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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先育己 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我去托儿所办妥一切手续，预付了1个月的托费、食费、牛奶费、鸡蛋费。在一个风和日暖的清晨，我抱着小儿子，牵着大儿子走出家门，大儿子不知道去哪里，高高兴兴地说： “妈妈，不要你牵，我拉着你的衣服走，不会绊跤。” 一路上东张西望，说着，走着，大儿子情绪非常好。走到托儿所大门口时，里面已经传出小朋友的哭声。大儿子自幼机灵，问道： “妈妈，里面为什么有人哭？” 我没有思想准备，答不出，只好小声说：“进去看看……” 办公室阿姨见我们去了，便把大儿子带到另外一间屋，我马上听到了他大哭大喊： “我要妈妈……妈妈不要扔了我……我要跟你回家……” 儿子的哭喊声，像利刃直刺我的心。我抱着小儿子站在托儿所大门口双腿发软，无法起步。小儿子不到一岁，很乖，用小手擦我的眼泪。我听到大儿子的哭声有点嘶哑，实在受不了，又冲回托儿所办公室哀求阿姨： “让我把儿子带回家吧！” 阿姨最初好言相劝： “你走吧，一会就不会哭了……” 当我坚决要带回儿子时，阿姨不耐烦了，她表示： “带走可以，所有费用不能退。” 我边抽泣，边点头：“不退，不退……” 儿子从里屋出来，使劲地抱住我的腿： “妈妈，不要扔我，我要跟你和弟弟回家……” 我弯腰抱起他，快步离开了托儿所。 那一夜，我根本没有合眼，像做了最大的亏心事，一直流泪，谴责自己。 两个月后，我又清醒过来。到剧协黄宗英办的托儿所去打听，姓汪的老师耐心地开导我： “送儿子进托儿所前，妈妈要与托儿所合作，慢慢对小孩讲托儿所好的道理，让幼小的心灵有思想准备。” 我带着托儿所的作息时间表和课程表回家，讲给两个儿子听。小儿子只晓得嘿嘿笑，大儿子说，“妈妈，这个托儿所好……” 儿子答问的启发 50年代小学生读书是严格根据学区入学的。大儿子进了淮二小学。它的前身是达官贵族的子女才能进的世界小学，师资特别好。 入学前，我就跟儿子讲好，每天功课自己做，不要妈妈提醒，也不要妈妈检查作业，因为学习是自己的事，必须学会自己管理自己。以后，我真的没有操过一分心。 大儿子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是班上最早人队的少先队员，还当了大队委员。有一次，他睡觉后，我突然想看看他作文写些什么，便翻开他的作业本。看后，我内疚了好久。 碰到这样的问题：“两样劳动，一样又轻又干净，一样又重又脏，你选哪样？为什么？”他的回答是：“我选又轻又干净的。因为衣服脏了回家，妈妈会骂。” 我想不起什么时候因为衣服脏责怪过他。但是，我相信确有其事。因为我家没有保姆。又工作，又理家，太忙累时，会说不该说的话，影响儿子在成长过程中对事物的看法。我悄悄作了检讨，以后常常有意识地提醒他： “今天有劳动课，劳动一定要顶真，不要怕碰脏衣服，你是大队委员，要做榜样。” 儿子愉快地点点头。当然他不会知道是他的答问，端正了我的态度。 自学游泳 有年暑假，正在上小学的大儿子提出要学游泳。那是大跃进年代，哪里能找到有功夫的人教他！我只好到书店去挑了几本有关学习游泳的书，让他先从书本上自学些知识，特别是注意事项。 沐黎记忆力很好，几本书翻来覆去地读，两天后就能背诵。我又想了个方法，把大草席摊到地板上，让他俯卧在上面练习手脚动作。这是划水的要领。因为地板上练习没有危险、没有阻力，动作格外灵活熟练，进步很快。 我们家里的大浴盆是老式的，又高又长又大，我在里面盛满水，沐黎进去后，还真的浮了起来。练了几天，他心里踏实了，才用一个特大的盆子，放满了水，头浸进水里，练习呼吸和换气。耳朵进水了，学着斜身子单脚跳把水跳出来。这些简易土法，分段练习，他练得新鲜、高兴。然后再进大浴盆，居然会仰侧自如，我们都高兴极了，称大浴缸是“袖珍游泳池”。 汤晓丹是上海市政协委员。政协有游泳池，夏天开放，有救生员。我去打听了一下，去游泳戏水的，小孩居多。于是，我带着沐黎去。第一次看他下水，还闹了个大笑话。 我站在池边，望着他下水后，一直不见他的头冒出水面换气，我的心开始紧张得怦怦跳。我对救生员说： “刚才我的儿子下水，他还不会游……” 不等我说完，救生员扑通下水，游了个来回上岸微笑着说：“水下平安……” 突然，我听见儿子的喊声：“妈妈，我在这头。”原来，他已会潜泳，到深水那头去了。 大儿子自学游泳很顺利，只是姿势不怎么好，有同学开玩笑： “汤沐黎游的才真叫自由式，是他自己随心所欲发明的。” 而今，他的水性很好。正是类似这样的一件件生活小事，使他自幼懂得“自学成才，无师自通”的道理，养成了他学会自己掌握命运，创造自我价值的坚毅性格。 乒乓球拍丢了 大儿子从小爱画画。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参加了徐汇区少年宫绘画班的活动，从不间断。后来，又对乒乓球发生兴趣，经常代表班级和学校参加比赛，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发的“三级运动员”证书。 我对儿子的体育爱好，总是支持。我认为，“只要顶真，行行出状元。吃到家了是美食家，玩到家了是旅游家”。于是，急忙为他添购球网、球拍等。使我头疼的是他的乒乓板三天两头丢。最初，我以为是他粗心，总是提醒他别忘了收好球拍。 有几次，我见他也搞不清楚怎么会丢，嘴里喃喃自语：“××都看见我放进书包的，怎么回家就没有了……”我想，不能再责怪他了。 一天上午，沐黎带着弟弟去看电影。××来我家。我留下××，还给他糖吃。我以亲切的口气问：“你是不是把沐黎的球拍拿去卖了？” 到底是单纯的孩子，他立即低下头小声说： “不要告诉老师。” 我有些心疼了，赶紧说： “连沐黎也不告诉，你们还是好朋友，好吗？” 他点点头。我顺手掏了5角钱给他，告诉他，“以后要用钱，可问我拿。”他很懂事，不肯收。我再三塞进他的衣袋，他才说声“谢谢”收下了。 以后，沐黎的乒乓板不丢了。读中学时，他们分开，我再没有见过××来我家玩过。十年动乱开始，我家被砸得稀巴烂，除了来造反的人外，朋友都不肯登门。可是××却提着大包碎饼干来看我。原来他家贫穷，小学毕业后就去果品公可工作，碎饼干是他们的福利。 看着站在屋子中间的彪形小伙子，我忍不住抱着他哭泣起来，那份情，那份义，无法用语言表达。 不怪你们 弟兄俩相差不到两岁，又同在托儿所全托，养成了互助互爱的好习惯。读小学回家住，也和睦相处。但是有天傍晚我回家，看见兄弟两人都闷闷不乐。我仔细问了好久，才搞清楚他们不愉快的原因。 弟弟喜欢买文艺书，他的小书架上都是整整齐齐的新书，阅读时也特别爱惜。哥哥则喜欢添运动器具，哑铃呀，拉力器呀，拳击手套呀……样样都有。 课余各有所好，互不影响。麻烦就出在弟弟被吸收进徐汇区少体校游泳队后。他带小朋友来家玩，小朋友看到屋里有运动器具，开口借。弟弟未征得哥哥同意就让他们拿走了。后来哥哥的同学看见小书架上的新书，也提出借，哥哥也照给。没有想到，运动器具借出，十天半月还回来仍然是新的，而新书过十天半月还回，则变破旧了。小儿子十分心疼。兄弟两人争吵几句，哥哥不服气： “是你先把我的东西给别人。” 弟弟哑巴吃黄连，伤心地哭了。我回家时，正好碰着。我看了一下，新书中夹几本旧书，确实不好受。便对小儿子说：“你看看多少钱，重新买几本……” 不等我说完，沐海高兴地说： “妈妈，现在对面书亭还开着，我先去买回来。” 晚饭后，兄弟俩都恢复了平静，我才说： “以后家里的东西，不随便往外借，妈妈也一样。过去妈妈没有关照过，不怪你们。” 沐海反应快，马上回答：“我一定办到。” 大儿子略思片刻才开口： “最好写张条子贴在门上。” 我悟到，他的提议有道理。因为他是学生干部，有张字条，避免为难。我立即在一块厚白纸板上写上： 一、当心煤气。 二、进出锁好门。 三、家里东西不乱搬动，不外借。 以后，兄弟两人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不愉快事情。一直到现在都是互助、互爱、互敬。 言必行 我家四口人，吃穿并不怎么讲究，但是很重视精神生活。记得刚有电视机时，我们就花不少钱买了一台“天津”牌黑白电视机。事先，就对两个儿子说清楚：“作业完成才能看，并且按时睡觉。” 有次，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胡英远等到我家看电视里播放的戏曲节目，边看边议。两个儿子就在同一间屋里做功课，却“目不斜视”。客人们既吃惊又赞赏。我对她们说： “这是先说定了才买的。言必行。” 从小事做起，可以说是我们的家风。儿子能从小养成说到做到的好习惯，我们很高兴。反过来，也促进我们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我想，这也是促使我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最大动力。 真才实学取胜 我与汤晓丹靠月薪收入开支。儿子逐渐长大，需要增订的杂志有《新体育》、《音乐》、《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美术》、《艺术世界》、《连环画报》……有增无减。我们需要的专业书就更多。我们就这么些收入，这里花多了，那里就紧缩。 我的两个儿子所穿的衣服，全是我见缝插针，下班回家干完家务后做的。常将汤晓丹的旧衣服改小，或者翻个面重做给儿子穿。既省布钱，又省工钱。由于抢时间，我又是急性子，做工就粗了些。但两个儿子从不嫌妈妈针线活不好。我做衣服，讲究实用。一般说，口袋做得又多又大，好装钢笔、本子等。有的小男孩注意穿着，总是风趣地取笑： “你妈妈做的衣服口袋可以装五斤米。” 儿子总是“嘿嘿”笑两声算数。后来，讲的同学多了，大儿子才偶尔表示： “妈妈，做衣服时，口袋不要太大。” 我是一个不愿受世风制约的人，便对儿子说，不要受别人说长道短的影响。真正要追求的是真才实学，人们尊重的首先不是衣着，而是本事。 精神上的丰厚回报 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等乒乓明星进行友谊赛，陕西路体育馆公开售票。要3元钱一张票，还要排长队才能买到。我花去12元，购进4张票，全家看球赛，都是为了大儿子。这样的开销，当时在上影厂绝无仅有，因此引来朋友们的笑话： “你和汤晓丹这么大年纪看乒乓球赛，钞票用不完了吧？” 我只好小声对她们说： “这叫智力投资。” 记得苏联芭蕾舞团访问上海时，我暗中打听到有一场公开卖票，票价每张5元。尽管汤晓丹已经在招待演出时饱了眼福，但我仍千方百计求人买了4张票全家进场。为了有音乐天赋的小儿子沐海，花20元钱我心疼，但情愿。那时，他刚5岁，不让进场，通过友人打招呼，才被放进去。演出过程中，我一直注意沐海的神情，他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地盯住舞台。 后来，汤晓丹还把《天鹅湖》的故事书放在儿子睡觉的房间。我天天读给他听，我相信艺术熏陶对他成长所起的作用。 1985年，沐海在国外已被媒体称为“指挥明星”了。他接父亲去欧洲游玩。在德国举办的纪念世界著名音乐家巴赫诞生300周年的音乐会上，沐海把座位最好的一张票给了父亲。音乐会在一个于天主教堂外的广场上兴建的大舞台上演出。灯光从附近的高楼窗口直射舞台中心，变化无穷。乐队阵容强大。还有几百人组成的演员队伍，用芭蕾舞形式，来诠释巴赫的古典音乐。根据耶稣受难故事改编的《马太受难记》，用优美的舞蹈动作表现出来，富有情感，十分动人。75岁的汤晓丹大开眼界，所受到的震动和所感到的新奇堪与5岁时的沐海看乌兰诺娃的《天鹅湖》时的感受相比。 中国有句古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得到了精神上更丰厚的回报。 不幸骨折 大儿子与同学一起滑旱冰时，不慎骨折。我没有责怪他。当时，报上正红红火火地宣传陈中伟医生断手再植。凑巧那天正是陈医生用夹板为他固定受伤的脚。陈医生还让我从透视镜里看骨头断裂的地方。我们临走时又叮嘱：“回家后垫高脚平躺，不能移动夹板的带子……” 回到家，我本来想说他几句，转而一想，滑旱冰也不是坏事，摔跤更不是他愿意的，便改口说： “妈妈年轻的时候，学过滑旱冰，你先问问我，我会告诉你如何起步、站稳、保持重心、停步……即使摔倒，也不会骨折。” 沐黎笑了，想不到妈妈还懂这些。 我趁机说： “我刚进电影厂时，才17岁，住在集体宿舍。星期天到大食堂跟着几个年轻人学，他们教我溜冰知识，我很快学会了，还没有摔过。” 大儿子似乎忘了伤痛，还笑起来。这时，小儿子回家，我告诉他哥哥跌坏了脚。如果他以后想玩，我教他，还答应送他们每人一双旱冰鞋。我还拿了《王若飞在狱中》那本书，一句一句读给沐黎听，鼓励他和疼痛作斗争。 刚拆夹板，双腿还无力支撑身体行走时，就碰上初中入学考试。我对沐黎说： “你不用犯急，明天我们早点起床，吃了早餐，我背你去考场。” 沐黎笑哈哈地问： “妈妈，我这么大，比你还高，你背得动吗？” “走着瞧，儿子再大，妈妈也背得动。我走慢一点好啦。”我信心十足地回答。 沐黎更有兴致了： “妈妈，你就不知道，走得越慢，会越累。” 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不知怎么，我却悟出了深刻的含义。是呀，人活在世上，总是要走路的，不走，会失去一切；走得慢，会累得慌。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准方向快步向前。 正在这时，他的同班好友王伟提着一盒点心来看他。那时，小朋友带点心看小朋友很罕见，王伟见我有点吃惊，主动说： “我的母亲喜欢沐黎，让我带来的。” 第二天清晨，王伟来背他去了考场。我不放心，也一直在教室外操场上等候。结果沐黎成绩名列前茅。 儿子骨折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严重时期。汤晓丹在连树皮草根都被饥民当饭吃的山东外景地。家里发生意外，我们没有告诉他。以后儿子也学样，碰到麻烦都不让父母操心，两代人互相体谅。 汤晓丹今年已88岁高龄，不免常生病住院。两个儿子不放心，每次来电话都会说： “如果家里发生什么事，不能瞒着我们……” 我心里明白，他们是担心父亲，担心我会像以前那样，苦痛、麻烦都自己承担着。所以我爽朗地对他们讲： “现在，家里生活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如，我与你们的父亲还能各有追求。虽然人在医院，三天两头打吊针，不时服药，但都不是致命绝症，你们专心自己的事业，不要牵挂父母……” 我们两代人都懂得互相照顾。有时，我剪辑电视剧和写稿子有了额外收入，总要买些东西寄到国外，还定时寄中文书。邻居笑着说：“别人都是从国外往这里寄，你倒是从这里往国外寄。” “是呀，我乐意这样。” 零用钱 我出生在重庆，家里兄弟姐妹8个，我是老大。抗日战争爆发，父亲所在的单位裁去川籍职员，空缺让外省流浪者补上。家里没有正常收入，我们读书，当然不会给零用钱。萧规曹随，我也从不给儿子零用钱！ 我的妹妹是我负担到大学毕业的。她第一次有了收入，便给沐黎、沐海各寄5元，写明由他们自主支配。几天后，小儿子突然说： “妈妈，我们游泳队有运动鞋卖，老师说比体育用品商店便宜。我想用阿姨给我的钱去买。” 稍后，他又补充说：“不过不够。” 我还没有表态，大儿子就抢着说： “你把我的5元加上就够了。” 弟弟穿上新鞋，哥哥也乐开怀。难得一笔零用钱，增加了兄弟情、手足爱。 岁月匆匆，眨眼到了90年代初。沐海在澳洲指挥音乐会，邀请父母去旅游。我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如果你哥哥全家也能去就好了。” 小儿子马上顺着我的心意给哥哥去了电话： “父母老了，很想念你们，我邀请你们全家四口来澳洲旅游团聚，所有费用由我出。” 那次相隔十几年的三代大团圆，沐海共花4万多美金。我总觉得，这是小时候“5元零花钱”的感情延续。同样，父母亲情在儿子心里也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父亲有病，他们都争着寄物寄钱来，我则表示： “我们不缺钱花，病了有劳保。钱汇来，也是存银行，不会兑换。与其存在我这里，不如存你们那里，我更安心。” 我们一如既往互相关心。 情暖人心 1954年后，我家住房宽了。小儿子的课外活动小组在我家客厅活动。小同学们都很懂事，保持室内干净。有天晚上，我扫地时，发现地板上有碎玻璃，仔细察看，发现一只玻璃果盆没有了。第二天清晨，小儿子才告诉我是小朋友不当心打破了。我没有责备他，只是说： “这几天，你和哥哥千万不能赤脚，玻璃屑很难一两次扫干净。” 事情过了好久，我发现那个打破果盆的小朋友不再来我家了。一次在路上凑巧碰到他，我便主动问他： “怎么不来我家做功课呢？汤沐海也需要你的帮助。” 他的畏惧终于消失了，从此与沐海很要好，直到读中学时才分开。十年动乱开始以后，我被安排去崇明农场劳动。那个小朋友在来往的轮船上工作。在一次回程途中，他给了我一个布袋，我忐忑不安，脱下劳动外衣罩住布袋。回家反锁上门，才打开，原来是几只崇明大蟹。我的鼻根发酸，眼泪簌簌往下掉。 那时，不论何人，随时都可以来我家查问。为避免麻烦，我们只能到后半夜不开灯煮蟹吃。就洒点盐，其他什么调味品都没有，我们却是狼吞虎咽。说也奇怪，那次蟹味却长留至今，余香不散。因为蟹味里还包含着两代人的深情厚爱。而今，沐海出国已十几年，他的同学还经常来看我们，情暖人心。 《星火杂志》 《星火杂志》是苏联真理报社出版的俄文画刊，订费虽贵，但我们一直订，因为每期都有好几幅古典的和现代的名画，可以让喜欢画画的大儿子仔细看，培养他的形象思维能力。我还为他买了画架，让他学会站着观察，站着画。本来，我将画架放在他们向南的住屋里，后来发现，他把画架移到向北的书房了。我打扫卫生时问： “你怎么不在自己屋里画呢？” “我发现朝北的屋子光线变化不那么快，适宜绘画。”儿子回答。 我明白年幼的儿子在自学绘画时，还学会了琢磨更多的东西。 汤晓丹从旧书店买回《俄罗斯博物馆的绘画》。虽是旧书，但比新书还贵。上面全是名人名画，还有反映名画创作过程的素描。有一幅大画家列宾画的《托尔斯泰在写作》，沐黎更是兴趣浓厚，他一直照着画，还能背着画出来，与原画并无大异。 我带两个儿子去上海译制片厂看电影《画家苏里柯夫》。它不仅描述了苏里柯夫的绘画经历，还有很好的音乐。两个儿子看得津津有味。回家路上，沐海嘴里一直哼着它的主旋律，沐黎则说： “我们那本《俄罗斯博物馆的绘画》里就有苏里柯夫画的人物素描。” 我乘兴鼓励他： “你好好画，将来也会成为名画家，去苏联博物馆看看真品。” 我的话还真的成了现实。1984年，沐黎在英国随苏联旅游团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真的去了博物馆仔细看了真品原画。 不负老师重托 沐黎的图画课老师庄文华发现沐黎有天赋，就更加着力地培养他。庄老师多次把沐黎的画送区和市少年宫参展；把他的铅笔画《骑马上北京》送《新民晚报》发表；把《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健儿喝彩》送《解放日报》发表；利用节假日带他去马桥人民公社和闵行一条街写生。最近，他把保存了几十年的写生送给我时，深情地说： “您作为母亲为儿子含辛茹苦几十年不容易，我作为老师把学生的画藏几十年也不容易。‘文化大革命’抄家时，金银财宝都让人拿走了，这两幅画我藏了起来。” 我们都激动得掉泪。我收下了这两张颇有历史意义的写生，因为马桥人民公社早没有了，闵行一条街也大变样了。 庄老师当年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他培养学生，常常对学生委以重任。 记得有一次，庄老师筹备徐汇区小学生美术展览会，临时要补充一个题材。庄老师急了，把任务交给汤沐黎，并且关照“第二天交画”。虽然沐黎当场答应，但是庄老师并不放心，因为时间太紧迫。所以，老师特地到我家，希望我支持。看他那个急劲儿，我立即表示： “你放心，我会帮助他，晚上我不睡觉，也要看着他画完。” 其实，那几天沐黎患感冒，还有点热度。我一直陪着他，见他打了五六次草稿。我按时递给他药和开水。凌晨两点，他画好了，我让他上床，他睡了。我帮他收拾东西时，才忍不住哭了。当然，这是幸福的眼泪，心疼的眼泪。 保留一份纯真 沐黎喜欢交朋友。一位小学同学巴提牙从新疆写了一封信给他说： “全家准备回苏联，要代买20支‘石人望’牌口琴。钱马上汇到，希望口琴先寄去。” 沐黎放学后去文具店打听，共需400元购货款。他把信给我看，要我先垫钱。那时，我的月薪70多元，400元是近半年的收入，拿出来有困难。再说那时中苏关系已紧张，花了钱还不定引出多少麻烦。我只好推说没有钱垫。 儿子不理解，天天放学后去常熟路邮局查问：“有没有钱从新疆汇到汤晓丹家？”这样持续了近半年，才停止了去邮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买口琴的事在我们母子心中都留下极深的印象。有一次，我们重新谈起这件事，沐黎仍然坚信： “妈妈，如果您当时给我钱，我买了琴寄去，巴提牙一定会把钱汇回上海还我们的。” 我觉得待人诚恳是沐黎最珍贵的品质之一，我愿他永远保持，所以，我附和着，点点头。 儿子也开导我 沐黎进的五十一中学是重点五年制学校。他又是班上发展的第一位共青团员，二年级就被选为学生会委员。所以他除了自己保持优异的成绩外，还要帮助别人学习。尤其考试前，来家的同窗好友川流不息，纷纷要求沐黎帮他们复习功课。我在边上，心里着实为他焦急。我担心这些学生临时抱佛脚既不能提高成绩，又影响沐黎的考分。 等家里静下来，我才对沐黎说： “以后是不是改成平时互助，考试前还是你自己复习要紧 不等我把话说完，他似乎开导我： “妈妈，你不知道，我帮助别人，等于自己复习，别人搞不清楚的，正是有难度的……” 我暗自承认自己有点狭隘。 瓷砖上的手帕 儿子读书时，每天要带干净手帕。如果伤风感冒，还要多带几块。所以，我规定他们每天晚上把脏手帕放在盆子里，干净手帕从浴室瓷砖墙上撕下，平平整整放进口袋。 有天吃晚饭时，大儿子突然问： “妈妈，别人家手帕，洗后晾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问话的意思，没有马上回答。他“嘿嘿”笑了两声说： “今天班上开会批评一个女同学有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她把红领巾烫得太平整了。她急得快哭出来，申辩说，‘不是烫的，贴在瓷砖上干了就是这个样子。’” 我急忙问他：“你怎么说的？” “我是大队长，起先没有说话，要大家先发言。有的批评她不虚心，有的说她诡辩……反正她难过极了。后来老师问我，我才告诉同学们，我家手帕贴在瓷砖上确实很平整。” 我没有表扬儿子，但是我内心为他敢讲真话而高兴。 关于手帕的事，我早已淡忘。没有想到我在《萌芽》杂志上发表了《汤氏艺术家兄弟》一文后，当年受批评的那个女同学赵希平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到杂志社。信里说：“……汤沐黎是班干部，有很高的威望，他站起来说了话，大家才不再追究了。那时，我们都只有十二三岁。他敢证明一个事实，这是他品德善良的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信的最后还说： “您有两个那么出色的儿子，是值得欣慰和骄傲的。我也为曾是世界著名画家的小校友而感到骄傲。” 赵希平知道我家现在只有我和汤晓丹，都已七老八十了，就经常以女儿自称，打电话问寒问暖，逢年过节还带些点心来看我们。 瓷砖上的手帕给我们带来的是我们最需要的温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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