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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色列政府安排与众多的外国记者参观罢约旦河西岸的小镇杰维科（Jevicho ）后，我深信西岸的宵禁（Curfew）已经解除。可同行的日本记者村田信一（ShinichiMurata）却怎么也不同意，这家伙已经在中东跑了许多年。一年前曾与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Kuniomi Asai）一起在西岸遇险。那次浅井被以色列士兵抓住，以擅入军事区被捕。可浅井面不改色，掏出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指着上面的日文说：“我是日本援助第三世界协会的，我来这里是考察地形，准备建一所医院。”以军被呆头呆脑的浅井弄得晕头转向，结果浅井获释。 村田说我身上的新华社记者证和以色列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全不管用，在西岸得有真正阿拉伯记者证。在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东北角一座僻静的小楼，我领到了一张印有阿拉伯文和英文的记者证，我的标准像被压上紫色的飞鹰图案，上写：“外国记者，请予帮助。” 2月18日清晨，村田把我带到耶路撒冷“美国殖民饭店”（American Colony Hotel）附近的一座小楼。一位三十几岁的巴勒斯坦妇女接待了我们。她命令我将相机装进包里，然后带我们钻进一辆加长的梅塞德斯——奔驰240D （Mercedes —Benz 240D ），驶出耶路撒冷，向东北方向开去。 1964年“六日战争”（Six Day War）中，以色列占领了Judea ，由于位于约旦河西岸而被称为“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简称西岸，这里也包括泛指的约旦河谷地。西岸被占领土约有5，878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Ramallah、Nablus、Bethlehem和Hebron。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告诉我：“今天我们去Ramallah。”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Ramallah，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将我和村田交给一个身穿橄榄绿防寒服的男青年而去。据说男青年叫“阿里”。“阿里”说这里戒严仍在进行，照相是绝对不许的，被以军抓住就麻烦了！他说他会安排我们看到真实情况的。 在“阿里”陪伴下，我们混入巴勒斯坦人中匆匆而行。这里的墙壁象加沙、杰维科和耶路撒冷东城一样用油漆喷雾器涂满了反以口号，还有伊拉克、巴解、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及飞毛腿导弹。我们头顶上是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手持M —16步枪和“加里尔”式步枪，有的枪口上加了催泪瓦斯发射器。村田说他挨过很多瓦斯弹，其中有一次还碰上了“声弹”，这种炸弹靠发出巨响震晕敌人。街头3辆加了铁丝防护网的军用吉普缓缓驶过，车门大开露出乌黑的枪口。村田说这里随时都可能开枪，比我经历的“任何危险都危险”。阿里似乎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接连不断地朝四处点头，他把我们带到一家杂货铺内，让我们别动。 突然，拐角处冒出三个黑衣人，将两个汽车轮胎滚到路中央，变戏法似地浇上汽油和一些黄色的液体，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浓烟直冲云霄。凄厉的警笛呼啸而起，以军的吉普飞驰而来，空中石块如雨，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乒乓作响。士兵们发射了催泪弹。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冲出杂货铺，还没等我按下快门，一辆以军吉普径直朝我驶来，车上的士兵用枪指着我喝令别动。我高举双手走向士兵，回头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见踪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记者证，我背靠吉普躲闪着飞来的石块。突然一声口哨响，石雨嘎然而止。以军士兵记下我的姓名、证号后问我是否照了相，我指着尼康相机的胶卷计数窗给他看。我毕恭毕敬地告诉以军士兵，我是个旅游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车司机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这里，之后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亏您们来救我，请您帮我找辆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车行吗？以军士兵将信将疑地说这里是关闭的，不许人进来，你给我马上离开！别再让我碰上你！ 我转身返回，耳边响着不断的哨声，我低着头向右侧的店铺瞥了一眼，一位黑纱蒙面的妇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远处的哨声连成一片。转过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跟着他们钻进一辆白色“梅塞德斯230”（Mercedes230）。 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儿童正坐在一扇铁门前咬手指。阿里说这两个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岁半，小的叫塞尔，女孩，1岁半。他们17岁的大哥纳赛尔（Nasel）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烧瓶而被捕，为此以军用焊枪封死了他们的家门。 在AL AMAR CAMP难民营，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妇女正在一座废墟旁的帐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围是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黄狗。Nafy说，她21岁的儿子1990年12月组织了一个刺杀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小组，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军炸毁。据她说3年来以军在这带已拆毁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Kadula Camp难民营53岁的Muhanmed Yosef由于他十个孩子中有四个从事反以活动而被捕并被没收了身份证。由于宵禁和没有身份证，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给我们看他一家的午饭只有两盘炒菜花。 在AL AMAR难民营，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们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带领下通过无人知晓的“秘密小路”才得以进入这座村庄的。远处制高点上修有以军的工事，由于担心被以军的望远镜发现，我们不能照相。 下午三点钟，当我们准备返回耶路撒冷时，在整个Ramallah城竟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因为四点钟宵禁又将开始，而挂蓝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车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黄色牌照的车才能外出。 我们只好出示随身携带的阿拉伯记者证，求助于当地的阿拉伯记者。一位女记者终于找到一辆肯冒险的蓝牌巴勒斯坦出租车，但说好只把我们送到Al 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黄牌出租。这位女记者记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她说12小时后若我们还没有返回饭店，她就向外“报警”，她严肃地说，记者“失踪”在这里并不奇怪。 傍晚，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在东城的Aseel Press Service ，我们获知以政府今天又关闭了两家设在西岸的阿拉伯记者办事处，它们是JinJin的Hitteen PressOffice和Nablus的JournalistMuhamad Amireh 办事处（Hiheen Press Office inJinJin，The Office of the Journalist Muhamad Amireh in Nablus ）。我真担心今天下午帮我们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记者，也许她的办公室将列在明天的名单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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