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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深夜，日寇偷袭珍珠港后几小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对日作战。香港立即受到日军的狂轰滥炸。我居住的九龙尖沙咀，房屋倒塌，血浸尸骨，伤者哭声揪心。后来，进攻和反击的拉锯战就在我家所在地带展开。我只有躲在屋里听天由命。 当英国驻军撤退到总督府高地时，日军丧心病狂地冲进医院，用机枪扫射病员，轮奸妇女…… 日军的大炮就安置在我们住屋楼下。我们处在双方火力夹击中。 只有冲出火海，才能有生路。我第二次冒着日寇的炮火死里逃生。当我跑到制片人王鹏翼家时，他们全家都惊傻了，不相信我能活着站在他们面前。战火持续了近20天，香港才沦陷。王鹏翼家储粮不多，又无处补充购买，大家商量每日进食两顿，半饱活命。拖了3个月，最后没米下锅，我很过意不去。 一天，王鹏翼邀我外出看朋友家怎么度日。我不肯，他只好独出独回。原来，人家早已开始吃救济米了。第二天，他硬拉我陪他去办申请手续。地点在白帝街一幢两层楼房里。主管叫洪仲豪，专门为电影同行办事。他也是一位导演，我与他平日无来往，突然向他开口要粮，心里很不乐意。他在人堆中忙碌，我老远站着。发现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我便问王鹏翼： “你不是说全是电影同行办申请吗？怎么没有熟人？” 王鹏翼笑着回答： “可能爱面子，都叫家属来。” 立刻，我感到羞愧、气愤，暗暗自责： “早知今天要用这样的方式还米债，我宁愿饿死……”我仍然站着不动。王鹏翼也停在我身边。 洪仲豪无意中发现了我们，热情地走过来问：“领粮吧？那边请！” 办事员是为我的戏写宣传稿的潘培元。他当然格外礼貌。他反复看手上的簿纸，说： “怪了，您名下的米怎么早被人领走了呢？” 我本来就不愿领什么救济米，潘培元的话反而使我高兴。我马上退出领米行列。 王夫人看见只有自己丈夫背回大米，脸色微显不悦。我故作不知，心里盘算着另找友人家栖身。 拒绝说日本话 不知南洋影片公司老板之一的邵邨人怎么打听到我住在王鹏翼家，派人来请我去吃饭。我与邵邨人无论在上海和香港都无个人交往，仅合作过一次。那就是摄制《一个女明星》时，他是编剧。我在香港与南洋公司的合作，都是通过制片人王鹏翼。兵荒马乱时刻请我吃饭，我很纳闷，当场就谢绝。 王鹏翼拉我到里屋劝说： “去看个明白再拒绝也不晚。” 走进邵家门，看见邵邨人和两个日本军官在喝酒。他见了我急忙站起，出奇地热情。他说，两个日本军官是隔壁兵营的队长，为他家送来了大米。请日本客人吃饭，要我当翻译。 我平时能讲流利的英语，确实也会说几句日本话。不过这时，我很恶心，截铁斩钉回答： “我不能说日本话。” 邵邨人有点惊诧反问： “你不是去日本留过学吗？” “你错了，我不是留日学生。我不能说日本话。” 我两次强调“不能”两字，我觉得用这两个字比用“不会”更恰当，更有分量，更能表达我心中的怒火。 邵邨人有点尴尬。他请我坐下喝酒。我礼貌地告退。 不与日寇合作 1942年夏天，香港日军报道部发请帖邀我去著名的半岛酒店顶楼餐厅赴宴。我思考再三，壮着胆了去观察动静。我有意晚一点到。看见还留在香港的影剧界名人梅兰芳、胡蝶、金焰、高占非、王人美、吴永刚、王元龙、薛觉仙、谢益之等大约30人已先到。 日寇在香港的头目矾谷廉介和其他几位军官神气活现地介绍他们的“胜利”，表示对香港“施仁政”，希望大家“安心在香港发展中日文化”等等。薛觉仙这位粤剧名人发言答谢。 日本军官们围着电影皇后胡蝶敬酒，对电影皇帝金焰就没有那么“热情”。 翻译和久田自称中国通。普通话、广东话都很流利。他端着酒杯走到我们这边，逐一举杯时间我：“过去在哪家公司？”我吱吱唔唔不作答。同座的谢益之插嘴道：“他是最红的粤语片导演。”可能正是这句话，给我日后带来了麻烦。 过了个把月光景，和久因举行茶会。地点在香港皇后道娱乐电影院对面七层高楼茶厅。应邀出席者只有电影界的演员、导演和制片。我仍然有意晚到。比我先去的有吴楚帆（演员）、莫康时（导演）、王元龙（演员兼导演）、陈皮（导演）、严梦（导演）、王鹏翼（制片）、谢益之（制片）…… 同行三三两两小声交谈。和久田顺势表示以后要多举行茶会联络感情。我心里总有不祥预感，只与邻座的吴楚帆闲扯了几句。 我的预感是对的。日本侵略军头目计划拍《香港攻略》。编剧陶山铁是日本人。和久田出面邀请我导演。谢益之还从旁劝说。我立即意识到，这个决定是少数人先商量过的。我就说：“编剧写出剧本再说。”和久田与谢益之都以为我已同意，面带喜悦问： “有什么具体要求？” “等看了本子告诉你们。”这是压住心头烦乱的搪塞回答。 走为上策 回到家里，心乱如麻。事情发生得大突然。摆在我面前的是“去和留”的选择。我是一个中国人，两次受日寇战火袭击死里逃生。我的祖国、我的同胞正受着日寇铁蹄践踏，我能昧着良心为敌人歌功颂德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作出了尽快逃出虎口的决定。这个打算，只能悄悄与王鹏翼商量，没有他的帮助，我的计划是很难实现的。 王鹏翼知道有地方办回乡登记后，我立即用叶圣哲的化名去领了介绍购买船票的条子。 临行前，我给和田久简单写了几句，说因母病回原籍，恕不参加《香港攻略》摄制。贴上邮票，请王鹏翼等我到了广州湾后再发。我不愿因为我的出走殃及别人。 码头上查票很严，我混在还乡的难民队伍中，心里一直担心被人发现。船离岸，我才慢慢平静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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