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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新城酒家二楼窗口往外望，马路对面的深圳市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大楼尽收眼底。中午12点左右，盛夏的阳光炙热烤人，医院门口的行人三三两两。 “喏，这就是‘医托’。”顺着举报人指点的方向望去。一位五十开外的老太太撑着一把阳伞，坐在门诊部门前立交桥台阶下。她满头白发，穿着白色阿婆装，眼睛直直地盯着医院门口。 我是在接到群众举报后，来到市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门口，打探“医托”市场的虚实的。 所谓“医托”，是80年代以后在本市滋生的争夺病人的一类特殊人群。他们闲散地游荡在政府医院门口，利用“双簧”、“现身说法”等欺诈、哄骗手段，劝诱港澳同胞或求医心切的病人离开政府医院，跟随他们到一些经营性的医院或个体诊所看病，从而向雇佣他（她）的医院方收取佣金。有的两头吃，吃了医院吃病家。这种人在撮合的行为与目的上与“拉皮条”的有些相似，不过病人不是嫖客，也是受害者。这种人，在内地人称“医托”，在深圳本地，广东话叫“拉客仔”。 一位香港客来深圳看鼻炎，还没踏上人民医院的台阶就被拦截下来，让“医托”带到一家经营性的小诊所，第一次治疗就花了1700元。这位香港客的亲戚拿着药方，到人民医院比较药品价格才发现，药品仅值100多元。 为了追踪这帮神秘的“医托”，我决定乔装打扮，客串一回“病人”。据悉，在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大门内外，“医托”们的主要业务是哄诱来深做人工流产的香港妇女去个别医院或小诊所当冤大头。举报人建议我扮一回早孕的孕妇。考虑到我不会讲粤语，我的一位香港朋友决定和我一起，“友情出演”一回。 中午12点30分，按照预先的设计，我和香港朋友站在门口一块“中午，妇产科照常做人流手术”的告示牌前左右做举旗不定的犹豫状。不到1分钟，原先透过新城酒店窗口看见的那位老太太从立交桥下，径直向我们走过来。 我忽然觉得有点好笑，香港朋友示意我进入状态，用白话“大声”地安慰我说：“勿使惊（不用慌），事呃！” “请问，你地系不系不要BB仔？（你们是不是不要孩子）”就在我“慌张无措”之中，这位老太太站在我们身后，操纯正的粤语和我们打招呼。 “系呀，系呀！（是的，是的）”我的朋友和我一起用粤语回答。 “先生，如果信我，我帮你的搞定嗒啦！（我帮你们解决问题）伊佳（现在）中午这里没人，来这里要搞三四日，好麻烦的，各边的（这边）主任在外边开了个门市部，几方便（好方便）！”老太太一番话语，说得好诚恳。她看我不理她，干脆对我的香港朋友讲解开来，她说她那边的门诊部只需手术费400元左右，如果做得好，就给她几十块钱的喝茶费啦！ 我的朋友立马表示，如果做得好，饮茶费没有问题。 “行吧，门诊部离各边（这边）不远！”老太太一挥手，就将我们带离了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来到了距离人民医院几百米外的湖北宝丰大厦门前。她边走边和我的香港朋友用粤语套近乎。她告诉我们，她是个老深圳。原先是人民医院的护工，退休后闲在家中没事，帮帮别的门诊部分忧解难。 很快，我们来到了一个民办的门诊部。门诊部的环境还不错，只是病人很少。 我们跟着老太太在大厅内坐了下来，她给我们倒了一杯水，指着沙发上坐着的一位年轻女子说：“喏，呢条文仔系香港人（这位女子是香港人），也是来做手术的。”那女子穿黑色上衣，齐耳短发，对我友善地笑了笑。 我越来越紧张，思考着怎样装孕妇。不多会，老太太将我一个人带进了妇产科。一位漂亮的女护土在给我写病历。她问我肚子里的孩子多大了。我想了想，用普通话胡憩地说：“大概有40多天吧！”“到底有多大？”这时，走进来一位矮胖的、年龄四十开外的妇女，她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上书：“明康门诊部妇产科主任医生 ※※※”。她又问：“好好想一想孩子有多大，我们这儿手术设备齐全，多么大的孩子我们都可以拿掉！” 我急于了解做人流手术的价钱，就说：“好像是40多天吧！要多少钱？” 主任与护士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目光。护土问我是否做无痛的手术，我点头称是。她说麻醉费大概是800元。我又问全部加在一起是多少钱？她说要1400元。我又问：“好像有70多天吧？”话音刚落，护士小姐就说：“这样啊，做手术的价钱要加到2000元左右！” “你有没有搞错？”这下主任医生发了话，她对护士说：“你也不问问清楚就乱收费，一个70多天的孩子要拿掉，你才收她2000多元钱？你真是的！”这话里的意思是今天让我捡了一个大便宜。我仍然装着不明白，对护士小姐说：“你们商量好价钱再告诉我，我明天早晨再来做吧！” “不用，你就在这里，手术很快的！”不知何时，领我来的老太太溜了进来，站在我的身后说。我露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说：“我遇上这种事情，我很害怕呀！” “不用慌，我们这里做的手术都有几十例了，无一发生意外的。对了，你中午吃了饭了没有？因为要做全麻手术，吃了饭就不行！” 正愁不知道怎样才能脱身，一听这话，我赶紧说中午吃得很抱。对方还是不让我走，只叫我在手术台上休息三个小时，再做手术。我坚持要回宾馆休息，就这样，在她们的眼皮底下溜之大吉。 与香港朋友一同走出门来，老太太说的那个也来做手术的香港女子还坐在那里。见我没做手术，她很惊讶，主动与我搭话，对我进行直观的形象教育：“我刚刚做了手术出来，你看，一点都不痛的，我还能自己出门呢？”她神态自若地看着我，还拍拍自己的肚子。 香港朋友告诉我，刚才，她根本没做手术，也是一个“医托”。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手术科，了解有关人流手术的情况。妇产科主任告诉我，港澳台的同胞或外地客来深圳看病，多半找政府大医院，也多数相信他们。但是，某些别有用心的“医托”在利益的驱动下，游说与哄骗病友，确实能给一些经营性的诊所或个体诊所带来相当大的利润。 在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我还了解到，为了有效地打击“医托”，妇产科早已推出了中午照例手术的举措。在妇产科手术室的门口，张贴着一张告示： 敬告各位女病友：现今，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医托”，利用哄骗、造谣等手法，诽谤我妇产科的声誉，将病友带到个体诊所。对此情况，希望广大女病友提高警惕，切勿上当。 “医托”究竟要把病人拉向何方？ 有位略知一二的医生告诉我，要了解“医托”的行动，不妨到罗湖口岸出境处，那里，也分散着部分“医托”。 下午1点20分，我拿着记者证混进了入境的人群，先走进出境大厅二楼，再从二楼大摇大摆地走出来，顺着熙来攘往的人流步出大门，想看看有没有“拉客仔”会“看上”我？ 大厅外阳光灿烂。密密匝匝的人流涌出门外，马上就分散在口岸前四通八达的通道上。距离大厅仅有三四米的地方，站着一堆堆翘首观望的人群。原先我一直以为这些人是来接送香港亲友的。其实，他们是各种各样的生意人。有的拿着一叠酒店与招待所的资料，边看人边散发；有的是等你走进问你换不换港币；还有的是拉远途客去东美等地的的士司机。我皱着眉头，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十足一个痛苦的病人。 “小姐，是不是来睇病（看病）的？”见我在出境门口左顾右盼，一位瘦削的广东本地男人和我打招呼。他皮肤黝黑，个头仅有1米60左右，拖着一双断了几跟带子的凉鞋，上身穿着棉质背心，下着一条黑短裤，头发剪得很怪，全部耸起，如同一个小刺猬。 我赶紧点点头，用普通话说：“先生，麻烦你，我不会讲广东话，不过，我的确是来看病的。” “小姐，看你的打扮，像是台湾来的，你是不是台胞？”他打量着我，自作聪明地笑了。 你说是就是吧！我对他点点头，将墨镜从鼻梁上取下，指着我的嘴巴说：“我在香港公司做文秘的，这段时间，我的虫牙又痛了起来，香港看牙病太贵，我来大陆看看牙齿……” 他的眼睛立时发亮，对着前方一指：“喏，我带你去一家诊所，牙科看得很好，连我们的区委书记的牙都是他看好的。深圳这个地方，好多大医院都是政府医院，医疗水平很差的，医生个个边上班边看股票机炒股票。我认识的这个牙医，现在有好多香港人请他看，还有人出钱请他到香港去开诊所……” 这个“医托”真是嘴皮抹油，越说越来劲了！ “好啦！我下午还有一单生意要回香港，你赶紧带我去吧！” 还是这句话管用。小伙子赶紧往前冲，边走边帮我分开人流。将我带到火车站东广场的士车停靠站。顺手叫了辆出租车，捎上我往目的地飞奔而去。 真稀奇。哄人看病还请病人乘出租车，这个投资价格还真不菲，要是我不看病，他不是蚀了本么？正在怔忡之间，出租车走街窜巷，到了东门一栋小洋楼前，今天还好，没有堵车，他只付了的土司机17元钱。 他招呼我下车，领着我走上二楼。 这是一间个体诊所，占了三间大房，有两张专用牙科用椅，人不多，一位护士在看书，一位40岁左右的牙科大夫正悠闲地和人聊天。见我走进来，他们全都热情地围了上来。 “哪只牙齿不舒服？让我看看？”牙医拿了一只棉签就要我张嘴。我指着我的一颗虫牙给他看。他仔细研究了半天，开的价格把我吓了一跳。 “小姐，你这只牙的牙根断裂了。你在当年内没有补齐，我先要将你的坏牙上药，修补一下，你下次来的时候，我再帮你补上！” “多少钱？”我关心的就是这个。 “这一颗牙比较麻烦，它还连带着三颗坏牙，这种工作就不是简单的了，你必须全部搞定，才不会痛苦。” “那到底要多少钱？”我追问。 “2800元！”他又补充道：“这可算是便宜的，你要到政府医院去，既看不好态度又差，起码收你3000元。” 我对他说：“今天没带那么多钱，下次再来看吧！” “这样吧，你的牙需要紧急修补，你先交一点定金，我先收你600元钱，下次再来时一并搞走。” 我将头摇得像个拨浪鼓，然后飞速地、不打一声招呼地跑了。我回头看见，那个医生对拉我来看病的男人嘀咕了一番，两人好似要冲过来抓我似的，但我已下到楼底，汇入东门的人流中，我是安全的了。 深圳市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职工告诉记者，在门诊部门口，常年游荡着三位“医托”。一位是50开外的老太太，我在这组连续报道的开篇中曾经提到过她。另二人是一对兄弟，年龄都在30岁左右，身高都在1米60以下。据知情医生说，两兄弟与老太太有点亲戚关系。 遭逢了老太太之后，我大致地知道了老太太的一些情况。我原以为她是“三无人员”，事实上，她是有深圳户口的本埠市民。原在人民医院做护理工作，退休后闲得发慌，受在外面开诊所的熟医生之托，熟门熟路地做起了“医托”。她有四个子女，二男二女。老大在香港做建筑工人，老二是女孩，嫁给了香港人。老三在人民医院当司机，四女儿还待字闺中。 我第三天在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大门口，与老太太打了个照面，她有些吃惊地看着我，我头一低，走进门内。从二楼的窗口往下望，看见门外的老太太正与兄弟俩嘀咕些什么。看来，在这里继续了解情况是不行的了，老太太对我已经心存疑虑。 好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决定移师红会医院。中午，我在红会医院的门口逡巡，专等“医托”的垂青。 这是一个暑热袭人的午后，正规医院中午休息，就诊者不得不等候医生上班。这也是“医托”们争夺客源的最好时机。我游游逛逛的举动，引起了一位年轻女子的注意。她迟迟疑疑地审视我，然后，闲荡似地走到我的身边。 “你有什么不舒服？”她很好心地问。她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打扮比较时髦，上身透视装，下着一条白色马裤。 我唉声叹气地说：“我是在宝安一家公司上班的，听说这个医院的整容整得很好，我特地请了假过来，路上堵车，赶到医院门口医生已经下班了。我只好在这里等到他们下午上班，看看能不能做个双眼皮手术。” “大姐，你看我的这双眼睛怎么样？”她眨着眼睛对我笑了。“我这双眼睛也是做出来的喔！这里的整容大夫个个在外边挂靠小诊所，整容手术比他们上班时还认真。他们可以在外边的小诊所隆胸，可以割双眼皮，还可以做任何一种整容手术。” 怕我不相信，她又添油加醋地说：“我前段时间还介绍了两三位香港女子做隆胸手术呢，遇上我是她们的幸运。”我立即抓住这句话，问她是不是专门帮助别人介绍医生的，她坦率地承认说：“是的，我原先想割双眼皮，在这里遇上一个老大姐，老大姐给我找了一个好医生，后来，也介绍我做起了这一行。” 我表示对这一行感兴趣，就问：“做这一行有什么特殊的规矩吗？我在公司的待遇太差，如果这一行有希望，我倒想试一试。” 我不提整容的事，却想参加她那一行抢她的饭碗，她有些警觉，不怎么吭声。为了继续了解“医托”的情况，我邀请她一同到小餐馆吃饭。我还告诉她，我有好多朋友，希望能够找到可靠的医生做隆胸、修整下颌等整容手术，请她多关照。她立即绽开了笑脸，频频点头。 在黄木岗村内一间干净而雅致的小酒楼里，两个女人边吃边聊天。从她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略为知道她的身世。她是因为婚姻失败，才来深圳闯世界的。求租住房时认识了一位40多岁的老大姐。这位老大姐原先在红会医院留医部当护工，干了三年，因为关系不硬被人替换。大姐原本结识了一帮“医托”，一气之下，干脆追随他们做起了正宗的“医托”。她起先并不知道，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大姐，早出晚归于的是这种近似于“拉皮条”的生意。后来，大姐得了肝炎，回到梅县老家休养去了。她自己所在的公司因经营不善，每况愈下，最后工资都发不出。不得已，她联络上大姐的几个“同行”，开始“前赴后继”地分散在各个政府医院门口做“医托”。 我问她一次收入多少，她伸出一个巴掌，笑笑说：“50元至300元，这是一次性的，都是些小毛小病，大的手术，轮到要动刀子了，可以要到30％的钱。”她认为这钱虽然不好赚，但是逮着一单便是一单，收入虽说有高有低，月收入最起码也在两三千元左右。 也许是吃了人家的嘴软吧，吃完饭后，她开始邀请我加盟这个队伍。“医托”的范围很广，她还是专攻整容方面，这种手术风险性并不大，比起香港价格低廉，港澳女同胞愿意来深整容。她认为我要干就跟着她干这个，还可以做人流手术的推荐，前景十分看好。至于此种行为的对错好坏，她认为，现在各大酒店都在拉客，银行还拉存款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拉客人去看医生？ 她约我第二天中午碰面，刚巧是星期六，香港人多一些，生意好做一点。 在阳光底下同她告别，心情并不轻松。 就在我这组连续报道陆续见报后，居住在宝安新城的市民也给我打电话报料：在宝安区人民医院和宝安区中医院门口，也活跃着一批“医托”。他们希望我能去宝安揭开那里的“医托”的真面目。 这些天来，顶着盛夏毒辣的太阳，我在几个正规医院的门口徘徊与探访，在追踪“医托”的辛苦过程中，结识了不少正规医院的医生朋友。他们对“医托”现象深恶痛绝。他们认为，“医托”现象是深圳市医疗市场不正常竞争的畸形产物。同时，医疗市场是高风险的行业，来不得半点虚假与马虎。他们希望广大病友认清“医托”面目，抵制某些经营性医院与个体小诊所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联手坑蒙病人的伎俩。 一位在深圳工作了17年的老医生，给我讲述了“医托”产生的背景和它的历史。 早在70年代末就有“医托”。当时香港政府法律不允许做“人流”。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做“人流”的港澳同胞就只有跨过深圳河解决这一难题。那时，市内各大医院对港澳同胞实行加倍收费，而且规定收取“港币”与“外汇券”。这方面的收入曾经是深圳医院的一项重要的外汇收入。这一块市场蛋糕，一些地下诊所以及个人承包经营的诊所、门诊部的老板，自然是垂涎三尺，急于切一块下来落人自己的腰包。就在这些设备落后、技术条件差的地下诊所和个人承包的诊所、门诊部在和政府医院的激烈竞争中，“医托”便应运而生。有人证实，这些“医托”靠“拉客”赚了钱，在深圳的草埔一带盖起了楼房。这些“医托”用欺骗手段拉病人，再由其所服务的诊所、门诊部吓病人（将一般的皮肤病说成性病）、骗病人（说政府医院的服务态度不好，原政府医院某某主任退休开了个人的门诊部等等）、宰病人（以高出政府医院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收费）。由拉来做“人流”的港澳台同胞，发展到拉来治性病、皮肤病、鼻炎、整容等境内外病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不正当的竞争，严重搞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损害了政府医院形象，延误了病人的诊治，损害了病人的利益。 我在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采访时，门诊部的负责人气愤地说，这些“医托”猖撅到竟敢在妇产科候诊室把病人拉出去的地步，并威胁候诊护土。门诊部曾多次将这些“医托”扭送到派出所。这些“医托”人员经常变换，为了认识他们，门诊部的领导。办公室人员经常中午不休息，在四楼天台、立交桥、门诊部马路对面的新城酒家观察、识别、寻找，极大地影响了正常工作秩序。 有一次，某负责人劝阻一个“医托”时，这个“医托”落荒而逃，刚跳过建设路栏杆时，与一辆行驶中的汽车相遇，汽车紧急刹车，只差几厘米就撞上“医托”了，破坏医疗秩序和违反交通规则差点让他送命。 为了治理“医托”，门诊部向派出所写情况汇报，向巡警求援，向医政监察大队汇报，向院保卫科报告请求处理，还在门诊部的大门口增设保安，张贴告示，告诫病人不要上当。 由于没有相关的治理“医托”的法律条文，缺乏证据，派出所只有将这些人教育一下就放人。这些“医托”们屡禁不绝，越来越嚣张。第一门诊部的领导来抓他们，他们就在路边拿石头相威胁，并多次打电话进行骚扰与恐吓。门诊部在门口增设保安，他们就退到门诊部的邻居——邮电局门口以及立交桥头拦截病人。上下午开诊时病人多，“医托”干脆就混在病人中间，伺机游说拉客，可以说是防不胜防。 在“医托”之间混迹了三四天之后，记者采访了市卫生局医政处乔柏顺处长。乔处长认为，“医托”是违法的，是不正当竞争的派生物。我给你钱，你把病人给我骗来，不仅违反了不正当的竞争法，还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托”也是一种设圈套的欺骗行为。 1999年上半年，公安部与卫生部联手合作，专门发出《关于查处违法医托的通知》，打击“医托”市场。面对“医托”这一丑陋现象，建议市民相信政府医院，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虽然“医托”的生存有它的赖以生存的市场，但最重要的是，要教育市民、引导市民，打击“医托”。 几天来，记者明查暗访，发觉个别社会医疗机构，由于加大了投资力度，其医疗设备和条件具有较高水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要主动打击“医托”市场，这就要求我们的正规医院，尤其是政府医院，必须提高医疗水平和医疗质量，加强服务意识，一切为病人着想，降低费用，缩短简化看病过程，让所有的病人如沐春风，那样，“医托”市场才能够逐步地萎缩与消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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