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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六年三月，林伯渠与堂兄林修梅一起，来到设在安福县城的道水书院就读。 道水书院创建于一八○四年，九十多年来书院在教育事业上并无重大进展，它培养出来的人，大都是钻营仕途者，或年轻的老朽。但近年来开始有点变化。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而初步发展起来。一八九五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创办湖南矿务总局，开采铅、锌、锑、锡、黄金等矿产。同时，对教育制度也作了一些变革。湖南学政江标，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对于八股文甚为鄙薄，岁考取士，凡文体奇特、不囿于八股格式的多被取录，从而使全省文风大变。这股清风也吹到了道水书院。一八九六年初，林伯渠的父亲应聘为该书院山长，他把儿子和侄儿带来书院学习。到职后不及一月，他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国子监进修。他的儿子和侄儿仍留在书院学习。这时，道水书院设有四部（经、史、子、集）精选、四部专读、万国坤舆（地理）、万国史记、算学、格知初步等课程，还订有《申报》和《万国公报》，供师生们自由阅览，了解和研究国内外大势。 林伯渠从山村的私塾，来到这个县城的新书院，感到非常新鲜，抱有很大希望。可是书院改革伊始，困难重重，书院开的新课，是由几个中年教师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后才勉强讲授的，当他们把这刚刚学来的知识讲完后，便再也无法继续讲授下去了，新课大都变成了“空课”。林伯渠无可奈何，只好以主要精力研读古籍。 林伯渠在书院教谕的指导下，学习了王阳明的著作。他首先感兴趣的是王阳明的《大学问》，因为在私塾时读过《大学》等书，现在他从《大学问》中，得到了关于“格物”、“致知”等概念的新的解释，感到既在复习，又在新学。少年时代的林伯渠自然无力对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体系作出科学的判别，但他从王阳明的《大学问》、《传习录》中，却学到了一些有益的东西。他感到王阳明注重人心的作用，可以使人们在做人作事中看到自己的力量，不依赖命运和神鬼，少依赖环境和条件；在自我修养中要严以律己，注重慎独，做到言行一致。这些，对他后来加强自我修养和启发教育他人，都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一三年流亡日本时，他就曾多次引用王阳明的言论以自责、自励。 林伯渠的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轨道上继续滑行的岁月，他在湘西的山乡目睹贫苦农民衣衫褴褛、日食维艰，甚至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种种凄凉景象，同时也闻知太平军攻克常德、澧州等地的英雄事迹，以及当地农民起义失败惨遭杀戮的情景。例如他就曾听人们讲述过，一八九○年九月，澧州哥老会首领廖星阶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率领会党二百余人携刀带棍，拥进作恶多端的团总、监生杜彩珍家，将他杀死。几天以后，又率众进袭澧州城，被反动武装击败，廖星阶避走不及，为巡缉营拿获。次年，他与会首徐树堂被押解省城杀害。被捕的陈启元、鲁详美、石盛旦等头目，亦先后被就地处死。其他会党分子有的被押往边疆充军，有的在本籍监锁。林伯渠来到道水书院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凡此种种，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云。 林伯渠开始伤时忧国，同情劳动人民，除了社会时势对他的潜移默化外，与其父对他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林伯渠父亲林鸿仪是个思想与时俱进较为开明的人士。他在林伯渠将入道水书院肄业时，曾经慨然叹道：“日本国……历代以来，虽与中国启衅，而为害犹浅。乃去年一役（按：指甲午战争），涂毒我生灵，割据我土地，重耗我金币，岂其中政教之果有以胜人耶？抑中国之孱弱实甚耶？”①他对自己的家乡安福县，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到处是鸦片烟馆，感到十分痛心，曾经写道：“洋烟之害人，至今日而益烈。吾乡前五年并无烟馆，今且累累相望矣。此殆于刀兵水火之外，又添一劫运也。”②他自己衣食无虞，但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却深感忧虑。就在应聘道水书院山长前夕，曾奉县命去考察邻县石门的雄磺矿和天门书院。他看到有上千工人的雄磺矿，名为官办，实为豪强所占，他们唯利是图，不顾工人死活。矿洞深暗、坡陡，工人偶有失足，便粉身碎骨，而劳动所得却“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因而书成一绝： 是谁凿破混沌天，石洞幽深百丈悬。 上下千人纷若蚁，生涯大半在黄泉。③ -------- ①②③ 林鸿仪：《日记》，１８９６年农历３月２日、１月２１日、３月１１日。 林鸿仪这种对待帝国主义、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对林伯渠有很大影响。他诵读父亲抄给他的《磺洞七绝》以后，对矿工的同情心油然而生。 林伯渠到道水书院一年以后，书院的新课改变了过去形同虚设的状况，逐渐有所好转，他即以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新课的学习。在新课和报刊所传播的新知识的影响下，他的精神面貌也渐渐变得清新活泼，尝试着以新的眼光去接触自然，观察社会。一八九八年的一天，林伯渠登上了书院东南隅的奎星楼，直至顶层。他举目四顾，万象纷呈。东西是原野平铺，南北有岗陵起伏。近看道水，港曲帆翔；远望浮山，云遮雾掩。加上那鹰飞鱼跃，犬吠鸡鸣，他感受了万物的静态，也领略了万物的动姿，而且与平时所感受领略的大不一样。他好象在经历着一次精神沐浴，恍惚身处万物之中，心超万物之上，总觉得在美好的江山中，有一些酸心碍眼的东西在那里扬尘鼓浪，窒息人们的呼吸。这书院外面，什么城隍庙、龙王庙、火神庙，还有什么祠、宫、坊等，咫尺之地，殿宇林立，里面供奉的各种偶像，无非是昭告人们要安分守己，劳而无怨，死而无恨。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天主造人物之说，殊太不经，然竟有信之者。”①“风水之说，达者弗道。”②难道我们应该相信神道吗？ 第二天，他把这些感触告诉了年已十八岁的堂兄林修梅和另一同学黄右昌③。二人听罢，提出了首先捣毁神像的主张，林伯渠欢欣鼓舞，积极赞同。随后，他们开始结交对扫除迷信颇有见识的学友，还特意把学友中知县的儿子也联络进来。于是，一股捣毁神像的小小思潮，便在道水书院逐渐形成。 -------- ①② 林鸿仪：《日记》，１８９６年农历５月７日、１月１６日。 ③黄右昌（１８８５—１９７０），咸丰年间澧州进士黄道让之孙，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一八九八年夏末的一天，在林修梅的指挥下，林伯渠和几十个学友齐心协力，一举捣毁了城隍庙的神像。县署闻讯，立即派人赴现场勘察，到书院查询。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知县的“少爷”也参加了这一行动，并且当众供认不讳。这使县署的差人十分尴尬和棘手，后来只得敷衍从事，不了了之。 事隔四十六年，林伯渠与黄右昌在重庆相晤，彼此互赠诗篇，他还记忆犹新地怀念在道水书院时“丱角交游”、“奎楼聚首”的少年英雄气概。 一八九九年春，林伯渠又回到父亲跟前就读，并接受了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影响。林鸿仪在京师就赞同维新运动。他从北京归来时，戊戌维新运动已经失败，湖南由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组织的南学会被查禁，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等均被革职。他对此感到非常痛惜，但仍坚信“时无论古今，地无论中外，纵令处之危险之秋，苟有自强之精神以鼓舞一世，未有终于不振而甘居人下者也。”①他认为乐于教人，善于教人，就一国言，为一种优良之世风；就一家言，为一种优良之家风。为了作育人才，他从北京回到安福后，接受了澧州的聘请，到钦山寺举办新式学堂。 -------- ①林鸿仪：《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旅致中兴论》稿，载１８９９年《日记》本中，无具体月、日。 钦山寺学馆于一八九九年春始业，就读的有澧州、安福、石门、安乡等县学生三十余人，林伯渠与林修梅也由道水书院转到学馆。 自从维新运动失败，科举、读经、八股文又颇得势，林鸿仪既鼓励学生读新书，求新知，作实用文；同时对以应科举考试为目的、注全力于读经作八股文的，也不强求他们改变意志。但他认为科举复盛，不过是回光反照；学堂兴起，却是势所必至。因此，他决定让伯渠为升入高一级的学堂作准备，新旧课兼修并读。新学以历史、地理为主，算学次之；古籍有《诗经》、《楚辞》、《易经》、《书经》、《礼记》、《春秋》、《老子》、《庄子》、《韩非子》、《左传》、《公羊传》等等，其中有的是继续肄业，有的是新开课程。父亲苦心孤诣、耳提面命地贴心教导，儿子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地勤奋攻读，几年时间的学习，使林伯渠在中国史地、古代汉语、诗词歌赋等方面，奠定了深厚的根底，并且长期受用，永志不忘。后来到了延安，他在《六十自寿》中还怀着感激的心情写道：“六十年匆匆地越过了生命的途程，回首往事，儿时聆受庭训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 林伯渠在学业上得到了父亲的教诲指点，在政治思想上也接受了他“随势前进，择善而从”和维新派思想的影响。戊戌变法的主要理论依据，出自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孔子改制考》借用孔子名义，发挥“托古改制”的思想，搬出和附会了西汉时公羊学派的“三世”、“三统”说，为维新运动制造理论根据。林鸿仪非常欣赏这种理论，在钦山寺学馆期间，他就用了六个月时间，以自己的理解和见解，指导伯渠攻读公羊学说。 公羊学说的所谓“三世”，是说社会的发展按其先后次序，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由乱到治，越变越好。所谓“三统”，是说夏、商、周每一个新的朝代的出现，都各自受命于天，自成为一个“统”。西汉公羊学派这种理论，是为了适应刚刚兴起的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以便证明刘邦虽然出身于亭长的卑微地位，但他所建立的朝代却是受命于天的一个新的“统”，它同上一个朝代没有继承关系，却完全有存在的权利。尽管康有为、梁启超把西方的庸俗进化论塞进公羊学说的框架，但在当时条件下，它却有力地冲击着顽固势力，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根据。 林伯渠学习了公羊学说，联系当时的现实，在思想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而印象非常深刻。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他在日本东京听孔教会讲《公羊传》后，就在日记中写道：“忆儿时受经，先君子即以此书相督责，计六阅月毕业，颇解其义。”① -------- ①《林伯渠日记》，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２３日，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以下引此书简称湖南版），第３０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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