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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力量之间，出现了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 上海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武汉，广大群众无比愤慨，纷纷要求“讨平蒋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接连发出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他的总司令职。开始时，国共两党中央（这时中共中央已迁至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想继续执行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的东进计划，协同第二、六两军和驻南京的其他部队，乘蒋介石在南京立足未稳，重新占领南京，先除掉蒋介石这个心腹之患，然后再继续进行北伐。 但是，这个计划却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的反对。罗易认为“在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之前”，都必须首先“巩固基地”①。他既反对东征，也反对立即继续北伐，主张应先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把武汉政府的影响扩大到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加伦则从军事方面考虑，他认为：汉口到南京之间的距离，等于上海到南京的四倍，而且上海与南京之间又有铁路，蒋介石运兵至南京要比武汉快的多，东征并不会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顺利；现在主要的威胁是奉系军阀，而不是蒋介石的军队，因此，武汉政府的当务之急应当是继续北伐。四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根据罗易的提议，放弃了东征的主张。提出武汉国民政府应“与冯玉祥建立紧密而有效的合作”，首先采取“防御性的军事行动”，立即占领河南南部地区，调已撤出浦口的二、六军“向北进军，占领安徽西部”，以巩固武汉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革命基地”②。 -------- ①《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６５页。 ②《罗易赴华使命》，第１７６页。 四月十八日，由于张学良率十余万奉军越过郑州，沿京汉铁路南进，二、六军在鲁军张宗昌进攻下，已撤离浦口，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放弃东征计划，举行“第二次北伐”，即首先协同冯玉祥、阎锡山把奉系张作霖赶回东北，占领京津，然后再解决蒋介石所谓东南的问题。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都赞成这个计划。随后，中共中央也撤消了十六日决议，转而赞成举行“第二次北伐”。 林伯渠本来是积极主张东征的，现在既然国共两党中央都已决定停止东征，举行“第二次北伐”，他当然也只好服从。那时人们都对冯玉祥寄予比较大的希望。林伯渠当时也想先举行北伐，打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联系，或许可以更加壮大反蒋的力量，有利于将来的反蒋斗争。所以，一当决定举行第二次北伐，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去争取北伐的胜利。 四月十九日，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由张发奎第四军、朱晖日第十一军、贺龙独立师和唐生智第三十五军、三十六军等部队组成新的北伐军，在武昌举行誓师大会，开赴河南前线。作为国民党军委秘书长的林伯渠，从此以后，也就特别繁忙起来。他经常为参加各种会议、处理大量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电和军委日常工作而忙到深夜。这时，邓演达已去河南，后方的政治工作委托郭沫若代理，他还要协助郭沫若接待从上海及东南各省回到武汉的政治工作人员，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四一二”政变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封锁与破坏，武汉在经济、外交方面越来越困难。长江航运锐减，资金外流，纸币贬值，物价上涨，财政极度困难。不少工厂停产歇业，失业工人增至三十多万。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稳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上层分子与军事将领，四月二十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了“战略退却”的主张。他说： 所谓退却，就是要使外侨在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各地有不受限制的经商的权利。这个办法，不但于国民党及革命军的前途有莫大的利益，就是于工人自身也有相当的好处。① -------- 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０日。 鲍罗廷提出“战略退却”的具体办法是： （一）政府与工会合组一委员会，其目的在执行工人中之革命纪律，同时由工会组织裁判所，审判并处罚违反革命纪律的工人； （二）由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协商，使他们在湘、鄂、赣、皖南、豫南、西至万县等处，都可以公开的贸易，并且政府与工会代表组织委员会，执行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所定之协商……； （三）除得第二条所规定之委员会同意外，外国银行商店中工人不得自由罢工； （四）政府应尽可能力量，迅速规定铜元及一切必需的价格； （五）立刻设立失业局与失业者饭堂。① -------- 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５日。 汪精卫、陈独秀完全赞同鲍罗廷的主张。汪精卫还提出一项包括“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保护外人的商业”、“由外交部接洽太古、怡和公司”、“由交通部接洽招商、三北公司”和“集中现金”等为主要内容的四条十款的退却计划，并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通过。 由于前些时候湖南收回了长沙和岳州的海关，没收美孚公司煤油实行公卖，江西的金融也很混乱，就在讨论采纳鲍罗廷提出的“退却策略”的过程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林伯渠、陈其瑗为中央特派员，分别赴湖南和江西“说明中央外交策略”。 林伯渠受命之后，经与在武汉的夏曦、谭平山和陈独秀商谈，于四月二十七日抵达长沙。他到达长沙的当天晚上，即向国民党省党部全体执、监委员传达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外交方针。第二天，他又在省党部连续开了两次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方针，了解湖南民众运动的情况。林伯渠这次到湘，虽然只停留两天，却了解了许多情况，进一步坚定了他支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决心。 林伯渠回到武汉，除口头向国民党中央汇报以外，还专门就外交策略和农民土地问题写了两个书面报告，极力为湖南民众的革命行动辩护。他说：有许多事，确实是须立刻解决，“他们等不及中央的命令就自己处理了。例如，英、美、日各国侨民奉到他们领事的命令，全体离湘，所遗下的公司、行栈、教堂、学校等，只好暂由湖南交涉员设法保护。再如外商退出之后，美孚、亚细亚等洋行一律封闭，而湖南当地又深有使用煤油之需要，所以各团体就发起组织煤油公卖委员会，预备自行处置”①。对未离湘之外国商人并未加干涉，如现在湘之德人“仍经商如故”；即使对已退出之英、美、日籍商人的财产物件等，“亦保存无损”②。他还明确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湖南自“五四”以后，民气勃发，素称激昂，中央在允许外商复业时，不要对民情“抑之过甚”③。 -------- ①②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２日。 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２日。 林伯渠在报告中还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必须迅速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阐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他说： 土地成为问题，不是今日始，其在历史上，久已为多数学者所重视。如自汉以还，荀悦、董仲舒、陆贽、苏恂、黄宗羲之流，或主张均田，或主张恢复井田，或主张限田，意见虽各不同，要皆对于当日封建势力，所赖以生存之土地分配方法，表示深切之不满则一。 土地问题时至今日，遂成为政治之中心问题。非复 如昔宿学者之徒，著为文章，建为议论已耳。其在今日之湖南土地问题，尤形为政治社会民生诸问题之集中焦点。盖自鼎革以还，湖南农民几无日不在帝国主义及其直接间接所雇佣之恶势力下，保延残喘。军阀暴敛横征，土豪重利苛刻、竞相掠夺，层出不穷。一面生产减少，一面负累增加，是农民之困苦日深，则作求解放之心理当然益切。自我革命收复湖南后，一般农运同志，尚遵照联会决议，皆在减租减息上宣传，以为土地问题，或须稍待，殊不知理想洽与事实相反，而土地问题，竟由各地农民热烈的，自动提出，其比较普通之处置办法，可分次之五类： （一）曰分田。分田制，系由长沙附近之霞凝镇农民，自行提出。其分配之法以人口为标准，每男子一人，每年作谷八石，有妻室者倍之，有子或女者，每丁加谷四石，田地依此标准，被分者甚多。迨县农民协会派人前往说明，始停止继续分配。此外，湘潭醴陵县，亦类有此事发生。 （二）曰平均佃权。各县皆有此项要求发生，例不胜举。（原编者按：平均佃权系佃农互将租种之田平均耕种，不准有耕多耕少之别） （三）曰清丈田亩。 （四）曰插标占田。如在益阳、衡阳、衡山、长沙、湘潭、湘乡、醴陵等皆有此项举动。 （五）曰分谷。此举亦各县多有发生，并有已见诸事实者。 以上是农民直接提出之问题，若夫一般间接举动，有关土地问题者，则随时发现，殆更仆难数。① -------- ①林祖涵：《湖南的土地问题》，载《中国农民》第２卷第１期（１９２７年６月）。 在五月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林伯渠在口头汇报中，还列举了宝庆农民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例子，说：“农民收了两千多张田契，都用火烧了。闹到后来，不但农民要求分田，就是地主也自愿将田拿出来让大家分”①。林伯渠在汇报时还指出，“湖南的土地问题，是一切困难事件的根本原因”②，如果不解决，不但农民的个人生计无法解决，社会秩序亦将无法维持，财政困难也没有办法克服。湖南民众已镇压的四、五十个土豪劣绅，“办得不冤”③。 -------- ①②③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 当时论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和文章不少，但象林伯渠论证的如此集中，如此迫切和势不可挡的却不多见。这不仅表明了林伯渠对农民土地问题的鲜明立场，而且生动地记述了湖南农民在推倒绅权之后，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历程。 如果把林伯渠对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态度，和当时国民党的一些要人以及鲍罗廷、陈独秀作一比较，那么就更显出它之可贵了。在林伯渠此次去湖南前后，武汉土地委员会正在讨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曾连续开了十几次会议，国共两党的大部分负责人，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有一些军队的将领都参加了讨论。林伯渠从长沙回到武汉后，也出席过土地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当时对于要不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及解决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法解决，曾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土地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毛泽东、邓演达及出席会议的夏曦、彭泽湘、林伯渠等，都坚决主张应从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另一些人则表示反对。例如，顾孟余说：“解决土地问题时，农村秩序必将扰乱，耕种停顿，发生饥馑”；“在河南提出解决土地问题时，北伐士兵粮食的供给，恐要断绝”①。徐谦也说：“这个草案（指毛泽东等提出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引者注）所提出的问题……不啻放一把火，不知烧到敌人，抑或烧到自己？”②唐生智所属的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则说：“土地没收后，归到政府或党部，必起纠纷，如归到农民协会，则纠纷更大。”他还说“兵士及官长有许多是有土地的”，若没收他们的土地，必将“动摇兵士作战的精神”③。汪精卫虽然没有象这几个人说的露骨，表面上似乎还是赞成“耕者有其田”，但实际上他也是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如说：“必先问是否要做到‘耕者有其田’？如果是的，就应该根据客观事实，看是否已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是，则再定其他办法”④。他还说：“解决土地问题，必定在全国统一以后，全国未统一，只能试办”⑤。 -------- ①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２日。 ②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３日。 ③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④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 ⑤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 作为共产党人的鲍罗廷与陈独秀，与上述这些人的说法有所不同，而实际上也都反对马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鲍罗廷说：“目前的困难，不在于讨论没收大地主及保护小地主这一点，困难却在于避免因此问题所发生的不好影响……故目前首先要实现以前所议决的地方自治”，只有成立了“农村自治机关”，“才可以执行解决土地的办法，不致发生毛病”①。陈独秀基本上同意鲍罗廷的意见，他说：“现在在革命理论上，财政上，社会问题上，各方都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成了重要的舆论了，但是到了实行问题，便发生困难，如军人的土地问题、中小地主问题、策略问题等等，都有困难，各方面都不能满意。”他还说：“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是原则，但“原则不是马上实行的”，当前首先还是促进“农村自治之实现”，“订立土地改良法案”②。这就是说，农民土地问题是必须解决的，方案也可以制订，但不是马上解决和实行。 -------- ①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６日。 ②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因为有许多人反对，同时又考虑到全国的政治环境和农民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的状况，后来，毛泽东、邓演达等人，又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中最关键的一条，改为：“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将大地主的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于无地或土地不足以赡生之农民；对于小地主及为革命而努力之军人的土地，应由国民政府加以保障”①。但是，将这一草案及《佃农保护法》、《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提请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批准公布时，仍遭到了汪精卫等人的反对。例如，谭延闿就说：“没收土地一概归公，现在不能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一概归公，政府还可以有笔收入”②。他不但反对通过和公布《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甚至连《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也 -------- ①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 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９日。 不同意公布。他说：“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公布之后，不但不能安慰武装的同志，反而使普通人看了可以反证非革命军人的土地就不受保障”①。当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说：“土地问题的影响面大而远，应由全国代表大会来讨论。尤其是关于大地主方面的，更应当思索。在俄国有几百万英亩的大地主，在中国，除了张作霖之外，没有几个够得上称为大地主的……如果实行分配土地，帝国主义者更要说我们是共产，蒋介石以及他的爪牙，更有词可借。当此军事外交紧急的时候，于我们很是不利。国民政府曾表示过不是共产的政府，若是将这样决议案通过了，则有口也说不清”②。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次讨论这一决议草案时，汪精卫曾一度主张通过但不公布；有的地方如可以实行，则秘密通知该省党部试办。但听了谭延闿等人的反对意见之后，他也改变了主意而反对通过。 -------- ①②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２日。 因邓演达等人仍坚持应通过这一决议草案，意见不能统一，最后会议只好付表决。那天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共十一人，即汪精卫、谭延闿、王法勤、孙科、林祖涵、徐谦、宋庆龄、吴玉章、陈公博、陈友仁和邓演达，表决的结果，赞成通过的只有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三人。这样，用了一个多月，开了十几次会，吸收各方面人士参加讨论而制定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就被否决了。而事后陈独秀和鲍罗廷等人，也竟然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这件事，对林伯渠的思想冲击很大，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依靠国民党是根本不可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他对陈独秀、鲍罗廷所推行的妥协退让政策，也产生了更大的疑虑。 汪精卫、谭延闿等借口稳定局势，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际上不但没有使局势有任何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五月初，首先是张联升在鄂北自称襄樊镇守使，驱逐共产党，捣毁党部，扣留送给冯玉祥的军火及其押送人员。接着，四川杨森同驻鄂西的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暗中勾结，通电拥蒋，率兵东下，相继占领宜昌、沙市，进至新堤、仙桃镇一线。五月十八日，夏斗寅公开叛变，率部突然出现在咸宁纸坊，配合杨森部袭击武汉。五月二十一日，唐生智留守在长沙的许克祥部，又举行了“马日事变”，袭击国民党省、市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五月二十九日，朱培德在江西亦借口军中不稳，将在第三军中任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遣送出境，并禁止群众集会。在这些反动军官相继叛变的影响下，武汉地区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更加猖獗，各县连续发生了杀害共产党员、农会干部与革命群众的事件。后来，夏斗寅的叛乱，虽然被叶挺率领的二十四师和由武汉军校与农讲所学生所组成的独立师所打败，杨森的进攻，也被新从皖西调回的第二军和重新组建的第六军击退，但总的形势仍然十分严重。 林伯渠作为国民党军委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反对反动军官叛乱的斗争，当时许多有关军情的电报，都是经他报告给国民党中央的。他还参与了有关军队调动和组织武汉工人准备抵抗夏斗寅的工作。 夏斗寅等的叛乱，使林伯渠进一步“感到军队很重要”①，这时他还参加了第六军的重建工作。六军原有三个师，第十八师，北伐开始时留在广东，早已脱离建制；第十七师，因蒋介石收买了杨杰，还在“四一二”前就已名存实亡；第十九师，四一二政变后，因程潜秘密潜往采石矶，打算把它调回武汉，事不机密，被蒋介石发觉，也于四月二十九日被蒋全部缴械。这样，第六军除了在九江还保留部分部队以外，就几乎全部被蒋介石拆散或者消灭了。为此，程潜从采石矶逃至湖口时，曾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说他未能纠正蒋介石的反叛，反被蒋把部队拆散，“请开去他的二方面军总指挥同六军军长职，并严加处分，以肃党纪”。②后因国民党中央去电慰留，他才回到武汉，重新组建第六军。为了协助程潜重组第六军，林伯渠曾多次接见从南京方面逃回来的原六军干部，调配原政治工作干部改任军事工作，与程潜一起研究三个师的干部配备问题。他还多次召集政治工作人员开会，讨论与布置新建部队的政治工作，培养和遴选下层政治工作人员，积极筹划开办政治训练班。 -------- ①林伯渠：《在七大开幕典礼上的讲话》，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 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 据李世璋回忆，在重组六军时，林伯渠与程潜在汉口友益街六军办事处，曾和陈独秀进行过一次密谈，商量如何把六军培养成工农革命武装，选派中下级指挥人员送往苏联海参崴进行培训等问题。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五月底曾指示中共：“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①。林伯渠想组织工农革命武装的思想，同稍后共产国际的指示基本上是一致的。 -------- ①《斯大林全集》第１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第３１页。 “四一二”以后，由于林伯渠的讨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搞工农革命武装的思想，接连碰壁，而客观的形势又一天天在恶化，这样他的思想就逐渐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对一些重大的理论或者方针政策，他感到有问题，或者有怀疑，但又得不到正确的解答。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一些领导人都说，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汪精卫甚至谭延闿、唐生智都是左派领袖，即小资产阶级代表。他弄不明白，为什么原来是四个阶级联盟的国民党，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根据他多年对汪、谭、唐等人的了解，也很难使他相信这些人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再如，他在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时，听到汪精卫等人说，“除了买办阶级之外，凡是中国人自己包办的工厂或银行，不管他们的资本有多少，都是小资产阶级”①；“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②；“成天叫嚷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里有这一回事！如果真是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上海、广东、长沙各处的工农运动，也不会一下子就被军队打下去了”③，等等，感到很不是味道，然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批驳他们。正如后来他在中共七大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所讲的，那时有许多事“感觉得不对”，但因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就是“教条也很少”，所以也就“没有办法”④。 -------- 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８日。 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 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３０日。 ④林伯渠：《在七大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林伯渠当时也象许多人一样，曾经希望“第二次北伐”与冯玉祥会师后，将增强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力量，摆脱武汉的困境。但是，北伐军经过很大牺牲在占领郑州和开封之后，迎来的这位“基督将军”，却站到了蒋介石一方。尽管在郑州会议期间，汪精卫等为了换取冯玉祥的支持，把河南及西北各省的军政大权全部交冯独揽。他还是在汪等离开后跑到徐州，与蒋介石进行密谈，随后并以通牒的形式，要武汉诸人“速决大计”，铲除所谓“用心之不良分子”，驱逐鲍罗廷，取消武汉政府，实现宁汉合作。冯玉祥的这一表现，不但使林伯渠大失所望，而且再一次深深感到，依靠这些旧军人和达官贵人来革命，是毫无出路的。 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唐生智自河南回到武汉后日益反动，汪精卫集团开始酝酿“分共”，邓演达秘密出走，中共中央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在此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又作出东征讨蒋的决定，任命唐生智为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任命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并将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暂编第二十军调至九江及南浔路一带，但是这时的东征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林伯渠再也不愿为这些军阀政客互相争夺卖力，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东征的第四天（六月三十日），他便以“脑病触发”，向国民党军委主席团提出“请假休养”，决心与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分道扬镳。 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决定以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为临时中央常委。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表示仍将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永远为工农和广大民众的利益而奋斗。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反革命集团，背着兼有国民党党籍的共产党员召开“分共会议”，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最后遭到失败。 在这严重的历史转折关头，林伯渠再一次表现出革命者的本色。据吴玉章回忆，七月十五日那天晚上，他与林伯渠在林的寓所等候“分共会议”的消息，直到深夜十二时彭泽民来，把开会的情况告诉他们之后才离去。这时，他同林伯渠都清楚地意识到，即将向他们袭来的是什么，但丝毫也没有动摇他们的革命信念。“七一五”过后，林伯渠即要妻子带着子女返回上海，而他自己则留下来准备参加更艰苦的战斗。当时，林伯渠的一位老友曾劝他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意保护他。但林伯渠“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并且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①。这些都充分地显示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 -------- ①《林伯渠自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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