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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心孤诣研战术，未雨绸缪演战争； 环形编队具雏形，潜艇理论最先进。 对于海军中校尼米兹而言，海军军事学院是他心目中的圣殿。但尼米兹对于这个心中圣殿，并非只有敬畏，事实上，他一直是海军军事理论的探索者、研究者和实施者。早在1912年，27岁的尼米兹就以海军上尉的军衔应邀到海军军事学院讲授潜艇课程。那时，尼米兹就很珍视这一殊荣，就像完成每一项艰巨任务一样，他下大力气做了详细的案头准备。1912年6月20日，在位于罗得岛新港他久已向往的学院内，他作了题为“潜水艇的防御和进攻技术”的条例讲座。同年12月，讲稿的非保密部分在《海军学会文件汇编》上发表，赢得了广泛注目和赞誉，成为有关潜艇理论研究的新锐之作。从此，尼米兹注意将丰富的航海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为他日后的教学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过，在他那篇富有见地的论文中，他也没有预见到潜艇的巨大作用。像当时多数海军军官一样，他认为潜艇是保卫港口和海岸舰队的辅助力量。直到德国潜艇摧毁了美国非武装的商船队之后，他才如梦方醒，意识到潜艇在战时可以作为一种强大的杀伤力量来使用，尤其在阻遏重要的后勤运输线路方面。 10年过去了，已是海军中校的尼米兹又可以重返军事学院，汲取丰富的知识养分，在新的高度回溯和分析海军战略战术的发展演化；在蓝色的海洋图上，展开想象的翅膀，排兵布阵，探讨应付未来战争的良方妙策。对于尼米兹而言，这真是一件十分惬意，又相当难得的机会。 尼米兹的家庭也像一只游动的浮船，随着他际遇的不断变化而东迁西移。尼米兹夫妇带着3个孩子和一只小哈叭狗波利，乘坐“阿贡尼”号运输舰，一路艰辛，从檀香山搬到新港。几经周折，终于有了一套三层的楼房和一个宽敞的院落。由于受罢工影响，煤量供应不足。尼米兹一家在咳嗽声和劣质煤的烟尘中度过了一个奇寒无比的冬天。尼米兹夫人和孩子们每每回忆起在“那所鬼房子”里度过的寒冬，都会感到不寒而栗。 然而，尼米兹却念念不忘在新港的那段时光。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学习研究上，白天，他听课、参加军事演习、或者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论文；晚上，则广泛涉猎有关战略战术的著作、战争史、海军史和名人传记。他一直认为，在新港的11个月比其他任何经历都重要，为他后来在战时担负指挥工作奠定了基础。因此，尼米兹称这段经历为“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任职之一”。 大约40年以后，他给海军军事学院院长查尔斯·洛·梅尔森海军中将的一封信中描绘了当时的学习情况。他写到： 我们一直以日本为演习的假想敌，所上的课程内容非常全面，因而在 二战开始以后，对于在太平洋海域发生的事件并没有始料不及之感，也不 是毫无准备。当时要求每个学生都制订横跨太平洋作战的后勤供应方案， 我们确实对此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我在战时及平时取得的战略和战术 上的成就，应归功于海军军事学院。 显然，尼米兹在军事学院所接受的目标明确、切合实际的教育很重要，使他在专业领域能够高屋建领、重点突出，大大提高和开拓了一个高级指挥官必备的预见能力及广阔视野。他对太平洋的地理、战略和后勤供应问题的思考，为战争爆发后迅速实施各种有效的方案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基础。人们有一种感觉，似乎尼米兹在海军学院的废寝忘食、扎实积累都是为了在可以预见到的太平洋海战中一展雄风。 值得指出的是，当尼米兹初入海军学院时，美国海军正处于长期休战状态下的停滞甚至削弱时期。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会议开幕。美国国务卿休斯提出一项削减海军军备的建议：停止建造主力舰，并把现有战列舰报废；英、美、日、意、法诸国的海军吨位依次限制在5：5：3：1．7：1．7的比例之内。同时，对刚刚在海军中出现的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也要求遵守类似的限制比例。 休斯向与会代表声称，美国准备报废30艘主力舰（其中15艘业已建成、15艘正在建造，总吨位达845、740吨），评论家们事后风趣地说，加上英、日被吁请报废的舰只，休斯等于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内，“击沉”了66艘战列舰和巡洋舰。这个数字比全世界的海军上将在几个世纪内击毁的军舰还要多。 休斯的大胆动议，使各国外交官和美国很多海军将领为之震惊。这次会议，一般人都看作是美国外交上的胜利，而许多海军军官则认为这是美国海军的灾难。有些人站在美国海军兴衰的角度指出，此举影响了美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一些新设计的舰种被迫下马了。 国会拨给海军的经费难以维持海上舰队的正常运作。海军军官们把时间都花在办公室里了，即使出海，也受到燃料的严格限制。提倡节约走到了极端的程度。一位历史学家举例说，舰上有一个青年军官竟建议夜航时不开夜航灯，连碰撞的危险都可以置于不顾。事实上，这种“节约”是毫无价值的。一位高级军官对此极为痛心，他说：“在那种情况下，铅笔头磨得比刀剑还要锋利，许多人忘记了战争正在临近。” 一些海军官员为此另谋他就。尼米兹则全然不为所动，他摒弃各种消极因素的干扰，潜心研究海战史中的战斗编队问题，他饶有兴趣地撰写有关日德兰海战的论文。日德兰海战发生于1916年，英国皇家海军250艘舰艇组成的舰队同德国远洋舰队在北海进行了一场大海战。英国付出了较德国更重的代价，但使制海权没有旁落。 英德双方舰队各出动百艘以上的舰只进行一次海战，在以往海战史中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英国皇家海军约翰·杰利科将军舰队的复杂编队及所带来的指挥上的特殊问题，引起了尼米兹和众多学者的高度重视。杰利科将军的编队，仅战列舰就分为6路纵队。战列舰队形的前面是巡洋舰和驱逐舰的纵队，长达20海里。调动这个阵式的舰只，需要复杂的指挥和一整套信号规定。而把战列舰展开成一路纵队投入战斗，则需要准确掌握好时间和方位。一位军官讲述日德兰海战中展开队形的情况时说：“像那样调动舰只，水兵们过去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 但是，像这样庞大的配有几个支援梯队的长方形队形，由于四面延伸，要变成纵队队形相当麻烦，这也是日德兰海战英舰损失巨大的一个原因。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经过众多学者的反复研究，终于使难以处理的编队问题找到了合理的答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方案的主要设计者，是尼米兹在海军军事学院和海军军官学院的同班同学罗斯科·C·麦克福尔海军中校，而尼米兹则是该方案的主要倡导者和推行者。麦克福尔的方案即是名噪一时的“环形编队方案”，即把担任护卫任务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围绕战列舰摆成向心的若干环形队形。这种摆法的好处在于，便于集中防空火力，并能在一个信号指挥下统一行动，从而可以有效地改变整个队形的前进方向。实践证明，这种编队的舰只易于展开成纵队，且相对节省时间。尼米兹对此评价道：“环形队形非常机动，给我们的印象很深。” 尼米兹确认了这种编队的有效性，并积极进行推广说服工作，甚至说服自己的上司。当时一些高级指挥官不喜欢让他们的战列舰在队形包围之中孤零零地行进。所幸的是，尼米兹得到了极为赏识他的罗比森将军的支持。罗比森认为，这种队形容易变化，机动性强，易于掌握。为了避免潜艇袭击，整个舰队可以迅速驶向相反的航向或向一侧机动。只要与基准舰保持一定的方位和距离，整个舰队就可以一起行动。在展开成一字战斗队形时，一艘指定的战列舰带头离开环形编队，巡洋舰和驱逐舰就能向编队的两端机动。罗比森命令尼米兹和其他部属多次进行环形编队实验，取得了大量的收获。 环形编队的主要缺点是，难以保存编队位置。除了在基准舰正前方、后方或横向的舰只外，保持编队队形是一项艰巨而又花费时间的任务，不仅需要经常变换航向，而且还要经常变换航速。当时还没有雷达，在夜间无法保持环形编队的阵位。 尼米兹没有气馁，他开始思考将航空母舰和舰队编在一起的问题。他用“兰利”号航空母舰在环形编队中做试验，结果很令人满意。尼米兹日后谈到：“我认为那时的战术演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航空母舰的航空兵大队以及以后派生出来的各种特混舰队的航行队形奠定了基础。” 日德兰海战期间，有时相互敌对的舰只会在高速行驶中迎头相撞。为了避免这一现象发生，同时躲过鱼雷的袭击，并保持同敌交火的能力，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比较准确的侦察和及时的报告能力，以及比轻巡洋舰瞭望镜看得更远的设备。为此，英国皇家舰队得出的结论是：发展能运载飞机的航空母舰。此观点在美国海军高层人士中引起了广泛震动和激烈争论。一些军官认为飞机只能执行侦察和测报弹着点的任务，而具有远见的军官则预感到，航空母舰将在海上作战中执行更为广泛的任务。尼米兹所在的海军学院院长威廉·西姆斯海军少将尽管来自于战列舰，却是主张发展航空母舰的重要官员之一。早在快速航空母舰特遣部队出现之前20年，他就在学院的图上作业中把航空母舰的兵力计算在内。他认为，航空母舰舰载飞机的攻击半径远远超过战列舰的炮火射程。在海战中两只相隔数千里，彼此看不到对方的军舰，只能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去进行攻击和反攻击，而战列舰的防空和防水下袭击的问题却很复杂，而且难以解决。因此，他断定：战列舰已经过时，战列舰的传统任务将被航空母舰所取代。未来战争中，配备有航空母舰的舰队将以自己的飞机轰炸和飞机投放鱼雷的方式将敌舰一扫而光。 1921年6月21日，空军准将比利·米切尔率7架双引擎轰炸机编队进行轰炸战舰的试验。轰炸目标是日德兰海战中的幸存者，德国老式无畏战舰“奥斯特弗里斯兰德”号。这个2．25万吨的庞然大物被拖到弗吉尼亚角的海面上。试验时，每架轰炸机都携带大批特制的Z000磅炸弹，第一枚炸弹在舰旁爆炸，接着是5枚炸弹连续爆炸，有的直接命中，有的贴近舰身爆炸，无畏式战舰先是舰首翘起，然后缓缓地倾覆沉没。据说，几个海军军官目睹此悲壮场面，不禁热泪盈眶。 尽管一些官员认为试验缺乏现实性，因为目标舰位置固定，又无防空能力、但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郎航空母舰连同它的舰载飞机不仅是进行侦察的优越工具，而且是进攻战中的攻坚武器。 1921年8月10日，美国建立了内战以来第一个航空局。航空局把根据华盛顿条约准备报废的3．3万吨的战斗巡洋舰“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改装成航空母舰，并于1927年编入现役。 尼米兹继续进行环形编队试验，并多次呼吁将“兰利”号航空母舰划归战列舰舰队，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他认为，为了防止潜艇和飞机的袭击，水面舰艇和航空母舰需要密切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相互保护的作用。 尼米兹的建议书经罗比森签发后送到海军部。但航空局拒绝了这一要求，理由是飞机起飞和着陆的技术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这确实是当时存在的难题。在1924年，飞行员和航空母舰仍靠信鸽进行通讯联络。但尼米兹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加之罗比森将军对此施加了压力，“兰利”号终在1924年11月划归战列舰舰队。 1930年，福雷斯特·P·谢尔曼少校主张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编成环形的特混舰队队形。但那时的航空母舰始终没有配备固定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掩护部队。直到1941年12月日本空袭珍珠港之后，航空母舰才正式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舰只，而新型的快速战列舰则降格为航空母舰的护卫舰。二战期间，几乎所有参战国的海军都采用了美国式的环形编队。这种编队，至今仍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海军所沿用。 从美国的海军发展史来看，尼米兹倡导和推广的这项战术上的革新，如同17世纪英国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将军们在英国帆船队中推行纵队编队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鉴于当时的历史局限，那时，人们并未充分意识到它的价值。 1925年春夏期间，美国联合舰队进行了保卫夏威夷群岛的演习。同年10月，罗比森被任命为海军最高作战指挥官——美国舰队总司令。他继续留任尼米兹为他的副官、助理参谋长和战术官。一年以后，两人同时被调往陆地工作。 尼米兹的儿子小切斯特认为，他父亲担任罗比森将军的副手是使其得以步步高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尼米兹则认为，他的下一个任命才更具有决定意义。尼米兹重返西海岸，去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组织海军后备军官训练团。他是6名被指定的军官之一。 为了充实国防力量，美国海军部提议，在一些大学中组织学生成立“海军后备军官训练团”，由军方资助学生上学，在学校进行训练，寒暑假去部队实习，毕业后任命为现役后备军官。该提案于1925年3月经国会批准，于1926年7月起在哈佛大学、西北大学、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乔治亚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立了相应的训练机构。 尼米兹是个彻底的正规海军军官论者，但他也赞成有一定数量非正规军官服现役。尽管他并不认为这项任命是他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还是决心一如既往地把工作做好。池考虑的是，在一项新计划中创造佳绩，同样可以引人注目。实际上，尼米兹之所以被海军部指定为军事教官，正是因为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总是能在所从事的工作领域内取得不同凡响的成绩。当然，此项任命还得益于颇有影响的威廉·D·普利斯顿海军上校的大力举荐。普利斯顿是海军元老，《马汉传记》的作者，他对尼米兹日益增长的声誉十分关注。 航海局宣布，所有委派到各大学的军官都将是该校的教员，其中海军科学和战术专业的教授将享受系主任的待遇。有一个只获得过非正式大学学士学位的41岁的海军中校，却在一个大学里担任一个系的领导职务。这使得一些自命不凡的教员们多少有些嫉妒，并难以接受，尤其是那些头发花白、靠多年执教和著书立说才慢慢由讲师爬到副教授、教授位置的人们，心里更加不平衡。 尼米兹准备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领航课中讲授航海天文，这一计划被学校天文系主任视作“戗行”行为，他在系主任会议上近乎大发雷霆地说：“在这个学校里，除了我选择的人以外，谁也不准在此讲授天文课！” 尼米兹不急不恼地问那位系主任：“那么请你给海军军官讲授他们必修的天文课好吗？” 那位主任恶狠狠地回答，他的系里将要开设这门课。 尼米兹说：“那很好，我们一星期只能有几个小时用于军事课，如果把天文课交给学校开设，那就得多给我们一些讲课时间。” 尼米兹以其杰出的与人交往的本领和对教育工作的足够兴趣逐渐打开了局面，他本人也赢得了学校多数同行的尊敬。 1926年秋天，当尼米兹初来乍到筹建训练团的时候，曾担心能否招够学生。因为训练团的学员没有额外补助，却要在完成规定课程之外，增加军事训练和海军专业课，夏季还要参加航海训练。 招生广告贴出以后，尼米兹身着笔挺的白色海军军服，常常心神不安地在校园里打转儿，借以物色和动员学生。但报名结果出乎他的意料，比规定人数还多20名，最后只好忍痛删去一些人。 对加利福尼亚大学而言，成立海军后备军官训练团是一项新的尝试。尼米兹对此作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和宣传工作，使这项计划一开始就受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同时也吸引了一部分教职员工。尼米兹向教授中的同行学习，反过来也能使他们增加知识。他的诙谐性格和见多识广的阅历不仅赢得学校教员的好感，更受到学生们的爱戴。 航空系主任鲍德温·伍茨每次因事外出时，总是请尼米兹代课。他说：“你能给我的学生讲许多他们应当知道的东西。” 尼米兹对待学生平易近人，像师长，又像朋友。他与他们一起打手球、网球。周末时，总是邀请一些学生去他家吃饭。而学生们也不忘记他们的老师，训练团的年轻人成立了海军军官俱乐部，每逢举办舞会，他们都要邀请尼米兹夫妇参加。尼米兹夫人同学员跳，尼米兹同他们请来的舞伴跳。 尼米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还有另一项业绩，即给学校晋级委员会和教员选拔调查委员会制定了一套新的工作表现及成就的评估标准，这份标准更加实用、客观，而不是过分看重有无出版著述。 尼米兹总是善于发现别人注意不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他发现地方学校松散的教学管理并不适合未来海军军官的发展。由于过分提倡学术自由，学生们几乎完全通过自学的方式获取知识，只需应讨一月一次或一学期一次的考试就行了。而尼米兹则认为，未来的后备役军官需要更多的知识，应比普通大学的学生更用功一些。因此，需要适当地督促和约束，但讲授形式应该灵活，注意调动他们的主动参与精神。 每节课开始，他总要测验一下学生预习的情况。讲授之前，先让学员抽纸签，纸签上写着当天课程中的难题，让学员把答案写在考卷上。然后，用20分钟解答问题，讲课30分钟。讲课时允许学生自由提问，课后将考卷迅速评出分来。 罗比森将军对门徒尼米兹的教学探索很感兴趣。1928年，当他就任尼米兹的母校——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校长之后，决定采用尼米兹的教学方法。罗比森以后的几任校长也继续推行尼米兹的教学法。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二战结束之后，海军军官学校一直坚持天天测验、天天记分的制度。直到1970年，美海军军官学校才重新采纳普通大学的教学法。 在陆上工作，对于尼米兹的家庭来说是一件幸事。他的长期飘泊的家终于可以相对稳定地“抛锚”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了。南希刚上小学，而小切斯特和小凯瑟琳正是茁壮成长的年龄，在学习上迫切需要父亲的点拨和指引。尼米兹也不遗余力地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他总是设法激励和增添他们的自信心，并引导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发生兴趣，一旦儿女们流露出这种爱好，他会大加表扬，然后全力给予支持，有时热心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 一天晚饭后，女儿小凯瑟琳偶尔提到要了解一下日德兰战争的情况，尼米兹顿时来了兴致。要知道，在军事学院他曾花费了几个月时间精心研究和撰写有关这次战斗的论文。 当女儿拿着《大英百科全书》J卷回到餐厅的时候，餐桌上除了盐瓶和胡椒瓶外一切都已收拾停当。望着女儿略带诧异的目光，尼米兹认真地说：“你不是要准备有关日德兰战争的材料吗？” “是的。写半张纸就够了。” 但是尼米兹已经摆好了大讲特讲的架式。他示意女儿坐下，然后用盐瓶和胡椒瓶做象征德国远洋舰队和英国舰队的道具，讲了整整两个小时。从头至尾描述和分析了这次战斗的整个过程。小凯瑟琳尽管兴致不高，但还是耐心听完父亲的讲诉，并零零星垦地做了笔记。她一生都无法忘记这个故事，只是从此注意不再在父亲面前提这场战斗。 尼米兹在学院工作，最令全家高兴的是终于可以有一个全家人结伴出游的假期了。1927年夏天，尼米兹全家驱车沿太平洋海岸一直到了华盛顿州。1928年，他们去塞拉斯高地露营，在埃科湖住了一星期，在塔霍湖也住了一星期。尼米兹用通常采用的办事效率来安排这几次旅行。旅行令孩子们十分开心。多年以后，女儿南希回忆说：“那些愉快的旅行对我们孩子来说十分带劲，但很难想象这些旅行对爸爸妈妈究竟有多大乐趣。” 尼米兹出色地完成了海军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创建工作，当他将伯克利海军后备军官训练团移交给好友布鲁斯·卡纳格的时候，训练团的学员已发展到150名，由6名现役军官和6名军士长负责训练。 这项短期内无法体现成就的教育工作是艰辛的，但也是难忘和有益的。尼米兹对教育工作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与那里的一些教师和学员长期保持联系，必要时候，也会助他们一臂之力。他希望儿子能像他一样考入海军军官学校；而对两个女儿，他则希望她们将来能到伯克利分校学习。 1927年9月，尼米兹被任命为临时海军上校。次年互月2日，被正式任命为海军上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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