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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盟会的重要干部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以边疆革命未著成效，中央革命又不易实行，乃转移注意力于长江流域中部地区，认为该处天灾频仍，保路风潮叠起，官逼民反，人心思变，且有新军、会党可供利用，发动起义，较易成功。因此于一九一○年在东京召开十一省区同盟会代表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筹画起义的领导机关。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推举谭人凤为总务会议议长，陈其美、宋教仁等为总务干事，以联络长江流域各省军队和会党，首先发动两湖起义。由谭人凤前往湖北组织湖北分会，焦达峰等在长沙组织湖南分会，吴玉章等组织四川分会。 林伯渠由吉林回到上海后，被同盟会中部总会派往湘西从事运动西路巡防营的工作。当时湖南共有二十个巡防营，分五路驻扎各县。湘西驻有八个营，其中驻在常德的三个营。巡防营中上层军官受旧军队封建积习影响较深，驻守长沙的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尤其狡猾顽固。但在下级官佐和士兵中，却已有不少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 林伯渠和廖湘芸一道赴常德从事巡防营的策反工作。各营文书等下级官佐多是林伯渠在西路师范时的同学，一经接头串连和宣传爱国反清的道理，他们很快就同意接受白布条，准备届时起义。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心大为振奋。湖南首先于十月二十二日响应起义。起义军在焦达峰、陈作新领导下很快就占领长沙，杀了顽固分子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湖南巡抚余诚格弃城逃走。随即成立以焦、陈二人为正副都督的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通电全省，号召各属响应起义，同时委派杨任为西路招讨使，带领同盟会会员和武装士兵首余人于十月三十一日抵常德。常德巡防营统领陈斌生见大势已去，部下不稳，只得同意起义，西路各县，就此光复。 湖南起义胜利之初，社会上出现了一片新气象。人们纷纷剪掉象征满清统治的发辫，商民等各界群众热烈欢迎义师，长沙全城举行提灯游行以示庆祝。但是，年轻的革命党人缺乏经验，丧失了对潜在的旧势力的警惕性，革命政权建立不满十天，立宪派就乘湖南革命部队出发援鄂、长沙防务空虚之机，发动流血政变，于十月三十一日诱杀了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拥谭延闿为都督。谭将杀害焦、陈的责任归罪于乱兵，又以猫哭老鼠的手段，厚殓二烈士遗体，令各机关下半旗致哀，甚至扬言要为焦、陈铸造纪念铜像。常德旧势力的代表陈斌生，也于十一月三日杀害了西路招讨使杨任等十余位同盟会会员，杨等且被剖心祭奠黄忠浩；澧州会党起义反抗也被镇压下去。到年底，立宪派几乎攫取了湖南省各属起义取得的全部革命果实，革命党人嗟叹：“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林伯渠对焦达峰、陈作新、杨任等人的被杀害，感到痛心疾首。他不能再留在长沙，便偕同几位同盟会会员前往上海。十二月初，江浙革命军攻克南京后，他又转赴南京。这个月底，孙中山由海外回到南京，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誓就职。但是，孙中山上任不到五十天就被迫妥协，让位给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辛亥革命在湖南及全国的失败，对林伯渠震动很大。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湖南独立时，“秩序较紊乱，军政府什么人都可进入。 一班旧派人，一方面看不惯，一方面眼红。于是以咨议局及教育会为中心，长沙的豪绅地主秘密集议，谋夺取政权。 新军五十标梅某阳虽赞成革命，但思想守旧，由他 诱致焦、陈‘会商要事’（纵火烧和丰火柴公司，讹言有奸细），要陈副都督出城弹压，于途中突然杀之，并杀焦于旧抚署前。 ……谭延闿就做了都督。湖南独立，仅一形式而已。 这是革命初起时，不懂得迅速建立正规政权的一个教训。”①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内部发生分歧，对袁世凯妥协经过，林伯渠回忆说： 袁世凯当时拥有北洋重兵，实权在握，一面籍革命党之势迫清廷退位，另一面又挟清廷向革命党要大总统。 中山先生是不赞成向袁世凯妥协的，主张培养和扩张南方革命军力量，“犁庭扫穴”，打到北京去，扫除一切旧东西。但是宋教仁偏要搬外国的教条主义，只看重国会、政党、责任内阁这套上层机构；主张国会竞选；同盟会改组，扩大基础，成为国会内最大政党（民元春，由宋主持，将许多官僚党派合并于同盟会，改称为国民党。同盟会成分遂起了根本变化）；以为法律是神圣，政党内阁是只铁笼，可以关住袁世凯这只猛兽。黄克强也看不透，觉得不应再起战争，糜烂人民，还是以培养干部，兴办实业为上策。而同盟会当时许多党员，都抱着帝制一倒，万事大吉的见解，或者“功成告退”，或者忙于做官。而最重要的是汪精卫的妥协，……极力主张将总统让与袁世凯。……反责中山先生不顾全大局，提倡所谓“六不做”（不做官、不做议员、不治产等），完全放弃了政权斗争。整个形势如此，中山先生以及少数赞成他的主张的人，被迫陷于孤立。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迄今回忆，仍令人痛心不已。② -------- ①② 《林老谈辛亥革命》。 孙中山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后，由于宋教仁热衷于议会政治，力图组织责任内阁，限制、分享袁世凯的权力。醉心独裁、日夜做着皇帝梦的野心家袁世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派遣刺客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因此又爆发了革命党人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 在国民党人的压力下，湖南都督谭延闿于七月间宣布湖南独立，暗中却向袁世凯、黎元洪表示“如湖南独立，即服毒自尽”。黎元洪则劝谭“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敉平”①。当时国民党人犹以谭延闿为湖南讨袁军总司令，任命程子楷为讨袁第一军司令，蒋翊武为鄂豫招抚使，邹永成为湘鄂联军第三军军长，决定程子楷与邹永成率部进驻岳州。林伯渠出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他的堂兄林修梅也在这里任营长。 -------- ①《黎大总统政书》卷２６。 林伯渠对自己的入盟介绍人宋教仁的惨遭杀害，满怀悲愤。他和林修梅兄弟两人都是孙中山武装讨袁主张的积极支持者。但是，由于谭延闿就任都督后大量裁减新军，湖南兵微将寡，缺乏实力，加上南方各省对出师讨袁看法不一，岳州的军队只能采取守势，效法洪秀全当年在田家镇铁锁横江的故智，载石沉船，以阻北军的渡江进袭。 一九一三年七、八月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二次革命的首要人物，相继于七月底、八月初逃亡日本，林伯渠也受到通缉，再次浮槎东渡。 林伯渠第二次来到东京，先后进入日华学校、中央大学、正则学校和东亚商业学校学习。有一段时间，他每天要到两、三所学校听课，午前上日华，午后去中央，夜间到正则。除了学习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社会学、统计学、簿记学、国际法、宪法、民刑法外，兼学日文和英文，还抽出时间从事翻译工作，有些译文还寄回湖南在《沅湘报》上发表。 二次革命失败，使大多数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林伯渠体弱多病，经常服药，且“心境恶劣、精神昏瞀”①，也一度陷入迷茫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抚今思昔，惶悚殊深。盖马齿加长，而知识愈陋；外感太棼，而德业不增。茫茫前路，直不知税驾何所也”②。但是，疾病缠身和国家多难、山河日非的无限忧思，并没有把他压倒。他很快就警醒过来，努力进行自我鞭策。他在日记中继续写道：“横逆困穷，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锻炼，则身心交益；不受其锻炼，则身心交损。”勉励自己“从此前进、力戒悠忽”③。不过，他这时仍然是向儒家学说王船山哲学找寻修心养性之道，自然还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 -------- ①②③ 《林伯渠日记》（湖南版），第１７页，３０页，４８、４６页。 一九一四年七月，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决定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图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当时规定，凡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于孙中山，许多老党员对此表示反对。廖仲恺和林修梅、林伯渠等少数同志为了革命能够进行下去，不拘小节，毅然打手印，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对林氏兄弟的忠心耿耿，极为感动，曾对人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大有所为。”①从此对林伯渠、林修梅异常器重。 -------- ①《朱蕴山回忆》（未刊稿），１９７９年。 一九一五年初，日本帝国主义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我国的二十一条，妄图独占中国。急欲爬上皇帝宝座的袁世凯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俯首屈从。孙中山两次发表讨袁宣言，揭露袁氏窃国的滔天罪行，号召各地革命党人起义讨袁。林伯渠被派回国，到“汉口长沙组织反袁机关”①。其后，他又被派任为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党务科长，从事反袁组织工作。同年年底返回日本。 其时，在东京有李大钊等发起组织的反袁秘密团体中华学会和湖南留日学生林伯渠、易象等人发起组织的反袁团体乙卯学会。两个学会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会员一百余人，推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易象、容伯挺等为干事。李大钊比林伯渠小三岁。他于一九一三年冬来到日本东京，次年春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是该校经济学教授、《资本论》日译者河上肇的学生。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间，他在早稻田大学担任经济学会责任干事和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归国请愿团的文牍干事。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是当时在国内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著名反日爱国文件。林伯渠对李大钊一见如故、结为知交。林伯渠特别重视经济学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李大钊的影响。由于神州学会反袁斗争的关系，他还结识了广东留日学生容伯挺等人。 -------- ①《林伯渠自传》（１９４１年），《人物》，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取消共和，悍然称帝。曾任云南都督的湖南邵阳人蔡锷，由北京出走昆明，与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程潜、林修梅等也于一九一六年初返国，召集旧部组织湖南护国军，于同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靖县召开有四十八县代表参加的湖南人民讨袁大会，宣布湖南独立，推举程潜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林修梅为参谋长。林伯渠于三月四日由日本启程返湖南。途经上海，因痔疮发作，不便行动，入医院割治，出院后即奔赴湘南，被任命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 这期间湖南革命党人和工农群众，纷纷起义，永兴、武冈、湘乡、保靖、新化、衡山等地，捷报频传，吓得袁世凯的走卒、湖南都督汤芗铭如坐针毡，急调湖南矿警督办郭人漳部守卫长沙。不料郭人漳野心勃勃，阴谋夺取省城地盘，与汤火并；后经日本领事调解，才停战言和，共同演出假独立丑剧。汤芗铭的假独立，虽然成了袁世凯的“送命汤”（袁世凯于六月六日活活被气死），却未能阻止湖南护国军对长沙的进攻。谭延闿趁机诱说汤芗铭拼凑原有湘军巡防营成立湖南护国军第一军，以谭的旧部曾继梧为总司令，赵恒惕、陈复初、刘建藩等为梯团长。谭随即率部与程潜合力于七月初将汤芗铭逐出湖南。 林伯渠在这期间，为反袁驱汤奔走各方，备极艰险。后来，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自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一日午后起行，“此后奔走湘鄂，迄五月二十九日汤氏在湘宣布独立及汤氏七月五日之出走，皆危险时代，故不记。他日有暇，当略编政态变状与就中艰苦情形，备观览焉”①。可惜以后林伯渠政务频繁，这一心愿未能实现。 -------- ①《林伯渠日记》（湖南版），第１１１页。 窃国大盗袁世凯于六月六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职务，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八月四日委派谭延闿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二十日谭到长沙正式视事，林伯渠于九月初往上海请示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等人共商革命方略，后回湘出任省长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不久又代理政务厅长。这期间他在长沙，主持召开湖南神州学会筹备会，同覃振、龙璋等组织正谊社作为中华革命党在湖南的外围组织，团结各方力量，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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