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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7月18日，戈尔接受了华盛顿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约翰·麦克劳林的电视采访。在半小时的讨论中，二人谈论的话题主要是美苏第二阶段战略核武器裁减条约和尼加拉瓜政变等。麦克劳林以其惯用的语调，就1988年的总统大选问题向戈尔发问。 “你有一个极富魔力的名字——艾尔·戈尔。令尊也曾在国会任职32年。你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那样无可挑剔。相貌堂堂，又才思敏捷，并有参加越战的光辉历史。你曾担任过调查员。由于你是一名虔诚的浸友会教友，所以你浑身散发着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你如此完美，使人难以相信你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你简直就是一个神话。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哦……我也不太清楚……”戈尔说。 “我的意思是，在你一生中也许会遇到许多出乎你意料的事。比如说，你曾讲过你不会担任什么国家公职等等。”麦克劳林说。 “作为一名参议员，我会尽心尽职的。” 尽管在表面上戈尔对这些问题总是闪烁其词，但在竞选总统提名人一事上，戈尔内心深处永远没有“是否干”的问题；只有“何时干”的问题。尽管戈尔一直都梦想成为；名政治家，但就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而论，1988年的大选年不属于戈尔。他那时仅有38岁，其参议员的任期还未过半；当他自诩为军控专家时，他对公众所关心的“饭桌上的”经济问题并不甚了解，而后者正是决定参选人能否入主白宫的关键议题；同时，戈尔还感到，时任纽约州长的马里奥。科莫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位置更是虎视眈眈，并且是该位置的有力人选之一。另外，他之所以在参选问题上小心翼翼，还来自于他在那华夏天的一个潜意识。在一次晚宴上，戈尔对他的好朋友、马丁·佩里兹所办的《新共和党人》撰稿人里昂·威斯蒂尔说，他曾经做了一个怪梦。他梦见他正在户外工作，但碰巧一棵树妨碍了他的正常工作。于是他伐倒了这棵树。而在戈尔看来，这棵树正代表他是否会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心。 当大选年日益临近的时候，原本还嗡嗡作响的声音在戈尔的耳边变得清晰起来。1984年，当沃尔特·蒙代尔丢掉了49个州的选票时，许多民主党人就渴望他们能有一位总统参选人不再被公众认为，在对待国民生产总值问题上，是一位自由经济主义者。而对一个走中间道路的候选人来讲，他的回旋余地要大得多，哪伯是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名中问路线者。他们能够影响南部的白人不再去支持尼克松和里根等共和党候选人。戈尔的两位参议员朋友、佐治亚州的赛姆·纳姆和阿肯色州的戴尔·邦珀斯，都极力想参加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角逐，但戈尔也同样被人们看好。西弗吉尼亚的简·洛克菲勒，戈尔在参议院为数不多的好朋友之一，向查理·彼德斯极力吹捧戈尔。查理是中间派刊物《华盛顿月刊》的出版商。其结果是，戈尔的肖像很快就登上了该杂志1986年第11期的封面。约翰·埃森德拉斯还以《远程重击：为戈尔入主白宫打造》为题，在该刊发表了专门“推销”戈尔的文章，对他在军控及立法工作方面作出的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洛克菲勒和埃森德拉斯对戈尔的赞美之辞是如此的情真意切，以致彼德斯特意邀请戈尔参加了一次午宴，来见识一下戈尔是否真的名副其实。但当戈尔过多地将话题放在弹道导弹问题上时，他多少感到有些失望了。彼德斯说，就总体而言，他对戈尔表示满意，他被戈尔的思想和观点所吸引，但戈尔本人却十分乏味。 戈尔对是否参加总统提名人竞选的想法开始发生改变则是在1986年他在田纳西州度过的那个圣诞节。那天，他父亲在家庭圣诞晚宴上把儿子拉到一边说，你是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惟一的合适人选，并能最终赢得总统大选。他提醒儿子，美国南部的20个州的支持是决定参选人能否成功的关键，而这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主党参选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政治横财”。同时，美国公众对下一任总统的要求总是以时任总统为参照样本的。他们总是寄希望下任总统能对时任总统明显的缺陷有所改善。比如，人们在年迈体衰的艾森豪威尔卸任时，选择了年轻有为的肯尼迪；在声名狼藉的尼克松一福特政府下台时，选民们认为有必要让正直的吉米·卡特来纠正尼克松不诚实的总统形象。尽管总统的人选在变，而选民的这种心态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老戈尔对这一点深信不疑。现在又到老里根卸任的时候了，也正是自己的儿子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起初他的儿子对老戈尔的话不以为然，还有些不知所措，得到吹捧是一回事，听到他生活中最终的权威人物告诉他说机会来了则又是另一回事，他说：“这令人害怕，你可别这么说，绝对不行，不行。” 但老戈尔是坚定而严肃的。两人都心照不宣的是个人的打算。老戈尔在这个圣诞节之后就79岁了，他非常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看到儿子入主白宫。在他内心深处，坚信自足的儿子能够成为继威廉。詹宁斯·布赖思之后，又一位最年轻的多数党总统候选人。戈尔1988年的竞选秘书阿里。斯柯德说：“老戈尔太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当上总统了。这种心态简直到了赤裸裸的地步。” 戈尔于1987年年初回到华盛顿时，还坚持认为自己不是当总统的那块料。但就在那年1月19日，科莫宣布退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竞选活动。这一事件戏剧性地改变了戈尔的想法。尽管纳姆和邦珀斯还对能获总统提名人抱有很大希望，但谁也看不出两人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总统竞选活动。科莫的退出和圣诞节与父亲的谈话在不断刺激戈尔本能地要求参加竞选。戈尔需要一笔赞助费向盖里·哈特提出挑战。哈特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现在担任全美州长联合会主席，并正为阿肯色州的克林顿拉赞助。前段时间一直使戈尔认为自己不适合竞选总统的因素，如年龄、资历和问题等，现在已变得不再是问题了。其他对手也并非过于强大。除了对克林顿还不甚了解外，哈特、约·贝登、鲍·西蒙和迪克·吉夫特都是他的同僚，并且他对他们的行动十分了解。前亚利桑那州州长布鲁斯·巴贝迪和受人尊敬的简斯·杰克逊并不是什么威胁。马萨诸塞州长迈克尔·多卡西在某些方面并不如戈尔有根基。 戈尔被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上台打动了。这表明，美苏关系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他在军控方面的专长，可以便美苏两国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有所缓解。“拯救世界”难道不可以成为他竞选总统的原因吗？当春季到来的时候，《华盛顿月刊》再次发表文章，对戈尔表示支持。《新闻周刊》也发表赞扬戈尔的文章，并称“戈尔时代”即将来临。《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称戈尔有望成为第二个肯尼迪，是参院中最有前途的年轻人。“他年仅38岁，当年起草美国宪法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当时也不过30岁，詹姆斯·麦迪逊仅有36岁，约翰·亚当斯也不过37岁。”对于赖斯顿的这番赞扬，戈尔曾向他专门写信表示感谢，并认为他的话对他下定参选决心起到了鼓励作用。当戈尔在决定是否参加总统竞选时，戈尔开始垂青于劳伊·尼尔提出的“温暖的小狗”原则或者说“谋定而后动”的原则。尼尔认为：“你将一只小狗带回家，会使你生活增添快乐，从此你会感到再也离不开它了，但同时你也会因为小狗会跑到你的毯子上撤尿，而增加你生活的烦恼。因此，当你在做每一件事之前必须‘谋定而后动’。艾尔就是这样，在决心做一件事之前，他会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考虑清楚；一旦艾尔明白他迟早会参加总统竞选时，他一定会把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考虑清楚。” 戈尔当然明白，在他决定为“拯救世界”而战之前，必须首先要为他的出征做好“后勤保障”。戈尔需要有足够多的赞助费和足够好的竞选班子。他需要一个甘愿为他承担风险的赞助商。在这点上，戈尔首先选中了内森·兰度。 兰度是马里兰州的一位著名的创业者，乍看起来他很像神话中的人物，有一种慑人心魄的魔力。一位民主党人称，当兰度走进某个房间时，房间中的所有人会很自然地认为他就是这间房子的主宰者。兰度曾为卡特竞选总统投下了数百万的赞助费。如果不是因为他与梅勒·兰斯基集团有生意上的往来，他很有可能担任一任驻外大使。虽然兰度与政治丑闻从不沾边，但政治家们发现受他赞助时发迹的政府不会有太好的名声。兰度总是处在几桩政治丑闻的边缘，包括克林顿一戈尔时期的保罗·琼斯案。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曾调查兰度是否在该案上协助克林顿妨碍司法公正。而兰度侥幸躲过了此劫。 兰度在1984年担任曼德里的财政主管，达决定了他不面能向一位共和党人提供资助。于是他组建了“鹰派克”(IMPAC)组织(原文如此，此为音译——译者注)，由45名辩力雄厚的民主党人组成。他们的任务就是发现并资助有潜力的总统参选人。兰度不受别人的干扰，他以独有的眼光看好戈尔。当戈尔成为参议员时，兰度就认为戈尔是他值得下赌的““好马”。当两人在1987年年初的一次聚会中不期而遇时，兰度对戈尔说：“如果你想在总统的位置上施展抱负，我会尽全力支持你的。” 由于对兰度的赞助意图知根知底，戈尔对关度的赞助持谨慎态度。2月25日，考默宣布竞选还不到两周，戈尔便邀请兰度和“鹰派克”的其他成员在他父亲的寓所共进午餐。席间，戈尔问他们能否向其提供赞助。他们虽都对戈尔表示看好，但却称，这一切来得太晚了。“鹰派克”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所中意的人选，还有些人正举棋不走。该组织将于3月19日在华盛领举行一次会议讨论赞助问题。为了便于说服其他成员支持戈尔，兰度建议戈尔能够到场并发表演说。戈尔和奈特为这次会议做了精心准备，就好像是在参加总统大选的辩论会。彼得一奈特说：“‘鹰派克’成员的态度对我们的竞选活动至关重要，这将决定我们能否成功发起总统竞选活动。” 会场设在格兰特大酒店。举行会议的那天晚上，当戈尔气度优雅地步人会场时，他尽全力向每一个观众挥手致意；为活跃会场气氛，他不断用生动有趣的故事打动每一个赞助商。戈尔先就竞选问题、电信问题和高速公路问题发表看法之后；就步人正题，就其所擅长的军控问题发表见解。戈尔以缓慢、清晰的口气向在场的人来说明公众如何需要一个能使国家摆脱军备竞赛危机的总统。戈尔说：“核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人们应坚信这一点。”在此之后，兰度不停地在场内走动，向每一位观众推荐戈尔。在场的许多人认为戈尔具备当总统的素质。人们之所以被他所吸引，是因为他与其他的总统参选人不同。兰度当众对戈尔发出赞扬之辞：“他的确保是一位总统。我能够理解他所讲的内容。我觉得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能明白军控事务的重要性，其他人也同样可以。” 戈尔总能在关键时候获得幸运女神的垂青。当他在竞选参议员时，两个有力的竞争者约·埃文斯和霍德·贝克的适时退出使他前往国会山的道路顿时变得通畅起来。现在，同样的事情发生了。“鹰派克”举行晚会的第二天，戴尔·邦珀斯便宣布退出竞选。得知这一消息后，戈尔便接通了兰度的电话，向他询问曾想支持邦珀斯的“鹰派克”成员何时能转而支持他。 “艾尔，他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兰度说。他还保证他将尽其全力使他们支持戈尔。戈尔一方面忙着与“鹰派克”成员拉近距离，但同时也在打消自己作为参选人的投机心理。就在他发表演讲的第四天，戈尔对《纳什维尔旗帜报》资深政论专家迈克·皮戈特说，他惟一感兴趣的事就是能保住他的参议员资格。至少在他发表那番讲话前，他的脑子还未完全转过弯来。3月27日，就在他与皮戈特讲话的第四天，他又一次地面对“鹰派克”成员。由于邦珀斯的主动出局，17名“鹰派克”成员表示每人将向戈尔捐赠25万美元，加起来近400万美元。用这笔钱来支撑一场总统竞选是远远不够的，但用于启动这场竞选就足够了。另外，通过这些成功的募捐，可以吸引更多的赞助者。戈尔向愿意向他提供赞助的人作出了一个请求。他希望他们能给他两周的时间认真考虑作出参加竞选的决心。兰度等人同意了戈尔的要求，但同时警告戈尔，如果他在是否参选这个问题上迟疑不决的话，他们的赞助会随时转给别人。 ☆ ☆ ☆ 而戈尔的决定对戈尔夫人蒂珀·戈尔来说是突然的，更是难以想像的。当戈尔告诉她，他已经将4月10日作为他是否参加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竞选的最后期限。蒂珀感到十分震惊。她认为，这样重大的抉择建议是要经过数月而不是数日来作出的。但戈尔认为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这一方面来自于“鹰派克”成员的巨大压力，更何况，他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对别的政治家来说，简直就像是一片无法挣脱的沼泽。他认为必须适时、干脆地作出决定。 戈尔还为此听取了他身边尽可能多的人的意见，包括他的朋友、国会同僚、政治顾问等。他们都尖锐并且坦白地向戈尔挑明参加竞选的难度，并且这将给他的年轻的家庭带来多么大的压力。当戈尔把家人聚在一起共同讨论这个问题时，年幼的孩子也对他们生活保障问题表示担心。 因扰戈尔最大的问题还是他的年龄。过了3月31日他也不过才39岁，比肯尼迪参加总统竞选时足足小了4岁。对于年龄，戈尔本人并不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他自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胜任他要竞争的位置。但问题在于，选民会不会也这样想呢。即使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也对他能否过关感到信心不足。传媒顾问鲍勃·斯克尔邀请戈尔一家和他的合作伙伴卡特·埃斯库到萨拉索塔共度周末。虽然这样的活动可以使戈尔的头脑冷静一下，认真考虑自己的处境，但两名广告专家仍忍不住向戈尔提出一些问题。他们用T恤衫上的字表达了戈尔所面对的问题：“更待何时？舍我其谁？”他们两人与戈尔进行了数小时的会谈，但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4月9日是星期四，这天早晨离最后期限还有24小时，戈尔在去办公室的路上在父母那里做了停留。像他到别人家做客一样，他坐在客厅里，周围是波林那些雅致的他们政治生涯中值得纪念的旧物，他在那里把为什么参选是个错误的选择的理由罗列了一遍。老戈尔坚持他参选的积极主张，波林犹豫不决。数月后，她在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解释说：“我认为如果你很好地培养了孩子，那么，当他们到了那个阶段和年龄时，他们比父母能更好地作出这种决定。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说明你没有培养好。不知幸否，我丈夫不这么认为，他渴望或坚持这个或那个。”戈尔离开时没有说出他的打算。但他增加了使人相信要顺流而退的可能性，以致艾伯特以为他儿子实际上已跟他说不参选了，因此，那天晚些时候他飞回了田纳西。波林后来说她丈夫误以为不是因为别的事：“我想我儿子不得不确定他参选，那是他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做着的事。” 第二天，戈尔天不亮就起床给蒂珀打电话，她正为她的书在外地奔波。“我已完全决定要参加竞选，”他说。她取消了剩余的行程，火速返回了华盛顿。上午9点左右，他把决定告诉了奈特，奈特为他在下午安排一场新闻发布会。波林留下没走，她早早地去学校接回了孩子们并让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上午11时，25年前的那一天，他偷听了杰克·肯尼迪的电话，25年后的这一天，他家农场的电话又响了。“爸，我决定了，”戈尔说。老戈尔高兴地欢呼起来，他后来说：“像个嚎叫的印地安魔鬼。” 后来，他告诉父亲另—个决定，一个老戈尔同样会支持的决定。当那年夏天他正式参选时，他的名字用艾尔·戈尔，而不是小艾伯特·戈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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