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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也想不到真有不许拍照的城市。曾常驻巴格达的刘顺、陆建鑫给我讲张郇的传真机被扣在萨达姆国际机场，他本人在街头拍照被没收相机的故事时，我曾将其归结为“天方夜谭”。四年来，我徒步走过长城、在秦岭抓过熊猫、上世界屋脊探过险、洪水、大火、地震……连轰动一时被警方严密警戒的“长城情死”、“被劫民航返回北京”等独家都弄过的人，会有什么“不可能”、“不好办”的事。可与巴格达通了一次长途后，我傻了半天，驻巴格达的李大伟说：“几年来，你在北京碰到的最大危险顶多一百八，而这里至少三百六。” 飞到安曼，新华社驻约旦首席记者符卫建给我讲了他在巴格达因为拍照，被安全人员抓住，器材被没收的经历，劝诫我在大战爆发前夕，更不可鲁莽行事。经与总社林老板电话磋商，决定把我的宝贝传真机暂存在约旦。我脖子上挂着快门轻得不能再轻的莱卡M4进了巴格达。 头一天，巴格达分社李大伟就对我进行形势教育。在这里干活得守规矩，否则极易出事。比如美联的萨拉哈和路透的马蒙就被吊销了护照；七个月前绞死了拍摄巴格达“军事设施”的英国记者巴佐夫特；还有一名不守规矩的苏联记者死于车祸；好抢独家的意大利记者……，最后是李大伟自己，他因与英美记者过往较密被巴格达“提示过”。巴格达首席朱少华又插进来一个笑话，说是半年前他与李大伟商量每星期五早上五点起床去钓鱼，可耽心早上起不来。待到星期五早上五点，客厅里的电话响了，拿起听筒，却无人讲话。以后接连几个星期五的早上五点，电话铃都响，李大伟称之为带耳朵的友谊的小闹钟，听得我后脊梁直冒冷汗。老朱看我脸发青、眼发直，忙说不是绝对不可以拍，只要找个新闻官员陪着就行，新闻官员会指点你拍什么、告诉你怎么拍的。 圣诞之夜。我在拉希德饭店伊拉克新闻部的办公桌旁拍穿黑袍的阿拉伯妇女在萨达姆画像前歌舞升平、购买圣诞礼物。我的陪同满意地看我工作。突然，一位身材高大的阿拉伯人挤到我旁边，用低沉的英语命令我：“听着，我不许你拍我的姐妹在那个人画像下欢笑。”我莫名其妙，表示了歉意。回到分社，我请教老朱，他说我碰上流亡的科威特人了。 当晚所有教堂在晚九点都关闭了。 次日，我奉命到美国使馆前拍“万名妇女儿童抗议美帝。”几个刚会走路的儿童身挂“要萨达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大纸牌蹒跚而行。一位紧靠在我左边的白人记者边拍边问我是哪天来的，我俩肩并肩地跟着人群大喊口号“打倒布什。”事后才知道，这老兄竟是美联社的多米尼克。 四年抢新闻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培尔·金特》中的真理：“当狼群在外边嗥叫时，最保险的是跟着一起嗥。” 顺着萨东大街往回走，看着两侧空空如也的玻璃橱窗，我胆子大将起来。我用右手捏着装了35毫米广角的莱卡，漫不经心往前走，估计差不多就按一下，从不敢把相机端到眼前。拐过两条街，一个穿灰制服的警察叫住我，用比我还臭的英语问我是不是拍了路边的橱窗，我说绝对没有。我始终拎着这只破相机，准备赶回新闻部发稿，相机里仅有妇女儿童反美大游行的壮烈场面。警察说他刚接到举报，有日本人偷拍商店。我说那可能，可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是兄弟，你没见我身上大写着“人民中国”吗？警察说，可能是弄错人了。我又喊了几声“打倒布什，”之后问警察怎样才能叫到去新闻部的出租车。 卡迪希亚广场位于巴格达市中心。广场四角各有一柄高达几十米的巨剑，握剑的大手是按萨达姆右手比例放大的，剑柄的流苏由成千上万个伊朗士兵的钢盔堆积而成。四柄巨剑两两交叉，象横亘苍穹的彩虹，矗立在广场两头。“卡迪希亚大捷”原指古巴比伦战胜波斯的一次战役。公元637年（回历16年），12万波斯异教徒侵犯巴比伦，波斯人以三十三头战象为前导杀到海拉。被囚于卡迪希亚监狱的死囚埃布纳赫吉戴罪请战，率3600名穆斯林大败12万波斯人，史称“卡迪希亚大捷”，这也是历史上阿拉伯人唯一扬眉吐气大败波斯人的胜利。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认为法奥之战可与卡迪希亚大捷相媲美，建此广场庆祝胜利。据说一旦临战，卡迪希亚广场可做军用机场，所以自然被列入头号保护目标，担任警卫任务的有陆军、伞兵和精锐的共和国卫队。 我脖子上挂满了尼康，右手捏着丑陋的莱卡M4径直向带班的共和国卫队走去。一位少尉命令我停止，可我一直走到他面前，口念“萨拉马利空”与他行了吻腮礼。他的大胡子弄得我挺痒。接着是“爱赫兰，雅嘿，西尼夏比，索哈菲（好啊！兄弟，人民中国记者）。”他也极有礼貌地向我问候。我对他举起莱卡，比划着按了一下：“索拉蒙肯。”（照相可以吗？）他连连摆手：“木须蒙肯”（不行）。接着双手一合，做了个戴手铐的姿势。我将一堆相机扔在地上，从他们手中的AK—47冲锋枪侃起，直侃到叙利亚的女孩最美，可我心里明白，我有了独家的卡迪希亚广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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