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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鸟儿实有知， 懂得了人间的兴亡。 她该低下头来哭断了肝肠。 ——周璇《五月的风》 在“沈祟事件”的风潮之中，人们度过了一个颇不平静的新年，所有的人似乎都想渲泄点什么，连美军也不例外。元旦这天，天津南开大学和北洋大学等十几所院校学生上街游行，行至中正路时，忽然跑来了二十几位美国士兵，用中国话向游行学生喊着：“顶好，顶好。”一名黑人土兵还掉过身来要求学生们把标语贴到他的背上，这时，美国宪兵的汽车出现了，这些闹“反战”的美国士兵才一哄而散。示威队伍经过河东区的美军兵营时，十多名美国军人各持照相机为学生们拍照留念，然后对着中国学生大喊：“我们想回国，我们想回家。”一名美军神色暗淡地喃喃自语：“回国，回国找个工作。”当学生们往美军总部门口张贴标语时，美方指示哨兵立即回避，以免发生争端。美军还派出宪兵在学生经过的路线上维持秩序，当学生们向吉普车上的宪兵大喊“回家去吧”时，那位军官苦笑着说：“我们想回去，我们也愿意回家啊。” 而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寻找新的家园的年代。 在国统区的众生那里，自由主义的热情越高涨，被窒息的感受便越深。1947年起普遍弥漫的愁苦和失望的情绪，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饱含忧患的呼吁所不能拯救的。司徒雷登呼吁中国人在苏维埃革命和三民主义之间选择“第三条道路”，然而，北方的炮声迫近了死水般的世界，在这种情势之下，自由主义者只能在杂志画页里吟唱挽歌， 张爱玲已经早早地道出了时代落伍者的悲哀， 这是布尔乔亚的《葬花词》，是失家园者的一曲挽歌：“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暗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顾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地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远离战区的城市依然主导着时尚，虽然北方传来有关“盗匪”的消息，但人们更多的是听到国军将士横扫山东，力克四平和光复陕甘宁的“喜讯”。当然，无线电广播深受欢迎的节目是张恨水的小说连播和商业新闻，前者使人在幽默与风情万状的调子里忘却某种痛苦，后者则在变幻莫测的感觉里给人们增添些喜忧。人们不知道应该渴望什么，理想的末日来临，物欲早已滥筋。本年度流行冰淇淋和爵士乐，骆驼牌和三五牌香烟挤占着哈德门的市场。豪华与赤贫强烈对比的讽喻剧天天上演，权贵家里的周末聚宴，照样有从加尔各达空运来的龙虾；水门汀里的垃圾箱旁，孩子们抢夺丢弃的肉骨头。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运动是生活中的重要信息，但灰色的城市里喘息着的人们盘算着的仍然是兑换黄金、储存盘尼西林针剂（40年代的硬通货）这一类事情。时刻发生着逮捕和失踪，然而娱乐生活照常进行。萧条时代的人们需要麻醉，麻醉的花样日新月异。《茶馆》里有这么一幕：张铁嘴走进王掌柜的茶馆，解释说：“我如今不吸鸦片了。”王掌柜的不禁肃然起敬，“那你可真要发财了！”张铁嘴一乐：“我改吸白面了……”——这大概也算是40年代的一个“进步”吧。 有人回忆说，自1944年李香兰举行了“夜来香”音乐会后，上海的音乐界就再也没有比这更热闹的事情了， 娱乐场所的许多新歌是窜改过歌词的美国歌曲， 如《小癞麻》和《牧童唱晚》，但这种歌曲似乎难以主导新潮，美国人也发现，只有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些军歌才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因此，主流音乐还是本土老歌，战前的以及孤岛时期的作品重新被翻唱，风行于民众之中。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有《花好月圆》、《蔷薇处处开》、《五月的风》等等，而我们不太熟悉的则是《午夜快车》、《桃花江》一类。《桃花江》唱道： 我听见别人说（白：说什么呢？）： 桃花江是美人窝， 桃花千万朵，也比不上美人多。 …… 《桃花江》被后来的音乐工作者讨伐为“亡国之音”，它的作者因此深以为是他平生的憾恨。直到解放以后，有一次作者的儿子练习钢琴时，即兴弹了一曲《桃花江》的旋律，做父亲的跌跌搜撞地冲进来，阻止了这场演奏，并用苍老的声音述说着他的忏悔。……然而，在这个年代，《桃花江》的再次风行，是否暗示着人心的不可收拾，以及即将发生的某种姐亡？中华民国的“神圣法统”在风雨飘零中摇摇欲坠。《桃花江》的人间幻境就像这个时代糜烂的生活方式一样，任雨打风吹去。 在悲惨和颓丧的气息里，一个中国式的“苦儿流浪记”在上海诞生了，唤醒着人们的爱心和希望。它是一个寻找家园的故事，是对社会不平等的控诉录。这就是本年度起连载于上海报纸上的《三毛流浪记》。它的灵感也起源于1947年初，头一天夜里还在用废报升火取暖的流浪儿冻死弄堂口的情景触发了画家的创作冲动。 漫画家张乐平无疑也是“沈祟事件”的积极声援者之一，他经常去的地方是上海的“安乐宫”舞厅，画家去那里决不是为着跳舞的。在那里，他曾亲眼目睹了美国水兵打死三轮车工人的场面，死去的三轮车工人名叫臧大咬子，在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里，臧大咬子成为一名收留了三毛，后又悲惨死去的善良的家长。不过，张乐平更多的是把他的忧患寄托在城市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流浪儿。流浪儿是典型的都市边缘人，很少有人会觉得他们可爱。他们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幽灵般穿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手里总是提溜着一个洋铁盒子，五官因为过于肮脏而显得模糊——没有人会从流浪儿的五官上联想到三毛，那个生机勃勃充满灵气的形象，三毛是流浪儿童中的王子，是污秽的尘埃里生出的花朵，甚至他溢动着饱满的灵性的线描造型，也成为本世纪中国人的精神标志，甚至成为了商业财富的标志（这是90年代的后话，不表）。 张乐平几乎每天都能观察到流浪儿们的生活，他们用洋铁盒向路人讨钱，追赶着太大老爷们为他们摇扇，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擦皮鞋，推车子，时不时还因偷窃而遭人痛打，被警察捉拿。在城市，每年的“四·四”儿童节都是市民的兴奋点，人们拥上街头，观看盛大的童子军游行。中华民国童子军总司令何应钦用浓重的贵州口音在无线电广播中呼吁：“我们要爱护儿童……”这个时候，画家却从围观人群背后看到了另一个儿童不被爱护、儿童被遗弃、被残害、被驱逐的悲惨世界，即“三毛”们的世界。 三毛每周在报纸副刊版页上演出他的遭遇，孩子们为他的经历时而忧愁，时而伤心，时而欢喜。本年在上海，三毛的命运成为儿童生活的大事，许多人给“三毛”寄来绒衣，鞋袜，张乐平喜欢讲这么一件事：“一户人家有七个孩子，他们就叫大毛、二毛、三毛……小弟弟叫做七毛。他们的生活比《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要好一点，因为他们的爸爸总算还有个工作，但也是苦得很。他们看到《人非草木》、《还有好人》那几段，非常难过。大毛、二毛呆了半天不肯去吃稀饭，三毛、四毛本把自己身上的毛背心脱下来，送给画里的三毛，五毛看见画里的三毛因为打碎了瓶子挨了打，马上去找了一个瓶子来，要代他赔店里的老板。……这样的事情多着哩。”这是萧条岁月的温馨记忆，三毛——一个画中人，通过张乐平灵动、流畅的笔触，凸现出这个时代的一个活灵魂。与其说这个游走于都市的话灵魂是时代的感觉器，还不如说三毛本身是一首辛辣的童谣——就像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之际令朝廷人士心惊肉跳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两年后的同名电影出现了三毛迎接解放的情景，王龙基饰演的那个翘鼻头三毛欣喜若狂地挥摆着手臂，加入了欢迎解放大军的秧歌队伍，再不会有童子军歧视他，再也不会有美国兵踢他，再也不会有警察捉拿他，解放区的曙色映在他可爱的脸上，是的，三毛的使命在1949年已经完成，他用欢天喜地的舞姿揭开了1947年城市童谣的谜底，三毛的故事兆示了一场真正的人间兴亡，这并非是张乐平作画时的人道主义初衷能够涵括的。然而曙光没有到来之前，在黑暗的航程中，人们在彷徨：何处才是光明世界？ 本年度出版的《围城》写道：“（希望）像湿柴虽点不着火，而开始冒烟，似乎一切都会有办法。 不知不觉中黑地昏天合拢，裹紧，像灭尽灯火的夜。 ……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在黄梅时节雨连绵的江南，远离战区各个地方，人们已经不晓得究竟在盼望着什么。《日出》的结束语说：“太阳升起了，可是我们却要睡觉了。”这是40年代的哀愁。在1947年，布尔乔亚主义幻灭的年代，人们为日月消长而啼笑，而感怀。《三毛流浪记》里，那个善于冥思的孩子在路灯下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光明世界》，但后来他却把这本书撕碎了，因为发生在街道上的打劫和凶杀打断了他的梦境，他逃回店里，顶上门闩，惊魂难定。连孩子都真切地觉得没有光明，这是中华民国“神圣法统”必然覆亡的强烈征兆。 对旧制度的唱诗者来讲，1947年发生着的种种不良现象是亡国讯号。然而对已经太厌倦了旧世道、旧秩序的人们来说，这四周的嗟伤和沦丧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不必再从胡也频《到莫斯科去》汲取革命的力量和激情，他们在暗夜之中传颂着来自解放区的讯息，这是城市里最新颖的、最秘密的风俗，为青年所喜爱，在人们的心中，中国的光明时代已经不远了。 年度记事 ★ 战局转变 从去年7月开始到今年2月，经过8个多月大小160多次的作战，解放军平均每月歼灭国民党军8个旅，共歼敌71万人，蒋军虽占105座城市，但其有生力量大量被歼，用于进攻的机动兵力锐减，至此，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全面进攻而改为局部的重点进攻，集中兵力对陕北、山东解放区发动攻势。 2月23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十一月以来的战局》的社论，指出“去年十一月是蒋军攻势开始衰颓的月份，是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主动的月份。”社论认为蒋介石在军事上采取“集中兵力主要战场，以恢复其攻势”的挽救危机的办法，只能导致“蒋军的阵地由面而变为线，由线而变为点，蒋军的主动权由全部而变为局部，再由多数局部变为少数局部，再由少数局部而变为没有主动权。”社论最后指出：“战局的决定因素不是别的，仍是有生力量的消长，在人民解放军继续大量歼灭蒋军的情况之下，战局的进一步变化是必然不远的了。” ★ 挺进大别山 6月30日， 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挺进大别山。是夜，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3个纵队共13个旅12万余人，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进入鲁西南。7月29日， 鲁西南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6万人，此役为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开端， 8月27日，刘邓大军全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区，完成了千里跃进计划。 ★ 物价飞涨 1月23日， 中央银行一天内抛售黄金15万两， 各地物价迅速上涨二至三倍，“黄金风潮”刺激物价的事例暴露了国统区严重的经济危机。 全面内战爆发后， 国民党政府军政开支费用急剧增大， 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46年财政赤字为43000余亿元，巨额赤字主要靠印发钞票弥补，财政部在上海的5家工厂日夜制造钞票仍不够用，还要到英美等国造币厂去印，法币发行额1945年底为10320亿元，1946年底为37000亿元，通货急剧膨胀，使国统区的物价狂涨，以抗战前夜物价为标准， 至今年1月涨幅已为5万倍。1937年100法币能买一头牛，到今年1月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 出现用大捆大捆的钞票购买一副大饼油条的奇观。袁水拍诗云：“走到茅房去拉屎，忽然忘了带手纸，摸出一卷金元券，充作手纸正合适。” ★ “二·二八”起义 2月27日傍晚， 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官员查缉私案，没收中年寡妇林江迈贩卖的私芋及身上的钱物，林妇告以生活困难，苦苦哀求，查缉员竞用枪管敲破其头部，致使林妇出血晕倒，围观群众群情激愤，纷纷起来主持正义，查缉员开枪打死一旁观者。事态遂愈演愈烈。28日上午，民众集结于行政长官公署前示威游行，要求改革政治，不料公署屋顶上的宪兵用机枪向群众扫射，死伤数十人。台北全市骚动，民众纷纷罢工罢市罢课，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宣布戒严。 由于省主席陈仪昏庸暴虐， 3月，事态酿成全岛性的人民起义，3月8日，国民党军在基隆和高雄登陆，开始了长达一周的血腥屠杀，台湾进步知识分子阶层几乎全部被屠，许多起义民众被装入麻袋投入大海，死难民众达1万人之多。 ★ 抢米风潮席卷全国 5月2日， 杭州数万贫民抢夺、捣毁300多家米店，抢米风潮很快便席卷全国。这期间，抢米风潮遍及浙江、江苏、安徽、四川、湖北、湖南、陕西、山东、江西、绥远等省的40多个大小城镇，其中包括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全国第一大商埠上海，华北军政中心北平，著名米市无锡和芜湖。 ★ 刘巧儿佳话 3月13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陕甘宁边区妇女封芝琴婚姻纠纷案。本案已于3月里由边区艺术家编为说书词《刘巧儿团圆》 和剧本《刘巧儿告状》，被人们称为“刘巧儿案” 。封芝琴系陕甘宁边区华池县人，自幼与张柏结亲，1943年2月，芝琴与张柏表示同意结婚，但同年3月，封父又以法币8000元将芝琴许配他人。张家得知此事后， 于3月13日夜将芝琴抢走结亲，封父遂向华池县政府告状，县司法处以抢亲罪判处张柏之父张金才有期徒刑6个月，并宣布芝琴与张柏的婚姻无效，经芝琴的抗争和人民政府调查，此案作出公正判决，封芝琴、张柏婚姻宣布有效，有情人终成眷属，聚众抢亲的张金才依法服刑；封芝琴之父买卖婚姻，被课以劳役，对此，事主表示服判，群众也热烈拥护。 ★ 越剧名伶筱丹桂自杀 继12年前阮玲玉自杀后，一代名伶筱丹桂写下“做人难，难做人，死了”几个字后，喝下一瓶“来沙尔”药含恨自尽。上海各界人士纷纷集会，哀悼这位越剧红伶。 40年代初，筱丹桂为戏霸张春帆所霸占，今年10月8日，因同她的导演冷山去大华电影院观摩新片，回家后即遭张春帆毒打，为了不让人耻笑，筱丹桂隐忍不言，不料张春帆又将冷山骗至家中，逼其跪地发誓。以后又一连几天用最下流的词汇，对筱丹桂冷嘲热讽，逢人便说筱丹桂与冷山的“奸情”，终于，筱丹桂有一天对好友说：活着还有什么趣味，并最终走上了绝路。 ★ 黄河水归故道 3月15日凌晨， 花园口大坝合龙，河水归故道。去年10月，花园口堵口工程复工，12月，引河挖成，开始抛石，黄河水部分回流，中共提出抗议，要求合龙入水延期，国民党方面不予理睬，今年1月间，国共双方多次会谈，未达成任何协议。 花园口堵口工程因水流突增， 1月15日又告失败，2月7日，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和联合国“救总”方面达成协议，，解放区复堤工程立即开工，堵口照常进行，合龙日期待定，此后，堵口工程加速进行，15日合龙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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