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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沐海趁回北京指挥音乐会之机，与中央乐团李德伦先生等达成协议：每年规定一定时间回国指挥中央乐团音乐会。乐团除为汤沐海安排住房外，还向汤沐海支付特批的月薪。汤沐海的职务为中央乐团常任指挥。 汤沐海的其余大部分时间继续留在国外实践，收入归汤沐海个人所有。同意汤沐海用四个经纪人。 为了慎重，李德伦先生还上报文化部批准。为此，新闻媒体大肆宣传为“汤沐海模式”。李德伦最近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还说，汤沐海在外面脚跟站稳了，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回来帮助我们提高，是好事。汤沐海每次回国开音乐会，新闻媒介都有专门介绍，尤其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艺栏、《人民政协》等。 从此，汤沐海虽然有四个经纪人帮助他把演出日程定得满满的，但是回国演出时间雷打不动留出来。 因为有了汤沐海来去自由的例子，中央乐团的孟昭林就打电话邀请定居海外的一位著名钢琴家回北京演出。那位钢琴家是十年动乱中出走的，心里不踏实，反问孟昭林： “如果开完音乐会把我扣起来怎么办？” 孟昭林赶紧以汤沐海为例： “你看汤沐海吧，每次回来，不都顺利出去吗，谁把他扣起来。” 或许因为家教的缘故，或许因为汤沐海与新中国同龄，他从不怀疑来去自由。记得1989年5月中旬，那么特殊的国内形势，汤沐海仍按约于5月30日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当然形势所迫，那年音乐会没有开。第二年上他又按时回到北京。音乐会在海淀影剧院上演，时逢6月4日，音乐厅内外，空气都很紧张。汤沐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排练、演出。剧场反响格外强烈。虽然没有登报售票，场内仍满座，秩序井然。 有的老朋友去后台看沐海，见他大汗淋漓，情绪高昂，非常吃惊地问： “你怎么还敢回来？”沐海笑着反问： “为什么不敢？我不是回来了吗？” 那晚，后台相继到了不少各国驻北京的使馆官员，连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以色列的文化组长也到后台祝贺。因为他们都知道汤沐海在他们自己的国内拥有广大观众。 汤沐海热情地把各国官员介绍给李德伦、孟昭林…… 那晚，文化部新上任的两位副部长特别高兴，对着满头大汗的指挥家汤沐海说： “您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三台摄像机把后台来来往往的祝贺人群作了摄像记录。珍贵资料保存在我手里。那次，沐海碰到特殊情况，那就是英若诚副部长在他回国的前一天离任了。当孟昭林告诉沐海后，沐海马上对老孟说： “去年我回国，他请我吃饭了解情况。这次我请他，老孟你去代办。” “哪些人？”老孟问。 “还是去年同桌的几个人吧！地点由他定。” 老孟与英若诚通过电话后，有些着急地对沐海说： “他定在王府饭店，那里要付兑换券。” 那时兑换券价值高出人民币50％。老孟担心花费太多。 沐海笑着回答： “兑换券就兑换券。因为他不当副部长了，所以我一定要请他，这是心意，是友情，是感谢他对海外人士的关心。” 至今，汤沐海还很怀念老文化部长王蒙。他对记者说： “我回到北京，他总要找时间同我谈谈，当然是了解些情况，也征求我的意见。这对发展祖国音乐事业有好处。” 有一次，王蒙部长请沐海吃饭，知道我也在北京，执意邀我也同去。餐桌上，他亲切待人，用词平和，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汤沐海模式”红红火火了几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再没有舆论提起了。不过我仍然认为与中央乐团达成那个协议，是汤沐海一生中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那一阵子，许多旅居国外的朋友想像汤沐海一样来去自由。他们在国内的家属纷纷光临寒舍，仔细询问如何才能像汤沐海那样来去自由。为此，我曾经暗中向李德伦先生讨教。他的回答很简单： “第一，要在本专业国际竞争中名列前茅，有实力穿梭往来；第二，在国内要有单位作支撑。” 李德伦先生坦诚而又风趣地补充了几句： “要做到这两点，很难很难。我们从前也这样追求过，但办不到。在国外学习期满，只好乖乖回来。汤沐海是幸运的，碰上改革开放，总形势对他有利。” 听完李先生充满感情的谈话，我忍不住也说： “多亏碰到您这样能理解、有胆识的前辈，否则他也是空想。” 李先生嘿嘿直笑。 1984年，是汤沐海最忙碌的一年。首先是他在德国境内与许多大乐团合作多场音乐会，多次录音。比如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汉堡NDR乐团，斯图加特SDR乐团，科隆WDR乐团，还有汉堡、波恩和慕尼黑等城市的歌剧院乐队。 德国的音乐界朋友很喜欢汤沐海指挥他们的乐队。有次，慕尼黑歌剧院乐队队长来中国旅游。因为是自费，汤沐海写信要我们热情接待他。他到上海后真的叫了辆出租车，拿着沐海写的中文地址到了我家楼下。他的英语不错，正好汤晓丹在上海，两人能直接交谈。他见我家住房比较宽敞，提出来想住我家。我急忙拿着他的护照到出入境管理处去代他登记。 那位德国客人，每天清晨很早起来，伏在我家阳台石栏上，目不转睛看楼下小弄堂里妇女用竹粗刷洗马桶，惊奇极了，问老汤： “那些妇女在洗什么？” 老汤只好回答：“清洁用具！” “中国人真爱卫生！”他赞美着。 后来，他提出要买中国工艺品。刚好我的好朋友董蕾精工细作完成了好几幅准备开个人画展用的“丝线画”。董蕾拿了几幅让他挑。他挑了一幅极高雅的“小巷”问：“多少钱？” 董蕾回答：“你是沐海的朋友，我是沐海妈妈的朋友，送您作纪念。” “在我们的观念中，艺术品是有价值的，不能送。”大家都笑了。他拿出好几百马克，董蕾象征性收了200马克。他很高兴，临走时说：“无法表示我对你们盛情接待的感谢，只有回德国对沐海更好些。”这正是我们的期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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