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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世界观的转变，也和中国许多先进分子一样，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的。但是，在此之前，却也有一些促使他思想转变的潜在因素。他第一次留学东京，正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澎湃的年代。一九○三年，林伯渠的湘西老乡赵必振把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译成中文，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一九○四年，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宣传马克思主义、轰动一时的名著《社会主义神髓》一问世，很快就被翻成几种汉文译本，在中国留学生界广泛流传。其后两年，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在东京出版的机关刊物《民报》，登载了朱执信介绍马克思生平和学说的文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林伯渠的湘西老乡、好友宋教仁，也在《民报》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记述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创立和发展的经过。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中国进行的还是以推翻封建王朝为主要目标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林伯渠世界观的影响，虽然还不显著，但毕竟使他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个著名的伟大人物马克思是主张共产主义的。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十一月十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领先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为标题，作了简要的报道。长沙《大公报》于十二月六日的新闻栏中对“俄国政变中心之兵工委员会”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广东中华日报》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新闻中还报道了《李宁（列宁）取得胜利的原因》。这时，林伯渠正在战火纷飞的湘南参加护法战争。他风尘仆仆，奔走于衡阳、零陵、广州之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遭受挫折而伤透脑筋，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使他大为兴奋，从俄国革命的成就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他后来回忆说： 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常苦恼着我。 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究竟怎样的干下去才能把革命贯彻到底呢？当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是不容易的，似乎尽照着欧美式的议会政治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李大钊是我二次到日本时最好的朋友，经常地寄刊物给我。就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①一九一八年七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②。这是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十月革命对世界的伟大意义最早的一篇文章。其后，李大钊又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等一系列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他经常把自己的著作和各地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报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书刊、小册子寄给林伯渠。林伯渠后来回忆说：“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③。李大钊寄来的著作和书刊。使正在为革命屡遭挫折而苦思焦虑，寻求出路的林伯渠，如在苦旱的沙漠中得到一股甘泉，快读之后，顿觉耳目一新，郁结全消。在好友李大钊永葆青春的革命精神的感染下，他仿佛自己也年青了许多。一九一八年春，他写的《郴衡道中》，就充分表现了这种重新充满青春活力的精神状态。 诗云： -------- ①《林伯渠自传》。 ②《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２、１０４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藏；《林伯渠同志回忆录》打印稿。 春风作态已媚人，路引平沙履迹新。 垂柳如腰欲曼舞，碧桃有晕似轻颦。 恰从现象能摸底，免入歧途须趱行。 待到百花齐放日，与君携手共芳辰。① --------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１１页。 一九一九年的秋、冬间，李大钊的名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杨匏安的力作《马克思主义》等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论文相继发表。不久，李大钊又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神州学会另一个会员王右木也在四川宣传马克思主义。国内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晨报副刊》、《星期评论》以及《建设》杂志等，不断译载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等。此外，在日本的神州学会会员杜国库、邓初民、林砺儒以及田汉、李春涛等，都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有的还参加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这些在日本的朋友也经常寄有关日本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刊、文件给林伯渠，就是凭借这些零碎的材料和愈来愈详细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使他逐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日益坚信它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从此终生不渝。 尽管林伯渠对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已由日益增长的怀疑转到绝望，但他对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伟大人格，却始终怀着崇高的敬意。他认为孙中山从青年时代起，就把身家性命无条件地奉献给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艰苦奋斗，数十年如一日，已“用自己的心血给中国人民写下了一段有声有色，充满着光和力的伟大历史。”①虽然在革命方略上，孙中山有过不少失误，因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在失败的同时，他也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随着时代的潮流而继续奋进。五四爱国运动前后，林伯渠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亲眼看到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在屡遭挫折后，毫不气馁，仍然忙于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撰写《孙文学说》，并亲自校对出版。 “五四开始时他沉默”②，及后，全国学生、商民、工人的三罢斗争，把北京政府的三个卖国贼赶下台，使他极大地提高了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认识，得出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的结论③。同年十月，孙中山向青年学生演讲时指出：改造中国的方法“只有革命”，要“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④。正因此，林伯渠十分佩服孙中山，认为孙中山是中华民族杰出的代表，是世界上有数的伟人之一。这年十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林伯渠继续留在上海，协助孙中山工作。 -------- ①林祖涵：《纪念国父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西北周刊》第５期，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０日。 ②黎澍等访问林伯渠记录：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③④ 《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４８—２５０页。 一九二○年的春末，林伯渠年迈的母亲因病逝世。他接到家中的电报后，匆匆搭船赶回临澧老家。由于他终年为革命奔走，未能好好尽到奉养老母的责任，见老母病逝，不禁失声痛哭。他拒绝了乡亲们建议请和尚念经超度亡魂的作法，为母亲举行了新式葬礼。 安葬母亲后不久，林伯渠又回到上海。这时，他除了负担母亲的丧事费用外，还得负担两个弟弟在外的读书费，靠国民党党部发给的一点点生活津贴，是不够开支的。他住在上海霞飞路一家门面很小的糖果铺阁楼上，平日常常是只买些大饼、油条或馒头之类的便宜食物充饥，或者有时上小饭馆买碗雪里蕻咸菜泡饭。 就在这旧民主主义革命处于山穷水尽和个人生活十分艰难的日子里，林伯渠接到李大钊从北京的来信，信中提到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等人都参加了。他自己和张国焘、邓中夏也在北京组织了共产党小组；信中还介绍林伯渠去会见陈独秀。就在这年的初冬，林伯渠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和陈独秀见了面，并进行了多次谈话。一九二一年一月，林伯渠经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加入了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他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曾和沈定一（玄庐）、李汉俊等进行过几次座谈，讨论《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两次大会的决议与文件。从此，林伯渠便踏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以崭新的姿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而且是终生不懈。如果说中国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提高政治觉悟开始的，那么，林伯渠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就不仅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是同他多年的革命实践和艰辛阅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后来，林伯渠在填写履历表或回忆参加革命的历史时，曾多次提到，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又说：“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①。 -------- ①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１０日。 林伯渠十分感激他入党的引路人——李大钊。在日本时，他俩曾结为拜把兄弟。林伯渠素来极为钦佩李大钊的博学多才和崇高的革命情操。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壮烈牺牲后，林伯渠对他一直无比怀念。一九五八年他在《题李大钊同志文集》一诗中，还缅怀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为革命牺牲的丰功伟绩。诗中写道：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特抒政理合南北，未许主张泯浊清。 尽有胸中无限事，敢抛热血护新生。① --------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１０４页。 一九二○年底，林伯渠回到长沙，写信给在临澧老家教书的妻子伍复明，叫她把女儿林秉衡送来长沙跟他到上海去读书。当林秉衡跟着堂哥到达长沙那晚，正值长沙城发生流血事变，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为了巩固他在湖南的统治，杀害了拥护孙中山的湘军将领和政界名流李仲麟、易象等。赵恒惕是湖南的一条变色龙，他为了满足个人权利欲望，无所谓革命不革命，反正有奶便是娘，只要利之所在，随时可以反颜相向。一九一八年他支持程潜反对谭延闿；一九一九年他拥护谭延闿排挤程潜；一九二○年十一月，他又支持湖南第六区司令李仲麟等发动“兵变”，迫使谭延闿下台。但当他当上总司令之后，还不到一个月，便又一次耍阴谋诡计，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捕杀了李仲麟和前湖南政务厅长易象等七人。因为赵恒惕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这时林伯渠在长沙虽然刚见到女儿一面，但听到风声后，就只身出走武汉，到了林修梅处。 易象是林伯渠留学日本时的好友、神州学会湖南分会的负责人、也是著名戏剧家田汉的舅舅。他和林伯渠一起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一起在湖南省署工作，又一起参加湘南护法起义，可说是生死之交。田汉后来在追悼林伯渠的诗中写道：“公与我梅舅，相交逾管鲍”①。“梅舅主沪报，振笔严伐讨。公时亦在沪，入党输公早。每访霞飞寓，启迪总深浩，偶同涉歌场，借以舒郁恼。梅园适长沙，倒于豺狼爪。公助孙中山，决策福亿兆。……”②这一段诗，就是记述林伯渠与易象的交情和对田汉本人的教导的。 -------- ①梅舅：指易象，字梅园。管、鲍：春秋时管仲和鲍叔牙，是相知最深的朋友。 ②《田汉诗选·悼林老》，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易象被捕时，在屋里一张小圆桌的台布上写下一首绝命诗，诗云： 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 爱乡爱国终成梦，留此来生一恨吟！ 对于易象的惨死，林伯渠是十分悲痛的。后来，当他得到易象这一绝命诗之后，不但自己反复吟咏，还教他的女儿秉衡背诵。“丹心一片付浮沉”包含着辛亥革命以来多少仁人志士的血和泪啊！ 这年冬天，林伯渠和林修梅相继回到上海。他们和旅居上海的湖南革命党人为长沙事变的死难者易象、李仲麟等举行了追悼会，并对死者的家属作了安置。其时，孙中山已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林修梅应召赴广州任军政府顾问。次年五、六月间，即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林伯渠按照党的指示，带着女儿和林修梅的眷属，也前往广州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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