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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戈尔于1971年1月8日向第20工程旅报到。这个旅当时驻在南越边和。戈尔希望作为这个旅的普通一兵度过剩下的七个月的服役期。但是，正如这场战争本身，很少有事情能天遂人愿。在他还未报到之前，旅部就有人传说要来一位重要人物，有人甚至断定他将受到的待遇一定与参议员儿子的身份相符。“很多人觉得这种事让人不太愉快：某个人能得到吃龙虾的待遇，而别人却只能得到些鱼骨头，”艾伦·利奥曾这样回忆道。当戈尔在旅部新闻办公室当记者时，利奥是那儿的摄影记者。利奥在1969年作为爆破专家加入军队，他身材瘦高结实，做事热情认真，是新闻办公室最富有经验的记者。他喜欢这项工作所带来的自由，尤其是有了优先通行证，他可以跳上直升机，飞到任何地方去采访工程兵的英雄事迹。他还喜欢去那些敌人活动活跃的地区，在那些地区清除雨林和铺路的工兵们常遭到敌人的袭击。这个部门的另一位摄影记者鲍勃·欣奇利夫说：“他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但他能摆脱危险，你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 利奥并未太多考虑这个要来的年轻人，直到有一天他被第20工程旅的指挥官K·B·库珀准将召见。利奥喜欢肯·库珀，认为他是一名绅士，更像一名工程师而不像一名武夫，但他对于库珀这次准备分派给他的任务却始料未及。库珀告诉他，艾伯特·戈尔的儿子要来这个部队，他本人“对这名参议员非常尊敬”。他要求利奥确保这名年轻的哈佛毕业生不会遇到麻烦。在战场上，公共事务办公室的记者和摄影记者都是配对组成小组来完成任务的。利奥说：“他要求我不要让戈尔身处险境。”利奥是这样理解库珀所说的话的：这意味着，戈尔应该只去报道那些安全有保障的军事行动。 利奥问库珀他是否能不接受这个任务，他说一想到以后将不能涉足那些更富挑战的任务就让他感到难过。但是库珀并没有改变主意。“他只是静静地说：‘你尽力而为吧。我能信赖你吗？’”(原文如此——译者注)利奥说他尽其所能来执行库珀的指示。他和戈尔一起去战场采访了六七次，他说：“那些场合我几乎可以穿着礼服去。”他还补充说，他从未向戈尔泄露过库珀与他的谈话，因为他认为这是“保密的”。同时他也相信，戈尔从未觉察到这种安排，利奥说，虽然戈尔“想要看一些更激动人心的事情”，但他想不起戈尔曾为此有过什么别的表示。 库珀现在已经退休，在华盛顿的国防分析研究院担任顾问。他承认他是在担任前一职位时“偶尔”认识艾伯特·戈尔参议员的。但他说他不记得曾见过利奥，更不记得曾和他谈过戈尔的安全问题。他说道：“我并不是说这件事未曾发生过，但是我现在记不起来了。”然而，戈尔被派往第20工程旅时在旅部担任速记员的维恩·派尔特却说，这位年轻的哈佛毕业生受到保护的地位，当时人们议论得很多。派尔特说：“他不需要去参加危险的任务。”他补充说，这并不是戈尔自己的决定，而是很明显由高级指挥官布置的。 戈尔的同事承认，军队就是军队，高级军官想要庇护戈尔也是绝对可能的。没有一个指挥官愿意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让一个大人物的儿子受伤，尤其是在那场没有希望的战争中。欣奇利夫说他的朋友利奥从未告诉他和库珀的谈话，但他清楚地记得自从戈尔来了后，利奥的任务变得不那么危险了。 有证据表明，如果真有这么一种来自上层的努力来确保戈尔的安全，这种努力也不能始终保护他。戈尔刊登在美国陆军工程报及其他报刊上的剪报表明，他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这意味着，他奔赴各地去报道第20工程旅士兵的优秀表现。这些工程兵们的任务就是铺路、搭桥和清除丛林来保障军事行动。威廉·史密斯是当时第20工程旅的另一名记者。他回亿说，1971年初的一个早上，一名上士请他到距非军事区南部15英里远的溪山去报道工兵们在重新开启一个废弃的机场中的作用。可是他说他定好要去夏威夷，上士又问有没有人愿意去。戈尔站了出来并在掩体里度过了寒冷的一夜。担任此次任务的摄影记者迈克·欧哈拉说：“戈尔的所作所为和别人完全一样。”欧哈拉比戈尔多几个月的战地经验，他回忆说：“戈尔似乎有点担心，我告诉他，‘放松些，艾尔。不会有事的。’他似乎很坚决要坚守在我们位置上。” 戈尔在越南时很少提及政治，通常他只是在被点到时才会这么做。他父亲被击败的伤痛依然清晰。一天晚上，一名士兵醉酒后就关于艾伯特·戈尔在学校做祷告问题上的立场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这主要是由比尔·布罗克的错误说法造成的。戈尔只是坐在一边听着，人们可以看得出他曾受到的伤害。欧哈拉说，当那个士兵离开后，戈尔轻轻地说：“他们为此而把他钉上了十字架。” 因为在为军事刊物写文章，戈尔别无选择，对于这场他本人反对而他父亲在参议院中极力反对的战争，他只能尽职地重复那些官方立场。他怀着胜利的喜悦报道了被废弃的海军基地和机场跑道的重新启用。他还报道了美军和南越军队的一次事实上并不成功的联合军事行动，；这次行动旨在切断东部胡志明小道的敌方物资输送。这次代号叫做“蓝山719”的行动，不仅没能切断这条小路，反而暴露了南越军队严重缺乏效率的问题。 戈尔在越南时写作的一些文章有说教的色彩。这种风格在他后来的《地球的平衡》中表现得更明显：他对于解释高技术的内容有浓厚的兴趣，经常以令人膛目的篇幅来表述。在一篇文章中，他曾详尽地说明了军队就地取材、用小碎石子来铺路的工程技术。、在1988年总统竞选的一本宣传小册子中，戈尔收入了一张他手挎M一16步枪站在田野里的照片。虽说这件武器是标难配置，但是宣传册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是一名步兵，这个形象给人一种误导。在以后的岁月中，他接受采访时更是一再说他曾直接和敌人交火，而事实并非如此。戈尔最接近交战的一次，就是一次战斗结束后去战场采访士兵们。在一篇报道中，他用散文般的语言重构了战争的场面，他在开篇这样写道：“在夜色中，一群人影悄悄地向美军基地逼近。” 他最富雄心的一篇报道描述了1971年2月22日越共在靠近柬埔寨边境的地方袭击了由第31工程团三连驻守的弹药库基地的事件。美军并无人死亡，但戈尔的报道记载了近距离作战的恐怖与混乱： “敌军窜犯”是个明确的军事用语，但它完整的意义却只有那些经历 过并活下来的人才能明了。它描绘了士兵所见过的最其实的冲突。对士兵 来说，在那一瞬间，所有敌军的作战计划和演习都变得抽象了，因为战争 的真正本质已经清晰地表现为为自己生命而战的一场战斗……爆炸还在继 续，他们似乎都是目标。八英寸(的枪)已不见了，架在车上的一挺机关枪 着火了，它边上的沙包壁垒已经压平。……突然间有人大叫起来：“越共 在院子里！越共在院子里！”这时狗也大叫起来。 在这次袭击的次日，戈尔和利奥到这个弹药库采访了几小时后，写出了这篇报道。第三团的军医西尔维斯特·汤普森记得，戈尔作为军队记者是全面、专业和敏捷的。他说：“在天黑之前，他们乘直升机回来。天黑时，他们又离开了。” 戈尔的任务和1971年初发生在南越的那些实际情况关系并不大。美国想退出这场战争的努力已走到了尽头。两年的撤军使美军的人数已由1968年底的近50万减少到28万。由于公众对这场战争的支持越来越少，留在越南的军队的士气也江河日下。尼克松的“越南化”政策旨在维持住控制线直到把战争完全交还给南越军队。士兵们知道他们是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消耗时光，他们杀死了那些想命令他们去冲锋陷阵的军官们。据美国指挥部估算，至1970年，有6.5万名士兵在吸毒(大部分是大麻和海洛因)。种族关系也日益紧张。 戈尔曾暗示，虽说他在越南参加的是非战斗性任务并很快退出，但他那些所见所闻对他打击也很大，他很少在公共场合提及他在越南经历的详情。在1992年的退伍老兵节上，戈尔作为候选副总统，在瓢泼大雨中站在越战老兵纪念碑前参加纪念活动。他坦言，即使在二十多年后，还是很难开口谈论这场战争。他告诉参加活动的人群：“对于我来说，很难找到一些合适的语言来谈论越南及越南战争是怎么回事，我认为；—我认为——听众中有很多人回家后也压根儿不想谈这件事。” 他的哈佛大学室友马克·卡普顿记得，戈尔提及在西贡长长的街上遇到的那些孤儿和妓女时所流露出的痛苦面容。卡普顿说：“那些是他前所未见的，这些事让人沮丧，却又挥之不去。”理查德·阿贝罗斯说，戈尔给国内的信充满了绝望。“他；说到杀戮就激动不已，看上去他很失望，”阿贝罗斯说。而他写给格斯·斯坦尼西克的信中，有这么一段保证：当他从越南回来，他一定到神学学校去赎罪。 对于一位一直在疑惑自己是否站在正义一方的年轻人来说，参加这场道义模糊的战争——即使是保护他的父亲，也许会感到有罪。这是让人深感疑惑的。那些后来试图和他谈论这件事的人，发现谈话很难进行下去。如他在《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社论栏工作时的顶头上司劳埃德·阿穆尔说：“大多数情况下，他会辩护几句，或干脆转换话题。他似乎在说：'我上战场了，因此他们不能为此而责备我的父亲。'” 那些曾和戈尔一起服役的人说，他的经历实质上更接近《早上好，越南！》而不像《野战排》。大部分夜晚，他们吃完热腾腾的晚饭和冲完澡后，戈尔和其他的“咨询专家”们会倚坐在草地里的椅子上，并且总有“百威啤酒和大麻相伴”。(16年后，第一次作为总统候选人时，戈尔说他在边和不执勤时，“曾吸过一两次烟”。)为打发空闲时光，他和旅篮球队的其他队友们挤上大卡车去和这一地区的其他部队打比赛，或是搭便车去20英里外的西贡去见他的好朋友鲍勃·德拉巴。头顿的海滩也能使人度过轻松的一天，戈尔还和德拉巴一起去香港度假一星期。德拉巴说：“我想如果你问他的话，他会说他在越南过得很愉快。” 显而易见的是，他的这次责任之旅使他传统的哈佛学子的立场中庸了一些。国家陷入共产党暴动的前景并不再是讨论会上抽象的想像。1988年他说道： 越南(——译者加)毫无疑问在匆忙间使我成熟了。它也使我对我在这 之前未曾接触过的复杂事物有了一种容忍。我并没有改变我认为这场战争 是个可怕的错误的结论，但我想到了这场战争的组成因素，包括我自己， 并没有真正把这个事实考虑在内。这就是：有许许多多的南越人拼命地想 维护他们称之为自由的东西。直接面对那些开洗衣店或饭店的人们和农民 们表达出来的那些想法，我感到猝不及防。 他自己的越战经历以及他父亲因反对美国卷入这场战争所受到的政治惩罚，这两者使得他谨慎地反思反干涉主义(也就是所谓的越战综合症)。这是民主党在七八十年代外交政策的特点。戈尔常把民主党的态度和马克·吐温的一个故事相提并论。这个故事是说，一只猫有一次被热炉子烫伤，就再也不敢碰炉子了。作为副总统，他是有关在波黑采取军事行动的强有力和很早的支持者。在国会中，他支持在海湾和格林纳达的军事干涉。1984年他作为参议员竞选人时曾说过：“越战给我们的教训过于深刻了。中美洲和世界上别的地方不同，我们在中美洲有比在越南庞大得多的国家利益。我们拥有天然的大陆桥。我们还面临着前所未见的难民潮的威胁。其中的利害关系要密切得多。” ☆ ☆ ☆ 这场战争也许使戈尔的妻子遭受了更为难挨的情感经历。结婚不到一年，就不得不和她的丈夫分离，正如一位朋友所描述的，她是一位受到惊吓和困扰的年轻女子。“蒂珀由于戈尔不在身边变得有些反常，这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难了。”曾任《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记者的约翰·沃内基这么说道。他的妻子南希是该报的摄影记者，他们夫妇在1970年的竞选中和戈尔夫妇成为了朋友。戈尔在海外服役期间，蒂珀独自和艾伯特夫妇住在农庄里，生活并不愉快。她经常到离纳什维尔市中心不远的沃内基家的小屋做客。蒂珀·戈尔后来说，她在儿子1989年差点被车撞死后第一次感到了意志消沉。而有过同感的沃内基怀疑她在戈尔还在越南时也许就生病了。他很形象地回忆起那时她整天躺在床上的情景。曾有一次，他在她床边陪了一整夜，在她哭泣的时候“像父亲一样抱着她”。他说：“情景很吓人，很令人伤心。” 沃内基不记得她曾接受治疗，到现在他也不清楚戈尔对于他不在身边时妻子的状况了解多少。在他回来后，这些症状大部分不治而愈了。沃内基说，也许他们夫妻之间从未谈论过这件事。他说：“他没有提到过这件事，也许，‘戈尔回来了，因此一切都会好起来’。” 戈尔与《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接触有助于他回到平民生活。《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编辑约翰·西格塞勒是他们家长期的好朋友。他曾见过并重印过他关于袭击军火库的报道。西格塞勒说他有真正的写作与当记者的天赋。如果他想到报社工作，他们会为他提供一份工作。1971年戈尔从军队“提前退伍”。他第二年的服役期还剩三个月。条令规定，如果士兵的任务被认为“对军队是不必须的”，他就可以提前退伍去学校教课或上课。戈尔当然符合这个条件。战争的形势依旧未变，第20工程旅秋天就要撤回国内了。他在美国陆军工程兵指挥部又待了一个月，于5月22日离开越南。 这一年九个月零十七天的军队生活改变了他的世界。他的妻子在田纳西焦急地等他，他的父亲已被赶出了参议院。他在越南的经历使得他更深地去追寻他是谁和他要干什么的答案。正如他在家信中所保证的，他最终决定进范德比尔特神学院。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项旨在吸引年轻人研究神学的项目，他被学校录取了。虽说鼓励接受为期一年的学习后的年轻人今后从事神职工作，但并没有严格规定。他在第20工程旅时的另一位朋友汤姆·麦吉从他对待家人写给他的信的态度中看出一丝反叛。麦吉说：“他并不打算在离校时被迫或是匆忙地去从事什么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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