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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 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简称欧佩克）的石油部长在这里开会两天，分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和讨论石油的产量和价格问题。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有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加蓬、印尼、伊拉克、伊朗、卡塔尔、科威特、利比亚、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阿联酋等。这个组织的秘书处原来设在日内瓦，1965年迁到维也纳。石油部长会议一般每年两次，近几年来大都在维也纳举行，有时也在日内瓦举行，这次会议由于石油价格的猛涨，吸引了更多的大石油公司的代表和记者到这里来打听消息和影响会议的进程。 欧佩克是在1960年为了保护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利益而成立的。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出口的原油价格极低，每桶原油只有5美元，世界大石油公司赚取了超额的利润。这个组织逐渐提高了原油的价格，在1980年6月10日又决定提高到每桶32美元，造成了第二次石油危机。6月23日7个西方工业国家首脑在威尼斯开会，宣布要大力减少石油消费，增加煤炭生产和开发新的能源。奥政府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采取了紧急的措施，包括限制汽车时速，实行汽油配给，并且发起了每周一天不用汽车的运动。 奥政府对石油部长们以及会场采取了十分严密的保安措施。在1975年12月21日石油部长们正在维也纳总部开会时，有5名武装恐怖分子突然冲进了会场，劫持了11个石油部长，在冲突中有3人被打死，另3人受伤。经过谈判，第二天恐怖分子被奥航飞机送去阿尔及尔，石油部长们和其他人员被释放。以后，每次部长们开会，奥政府都派出了大量保安人员严密保护，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石油国家的代表们在会议上对石油的价格和产量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一些温和派的国家的代表认为当前的石油价格已经很高，如果再要提高，将进一步推动石油消费国家开发石油资源，建设核电站，加强节能措施等，对石油输出国家不利，另一些激进派国家主张每桶再提高到34或35美元。为了稳定石油的价格，大家都同意限制石油产量，但各国的限额多少，引起更大的分歧。因为所有国家的预算大都靠石油收入，如果减少出口就有可能造成财政困难，因此达成妥协难度很大。而且，各国之间的关系好坏更使会议的讨论变得复杂。两伊武装冲突正在扩大，两国在会议上争吵加剧。这个组织秘书处的秘书长本来是商定按各个国家的第一个英文字母轮流担任的，今年应该由伊拉克人担任，可是伊朗坚决反对，最后不得不由后面的一个利比亚派人代理。而要这两个国家接受石油产量的限额，就更为困难。 石油输出国组织还每年举行一次年会，邀请各大石油公司，没有参加组织的石油生产国家的代表如埃及、墨西哥、挪威等参加，同参加组织的国家的代表一起商讨石油市场情况和价格等问题。一些生产石油的大国如美国、苏联、英国等也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参加，但我国一直没有被邀请过。一些国家的大使对我说，很多石油部长已经提出，中国已是石油生产大国，应该邀请中国作为观察员参加，估计今年下半年举行的年会将会邀请我国参加。石油问题对我来说则完全是一个新问题，看来应该赶快从头学起来才行。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五日 上午，我去维也纳东郊的中央公墓门口的小教堂参加了一位奥地利老朋友的葬礼后，一看还有一些时间，就去凭吊我久已想去的闻名世界的音乐大师的墓地。我沿着公墓笔直的大道往里面走去，在大道的尽头，矗立着一座在19世纪初修建的巴洛克式大教堂。在教堂前面左侧拐进去，沿着一条小路走不了几步，穿过一排松树，就看到了音乐大师的墓地。正面是一座用青铜制成的顶上站立着一个音乐女神雕像的莫扎特纪念碑。这是因为这位音乐大师36岁短暂的一生非常贫困和坎坷不幸，逝世后甚至买不起一块像样的墓地，只能埋葬在贫民的乱坟堆里。后来，他的朋友们凑钱为他修整了墓穴，并立了墓碑。由于有这一段值得纪念的历史，在19世纪末成立的奥音乐之友协会决定不把他的遗骨迁移到中央公墓的音乐大师墓地来，而是修建了一座纪念碑。莫扎特（1756—1791）和海顿（1732—1809）开创了欧洲古典主义音乐和歌剧的新时代，为维也纳成为世界音乐之乡奠定了基础。海顿的坟墓也不在中央公墓里，因为他过世前曾遗言希望安葬在他工作了近30年的在维也纳东北20多公里的铁城。 莫扎特纪念碑的后面是并排在一起的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坟墓。在贝多芬的白色大理石墓碑上，简朴地雕刻着一架涂了金的竖琴，下面写着：“贝多芬1770—1827”。在舒伯特的同样是大理石的墓碑上，雕刻着一个音乐女神正在给舒伯特戴上桂冠，也写着：“舒伯特1797—1828”。舒伯特比贝多芬小27岁，一直把自己看成是贝多芬的学生，在临终时要求同他埋葬在一起。他们生前都很清贫，原来都埋葬在一个小公墓里。到1888年，音乐之友协会才把他们一起迁移到中央公墓来，并按原样制作了较大的墓碑。贝多芬是德国人，后来在维也纳学习，成熟，和取得成功，把欧洲古典主义音乐推向了高峰。舒伯特完成了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阶段，并成为过渡到浪漫主义音乐的桥梁。 在他们墓地的对面，是我们同样很敬仰的音乐大师勃拉姆斯（1833—1897）的坟墓。在他的墓碑顶上，有一个他正对着乐谱沉思的胸像。在他墓地的旁边，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的坟墓，他的墓碑上镌刻着好几个音乐女神的浮雕，顶上有一个他微微笑着的头像，使人想起了他欢乐和诙谐的性格。我沿着小径走过去，就是他同名的父亲和大弟弟约瑟夫的坟墓，他的小弟弟爱德华的墓地不在这里。他们父子四人开创了圆舞曲和轻歌剧的新时代，把祖国最美好的一切都编织到了他们的旋律中去，给世界带来了青春、欢乐和幸福。在这些音乐大师墓地的周围，还有许多著名的音乐、戏剧、艺术、文艺界人士的坟墓。 前来这里凭吊音乐大师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很多是外国人，他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但对音乐大师的怀念却是完全一样的，在每一个墓上都放满了他们带来的鲜花。我在这墓地里徘徊良久，对这些艺术巨匠们奋斗的一生感慨不已，不禁想起了奥地利朋友常说的：多瑙河和维也纳森林孕育了无数的音乐巨匠，而他们的有声的诗篇又增添了音乐之乡的美丽可爱。 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前几天收到了部内转来的财政部给我们使馆的一封信件，说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国内正在研究成立审计署，要求使馆派人到在维也纳的国际审计长协会了解协会的性质和章程。 我们原先不知道在维也纳有这样一个机构，立刻给奥地利审计署打了电话，才知道国际审计长协会设在维也纳已多年，奥审计长就是这个协会的秘书长。 上午，我先拜访了奥审计长。在我说明来意后，他对我国长期未设审计长和审计组织感到非常惊讶，因而用不少时间向我解释了审计工作对经济建设特别是对财政的监督和审查、防止经费的浪费和贪污的重要性。 他对我国正在筹组审计组织感到高兴，希望加强奥中审计组织的往来和合作。 他说，奥地利的审计工作历史较长，经验也较多，因此国际审计长会议决定把协会的秘书处设在维也纳。 然后，他带我到离审计署不远的协会秘书处的办公室去。 协会在一座小楼的中间一层里，只有六个房间，工作人员五人，包括秘书长在内。他看到我有些惊奇，笑笑说，如果我们开支太大，用人过多，我们怎能去审计人家呢？ 正好在上几个星期，我国正在筹建的专利局的十多个同志来到维也纳接受专业培训。使馆事先接到国内的通知说他们要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乘什么飞机来。他们是到了机场由奥地利专利局的车子接到旅馆后才给使馆打电话来的，我去看望他们时也才知道国际专利协会在荷兰，而其欧洲分会则在维也纳，同审计署一样，奥专利局长是分会的秘书长。 我国正在筹建中的专利局同他们联系后，他们立刻表示同意我们派人来培训，学习半个月，不收费用。 在培训结束时，奥专利局还送了每个同志不少专业的材料。 从这两件事来看，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深不细。 部内已多次指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使馆应把更多的精力转到研究经济工作上来，为国内的经济建设牵线搭桥，引进资金技术。奥地利虽然是一个小国，面积和人口比我国的浙江省还小，但是一个发达的国家，而且过去是一个大帝国，肯定有许多方面在我们经济建设中是可以借鉴的。但我们工作做得不够，心中无数，难以向国内提出意见，而是国内先发现了，再向我们提出来的。为此，我同使馆同志们一起又学习了部内的指示，研究了改进工作的方法。 每个同志都深感到，世界上经济技术形势发展很快，有很多新变化，新问题，新观点，我们还不懂或者不太懂，只有很好学习，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内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 这些天来，我一直忙于联合国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分别在这里举行的妇女大会和青年大会。 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在维也纳联合国组织中，是两个很小的小组织，听起来名气很大，但经费很少，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平常没有什么活动。 这两个组织每4年差不多在同时开一次大会，与会代表的路费和食宿费用均自理，或由本人申请本国基金会赞助，所以多数国家不参加，参加国家的代表中大多数只有两三人，少数有五六人到十多人，而且西方国家的代表居多，因为申请基金会的赞助比较容易一些。 由于会议常常是在6月中夏季休假开始之前举行，代表们也好利用这个机会来一次“公费旅游”。 我国也没有派代表参加，所以一切都由我庖代了。 会议只开两天，讨论妇女和青年的一般福利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代表们各抒己见，没有什么争论。 我也各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 会场上人们走进走出，乱哄哄的，像在市场一样。会议结束之前，要推举下一届大会的正副主席，但这只是在开会时主持会议，休会时一点事也没有，绝大多数代表对此并不重视，因此采取协商的形式，不像联合国很多重要会议那样争吵激烈，还要进行投票。 会前，这两个组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美国里根总统的小女儿和罗马尼亚总统的大儿子要来参加会议。 罗马尼亚大使专门拜访了我，希望我在会上能支持他们总统的大儿子竞选青年大会的主席。 开会时，我先看到了里根的小女儿。 她是一个20多岁的普通的职业妇女，穿着很朴素，也没有涂脂抹粉。 她独立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公司里工作，并没有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且，听说她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反对核武器核战争，同她实行强硬政策的父亲的政见完全不合。 她在代表团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团员，看不出比别人高一头，代表团也没有特别优待她，更没有要给她谋个妇女大会的主席当。 在开始时，我却没有看到罗马尼亚总统的大儿子，陪同他来的助手在替他开会，说他参观去了。直到闭幕会要推举新的主席副主席时，我才看到了他。 代表们在协商时大多数同意推选他为下一届大会的主席，也没有提出另外的人选。他在当选后，得意洋洋地讲了很长的话，也不管别人是不是在听。后来，罗马尼亚大使看到我时，还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说罗马尼亚新闻媒体都在显著地位报道了他当选青年大会主席的消息。 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常常想起作为父母究竟应该怎样教育和对待自己的子女，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和不做些什么，什么对他们是好的和什么对他们是不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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