在一部事先准备好的国际电话旁，很快就拨通了悉尼的电话。此后的几个小时里，无论是演播室里，还是在编辑机旁，每一项工作都在飞速地进行着。大家在机械地完成着每一个步骤，每一个人的脸上没有一丝异样，也没有一句废话。就像在此之前的许许多多连夜赶制的“急活”一样，方案b在早晨7点过一点被送上了播出线。同样，也像以往那样，所有的人员并没有急着回家睡觉，而是重新又汇聚到了二楼的办公室来，等着收看节目播出。 “黑色九月” 7点20分，节目开始了。片头是一组各界人士收看电视转播时的表情的慢镜头，背景加了一段悠扬的音乐。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我们的记者在二十一世纪剧场拍摄到的王光美等人收看现场大屏幕转播的表情。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光美女士脸上的表情由喜至泣的转变。镜头慢慢地推向王光美的特写，她的双眼中两颗晶莹的泪珠在摄像机头灯光的照射下一闪一闪。 办公室里静得有点可怕。经过了一夜的奋战，30多个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明显的倦意。节目在继续。《生活空间》的同事们采制了一段一群青年人在长城上点着蜡烛预祝北京申办成功的情景。画面一黑，下面又是那段慢镜头，又是王光美脸上急转直下的表情，又是那两颗晶莹剔透的泪珠。 这时，办公室里突然传出了一声悲哀的嚎叫：“我×他妈！”《生活空间》的编导、一米八个头的陈谦一边大骂，一边用力踹了身旁的办公柜一脚。 顿时，一个悲壮的场面出现了。《东方时空》的这间办公室里，30多位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电视人（其中也包括我）哭成了一片。大家再也抑制不住几个小时前强按下去的那种情感。嚎啕大哭里包含着失落，包含着委屈，包含着每一个中国人在那个黑色夜里的伤心和失望，也包含着一种似乎被愚弄了的悲愤。当然，这哭声中也私藏了一点我们经过一夜劳顿后无法控制的发泄。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东方时空》的工作人员唯一一次如此壮观痛快的大哭。 1993年9月，我过了而立之年。一个月后，我抱起了一个后来管我叫爸爸的可爱的小生命。然而，对于大多数善良的中国人来说，1993年9月却是一个“黑色九月”。 我接到第一封观众来信是在1993年的6月，也就是我第一次上镜的两个星期后。 那是一封来自河南的观众来信。信很短，也没有对我的采访和主持有什么说法，只是在一番自我介绍后问了我一个问题：水均益是不是你的笔名，好像没有听说过有姓水的嘛。后来，来信逐渐多了起来。有问我是不是汉族的，有问我多大的，也有问我认不认识另一位姓水的某某。再往后，就有人在来信中开始对我们某一期节目提出看法和意见。当然，这中间最多的是对我们《焦点时刻》中的曝光性的报道大声叫好的。 有封来信的信封上是这样写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包青天”栏目记者水均益收。我开始意识到，观众们之所以喜欢我们，是因为他们把《焦点时刻》当成了主持公道的青天大老爷，尽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还有一次，在一辆出租车上，司机认出了我。“哎哟，你就是那个《焦点时刻》的记者吧？哥儿们，不错，真有你们的！”下车的时候这位老兄死活不让我付钱，只跟我要了个联系电话，说是以后要有什么“黑事儿”好找我。 《焦点时刻》的火爆很快引起了中央电视台领导的重视。1994年春节刚过，我们就听到了一个内部消息：台里准备把《焦点时刻》栏目放在晚上的黄金时间播出。 这太令人振奋了！ 在电视台工作的人都知道黄金时间意味着什么。十倍、几十倍的收视率可以轻易地使一个栏目以及这个栏目中的名字在一夜之间名扬四海，就像《新闻联播》和每年除夕的《春节联欢晚会》那样。 很快，这个消息得到了更正。考虑到如果单把《焦点时刻》从《东方时空》中抽出放在晚上的时间，就会破坏《东方时空》的完整性，也会使《东方时空》减色不少，因此台里决定，《焦点时刻》依然留在《东方时空》，保持不动。另外，在第一套节目晚上黄金时间，也就是七点三十分《新闻联播》之后，以《焦点时刻》为原型，设置一个新的栏目。新栏目定于1994年的4月1日开播。 这个新栏目就是以后风靡全国的《焦点访谈》。 “举起手来” 《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栏目组的许多同事都知道我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至今，还会有人在某一个场合跟我开玩笑说：“嘿，你是不是在美国被警察铐过？”的确，我不仅被美国警察给铐了起来，而且我还险些吃了他们的枪子儿！ 那是在1995年10月，从开罗常驻两年回来后我第一次出国，也是作为电视记者的第一次国外采访。 1995年8月，电视台通知我，准备派我和“盖导”组成一个记者组，前往美国纽约报道10月份在那里举行的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特别联大。江泽民主席将亲自代表中国出席这次联大。 在纽约，我们4个人制作了两期《焦点访谈》，圆满地完成了对联合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的采访任务。按照事先的安排，我们又乘飞机前往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老家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从1993年开始，在亚特兰大的一批美国医生发起了一项为中国贫困地区义诊的活动。他们每年夏天都要利用暑期休假到甘肃的一些贫困地区，为那里的白内障患者治疗。他们还为当地医院无偿地提供了大批的医疗设备。我们《焦点时刻》一直在跟踪拍摄他们的活动。这次到亚特兰大也是想从另一个侧面反映这些具有高尚人道主义精神的美国医生们。 我们采访的重点人物是这项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康纳德医生。为了支持到甘肃的义诊活动，这位60多岁的美国医生已经从自己的腰包里拿出了30万美元。 康纳德和妻子住在亚特兰大郊外。完成了对美国医生的采访，我们回到亚特兰大市，准备第二天启程返回纽约，然后从那里回国。 我们4人中的一位在亚特兰大有一位亲戚。取得联系后，他很快开车来到了我们的旅馆。他提出晚上请我们到亚特兰大市的唐人街吃饭。 在国外，最经不住诱惑的事情就是有人请你吃中餐。面包黄油吃一顿还新鲜，两三顿之后，就开始不由自主地讨厌这玩意儿———这哪叫饭啊！ 傍晚，我们一行5人来到了一家台湾人开的中餐馆，当然是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如狼似虎般大吃一通之后，我犯了烟瘾。从小学开始就背着父母学抽烟的我有着近20年的“烟龄”。抽烟人都知道一句名言：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饭后来上一支一直是我多年的习惯。而我这个毛病，在美国却处处受阻。美国许多州都明文规定在公众场所不许吸烟，其中也包括餐馆。据说，如果有人控告你违反这个法律规定，你就免不了吃官司。入乡随俗，为了避免跑到美国来因为抽烟吃官司，我总是在饭局接近尾声时，自己一个人偷偷跑到外面马路旁“过把瘾”再回来。 这一天，我还是如法炮制。一个人来到餐厅外面，点上一支香烟，站在街边，一边欣赏着夜色里的街景，一边愉快地吞云吐雾。 突然间，从我的右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警笛声。紧接着，我看见一队警车急驰而来，大约有六七辆。车顶上那五颜六色的警灯在毫无规则地闪烁着。警车在离我20来米的地方突然急速转弯，朝着我站的地方冲了过来。其中一辆拖着刺耳的刹车声横在了我前方5米的地方。 只见左右两扇车门同时打开，两名警官跳将出来，一个以车门为掩护，另一个双手搭在车顶上，两个人手中的枪一致对准着我。 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以车门为掩护的那个就冲我大叫“freeze，don’tmove，handsup，ori’llshoot（别动，举起手来，否则我就开枪！）”即便从来没有学过英语，光是看那些美国警匪大片，笨蛋也会意识到麻烦来了。我下意识地向上举起双手，看看左右，确认他们是在冲我一个人喊。透过眼角的余光，我看见其它几辆警车都停在四周，车上的警察四散开来，其中几个举着枪直奔我们吃饭的餐馆旁边的一家店铺。 险些丧命 我双手举在半空中，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间还夹着那支没有抽完的香烟。一阵微风吹来，将我身上穿着的半长风衣的一角掀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放下右手，企图理一理衣角。正在端着枪向我走来的一位警察看见我这个动作立刻大叫：“freeze！freeze！freeze！（别动！别动！别动！）”我听见了他“哗啦”拉枪栓的声音。 “ok，ok！”我猛然意识到刚才动作的危险性，于是赶紧又举起了右手。 “what’sthematter（怎么回事？）？”我的声音在夜空中颤抖着。 对方根本不予理睬，一步跨上来，一只手举着枪，另一只手从上到下快速将我摸了个遍。 “turnaround！（转过身去！）”对方命令道。 紧接着，我的双手被拉了下来，并到一起。“咔喳”，我感到手腕被两道冰凉的金属狠狠地勒在了一起。手铐！！！ 这时我渐渐开始从刚才的蒙顿状态里缓了过来。 “怎么回事？你们在干什么？我是中国公民，我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护照！”我用英语冲着警察大叫着。 虽然我的护照并不是外交护照，但急中生智，我想外交豁免权的神圣也许会让这几位美国警察冷静下来。 这时，几个警察从旁边那家店铺里拖出了一个亚裔青年，命令他趴在地上，并将他双手反铐起来。 一位警官模样的人走到我跟前。 “你是中国人？”他问我。 我稍稍冷静了下来，说：“我是来自北京的中国人，我持有中国护照。我要求你现在立即放开我，否则你们会后悔的！” 学了这么多年英语，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我的英语可以如此流利。 这时，“盖导”他们听到外面的动静走了出来。看见我双手被反铐着的样子，大吃一惊，呼啦一下就围了上来，七嘴八舌，连比划带嚷嚷。只可惜，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此时最多能让对方明白他们认识我。不过，这就足够了！ 看见他们，我心中一阵温暖。刚才慌乱中的紧张感一下子放松了不少，也踏实了不少。 看到这样，那位警官似乎感觉出了问题，他马上命令手下的人打开了我的手铐，然后要求看我们的护照。不巧，那天出门，我们四个谁都没有带护照。情急之中，我拿出了在联合国采访时办的采访证给他看。 确认了我们的身分，那位警官脸上马上露出歉意的笑容。他说：“我们非常抱歉，你在一个错误时间，出现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 他解释说，这里是一个亚裔犯罪分子经常活动的地方。几分钟前，他们接到举报，我们用餐的饭馆旁边一家杂货店遇到抢劫。当他们赶到这里时，看见我站在外面，误以为是一个望风的同伙，于是就发生了刚才的一切。他们已经抓到了抢劫嫌疑犯，就是刚才那个亚裔模样的人。 最后，那位警官说，他以亚特兰大某某区警署的名义郑重向我表示口头道歉，他的警号是多少多少，名叫什么，是什么警衔，他对此事负全部责任。 当然，我也有权进一步追究。我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决定就此了事。 警车闪着灯远去后，一位女同事告诉我们，她从饭馆出来到现在，两腿一直在不住地颤抖。 “盖导”说他看见我时，我当时面色煞白。 其实，最令人后怕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看到。就在对方瞄准我的时候，如果我去理风衣的那只右手动作再大一点，也许，常以自我防卫为借口误伤无辜的美国警察就会抠动扳机。 不管怎么说，我庆幸在平生第一次如此近地面对枪口时，没有做出什么不明智的动作。 感谢上帝！ 如果让我说，这件事有什么经验可汲取的话，那就是：遇到警察让您别动，您可千万听话，别乱动，有理也别动！ 还有，护照之类的身分证件要随身带。 不敢回忆 1995年5月，我从新华社正式调入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这五、六年来，如果说亚特兰大奇遇让人后怕不已的话，香港回归报道因我贪睡险些误了大事更是让我不敢回忆。 “小水，小水，醒醒！” 同屋的编辑何绍伟一边叫我，一边用手摇晃着我。我从沉睡中醒了过来，睁开了发涩的眼皮。何绍伟就站在我的床边，见我醒来，他用低沉的声音问我：“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我稀里糊涂地看着他，反问道：“几点了？” “5点半。”何绍伟不紧不慢地说。 “啊！5点半？”我惊慌失措地喊道，腾地一下站在了床上。 “坏事儿了！”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冲向洗手间，用飞快的速度擦了一把脸，然后开始穿衬衫，系领带。透过洗手间的窗户，我看到外面天色已大亮。 1997年6月30日清晨5点半，这是一个特殊日子的开始。再过不到20个小时，也就是1997年7月1日零点，标志香港回归祖国的政权交接仪式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为了全方位地报道香港回归这一中华民族的盛事，中央电视台派出三四百名记者分赴香港、全国各地和世界十几个城市，并制定了以北京和香港两个主演播室为中心的72小时特别报道方案。 72小时特别报道的第一枪定于6月30日清晨6点以现场直播的形式从香港打响，而设在会议展览中心的香港主演播室的主持人便是我。72小时的第一场直播报道就从我这里开始，离直播还有不到30分钟，我居然差一点睡过头，而且更可怕的是，此刻我还在10几公里以外的跑马地中央电视台驻地。想到这里，我不禁浑身发抖。 5点35分，我冲出了驻地大楼的前门。大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也见不到一辆出租车。平常的时候，从我们在港岛跑马地的驻地乘出租车到会展中心的演播室，至少需要半小时。香港的交通管制非常严格，到处都是单行道，而且堵车现象极为普遍。 我站在门口，心里不住地说着“要坏事、要坏事”，同时，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在马路边上下乱窜。正在这时，我突然发现从路的一头来了一辆出租车。我不顾一切地冲到马路中间，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着将车拦住，我当时想好了，不管出租车上有没有客人，也不管通常很刻板的香港司机是否已经下班，反正我死活要让他拉我去会议展览中心。上了车，我对司机说：“先生，我有十分、十分紧急的情况，请你务必在15分钟内将我送到会展中心，15分钟！” 那司机从反光镜里看了看我，似乎十分理解地用广东话说了句：“没问题。” 5点40分，出租车从跑马地出发了。这时，我的手机又一次响了起来。负责演播室的制片人梁建增在电话里用颤抖的声音问我：“小水，找到出租车了吗？” “找到了！我现在已经坐在车上了，马上就到！”我略有把握地快速向他汇报道。随即，我从书包里拿出电动剃须刀和梳子，一只手拿着剃须刀刮胡子，另一只手忙乱地梳理着头发。我知道，我必须在赶到演播室前作好一切个人准备工作，因为按照时间估算，我坐进演播室主持席上的时候，离直播开始最多只有几分钟。 5点56分，出租车停在了会展中心的大厅前。梁建增正站在大门口焦急地等候着我。看见我，他急不可待地说：“你快上楼，我来结账！” 我顾不上多说一句话，一手拎着书包，另一只手提着西服，发疯般地冲了进去。当我嘴里像念经一样说着“对不起”跑进演播室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看着我，他们脸上复杂的表情也许只有我心里明白。让我至今感动的是，那一刻居然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一句责怪的话。演播室外面的导演通过耳机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水主，不要紧张，还有两分钟，戴上话筒，准备和北京的主持人通话。” 我与“东方时空”（下） 香港报道 话音刚落，我就在耳机里听到了北京主持人敬一丹的声音。 “小水，你来了？” 我如释重负地说：“敬大姐，谢天谢地，我赶来了。” 6月30日清晨6点整，中央电视台香港回归72小时特别报道正式开始了。敬一丹在几句简单的开场白后说：“现在就请我们在香港演播室的主持人水均益为您报道回归前一天香港的情况。” 后来我才知道，5点的时候，闹钟、手机全都按时响了，然而，我却全然不知。同屋的几位同事5点钟出发的时候，慌乱之中并没有意识到该提醒我起床。5点半的时候，正当会展中心演播室的工作人员在为6点的直播进行最后的准备时，突然有人发现我还没有到位。人们大惊失色。眼看直播即将开始，作为直播主要角色的主持人此时却不见踪影。工作人员急忙将电话打到了驻地的房间。幸好，那天上午没有任务的何绍伟听见了电话铃声，并及时叫醒了正在酣睡的我。 直到今天，每当我想起香港的这一插曲，依然会感到阵阵后怕。假如那天我没有按时赶到演播室，那不仅将使电视台极为被动，也将是我终身遗憾的一件事。事后，我和同事们开玩笑说，当我站在马路上等出租车的时候，就已经在构思如何向电视台领导写一份深刻的检讨，并准备就此告别电视台，流浪四方。 当然，玩笑归玩笑。但我却从内心里感激在那件事中所有的领导和同事。72小时特别报道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开始了。下午4点，我们香港演播室报道了港督彭定康离开港督府的情况。 一切按计划在进行着。但是，播出中间也有不尽如人意的缺陷。比如，在报道彭定康离开港督府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在港督府外面安排了一台摄像机和一位现场记者，准备随时向观众报道现场的情况。按照事先了解到的情况，彭定康在主持完港督府降旗仪式后将乘车在港督府院内绕场一周，以示惜别之情。为此，我们在现场的记者精心设计了一段现场解说词，大意是：彭定康的汽车在港督府内绕了一圈，车轮缓慢，试图表示港督对这里的依依不舍。然而，历史的车轮却滚滚向前，香港的回归已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现实。 果然，彭定康在降旗仪式后钻进了汽车。汽车也果然围着港督府的院子开始转圈。于是，那位现场的记者不失时机地将那段解说词说了出来。可是，当他说完“历史的车轮将滚滚向前”，只见彭定康的汽车在转完一圈后，并没有像事先预定的那样开出大门，而是继续围着院子又转了起来。我们那位记者大概对这一临时出现的情况没有思想准备。他先是沉默了一会。紧接着，他在画面外说道：“彭定康的汽车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也许是因为害怕冷场，他把刚才说过的那段“车轮滚滚”的解说词又重复了一遍。彭定康好像存心要和我们那位记者作对，他的汽车在转完了第二圈以后还是没有出门，继续开始转第三圈。万般无奈的记者这时说出了一句后来遭到不少观众批评的解说词：“汽车又转了一圈。” 香港回归72小时的特别报道，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方位立体报道工程，电视台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对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电视台同仁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现场直播。 记得从香港回到北京后，有人给我们的报道总结了几个特点。记者报道信息空洞，只会说“一圈又一圈”、“一辆又一辆”（指我们的记者在报道驻港部队车队进入香港时的解说），一架又一架（指记者报道驻港部队直升机降落时的解说），“来了两个人，还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指我们的记者在报道彭定康离开香港时对从一辆轿车上下来的两个人的解说），等等。还有人说，“水均益找不到白岩松，急得在演播室没话找话”。 曝光家乡 我出生在兰州。兰州是我的老家。我们家几代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兰州人。听说我要回家探亲，《焦点时刻》制片人张海潮建议我公私兼顾，在兰州确定一个报道题目，请当地电视台的摄像师帮助拍摄，带回北京制作播出。一别十余年，我对兰州的情况可以说知之甚少。于是，我打电话回家，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父亲，请他帮我推荐一个适合我们节目报道的话题，并嘱咐他老人家，话题要有时效性，也就是说，是当下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父亲以大学教授特有的严谨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他在兰州大学的学生们和我在甘肃电视台当导演的叔叔的意见。两天之后，父亲打电话向我郑重推荐了两个选题。一是甘肃省一些地方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二是兰州市这些年大气污染严重。自从我干了电视以后，远在兰州的父母亲更加离不开电视了。他们成了《东方时空》和后来的《焦点访谈》的忠实观众，几乎每期节目必看。母亲看电视的目的更单纯一些，就是看我，看我这几天是不是瘦了，是不是病了，是不是又熬夜了。有一次，在我正巧感冒的时候，为《焦点时刻》的一期节目配了一段画外音。没想到，节目播出后，母亲从兰州打电话来。“你是不是感冒了?”母亲第一句话就问我。父亲看电视就没有如此细致。他总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我的报道。每隔一段时间，父亲会就我的表现帮我总结一次。这样，他对《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节目风格了如指掌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和很多观众一样，父亲对我们的节目能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和问题曝光大加赞赏。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父亲向我推荐的两个选题都是“曝光”型的。我征求了“盖导”和制片人张海潮的意见，最后选择了大气污染的选题。这是我从兰州走出来后，这么多年的记者生涯中第一次报道有关兰州的事情，而且，这第一次竟然是去揭兰州的“短”。这次报道甚至使我在家乡一度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兰州虽然地处“飞沙走石”的西北高原，但地区局部气候独特，常年干燥少雨，加上四周绵延的高山，空气基本无法流通。近一二十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兰州的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冬季。每年一过十月，兰州市基本上没有一丝风。家家户户煤烟炉冒出的烟、单位锅炉房的黑烟、汽车的尾气统统盘旋在市中心的上空，无法排除。与此同时，西固区里的“兰化”、“兰炼”以及热电厂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每时每刻喷出的滚滚浓烟又顺着黄河气流的带动流向市中心。所有这些烟尘汇聚在兰州的上空，无路可走，久而久之，就在城市的上空形成了一层七八百米乃至一千多米厚的逆温层。刺眼呛鼻的烟尘遮天蔽日般地笼罩在人们的头上。兰州人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大锅盖”。由于这个“大锅盖”，兰州市居然是一个从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随着采访的进一步深入，大气污染对兰州市民健康危害的有关数字触目惊心。由于大气污染，兰州人得呼吸道疾病的几率比一般地方要高出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肺癌患者比一般地方要高出两倍!为了真实反映兰州大气污染的状况，我们到西固区的几个大工厂进行了采访拍摄。这些工厂都是比较严重的污染单位，每一家都有几十个大烟囱每天排放着大量的有害烟尘。因为不知道这些单位会不会因为担心我们曝光而遮遮盖盖，甚至拒绝采访，在联系时我强调拍摄的目的是要反映治理污染所取得的成绩。这种“声东击西”的招数只是《焦点访谈》记者经常使用的众多招数中的一个小招。为了能真实地记录下这些工厂排污的实际情况，我提出采访有关人员的场景要在工厂的作业区。对方果然中计，采访中只顾大谈各种各样的工作和业绩，而忽视了对我们摄像机的警惕。 无言以对 每到这时，我们的摄像师就会寻机掉转镜头，对准那些我们早已事先看好了的目标。有一次，在采访化工厂的一位老总时，我手举着话筒，余光看见远处的一个大烟囱突然开始喷出黑黑的浓烟。此时，那位老总正面对着摄像机，如果摄像掉转镜头去拍烟囱，肯定会引起老总的注意。我灵机一动，向那位老总提议，为了有更好的谈话效果，我们来一个“运动中”的访问，我俩一起向背着烟囱的方向边走边说，摄像跟在一旁拍摄。对电视一无所知的这位老总连声说“好”。我赶紧假装向摄像交代怎么拍摄，暗中悄悄告诉他：“等一会儿我和他(老总)边走边谈的时候，你别拍他，拍你左面的那个大烟囱。”摄像心领神会。回到北京，我自己亲自动手编辑了这个节目，并给它起名为《兰州，盼望蓝天》。节目在《焦点访谈》播出后，父亲打来电话，说“很好”。紧接着，国家环保局和甘肃省环保局的同志也通过电话表示感谢我们《焦点访谈》对环保工作的支持。接下来，就是我兰州的一些亲戚朋友同学的电话、信件。从我后来收到的来信看，《兰州，盼望蓝天》在全国的观众中反响强烈。很多人是第一次了解到兰州如此严重的大气污染情况，感到非常吃惊。有一位江西的观众还主动表示可以向兰州市无偿转让他发明的一种治理污染技术的专利权。通过卫星收看了我们节目的一位旅日华侨还发来传真，愿意为兰州市牵线搭桥，联系日本一些基金会提供无偿援助，合作治理污染。然而，我没有料到，此时在兰州市，《兰州，盼望蓝天》却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大多数市民认为《焦点访谈》这个光曝得好，有助于有关部门下决心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省市一些领导同志却认为《兰州，盼望蓝天》给兰州市抹了黑，它将影响兰州市正在争取外部投资的努力。我后来还听说，有人认为，水均益作为一个兰州人曝自己家乡的光，太不应该了。我无言以对。要做一个敢讲真话的记者，让人无言以对的事还多着哩。“咱们的车被人破坏了!”那是在1995年初的一天，山东省临沂地区莒南县县城外，走出县城边上的一家小饭馆，“盖导”便一眼看见我们记者组乘坐的面包车的一个车轮瘪了，而且，他凭基本的嗅觉知道，这决不是偶然的。“咱们的车被人破坏了!”他尽量压低声音说，生怕旁边的人会听到。难道有人发现了我们?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我。因为在记者组中间，只有我一个人已经有了两年的“出镜史”，属于走在大街上可能被人认出来的那种记者。而且，我们这次来执行任务的这个地方，这几天肯定会对“东方时空”这四个字极为敏感。我下意识地低头看看自己的装束，心想：不会暴露啊?我戴着墨镜，夹克衫的衣领立着，都到耳朵根儿了。两个星期前，山西几位观众来到中央电视台，找到了我们《焦点时刻》栏目组，向我们反映莒南县人民法院在解决一起经济纠纷时非法拘留人质的违法行为。这几个人是山西一家企业的法人代表。他们的企业和莒南县一家企业签定了一项产品买卖合同，后来双方在合同上发生纠纷，山西的企业拒绝支付购买莒南企业产品的剩余款项。莒南的那家企业便向莒南县法院状告山西那家企业。莒南县人民法院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依法判定山西那家企业败诉，并要求被告在规定时间内付清所欠款项。然而，判决书送到山西以后却迟迟不见动静。这时，莒南县人民法院的院长竟然作出了一个荒唐的决定，去山西抓人!于是，一天夜里，几名莒南县法院的法警和莒南县的公安人员闯进了山西那家企业的法人代表家，二话没说，抓了人，并连夜将他带回了莒南。轮胎被刺 到了莒南县城以后，他们把那人关在了一处平房里，并告诉他，什么时候把钱还上，什么时候就放你。那位法人代表赶紧托人往山东送钱。钱送到莒南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间平房里被足足关了一个月。 据那位倒霉的法人代表后来回忆，他在被关押期间，曾多次被毒打。 那位法院院长甚至用威胁的口吻对他说：“你不要以为我对你没办法，我在这里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管空气！” 这是一起典型的法院违反异地执法有关规定，非法扣留人质的事件。《焦点时刻》派出了记者到莒南采访这一事件。在采访那位法院院长的时候，对方先是拒绝，后来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不许拍摄。 我们的摄像把摄像机抱在自己的腿上坐在一旁，镜头却对着那位满嘴酒气，言词狂妄的院长。 院长说：“你们是记者？记者又能把我怎么样？”边说边晃着捏在手里的中央电视台介绍信和《东方时空》的记者证。 随后，他把记者证举到半空中，摇晃着说：“这个东西是金子的吗？” 在被问到山西的那位企业法人代表为什么会在莒南被关了一个多月的时候，院长称不是关，是请他来莒南办了一个“学习班”。 至于是什么“学习班”，他支支吾吾，一时答不上来，最后又说是法律知识“学习班”。 这位法院院长不断地强调一个观点：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莒南县人民法院有权为此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位法官大人到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是违法的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那个期间，莒南县根本没有举办过什么“学习班”。那位院长却的确说过类似“抓人”的话。关押人质的小平房附近的老百姓证实，他们的确听到过打骂和怪叫的声音。 回到北京后，根据所有这些采访的内容赶制的一期《焦点时刻》在《东方时空》节目中很快播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响。 许多观众看到屏幕上那一段法院院长晃着记者证问“这个东西是金子的吗？”还有他狂言“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内容后，气愤至极，纷纷打电话、来信表示感谢我们对这类现象的揭露。有人询问那位法院院长是否已经得到处理。更多的人关心这件事所揭露的在经济纠纷中非法拘留人质为什么在其他地方也不少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焦点时刻》决定对莒南的这件事不能停留在一期节目、一次揭露的状况。在“盖导”领命对此事继续追踪的时候，我开始参加了对这一事件的后续深度采访。我们就莒南事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观众反馈和社会各界对此类事件的讨论作了更进一步的报道，在《东方时空》和《新闻联播》中播出。 《新闻联播》在报道有关这一事件的新闻后面专门加上了一句：本台记者已经再次前往莒南县，对此事深入报道。这条新闻播出的时候，我们一行5人，摄像机2套已经在飞往青岛市的夜班飞机上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搭乘一辆面包车上了路。车子足足跑了8个小时，才到达距青岛500公里的莒南县。当我们在县城外填饱了肚子，稍事休整后准备“杀”进城去的时候，莒南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本章开头的一幕发生了。 司机仔细检查了面包车那个已经瘪了的轮胎后，确定“盖导”的直觉是对的。因为轮胎的气门芯是被锐器整整齐齐地切断的。而且，这种汽车轮胎的气门芯都死死地埋在轮胎钢圈里面，必须用专门的工具才能将它取出来。看来，下手的人很懂行，是有备而来，动作很麻利。因为，我们几个进去吃饭总共才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 这时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一起将目光投向了“盖导”，似乎是想听听他这个临时领队下什么命令。 一场虚惊 “盖导”不愧是军人出身，显得很镇定，在司机更换轮胎的时候，与大家低声宣布了对策：马上公开我们的身分，以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名义就地在马路边再拦两辆过路的外地车，请司机帮忙拉我们进城。 “花多少钱都行，这时候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做主。”“盖导”斩钉截铁地说。根据大家商量好的方案，我们5个人加上司机分成3个组，一个组两个人，每组单独乘坐一辆车。第一批由对莒南县城地形比较了解的呼啸起带一个摄像，直奔县委大院。我和另一个摄像乘坐第二辆车，跟在后面，但不进县委大院。第三辆车是“盖导”和面包车司机。他们停在更远的地方，相机行事。 我们之所以如此“小题大做”“草木皆兵”，是因为，就在我们从北京出发的时候，我们得到消息，莒南传来话说，《东方时空》的记者要是再来莒南，来一个就揍扁一个。加上刚才的“轮胎”事件，看来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在莒南县城里，一张大网也许已经张开。 “盖导”的方案是，为了避免我们5个人被对方“一锅端”，我们分批进入。第一批要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出来，其他人就先撤出莒南，并同时向山东省公安机关报警，请求解救我们的记者。依此类推，“盖导”和面包车司机将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人员。事后，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哥儿们你行啊，把困难让给别人，把方便留给自己嘛。” 他急了，跳着脚跟我嚷嚷道：“这你就不懂了，我要是不留在最后，万一出了事，谁来指挥营救作战呢？” 安排妥当，开始按计划行动，在进城的车上大家个个脸上带着严肃的神情，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英雄气概。 我当时在想，要真是“鸿门宴”，估计我们遇到的待遇决不会比那位法人代表上的“学习班”轻松多少，轻则鼻青脸肿，重则恐怕要被搞成个残疾之类，那可就惨啦。因为这种事情在其它地方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反正是山高皇帝远，人家先把你收拾了再说。这几年，由于新闻单位加强了曝光和舆论监督的力度，使得一些心怀鬼胎的人日子更难过。他们也对新闻界怀恨在心，打骂记者的事件时有发生。 97年，我们《焦点访谈》报道过的河南那位故意杀人的公安人员张金柱，就曾经暴打过不止一个新闻记者。据说，张金柱在被处决之前声称，是记者们“要我的命”！ 我们的三辆车按照预定的方案驶入了莒南县城。每辆车保持足够的距离，但又能相互看得见。 看着第一辆车开进了县委大院，我叫司机远远地停下了车。司机是青岛人。尽管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这里有重要任务，请他不用担心。但我们上车后，他还是表现得既莫名其妙，又忐忑不安。不到10分钟，我们的记者出来了，身边多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那人和他一起钻进了我们的一号车。 车出了县委大院，拐上了旁边的一条小路。 “这家伙干什么呢？”我暗暗地说，回头看看，“盖导”他们的车还在远处停着。 在一个拐弯处，一号车停了下来，我们的人从车窗里伸出了一只手在拚命地比划，意思是在招呼我们跟上去。于是，我们大胆地跟了上去。 3辆车七拐八拐驶进了一个大院，我抬头一看，门口一个牌子上写着：莒南县委招待所。大院里停着许多车，多数是奥迪和桑塔纳，其中有好几辆车的车牌上写着：鲁a—×××××。“鲁a”表示这是济南来的车。 “都进来吧，没事啦！”我们事先估计最有可能被扣押、毒打的那位前锋记者，下车冲我们大声招呼。 还未等我和“盖导”问他怎么回事，招待所主楼门口的一大群人便迎了上来。 人群中一位领导模样的人走上前来，据介绍，他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很快，我们就明白了。 春节团圆 自从《东方时空》报道了莒南人民法院非法拘留人质的事情后，立即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山东省有关方面的重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临沂地区和莒南县迅速组成了三级联合调查组，两天前就到莒南县开始了调查。 “昨天晚上《新闻联播》说你们已经往这里来了，我们今天一直都在等你们。”山东高院的这位副院长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工作。” 听到这里，我们记者组五个人不约而同地互相看了看，脸上露出了一丝只有我们自己才明白的神色。就在一个小时前我们还在为如何应付最坏的情况而设计对策，而现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大家的心情顿时轻松了不少。 联合调查组的负责同志马上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根据调查组的调查，我们此前的报道完全属实。莒南县人民法院在处理这起经济纠纷时采用扣留人质的手段是非法的，那位县法院院长负有主要责任。根据有关方面的决定，那位院长已被停职审查。我们提出能否再采访一下那位法院院长，回答是院长已经住进了医院，据说是高血压犯了。 不知是动了恻隐之心还是想亲眼证实一下法院院长的病情，“盖导”提出我们摄制组想要去医院看望这位院长，但保证不采访，也不拍摄。县里同志犹豫了一下说，他们去征求一下院长本人和医院的意见，明天给我们答复。 第二天上午，县里回答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医院。在县医院的一间“高干病房”里，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位“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法官大人。只见他紧闭双眼，鼻子里插着一根输氧的导管，胳膊上插着一根输液的管子。旁边一张床上还躺着一个人，这人见我们进来，马上用被子蒙住全身，开始在里面抽泣。随我们一起去医院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人是院长的“家属”。从我们进去到离开，院长始终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尽管他紧闭着双眼，但是我发现，他的眼珠似乎不停地在眼皮里面转动。 探望了院长之后，我们便离开了莒南。然而，当我们赶回北京准备整理我们关于这件事的后续报道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关于莒南这件事“就此打住”，不再报道，理由是要维护人民法官的整体形象。后来，我们得知，那位法院院长被撤了职。 至于那天中午发生的“轮胎事件”，我们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关于莒南这件事，我还一直有个不解的问题。那位血压后来不知恢复正常没有的法院院长，从哪里学来的那句“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话？因为莒南革命老区的人民是不会教他说这样的话的，肯定不会。 自从我分配到北京工作以后，虽然我每年都要争取回一趟兰州老家看望父母亲，但由于工作的关系，却很少有机会在春节和老人团聚。 1997年春节，在深圳大学工作的姐姐决定这一年的春节，从寒冷的西北把父母亲接到深圳过节。姐姐同时还向在武汉工作的二哥以及在北京的我发出了邀请，希望我们到深圳来团聚。 每年春节电视台的工作都很忙，我知道已经有两年没见的父母亲，这时肯定非常希望我能去看望他们。父母都已年过七旬，人老了，就更想念漂泊在外的子女。平时，父母总是要求我经常给他们打电话，哪怕只是报个平安也行。要是偶尔我犯点懒，两三个星期不打电话，父亲就会严正地提醒我：“你又有两个礼拜没来电话了！”末了，再加上一句：“妈妈天天在念叨你。”在几个孩子中，只有我是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的，我和母亲感情很深。每当听到父亲说这样的话，我都会感到深深的愧疚。 同事们也知道前几年我是怎样过的春节，非常理解地支持我调整了《东方时空》总主持人的值班安排，我10多年来第一次在春节与父母团团圆圆地过了个年。 触目惊心 初一过后，姐姐提议全家出去玩一次。我的外甥建议去深圳野生动物园。他说，那里是中国最大的野生动物园，有上百种动物，可以像非洲的那些野生动物保护区一样，在很近的距离看到狮子老虎。听上去，这个建议很诱人。于是，全家一致同意。我万万没有想到，小外甥的这个建议后来却导致我们发现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内幕。 深圳野生动物园位于深圳市郊的西丽湖畔，占地足有几十个足球场那么大。动物园的四周是几米高的围墙和铁丝网，据说铁丝网通着低压电，用来防止野生动物跑出动物园伤人。动物园里面到处是芭蕉、椰树一类的热带植物。动物园依山傍水，几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穿行于各个动物区之间。 在狮虎山下，我们坐上了一辆门窗紧闭的特制大巴士。大巴士带着我们进入一个有点像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那样的一个巨大的双层大铁门，来到了狮虎山中。我有点失望的是，这里并不像外甥描绘的那样狮虎成群。除了在荒山坡上偶尔有一两只老虎狮子躲在孤零零的小树下懒洋洋地睡觉外，我们几乎没有看见什么动物的影子。 倒是在山下卖饮料和纪念品的商业区里，我们却看见五步一只老虎，三步一只黑熊，两步一只猴子。只不过，这些动物的脖子上都拴着粗粗的大铁链。它们身边的“主人”在不停地招呼游人过来和这些动物合影留念，和老虎合影一次30元，狗熊20元，猴子10元。 我看见有一位游客走到老虎管理员的身边，交了钱，然后，站在老虎边上照相。不知什么原因，那只老虎总是把脸扭向另外一面，无论管理员怎么呵斥，也无动于衷。 管理员走上前去，举起手中的一根细细的铁棍，使劲对着那只老虎的头猛抽了几下，老虎顿时头破血流。终于，那老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把头转了过来。 看来是棍棒管教的成果，那些供游人拍照的野生动物大都非常温顺听话。只不过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们眼光呆滞，看上去似乎有点“看破红尘”的意味。出于职业习惯，我拿出了相机，拍下了这幅景象。 这时，从动物园的另一处传来了一阵高音喇叭声，循着声音，我们来到了一个体育场。原来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大型动物表演，狮子、老虎、大象、蟒蛇、天鹅、孔雀个个披红挂绿，有的站在彩车上频频向观众鞠躬作揖，有的则在驯养员的吆喝声中排出各种不断变换的队形。体育场中央用大气球悬挂着几个大条幅，上面的字令人哭笑不得：“百兽盛会”，“万众齐心建深圳”，“百兽欢腾庆回归”！我实在想不出，把这些野生动物用棍棒折腾到一块儿，和香港回归这一中华民族的盛事有什么关系。 回到北京后，我在《东方时空》的《面对面》小栏目中，谈论了我在深圳野生动物园的所见所闻。 几天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一上来就说：“小水，我是‘宗师’。”在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中，大家习惯把资格最老，深受观众喜爱的著名主持人赵忠祥戏称为“宗师”。时间一长，赵老师本人有时候在大家中间也半开玩笑地这么叫自己。 赵老师在电话里说，他看了我主持的那一期谈论深圳野生动物园的《面对面》节目，深有同感。他告诉我，深圳野生动物园还存在着更可怕的问题，他手里有一大摞这方面的材料，来源绝对可靠。他说，我如果感兴趣，他可以把这些材料提供给我，也可以帮我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 “我觉得你们真应该给他们‘丫’曝曝光，他们简直是在迫害动物啊！”平时很少出言不逊的赵老师，在电话里显得异常气愤。 赵忠祥老师曾因《动物世界》里那具有磁性的配音而闻名大江南北。近几年他又主持中央电视台的《人与自然》节目。也许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和经历，赵老师酷爱动物，也热衷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动物苦海 根据赵老师提供的材料和有关线索，我们作了大量的调查，随着工作的一步步深入，一幅幅可怕的景象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据动物园内部的材料显示，几年中这里就有10几只老虎死亡。那么为什么老虎的死亡率在这家动物园如此之高?动物园又为什么对老虎的死亡漠不关心呢?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只有动物园、马戏团等一些特殊单位才能按国家规定的调拨价格买卖一定数量的野生动物。而国家的调拨价格又和国际国内野生动物的黑市价格有着极其悬殊的差价。比如，一只活的东北虎国家的调拨价只有两、三万元，而在黑市上，一张虎皮就能卖到十万元左右，在国外黑市就更是暴利，能够卖到四五十万元人民币。除此之外，虎骨、虎肉也是能获取高额利润的东西。于是，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看准了珍稀野生动物所能带来的巨大利润，不顾国家法律的严厉规定，铤而走险大搞走私贩卖珍稀野生动物的勾当。而这些犯罪分子看准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全国各地的动物园和马戏团。我们还了解到，深圳野生动物园个别人甚至说过：野生动物，尤其是老虎或狗熊之类的动物，死了比活着更值钱。动物死亡，除非特殊情况，动物园一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只要在动物数量增减表上注明时间和大概的原因就可交差。这样的动物一旦告别尘世，动物园会因此增加一大笔收入，因为任何一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的皮毛骨血，五脏六腑，哪一样都是在市场上物稀价贵的玩意儿，这当然是在非法的地下黑市上。这些稀有物品还为他们拉关系、拍马屁提供了其他任何单位无法竞争的独特“贡品”。更有甚者，一次动物园里开联欢会，园领导一时高兴，竟然让人把园里唯一一只国家保护动物——一条大蟒蛇抓来，让厨师杀了给全园人吃。然而，长期以来这个野生动物园却一直以野生动物的保护者自居，人们对此也深信不疑。一次，深圳海关一次罚没了48只走私的国家保护动物——穿山甲。海关的同志将它们送到了深圳野生动物园。在他们看来，这些穿山甲只有在这里才能得到保护。善良的海关人员绝不会想到，恐怕至今也不知道，在这些穿山甲被送到深圳野生动物园的一个月之后，48只穿山甲只剩下一只。在动物数量增减表上写着的原因是自然死亡和走失。在这家动物园一处很隐蔽的地方，有一个神秘的建筑。在它的里面，有两个直径好几米大的水泥酒窖。这里是深圳野生动物园的虎骨酒加工中心。动物园不仅私下大肆兜售从这里酿制的虎骨酒，而且还向内部各个部门规定了销售虎骨酒的定量指标。等等，等等。类似这样严重的虐待、残害、以野生动物营利的情况数不胜数，令人触目惊心。当我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盖导”后，“盖导”瞪着眼睛说：“这哪他妈的是野生动物园啊，整个一个动物的‘奥斯维辛’嘛!”50多年前，德国纳粹用来迫害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曾经震惊了全世界，而今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居然存在着一个迫害野生动物的“奥斯维辛”!想到这里，我感到全身上下一阵一阵地发冷。真是不寒而栗!经过请示新闻评论部领导(这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和《实话实说》、《新闻调查》共同组成了新闻评论部)，我们决定立即组成记者组飞往深圳。1997年初，“盖导”、我和一名摄像记者作为“先头部队”赶到了深圳。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摸清情况，尽可能掌握确凿的证据。一旦有了这些，评论部将派出特殊人员和设备增援我们。临行前，我们制定一个策略：“悄悄地进村”，不暴露身分，更不能打草惊蛇。到了深圳后，我们有意挑选了远离野生动物园，地理位置相当偏僻的深圳东湖宾馆住了下来。为了避免被人认出，我请我在深圳的几位同学以他们的名字替我们登记了房间。到了房间后，“盖导”建议我不要随便进出饭店。 乔装探秘 “没事你最好就呆在房间里。”他认真地对我说，“我们先摸清情况，等大规模往上扑的时候，你再上。”由于这几年在《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里主持了不少节目，此时我的知名度已经颇高了，但是这也相应地限制了我参与一些批评性节目的采访。许多编导都不愿让我们这样的主持人参与这种曝光性质的采访，原因是有时需要暗访的时候对方容易认出我们，工作起来不方便，有一次，我们去化去装访贩卖盗版vcd的情况。我身上别着无线话筒，带上墨镜，脑袋上扣了一顶垒球帽，帽沿压得很低，走进了一家事先经调查确认出售盗版vcd的小店。我故意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问小店老板有没有“那种”vcd。老板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没有，我们这里只卖正版的。”后来，无论我如何引诱他，说我是外地的，可以大批买，特爱看vcd，但是买不起正版的，等等，等等，小老板都一口咬定，没有。无奈我只好作罢。但是就在我抬腿正要出门的时候，小老板在我身后漫不经心地扔出的一句话，让我万分尴尬。“我们怎么敢卖啊，现在到处在打击盗版，你们《焦点访谈》不也报道过吗?”原来这家伙早就认出我了!我们已从许多方面了解到了不少深圳野生动物园的情况，但是这件事的最要害人物是几位动物园的内部职工。他们掌握了深圳野生动物园几年来虐待、残害和以野生动物营利的大量说实而具体的数据和文字材料。临行前，我又和他们在电话里谈了长达两个小时。我问了很多具体的问题。我们了解到就在我们到达前后，又有一批虎骨被倒进了酒窖；这两天会有人来买虎皮；又有一些珍稀动物莫名奇妙地死亡。根据这些情况，第二天一大早，“盖导”和摄像记者拿着一部特意从北京带来的“掌中宝”家用摄像机，前往深圳野生动物园。我的任务当然是“在家留守”。到了动物园，他们以游客的身分私下做了大量的探访，并用“掌中宝”拍摄了虎骨酒窖的位置。他们还记录下了个别动物园员工向游人兜售虎骨酒的情景。这一天的收获很大，也进一步证实了我们事先掌握的情况。为了抓到更确凿的证据，我们决定向北京申请再派两个记者来，相互策应，进行化装采访。第二天，我们的援兵就到了。两位摄像记者带来了秘密武器——一套超小型拍摄装置。以前，《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记者在采访中也使用过偷拍的手段来记录某些丑恶现象(比如出租车司机宰客、公路乱收费等)。但是，那时一般都是使用“掌中宝”。办法是把“掌中宝”放进一个黑色的小提包里，在包的一侧再掏出一个窟窿，这样，镜头就可以拍到外面的情况。但是，这种办法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被人发现。因为，镜头片是反光的，一不小心对方就会看见提包里面有东西晃眼。有了这套超小型拍摄装置这种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在不少暗访中，这种装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有的时候，从电视上看，简直无法想象某个正在乱收费的人怎么能够面对拍摄镜头，如此“老实交代”。“盖导”带领着除我以外的所有人马又一次前往深圳野生动物园。按照事先的设计，他们分成两股。一股人去化装采访兜售虎骨酒的情况(“盖导”亲自挂帅)，另一股则设法拍摄酒窖详细情况和其它一些可疑情况。两股人员以游客的身分，在大门口买了票，“启动”了所有设备，开始寻找目标。不一会儿，就有“目标”找上了门。一位牵着老虎让游人拍照的驯兽员盯上了“盖导”。他若无其事地走到“盖导”身边，问他：“老板，要不要一点好东西?”“盖导”故作天真，问他什么好东西。“虎骨酒啦!”那人拖着长音回答说。站在一旁的摄像将夹在身体一侧的“提包”对准驯兽员，搭讪道：“多少钱?”“180元一瓶，多买可以商量。” 无言结局 “太贵了，你这是宰我们！”“盖导”说着标准的北京方言。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动物园员工向游客兜售的虎骨酒都是动物园发给个人享用的。有些员工知道这东西有人要，于是就高价出售。 经过几轮讨价还价，“盖导”他们和驯兽员终于谈妥了价格，一瓶120元。这时，“盖导”故意装作不放心地问：“你的虎骨酒是不是真的？” “老板，你们放心啦，绝对是真的嘛。我们园里自己搞的，我们有两个大酒窖，老虎一死就把骨头扔进去泡，没问题啦。”那人赶紧解释说。他一点都没有注意到摄像记者胳膊下面夹着的“提包”有什么问题。 “我们这里还有虎皮卖呢，还有熊掌、熊胆，要什么有什么，都是外面见不到的啦！”他拖着长音喋喋不休。“盖导”和摄像在一旁暗自高兴。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他们“套”出了不少关于动物园的事情。最后，“盖导”假装被说服的样子，决定买那人5瓶虎骨酒。 对驯兽员来说，这可能是一笔不小的生意。于是，他把手里的老虎交给了一位同伴，带着“盖导”他们直奔他的宿舍。 在宿舍里，驯兽员为了打消我们的疑虑，还拿出了他的工作证和身分证以示证明。我们的摄像装作眼神不好，拿起工作证，放在眼前，同时把胳膊下面的“提包”往上一翘，嘴里还在念叨着：“我看看你的工作证，×××，深圳野生动物园驯兽员，噢，没错。”那样子好像是在查户口，又好像是在对观众进行现场解说。看到摄像如此大胆地“偷拍”，吓得“盖导”直用自己的身体去挡他。无奈，摄像正在兴头上，根本没有理会“盖导”的意图，躲开“盖导”的身体又继续拍摄。幸亏，那位粗心的驯兽员赚钱心切，完全没有察觉。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很快就成交了。 正在这时，那人腰间的呼机响了。“盖导”把自己的手机借给他让他回电话。电话接通后，只见那人频频点头，样子越来越紧张。他一边看着“盖导”他们两人，一边嘴里不断地说：“是吗？不会吧？ 啊？”放下电话，那人胆战心惊地问“盖导”：“你们不是记者吧？” “什么？记者？记者跑你这里干什么？”“盖导”装作莫名其妙的样子。“你要是怀疑我们，那我们不买了。” “没有，没有。”那人生怕到手的生意跑了，于是赶紧说，“不过，你们可别害我！” 出了门，“盖导”他们赶紧跳上一辆出租车，溜之大吉。 我们另一股带着超小型设备的记者相对来讲就没有“盖导”他们这样惊险。他们大摇大摆地爬到酒窖跟前拍摄到了房子里面的情况。 他们又扮作商人，走进了动物园一间办公室，询问是否能购买珍稀动物毛皮。之后他们又来到动物园外面的一排小餐馆，了解到了许多情况。他们甚至还在一家小餐馆中坐下来要了点吃的。根据餐馆老板的推荐，他们还要了一瓶虎骨酒，一边吃，一边跟老板聊起了动物园里的事情。 “你们这里靠着动物园，肯定能搞到正宗的东西了？”记者故意问得很神秘。 “没问题啦，什么珍稀动物都可以啦。”老板一点也不隐讳。 “动物园一年要死好多动物，大家一起发财嘛。”老板指指远处的动物园，又指指自己的餐馆。 …… 写到这里，我已经不能继续往下写了。从深圳回来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奥斯维辛”这4个字还时常会猛然间出现在我的脑海。从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带着女儿去一次动物园，每次都要让她把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完整地看一遍。因为，潜意识里我生怕等到女儿长大后，有些动物她就再也见不到了。 选自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前沿故事》部分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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