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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了在树丛中噪鸣着，树叶儿一动也不动。好闷热的天气！清华园里寂静得很，骄阳似火的日子，回家度假的人都走了。留下的人也躲在宿舍里。但是，此刻曹禺却躲在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写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已经到了最后杀青的时候，眼看这孕育了五年的小生命就要诞生了。郑秀也留在学校里复习功课，他们正热恋着。她也盼着《雷雨》的问世。关于《雷雨》的写作，曹禺曾回答过不少人的访问，也曾写过不少文章。他曾把一篇未曾发表的手稿寄给我“作为纪念”，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创作《雷雨》的过程：写《雷雨》，大约从我１９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动了这个心思。我已经演了几年话剧，同时改编戏，导演戏。接触不少中国和外国的好戏，虽然开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和作剧经验，但我的心像在一片渺无人烟的沙漠里，豪雨狂落几阵，都立刻渗透干尽，又干亢燠闷起来，我不知怎样往前迈出艰难的步子。我开始日夜摸索，醒着和梦着，像是眺望时有时无的幻影。好长的时光啊！猛孤丁地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棵葱绿的嫩芽——我要写戏。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从下种结成果实，大约有五年，这段写作的时光是在我的母校——永远使我怀念的清华大举度过的。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的八个人。记不清修改了多少遍，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到了１９３２年，我在清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 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刻，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着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出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的兴奋，从清晨钻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１０时闭馆的时刻，才怏怏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才觉察这一天没有喝水。 终于在暑期毕业前写成了。我心中充满了劳作的幸福。我并不想发表。完成了五年的计划便是最大的奖励。我没有料到后来居然巴金同志读了，发表在１９３４年的《文学季刊》上。写《雷雨》的这段历程是艰苦的，可也充分享受了创作的愉快。 他写出《雷雨》时才２３岁。这个岁数，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许正处在人生朦胧的阶段，而他却拿出了这样一个杰出的作品，这本身就给他的创作蒙上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曹禺，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他的创作？他的生活积累又是从哪里来的？的确，对外界说来是有些神秘的，其实又不是神秘的。 他从来不是冷静的人，而是一个情感十分敏感的人。看来，他的生活是很平凡的，从家门到校门，他从来没有为吃饭穿衣犯过愁，他的生活道路也似乎很平坦。但是，他的感受却不像是通常人所有的那样，他以为他的境遇是“光怪陆离”的。他的家底，他的周围熟悉的人事，都引起他的不平和思索。他把一些人看成是“魔鬼”，把一些人看成是“不幸者”，激起他的愤怒，勾起他的同情，使他落泪。这些抑压的愤懑情绪在他心中激荡着、积累着、灼热着他的情绪，增强着他的不安。他不是那种念了什么小说写法、剧作法之类的书，在那里刻意编织故事的写匠，也不是有着什么明确的匡正社会、扶救人心的目的，和有着高度自觉创作使命的人。他在《雷雨·序》中的回答是真实的：“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的确，他心中郁积的愤懑太多了，他生性忧郁。从小就在情感上熬煎着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形也未能改变。他在《雷雨·序》表白着自己，说：“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不明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除了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切迫，我从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个头绪。所以当着要我来解释自己的作品，我反而是茫然的。” 《雷雨·序》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字，他处处说他不知道《雷雨》是怎样创作的，但又处处写着他是怎样创作的。这可以说他是第一次这样含糊而又明确地写出他的创作宣言，宣布着他的创作纲领。在这里没有一条创作的法则，也没有明确的理论语言，但创作的精髓却深刻地为他把握着，感受着，创作的规律也在其中蕴藏着。坦诚而率真，生动而朴实地写出了他创作的甘苦，创作的动机，创造的灵感，创作的过程，其它如人物的塑造，借鉴和创造，形象的思维，人物的配置，剧情的调整，戏剧的情景，艺术的分寸感等等，都为他天才地感到了，即使连他的不可理喻的“原始的情绪”、“蛮性的遗留”、“神秘的吸引”，以及对宇宙的憧憬，都道出了他创作的真相。但是，《雷雨·序》贯穿的一个主要点，是这样一句话：“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是情感的汹涌激流推动他创作，是情感的潮水伴随着人物和场景的诞生，是情感酿成“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是情感酿成戏剧中的氛围和情境。不论他称它为情感、情绪也好，或者称它为“野蛮的情绪”、“原始的情绪”也好，但都是他创作中所强烈感受到的。他曾这样说：与这样原始或者野蛮的情绪俱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我性情中燠热的氛围。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代表这样的性格是蘩漪，是鲁大海，甚至是周萍，而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协、缓冲、敷衍便是周朴园，以至于鲁贵。 据说，作家写的每个人物都有着他自己，这并不是说，某某人物就是作家本人的化身。但他的情绪、感情、爱憎是如此强烈而分明地折射在他笔下的人物性格上。曹禺也是这样。他的感情对他的创作是太重要了。所以，他说他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 当然，他的情感不是凭空而来的，强烈的情感是现实激发起来的。同是现实的人事，但对它的感受程度却是因人而异的。作家的主体意识，主体情感对现实的拥抱是十分重要的，曹禺的感受是更强烈、更深厚、更广大了。 他在《雷雨》创作中，最早想出，也感到最真切的是蘩漪。关于这个人物的原型，他曾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我常到他家去玩。他有个嫂嫂，我和她虽然见过面，却没有说过几句话。她丈夫是一个相当好的人，她也很贤慧。后来，我听说她和我那个同学有了爱情关系。我很同情她。因为我知道，他是不会为这个爱情牺牲什么的。这个女人就像在我心中放了一把火，当我写《雷雨》时，就成了现在的蘩漪。”①格说，这也并不算原型。但是关于这位“嫂嫂”，她又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采访过她的堂弟，据他说：“谈起我的嫂子，她叫许××，她是我的堂哥（同祖父）的爱人。他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过，比我那位嫂子大十几岁。堂哥这个人很老实很死板，连长相都很呆板。我的嫂子２５岁还没结婚，那时２０岁的姑娘就该出嫁了，总是找不上合适的，因为年岁太大了，就找了我这个堂哥当续弦，很是委屈。这位嫂嫂会唱昆曲，她家是世代的业余昆曲爱好者，人长得很漂亮，又比较聪明，丈夫那么呆板，不顺心。嫂子很苦闷，堂哥各方面都不能满足她，思想感情上不满足，生理上也不能满足她。在老式的家座中，她显得比较活些，但又算不上是新式妇女，不是那么稳重，那时的说法，就算不规矩了。”曹禺对这位“嫂嫂”的遭遇却十分敏感，引起他的怜悯和尊重。在他看朱，是值得哀悼的可怜的人。在人们着来她不规矩，甚至是“罪大恶极”，妻子不像妻子，母亲不像母亲；而曹禺却认为是可原谅的。当然，也不只是这个许××，曹禺说：“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蘩漪（当然她们不是蘩漪，她们多半没有她的勇敢）。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偏天样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熄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沙上。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因为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现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①像生活中的蘩漪，如许××那样的女人，的确是不少的；但是有谁那么深刻地懂得她们的心灵。陈旧的道德观念早给这些人泼上污水，而曹禺却锐敏地感受着她们的痛苦和不幸，以及她们美丽的心灵。像周朴园逼着蘩漪喝药的场面，他见得多了，丈夫要妻子喝药也许是很平常的，但是他却敏感地发现这其中的压制和专横，写出来是那么震撼人的灵魂。先是他自己被震撼了，才能写出那么使人惊心动魂的场面。 当然，人们也会像对蘩漪那样，提出周朴园、周萍、周冲、鲁大海、侍萍、鲁贵、四凤的原型是谁的问题。作家曾说过，周朴园身上有他父亲万德尊的影子，自然还有那个为他父亲做过祭礼的齐某某。鲁大海受到他去保定宣传时在火车上碰到的那位工人的启发。周萍也许多少有他的大哥身上的某些东西。关于鲁贵，他曾说：“我家有个叫陈贵的，他会画菩萨，他画画时，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让别人看见。他还能做一手好菜：烧羊肉葫萝卜。这个人很斯文，他就是鲁贵的模特儿。”②但是，剧本中的每个人物都要一一说出他们的模特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或是他听人说的，或是他的回忆中来的，也十分可能是他从什么书本上读到的：当然更有他想象出来的，这一切都化合为他每个人物的血肉。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又是非真实的，那是难以像做化学实验把各种因素都能分析出来的。但有一点，他平时接触的人物，他对他们的观察和感受，是相当细致入微而又深入的。 曹禺曾说，“我对自己作品里所写到的人和事，是非常熟悉的。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是和他们朝夕共处。”①除了我们已经谈到的，还有一些。曹禺常谈到一个叫李补耕的人，也是万公馆的常客，他曾做过河北省东光县的县长。每次到万家来，总是带着他的老婆和两个丫头，一进小客厅，看见万德尊正坐在那里，便行起三拜九叩礼，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认真，这使曹禺感到格外可笑。然后，他就和万德尊喝茶聊天，抽鸦片烟，殷勤极了。他一家人都信菩萨，举止言谈和一般人不一样。吃饭时，李补耕太太一手扒着脖子，一手端着饭碗，用舌头把碗舔干净，相当滑稽可笑。还有一个曹××，此人是天津道洛公司的买办，是个洋买办，英文很好，万德尊十分佩服他。他说话总夹着英文的单词和短语。他的穿戴也很讲究，西服笔挺，硬领翘起来，眼镜挂在鼻尖上。万德尊带着曹禺到他家去玩，每次去了，万德尊就和这位仁兄喷云吐雾，海阔天空，但谈的内容又和李补耕大不一样。曹禺接触的都是这样一些人物，他觉得这些人很可笑也很令人厌恶。谁能准确判断，曹禺从这些人身上又取了什么东西，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他给他的人物都写过小传。说是小传，而实际上，他对每个人物都写了很多札记。这也许是笨功夫，但可看出他多么重视人物的塑造。在《雷雨》中，我们看到每个人物出场时，都有一段精采的人物介绍，这不能不说是曹禺的发明，在他以前还没有人像他这样做过。看看他笔下的蘩漪：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的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梁令人觉得有些可怕。但是眉目间看出来她是忧郁的，在那静静的长的睫毛的下面，有时为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的眼光会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她的嘴角向后略弯，显出一个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她那雪白细长的手，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按着自己瘦弱的胸。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她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面颊，喘出一口气。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整个地来看她，她似乎是一个水晶，只能给男人精神的安慰，她的明亮的前额表现出深沉的理解，像只是可以供清谈的；但是当她陷于情感的冥想中，忽然愉快地笑着；当着她见着她所爱的红晕的颜色快乐散布在脸上，两颊的笑涡也显露出来的时节，你才觉得出她是能被人爱的，应当被人爱的。你才知道她到底是一个女人，跟一切年轻的女人一样。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她恨起你来也会像恶狗狺狺地，不，多不声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然而她的外形是沉静的，忧烦的，她会如秋天傍晚的树叶轻轻落在你的身旁，她觉得自己的夏天已经过去，西天的晚露早暗下来了。 他的人物介绍写得很美也很传神，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能给人以启示。 在编织《雷雨》的故事上，他费的功夫最多。他受了希腊悲剧、易卜生戏剧、甚至佳构剧的影响。由周朴园和鲁侍萍而繁衍下来的两个家庭的血缘纠葛和命运的巧合而结成的戏剧故事，是十分紧张而激动人心的。在《雷雨》之前，白薇的《打出幽灵塔》也有过这样血缘纠葛的故事。如曹禺所说：“其实偷人家一点故事，几段穿插，并不寒伧。同一件传述，经过古今多少大手笔的揉搓塑抹，演为种种诗歌、戏剧、小说、传奇也很有些显著的先例。”①曹禺的独创之处，在于他在这些纠缠着血缘关系和令人惊奇的命运巧合中，深刻地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内容，以及斗争的残酷性和必然性。周朴园明知鲁大海是自己的儿子，但却不以亲子关系而放弃开除鲁大海的念头，残酷的阶级关系把骨肉之情抛之九霄云外。侍萍明知周萍是自己的儿子，却不能相认，而且她也深知周萍不会认她是母亲。当时的曹禺并不是阶级论者，但这种真实的描写，是把严酷的人生真实相当深刻地描绘出来。希腊悲剧中的命运巧合，深刻地反映着在那人类童年时代对命运的神秘感。而《雷雨》中命运的巧合性，从表面看来好像是“命运”在捉弄人。３０年前鲁侍萍被周朴园糟踏了；３０年后，她的女儿四凤又重蹈着她的命运。四凤为周朴园的儿子周萍玩弄着，而这个周萍不是别人，恰恰又是侍萍的儿子。这种命运的高度巧合性，都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物命运的残酷性，他把日常生活中阶级压迫的残忍和冷酷戏剧化了。“命运”在《雷雨》中不再是希腊悲剧中那种不可知的神秘，也不是易卜生《群鬼》中“父亲造的孽，要在儿女身上遭到报应” 的“自然法则”，而是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的东西。 即使有人觉得，曹禺写过的这些巧合的故事，是过去就有过的，并非他的独创。但是，就戏剧的结构来说，他较之他的前辈和同代剧作家也要高明得多。对写过剧本的人来说，大概体验最深也觉得最困难的是搞戏剧的结构。特别是一出多幕剧的结构，真是谈何容易。《雷雨》那么复杂的人物关系，纠集着那么多矛盾，集聚着那么多内在的容量，一部《雷雨》都是巧合。没有多少拖泥带水的东西，一切都又是顺乎自然的。看看“五四”以来的剧本创作，还没有一个人像曹禺写出这样一部杰出的多幕剧，在戏剧结构上这样高超，这样妙手天成。一幕看完，让观众瞪大了惊奇的眼睛巴望着第二幕、第三幕。他把几条线索交织起来，错综地推进，一坏套着一环，环环相扣，并非完全没有丝毫雕饰的痕迹，但就其严谨完整来说，在中国话剧史上也堪称典范。故事发生在不到２４小时之内，时间集中，地点也集中，为了这个结构，他费了好大的劲儿，不是把一切都能想个明白，想个透彻，是搞不起来的。 如果说他在戏剧结构上，显示了他已经熟谙戏剧艺术的奥秘，那么，在人物塑造上，更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他一上手写剧本，就醉心于人物性格的刻画。这点，也是他较之他的前辈和同代人高明的地方。《雷雨》中八个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地站在人们面前。打开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像蘩漪这样的典型，应当是属于曹禺的。无论你喜欢她还是不喜欢她，却不得不承认她的深厚丰满，她的特异的性格光彩。她的形象像雕塑家手下的塑像，最明晰最细致的纹理，都显示着鲜明的性格。而更重要的，是她的复杂的心理，交织着错综矛盾的情感，都被他天才地刻画出来。在她的具有魅力的却未免有些阴鸷可怖的性格中，折射出封建专制环境的沉重的压力，那种把一个女人心灵——美丽的心灵，扭曲得令人震惊的精神虐杀。她像是一把利刀，她的爱和恨都带着一道道的血痕和深重的创伤。她又是那么软弱无力，她对自由的渴望真像大旱之年盼着几滴雨露。但是，她终于逃不出那漆黑的残酷的井。 周朴园也是一个写得极好的典型。一个浸透着封建思想的资本家，最深刻反映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文化意识形态的深刻联系。这点，是新文学作品中还少有人发现的一个方面。可能，作家写作时还未曾自觉到这点，但是，在周朴园的资产阶级家庭里，却看到周朴园所要求的正是封建的“秩序”。他的不觉虚伪的虚伪，他的不觉自私的自私，都写得真实而又令人信服。他不是从观念出发，性格的逻辑同真实的逻辑本来就是一致的。侍萍未来之前，他把她的一切都保留着，真诚地记念着，一旦侍萍又出现在眼前，陡然变脸，恰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他熟悉这样的人物，他始终信守着真实，因之，就可信，就产生艺术的魅力。其它诸如侍萍、四凤、周萍，那怕连鲁贵这个串场人物，都写得无可挑剔。这要费怎样的心思，才不致在人物上走了样，才能个个写出特色来！周冲和鲁大海是两个有着特殊使命的角色。周冲是作家的一个视角，是带着浪漫主义气质的一个角色。作家的憧憬、理想、希望，作家的欢乐、痛苦、失望，都透过周冲去观察那个“雷雨”的世界。的确，“有了他，才衬出《雷雨》的明暗”，他显示着现实的残忍和不公。鲁大海是时代亮色的化身，也是时代脉搏中跳动的强音。他的性格塑造，未免粗糙，但少了他，《雷雨》就失去了时代的支撑点，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旧的故事。鲁大海，同样是作家的一个视角，一个朦胧的视角，和侍萍、四凤结合一起，把奴隶的声音呼喊出来，这就使《雷雨》的现实主义带着一个新时代的辉煌曙色。 在倾心于人物创造上，他虽初出茅庐，却走到了前列。他带着宝贵的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走到新兴的话剧阵地上。他也带着新兴话剧艺术的经验，更避开教训，闯着他的新路。他的艺术视野是开阔的，正在涌起的世界戏剧创新浪潮，他尽收眼底。他没有机械地模仿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派戏剧的东西，他循着易卜生所拓开的近代戏剧潮流，寻找着使中国观众能够接受的东西，从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再回到希腊悲剧、莎士比亚，他看到，或者说领悟到世界戏剧发展的本质趋势：即如美国戏剧理论家约翰·加斯纳所概括的：“现代剧作家试图使现实与诗这两种可能的境界，都能够达到美的极致，或都力图使这两者能够浑然一致或相互迭替。”①易卜生的剧作追求“写出诗意来”，契诃夫追求戏剧的“情调”，他的剧作的“内在戏剧性”，实际上是把诗意的抒情性同戏剧性融合起来。奥尼尔也强调戏剧的诗，他说，“诗的想象力能照亮生活中最污秽的死胡同”。诗和现实的契合，是一种心灵的启示，是一种审美意识的点燃，或者说是一种审美思维的开拓。在这里，世界的潮流，时代的呼唤，生活的声音，在外来影响的启迪和深刻的领悟中，焕发起他革新的创造力，形成他的创新的戏剧观念。而在诗与现实的契合中，他追求的是对人的灵魂、人的精神世界的发掘，是对性格的倾心塑造。梅特林克、斯特林堡那时都是领导世界戏剧新潮流的人物，奥尼尔也是。但是，曹禺对梅氏和斯氏却不感兴趣，偏偏对奥尼尔发生兴趣，正如奥尼尔不赞成斯特林堡只写“抽象的人物”，曹禺也不欣赏那种未免抽象化了的戏剧。活生生的人物，才能抓牢观众的心灵，而中国观众所喜欢的是故事，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是热闹的场面，是有个性的人物。这些美学目标，在他的《雷雨》中得到最初的体现。 《雷雨》的戏剧语言是迷人的。对于这种外来戏剧的形式，从文明新戏开始到“五四”的剧本文学的诞生，对其剧作法的把握是有困难的。但最困难的，还是能否形成一种为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既能供演出又能供欣赏的戏剧语言，因为这种形式，一切都要靠人物语言和行动来体现。“剧中人物之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依靠他们的台词，即纯粹的口语，而不是叙述的语言”。①这点，同中国戏曲是不同的。在《雷雨》之前，我国剧作家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在戏剧语言上存在的问题较多，或是书面语言色彩过重；或是有欧化的毛病；或是虽富于抒情，但却缺乏戏剧性；或是人物的语言缺乏个性。而《雷雨》却创造了一种具有高度戏剧性的文学语言，而且是具有曹禺创作个性的戏剧语言。《雷雨》的语言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几乎都是通常的口语，但却具有一种逗人的诱惑力。他从来不用那些华丽的辞藻，却让你感到它内在蕴蓄着丰富的潜台词，而且又是那么富于抒情性，它能把人物内心的隐秘都表现出来。他的每个人物的说话口气、身份、性格、分寸都刻画得细致入微。 不妨看看《雷雨》的语言的分量，他的人物语言有时一个字一个字都是从心的深处掏出来的，都有它感情的色彩和容量。 周朴园（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鲁侍萍不是我要来的。 周朴园谁指使你来的？ 鲁侍萍（悲愤）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周朴园（冷冷地）３０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周朴园３０年来都生活在那种不觉虚伪的虚伪感情之中，如今侍萍真的站在面前了，触犯了他真实的利益和尊严，便陡然色变。一声“你来干什么？”便撕去了他的面纱。多么普通的五个字，而此时此刻却表现了他的冷酷无情。鲁侍萍的回答，饱合着她３０年来所尝的人生屈辱和痛苦，血泪和仇恨，每个字都是从心窝里迸发出来的，是强烈而深沉的控诉。不妨再看一段蘩漪和周萍的对话：周蘩漪你最对不起的是我，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周萍（有些怕她）你疯了。 周蘩漪你欠了我一笔债，你对我负着责任，你不能丢下我，就一个人跑。 周萍我认为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话不是在父亲这样——这样体面的家里说的。 周蘩漪（气极）父亲，父亲，你撇开你的父亲吧！体面？你也说体面？（冷笑）我在你们这样体面的家庭已经１８年啦。周家的罪恶，我听过，我见过，我做过。我始终不是你们周家的人。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任。不像你们的祖父，叔祖，同你们的好父亲，背地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外表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是慈善家，是社会上的好人物。 周萍大家庭里自然不能个个都是好人。不过我们这一房……周蘩漪都一样，你父亲是第一个伪君子。 蘩漪的语言，确实令人“可怕”，像犀利的刀，像锋利的剑，尖刻辛辣，痛快淋漓，表现了她那种“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具有一种撕碎假面的进攻性，是具有魅力的戏剧语言。读《雷雨》确是一种享受，对语言艺术的享受。他像魔术师一样，那些平常听到的话，那些人们通常用的语言，经过他的手，却让人着了迷。在戏剧语言艺术上，也许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同他媲美。《雷雨》的语言艺术创造，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当然，《雷雨》不是尽善尽美的。像曹禺自己说的，它“太像戏”了。在谈《日出》时，我们还要谈到。 当《雷雨》最后定稿时，他的心情是格外愉快的：我爱着《雷雨》如欢喜在溶冰后的春天，看一个活泼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或如在野塘边偶然听得一声蛙鸣那样的欣悦。我会呼出这些小生命交付我有多少灵感，给我若何的兴奋。①的确，他有着像母亲抚慰自己婴儿那样的一种单纯的喜悦心情。他把《雷雨》稿本交给了他童年好友靳以，他也就再没有过问此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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