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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颗不幸的种子，蒙受着不能发芽的痛苦…… ——电影《徐秋影案件》台词 50年代发生在哈尔滨的“徐秋影案件” 虽已获平反， 但这件震惊全国的所谓“反革命杀人案”造成了一家数口被处决、被长期关押的特大冤情，并以文艺形式流传全国数十年之久。直到80年代，电视台仍粗心大意地播出了有关影片，自然，被害人家属一定要旧事重提的。 老一代人回忆起电影《徐秋影案件》 ， 首先脱口而出的是那段著名的台词：“我是一颗不幸的种子，蒙受着不能发芽的痛苦。”这句台词之所以得以流传，是因为它出自一个“女特务”之口，是文艺作品中罕见的坦露人性痛苦的表白。当时的普通观众一定觉得它很真实，而且有“文采”。将一件真正的案件搬上银幕，对当时的电影工作者是一个挑战。漂亮的女职员徐秋影在一个雨夜被人枪杀，公安人员从被害人风格暖昧的日记中感到了这件凶杀案的不寻常。于是，一个希区柯克式的悬念故事开始了。这句著名的台词不仅成为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象征，而且成为一户人家几十年悲惨人生的谶语。任何一种人类运动，都不免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徐秋影案件”就是例证，尽管公允地看，它只是镇反运动中的不和谐章节之一。电影工作者自然是按照严格的政治标准来解释“徐秋影案件”的意义的。不过，虽然这件案子是一起令人憾恨的错案，但影片的警世色彩却在亿万人的脑海中长存不灭。这究竟是传媒的错误，还是命运的错误？ 提到50年代，我们自然会联想起许许多多的黑白影片，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象征物。50年代保留了40年代的某些电影传统，但苏联风格的影响是最显著的变化。如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标，工农兵形象造型非常接近于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的厂标，序曲干脆就采用苏联音乐；50年代演员的腔调，也是一种传统国语同老解放区方音的混和物，白杨、陶金等人的发音属于“上海时代”，而田华、陈强等人则老解放区的方音稍重一些。这种语言风格甚至影响了译制片的配音，如一部电影中，德国军官喃喃自语道：“苏联间谍，苏联间谍……”在这里“间”字发声变成了平声，“an”字音也特别夸张压抑，显得很嘶哑。现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这种独特的发音和发黄的胶片、教堂造型式的艺术一起，构成了50年代的古色古香。哪怕是严酷的斗争和革命暴力，只要具备了50年代的形式，那么，它仍然散发着温暖的色泽。谁能够想到，《徐秋影案件》朴素的电影形式后面，掩盖了一个近30年的悲惨故事呢？——在观众眼里，女特务徐秋影总是出现在若明苦暗的光影中，被邪恶势力所控制。她的气息带有旧时代女子的典型特征：软弱、自怜、迷途，总之，这个女人透发着旧时代凄婉的美。在影片中，她活在侦破人员的倒叙和被告人的回忆中，伴随着她的总是雨夜和灯烛，仿佛宗教画中作忏悔的荡妇。很明显，导演对这个女特务注入了一种复杂的情绪，控诉完成了，阴谋曝光了，罪人被惩办了，阳光下的劳动者沿着康庄大道继续向着壮丽的时代前进了。 ※ ※ ※ ※ ※ 人们，你们要警惕啊！ 这是《徐秋影案件》的呐喊，这是历史性的共和国肃反对人们的要求。每一个政权都要镇压敌人，法国大革命如此，拿破仑的革命如此，十月革命是如此，中国革命也是如此。然而，作为肃反标本之一的《徐秋影案件》却因历史的误会，而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噩梦。它的发生和演变，已远离了国家公诉人和被害人的本意，亿万观众的集体记忆错位了几十年，文艺作品的受害人虽然在晚年获得了安宁，然而，当年的观众却开始叹息：逝者如斯夫！ ※ ※ ※ ※ ※ 1951年的春天，东北的气氛就像电影《铁道卫士》所表现的那样，老百姓们沉浸在“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全民性热情之中。哈尔滨的大街上，人们在扭着秧歌，青年男女们唱着： 嘿啦个啦啦，嘿啦个啦啦， 天空飘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 与此同时. 一封控告信寄到了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控诉人称：三年以前，他的女儿赵洁珊（即“徐秋影”的原型）在松花江俱乐部西侧的江畔被人枪杀了。公安机关虽作过调查，但在排除了几名嫌疑人（赵的追求者）作案的可能后一筹莫展，加上当时的民主政权镇反任务十分艰巨紧张，所以，这个案件被搁置了下来。因此，被害人的父亲呼吁政府“早日逮捕凶犯”。由此，哈尔滨市公安局成立了“2号案件” 侦破小组，再次从死者的遗物中发掘线索，从赵洁珊的一个记事本（这也是电影中的“徐秋影”案件的灵感来源）中发现了一个地址。 于是，一切都不可能逆转了。 这个地址就是新中国“第一号女特务”邵玉魁（即《徐秋影案件》的女特务邱涤凡的原型）的住址。邵玉魁时年33岁，是一个活泼热情浪漫的女子，正沉浸在新时代的欢乐之中，按理说，一切罪恶和刑狱应该与她无缘。然而致命的是，她的妹夫李子和曾是国民党军统局的情报员，她的两个弟弟又当过国民党兵。她本人也同赵洁珊相处甚密，她所生活的城市——哈尔滨又是著名的国际间谍中心和国民党特务活动活跃的地区。于是，一切历史背景必将顺理成章地带出一个神话，而这个神话是冷峻斗争时代的冷酷逻辑的必然产物。 这个左右了亿万人集体记忆的神话就是：邵玉魁的家庭是国民党特务的秘密基地。邵玉魁是骨干分子，她发展了赵洁珊为特务组织的外围成员，后来发现赵洁珊有所动摇，便指使她的弟弟邵莲魁将赵洁珊诱出枪杀。 已经怀孕的邵玉魁没有想到：正是她腹中的孩子救了她的性命。当她的妹夫李子和和弟弟邵莲魁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她的丈夫正在为婴儿的喂乳四处奔波，而她抱着双膝面对空白一片的墙隔壁，摇过来，摇过去。铁窗外传来隐约的歌声： 亲爱的朋友，祝你做一个甜蜜的梦， 亲爱的朋友喔，祝你做一个甜美的梦。 这是一首有关三峡夜航的抒情歌曲，刚刚开始流行。按照邵玉魁那时的性情，她一定是最早学会这首歌的人。当年她常常这样，和赵洁珊一起哼着一些新时代的歌曲，她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唱着《你这个坏东西》时，互相打闹的情景。赵洁珊的拳头轻柔地敲在邵玉魁的前额上：你这个坏东西、坏东西、坏——东——西，哈哈一笑，向后倒去，她美丽的浅笑模样，留在了邵玉魁的心里。此时的邵玉魁凄凉地一笑，她再次辨识着自己的身份：一个凶手，一个被中华儿女唾弃的人，一个与新时代审美潮流无缘的阶级异己分子。 在《徐秋影案件》中那个面部扭曲、线条僵硬的女特务邱涤凡监视着徐秋影的一举一动时，邱涤凡的原型——邵玉魁却木然地站在铁栅栏之后，任凭参观者打量和议论： “啧啧，长得还有点像呢，——做孽呀！” “你别看她一副老实相，可坏呢，徐秋影就是她杀的！” 邵玉魁并不是没有澄清自己的机会，四年以后，也就是《徐秋影案件》在全国公映之时，哈尔滨人民法院根据她的申诉对案件作了一次认真的复查。当时正值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公布，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次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阶段，所以不用怀疑调查人员的公正性。 调查报告长达3万字，用可靠的材料排除了邵玉魁当特务搞情报的结论，否定了她枪杀赵洁珊的定性，认为邵玉魁是冤枉的。 然而，第二年波澜壮阔的反右运动粉碎了她的一线希望，不仅如此，她的案件株连面也越来越广，包括司法人员在内的一百多人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任何一个时代，都会产生邵玉魁这样的游离于群体命运之外、有着独特生涯的人物。要详尽其悲苦人生是困难的，要发掘一些同情的眼泪更是无谓的，当事人的眼泪已经流得够多的了，为亲人的死亡，为苦命的孩子，也为她自己惨淡的人生，长期以来，她不再流泪，也没有泪可流了。但是，1987年7月6日，当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对所谓“邵玉魁特务案”进行彻底平反，宣告邵玉魁无罪时，68岁的邵玉魁流下了热泪。 ※ ※ ※ ※ ※ 如今的邵玉魁和她那四十多岁的儿子住在哈尔滨市区的一个居民区里， 靠着300多元的退休金度日， 儿子单位里的效益很不好，只能拿到近于最低生活标准的工资，全家除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一台洗衣机之外，再没有别的电器。但风烛残年的邵玉魁似乎并无怨言，能够平静地皮过晚年，这是她28年牢狱之灾的最大愿望，她也想不起来应该抱怨什么了。烧锅炉的儿子每天下班回来，笑嘻嘻地将班组里发的白糖和洗涤剂塞到母亲手里，屋里弥漫着蒸馒头的香气，儿子埋着头呼哧哧地洗脸，老太大凝视着儿子耳角上灰白的鬓发和脸上的皱纹，突然一阵心里发酸，这些年的日子，可是把这孩子给坑苦了。 更多的时候，老太太独坐在这间小屋里，冥想着往事。这是冬天，老太大感觉到，四十多年前的哈尔滨要比现在寒冷得多，那阵满大街的商店和饭铺、门口都挂着三、四层棉被厚的门帘，就这样，还挡不住凛冽的北风。有时候，老太大又觉得那阵并不比现在寒冷，那时候，她常常和赵洁珊等姐妹们踏着积雪到江堤上游玩，一打闹起来，就觉得浑身热呼呼的。她一闭上眼睛，就会浮现出那些姑娘们青春明媚的笑容，耳畔响起轰隆隆的秧歌声，天上飘着稀薄的白云，太阳把松江省的山河映射得绚烂而热烈，秧歌的声响越来越近。邵玉魁想着想着，手脚也动起来了，像是在比划着什么，这时候，居民区里老太大秧歌队的锣鼓声惊醒了她，她睁开眼睛茫然四顾，末了，她摇摇头笑了起来：“唉，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 年度记事 ★ 胜利突破了“三八线” 1951年的除夕，总攻开始的信号弹闪耀在临津江上空，密集的炮火，无数的重机枪，突然地发出怒吼。炮弹摧毁着“联合国军”和李承晚伪军的工事，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红色的信号弹升起了，中朝军队的第三次大反攻开始了！“三八线”西起临津江口， 东至旧邑里海岸线，长达200公里，敌军布置了纵深70多公里的三道防线，部署了“联合国军”4个师，伪军8个师，号称“东方马其顿防线”，然而，几个小时以内，这条重要防线便被突破了。1月4日，中朝军队攻克汉城，几天以后，解放了37度线以北的广大地区。 ★ 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草案），经政务院会议通过，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于2月21日由毛泽东主席命令公布施行。 《条例》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对于各种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解放后怙恶不悛、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特务间谍分子，将采取从重处理的原则。对于被胁迫、欺骗而参加反革命活动的胁从分子，对于解放前罪恶不大而确实已悔改的人员，特别是有立功行为的人员，则采取从宽处理的原则。 ★ 零陵纵火案 农历元宵节那天，湖南省零陵县7000余人集会欢度节日，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 然而，下午1时起，震惊全国的纵火案发生了，北风呼啸，城区烟雾弥漫，火势迅速扩散到几条街，顿时人马喧腾，哭声一片，欢庆的场面顷刻变做了凄惨世界。经驻当地部队、公安消防部门和居民的大力抢救，火灾于夜10时被扑灭。据统计：火灾共烧毁房屋1023间（连同财物损失共值159亿人民币旧币），3人被烧死，16人被烧伤，受灾人口2000余人。 这次特务纵火案很快被人民政府破获，1952年3月7日，对首犯张景星等22名罪犯宣判了死刑，并执行枪决。湖南省人民政府向受灾群众发放救济米30万斤并进行慰问。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受灾人民已在迅速地恢复和重建他们的家园。 “对于反革命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零陵特务纵火案告诉人们：提高警惕，坚决镇压反革命，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先决条件，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 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6月上旬， 国营青岛第六棉纺厂女工郝建秀，创造了一套比较科学的细纱工作法。其特点是：工作主动有规律；工作有计划，分清轻重缓急；工作交叉结合进行；重视清洁工作。由于主动掌握了机器性能，减少了细纱机的断头，缩短了断头的延续时间，使皮辊花率达到了0.25％的全国纪录，值车能力也成倍提高。为此，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在青岛成立了“郝建秀工作法研究会”，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测定和总结， 并首先在青岛纺织系统推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本年度8月，青岛召开“青岛市棉纺细纱职工代表会议”，全国各地的细纱工人代表、劳动模范、技术人员出席了会议，从此，郝建秀工作法开始推广全国。 ★ 批判电影《武训传》 女教师领着一群佩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走进武训故居，她感慨万千地说：“武训老先生啊！你的伟大抱负，只有在今天，在毛泽东领导的光辉时代，才能得到真正实现啊！”女教师号召孩子们学习武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时，镜头出现地狱中被绑缚的众生，同时，圣人武训出现了，他挥舞着巨大的笔杆子，带领百姓们向天堂飞升。这是影片《武训传》的一个镜头。《武训传》自去年年末放映以来， 好评如潮。在不长的时间内，京、津、沪3个城市的报刊上发表的歌颂影片和武训本人的文章就有40余篇，从3月份开始，才有少量的质疑性的文章出现。对此， 6月20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措辞严厉，毫无调和余地，斥之为“狂热宣扬封建文化”，歌颂了一种奴颜卑膝的丑恶行为。《人民日报》的社论，给文化战线敲响了警钟。 ★ 国泰民安享太平 “给诸位，道大喜，咱人民政府了不起。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先给咱穷人修！要讲修，都得修，为啥先修这龙须沟？只因为，这儿脏，这儿臭，政府看着心里可真难受！好政府，为人民……国泰民安享太平！”老舍创作的话剧《龙须沟》发表在本年度《人民戏剧》上，作品以“人”和“沟”的对立展开戏剧冲突。解放前的北京政府只管收卫生捐，不管修沟，臭沟滥发淫威：天一下雨，脏水四滥；天气暖热。蚊蝇肆虐，居民苦不堪言。解放后，人民政府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首先将又脏又臭的龙须沟修成了暗沟，筑了马路，安装上了自来水。作品通过龙须沟的变化，歌颂了人民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语言生动，人物真实，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浓郁，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北京市人民政府因此授给老舍“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 《谁是最可爱的人》 5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品饱满的激情感染了全国读者，甚至影响了新时代的散文文风，后来许多人喜欢使用这样的句子：“当你……当你……”。这篇作品讲述了在朝鲜战争上发生的三个互相联系又各有侧重的故事：松骨峰惨酷而壮烈的战斗；战士马玉祥不顾个人安危，冲入烈火之中救出孩子；作者在防空洞中与战士的交谈，表现战士对和平、幸福和荣誉的理解。文章热情地歌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品发表后，成为新中国散文的范本，“最可爱的人”也成为志愿军官兵的代称。 ★ 妇女解放 解放战争结束后，支前的农村青年回到他们的家乡，发现家中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伦理革命：订了娃娃亲的女方一家纷纷要求退亲。于是不服气，找到妇救会评理：“我们可是给八路出的夫子，挖战壕扛子弹抬担架等工作，具有军事性质，那就算军婚。退亲这事儿，民主政府可不能不管！”妇救会的回答同样干脆：“娃娃亲纯粹是父母包办的，具有封建主义性质。大字不识一个还军婚哩，拉倒吧！——先参加识字班，再提结婚的事吧！”本年度的伦理震荡已经不再局限于“娃娃亲”，据统计“婚姻纠纷案已达到民事案的89％以上。这反映了《婚姻法》颁布以来，广大群众反对封建婚姻束缚的愿望；另一方面，干部中越来越多的离婚事件也引起普遍关注。这个现象的一方面，同女方未参加工作，政治上落后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喜新厌旧”的主观因素有关。揭露少数干部思想腐化、道德败坏的一部影片里，一位干部对他的情人说：“这是五十块钱，快去把孩子打掉！” ★ “土地证” 在农村引发不同反响在安徽风阳县姚湾乡，贫雇农听到发证都欢天喜地。贫雇农许志邦说：“土地证什么时候到手？这下可有了宝贝了！”另一户贫雇农军属说：“分了土地，县长盖了章，子孙万代不会磨牙吵嘴，我们的土地会永远传下去了。”佃中农因佃田改成自田，自耕自种，对发放土地证表示高兴。自中农原田不动，认为发证迟早没关系，抱可有可无的无所谓态度。富农也希望“早点定规”。富农万子邦说：“以前人家盖房子盖到我家门口我也不敢说，现在界线分明，大家有产权就好。”地主因土改中打得狠，害怕农民再换田，算旧账，所以表现得比较规矩。地主范保文说：“解放后，三七分租，收到的也有限，现在政府宽大，分给一份土地，发个证，劳动改造是应当的。” 发证以村为单位召开村民会（毛泽东在各种土地改革指示的末尾都特别指出：“地主不参加。”），举行发证仪式，宣布旧契作废。土地证是合法的契约。在发放土地证的时候，群众情绪高昂。姚湾乡世子坟村干部捧出土地证时。农民鼓掌达10分钟，十里铺农民领证时向毛主席像鞠躬，贫农方桂文说：“大红契到手，土地到家，真翻了身！” ★ 新中国的足球运动 全国首届足球大会在天津举行，以大连造船厂队为主体的东北足球队击败中南足球队夺得冠军，以此为标志，中国足坛的重心一度从上海移至东北。50年代中前期，大连造船厂足球队一直雄居全国足球锦标赛和全国甲级联赛霸主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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