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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各项伟大斗争，做了许多工作，而在有关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就责成政府六个首要人员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沈钧儒、罗荣桓，从速组成政府各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 “十一”过后，林伯渠即同各方面进行广泛的接触，连续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协常委会和政府各部门汇报会，商谈、讨论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人事安排问题。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委员和中央其他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任命之后，林伯渠与周恩来、沈钧儒、罗荣桓等，又先后出席了各部门的成立会。 建国初期，林伯渠对各地方的政权建设也付出了许多心血。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我国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主要的行政人员都要“依据政务院的提议”，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免或批准任免”。林伯渠除出席中央召开的讨论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和人选的会议以外，还同各民主党派和各有关部门进行过许多协商，将各方面的意见及时地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并参与制订了有关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通则与地方政府的各种条例。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直接领导的部门是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为加强政府主席、副主席同政府委员、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联系，传达贯彻中央政府的各项决定和指示，筹备和组织各种会议，林伯渠经常出席办公厅的厅务会议，审阅和批改大量文件。由于办公厅在缮正会议记录时，漏掉一位委员的名字，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林伯渠对这方面的工作就更加认真了，对同志们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了。有时一个稿件，常常要阅改几次才能发出。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上说，要使“上下内外底于融洽的秘诀”是：一、务使各种有关情况都知道；二、使其参与指示、命令等之决定。林伯渠十分重视毛泽东主席这一指示。他不但指示办公厅将有关文件及时送给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员审阅，还指示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分工负责同政府主席和各委员及所属各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分别审阅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和中央直属华北五省二市、中央直属各部门的文件，要办公厅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邀集三、五个部门的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举行座谈会，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将一些主要问题和有关材料，摘编印发，供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员参阅。 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除承办文牍工作以外，还担负着许多具体组织工作，如安排接见各国驻华使节和外宾，组织召开各种重要会议等。有些看来是具体的行政事务，但却有很强的政治性。林伯渠对此也十分认真，他要求办公厅对每一个步骤、细节都要准确无误，而且经常亲自审查与会者的名单，到现场察看是否有遗漏或不妥之处。当时办公厅初建，工作千头万绪，经验和人手都不够，但在这方面却很少发生差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地区、各级人民政权机构的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大事，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了彻底摧毁旧的政权，巩固和完善新的人民政权，把全国的政权建设工作搞得更好，一九五○年七月，林伯渠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民政会议，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彻底摧毁反动政权，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首先依靠的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但还须依靠社会制度的改革，特别是经济制度的改革。这就是土地改革的问题。”他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的农业地区实行了土改，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和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政权；但是还有三万万多人口的地区尚未实行土改，在那些地区的乡村，旧的保甲制度有些地区虽已废除，但有些地区还存在，其残余势力并未廓清，因此，还需要有计划有步骤的结合土改加强那些地区的建政工作。”① 其次，他在报告中提出：“应把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结合实际进行检讨与研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政体……在人民政权工作中，其表现的形式，在目前，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地方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将来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各级人民政府的成立和它的会议与工作方法，也就是在各级政权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国统一于中央的原则。现在全国已有一千多县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各地反映，只要开得好，就解决问题，人民政府的政策就获得人民的拥护。人民代表会议是体现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予注意。”②第三，他在报告中还提出了干部问题。他说：“多年来的经验，干部关系很大。因此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决定一切。政权建设中，这方面工作的干部有很大的成绩，但作风方面，不少干部则是有缺点的……要采取切合实际的方法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纠正他们的不良作风。”③ -------- ①林伯渠：《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５日。 ②③ 林伯渠：《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５日。 林伯渠针对建国初期建政工作的具体情况，提出的这三条意见，既中肯也非常及时，对于彻底摧毁旧的反动政权，巩固和发展人民的政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动全国的政权建设，林伯渠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文章中，还进一步提出：“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总结的中国革命基本的和主要的两条经验：‘（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人民达到胜利的两条基本经验，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的两条基本经验”①。号召人们学习和运用这两条经验，分清敌友，团结朋友，战胜敌人，继续巩固我们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 ①林伯渠：《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广东政报》第１期第５期，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５日。 林伯渠根据他多年从政的经验，和毛泽东关于“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号召，他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期间，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原国民党的一些起义将领，担任了中央各部门或地方政权机关的领导工作，他们许多人都把林伯渠视作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能够信赖的朋友。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谈谈，而林伯渠对他们也总是十分尊重，积极支持他们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对他们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陈明仁原是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一九四九年八月同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率部起义，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仁被任命为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他感到各方面的工作很多，理不出头绪，不知从何下手，写信将这一情况告知林伯渠。林立即给他回信，写道：“湖南素称富饶，人民觉悟程度亦高，际兹新近全部解放，安定秩序、恢复生产、征粮支前等当急要政，自应端赖领导进行。而为要提高干部，俾能贯彻政策于不同情况的各地具体工作中，必须组织干部学习。为此，至希得闲给干部多多解释共同纲领，使之领会纲领的精神与实质，作为执行政策的思想依据。如此，则工作的推进，自然蒸蒸日上也。”①程潜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湖南，未能参加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后不久，林伯渠即亲自写信给他，告知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定，同时，对湖南的工作也提出了希望。信中说：“湖南全境解放后，建立革命秩序以安定社会，筹粮支前以协助解放西南，这两大任务的完成。耑赖主持。湘西游离散匪较多，素系难治之区，近来情形如何？”信中还提到，希望程潜能在“春和佳日，即行来京”②。 -------- ①林伯渠致陈明仁，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１日。 ②林伯渠致程潜信，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４日。 林伯渠对那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总是设法给予适当的安置和关照。贵州毕节周素园，民国初年曾任过众议院的秘书长，是位知名人士，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毕节时，经任弼时、贺龙等研究，曾请他担任黔滇川边的民军司令，他随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回到家乡从事统战工作，还给八路军买过大批的云南白药。贵州解放后，当地政府不了解他的情况，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他写信给林伯渠“请求予以工作”。林伯渠立即将此事告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请他“转告贵州党的统战部须予照顾为要！”①这类的事还有很多，例如他曾给邵式平写信，推荐黄介民为江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省政协委员；请徐冰商同李维汉，设法安置湖南邵阳李剑农的工作；给王首道、袁任远写信，证明于若愚之子于忠迪确系中共党员，于一九二八年牺牲，请他们转告地方政府，按优待烈属的办法，对其家中酌予适当照顾。 -------- ①林伯渠致徐冰信，１９５０年３月８月。 对于爱国民主人士生活方面的困难和家庭方面的一些问题，林伯渠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都是尽量设法帮助解决。章士钊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和谈代表，和谈失败，他同张治中等留在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将在香港的家属接来北京，并望政府能帮助他解决赵堂子胡同的房子问题。林伯渠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并告知章士钊，大函已转周总理阅过，“先生住港眷属北来首都事，已由港方负责人员照办，并嘱其帮助旅途事务，赵堂子胡同房屋，已由周总理令申伯纯同志前往接洽矣。”① -------- ①林伯渠致章行严信，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５日。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一九四九年底在给林伯渠的信中曾提到，他家中今年征粮超过租谷甚多，老父卧病故乡，来信要他设法接济。林伯渠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将翦伯赞的来信转给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请他查明情况处理。同时，写信告知翦伯赞：“关于你的家中征粮超过租谷收入一事，我已将来信转给黄克诚同志，请他查明情形，酌予适当处理。”林伯渠在回信中，还给翦伯赞做工作，说此事如果“是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况所应贯彻执行的政策，则以帮助政府对家中很委婉的解释政策为妥。”① 除了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生活给予关照以外，林伯渠对于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进步也十分关心。就在上述给翦伯赞的回信中，林伯渠还对他的历史研究工作给予鼓励，并提出诚挚的希望。信中写道：“能于功课之余，集中精力于中国历史之科学地研究工作，这是极有意义的，望努力！不过关于写作，部门不宜太多，而应首先着重于当前中国广大青年学生所需要的正确的历史知识，或历史学界所迫待解决的问题，这样就更好一些。”② -------- ①②林伯渠致翦伯赞信，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 黄右昌是林伯渠少年时的同学，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湖南大学执教，林伯渠去信鼓励说：“先生以革命观点，研著法律书籍，讲学湖大，教育青年，实际就是具体的为人民服务。今后希望抽暇熟读毛主席的著作，以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阶级分析的方法，继续研究新中国的法律。如此，则以先生才学与努力，对于新中国的法学界，一定会有更大的贡献。”①一九五○年春，何思诚编辑了一本《唐宋元明清农工生活诗选》，托其兄何思敬送给林伯渠征求意见。林伯渠在回信中称赞何思诚辑此诗选很有意义，同时，对该书的出版时间，也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目前除老解放区外，土改尚未进行，加以有些地区灾荒严重，农民生活还未得到改善，又由于革命战争及国家建设的需要，农民还负担着较重的公粮任务，因此，建议这部诗选的出版，似以推迟到全国土改完成、农村经济恢复、农民生活改善的时候。那时诗中所写过去农民的痛苦与现实对照起来，就更有积极的意义了。”② -------- ①林伯渠致黄右昌信，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８日。 ②林伯渠复何思敬信，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５日。 建国初期，为了满足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在京的高级人员的学习要求，由政协全国委员会提议并组织了学习委员会。参加者共二百多人，分为六个大组，以自学为主，每逢双周即举行分组座谈或请人作报告。林伯渠德高望重，党中央请他出来主持学委会工作，担任学委会主任。林伯渠经常参加学习会，和许多人倾心交谈，启发诱导他们了解党的政策，自觉的改造世界观。抗美援朝时，当他了解到许多民主人士害怕、担心我国抗美援朝将会“引火烧身”，一些资本家准备抽出资金去国外时，他不但在座谈会上反复讲敌必败我必胜的道理，还提出必须“扫除一部分人民（主要是城市人民）心理中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确立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和蔑视立场。”①他批评新闻宣传部门过分地“强调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嚣和英、美、法的一致，以致吓倒了自己，这种宣传方针是不对的，应予坚决的纠正”②。为了增强民主人士对抗美援朝的信心，林伯渠还请周总理到学习座谈会上作报告，请志愿军代表介绍情况。后来，为了帮助民主人士了解土改和镇反的意义，消除某些人的抵触情绪，林伯渠还积极支持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民主人士学习有关文件，提倡和支持民主人士下乡调查，以提高他们的觉悟，促进他们的进步。 -------- ①《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１年１月６日。 ②《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１年１月６日。 搞好各民族的团结，是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林伯渠也很注意。一九五○年初，他积极支持和指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刘格平、杨静仁等在北京创办藏族干部训练班，并亲自到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出席他们的毕业典礼。他还多次在中南海接见各地的民族代表团，鼓励他们搞好民族团结，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 林伯渠不但身体力行地从事统战工作，还经常教育干部和政府各部门应当重视统战工作。一九五○年国庆节过后，他在陪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到东北视察的过程中，就多次以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宋庆龄副主席光辉的斗争经历，教育东北各地干部应该尊重民主人士，重视统一战线的工作。后来，他还在北京饭店东厅约集各省主席和市长，专门座谈过加强政权机关中的统战工作问题，并根据他多年的亲身体会，着重讲了应使民主人士有职有权。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林伯渠工作过于紧张、劳累，还在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赴东北视察前几个月，他就带病坚持工作，再加上这次到东北，为时一个月行程数千里视察的旅途劳顿，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便病倒了，直到次年春节才出门参加活动。一九五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他率领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赴苏参加庆祝活动，经中共中央批准，留在苏联进行了几个月的医治和疗养，身体状况虽略有好转，然而已不如从前。 为了避免工作重复，提高工作效率，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于一九五○年底与政务院办公厅合并，许多具体的日常行政事务都转到政务院。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之后，林伯渠的工作虽不象从前那样繁忙了，但他仍然是白首壮心，“抑己为人”之愿未磨。他除了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从事外事活动，参与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以外，并且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和其他书籍，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用心地思考了许多问题。例如，在他的日记中就记有这样的话： 密切联系实际建设工作，全面研究马克思列宁理论问题。革命的理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一座不灭的明灯，照耀着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走向共产主义完全胜利的道路。① 社会政治活动家，就应该学习社会发展的规律，并 善于将这些规律应用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去。② 我国经济的领导者们对于新事物的感觉，分析我国 经济的各种现象，注意新的进步的东西并在工作中指靠这些东西的本领，就具有特别的意义。③ 拉縴或把舵的好办法，虽然也可以口谈，但大抵得 益于实践，无论怎么看风看水，目的只是一个向前。④ -------- ①②③④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２１日，１１月５日，９月１５日。 林伯渠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历来对文艺十分关注，一九五一年患病之后，他仍然对这方面提出了不少意见。如在日记中写道：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再没有比害怕生活的真实、逃避生活矛盾的描写更大的罪过了。 写真实——这就是说观察并正确地反映现实的发 展，反映它的各种矛盾，反映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 争。① 林伯渠曾经长期从事财政和经济工作，他在一九五○年以后的日记中，记有许多有关增产节约、精减机构、三反五反、工农业生产、全国各大区的土地、耕地面积，全国及主要城市人口、行政区划分、城市农村税收、国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支出、预决算、全国大中小学在校人数、职工业余学校、农民业余学校人数、全国每人购买力估计，全国私营工商业户等的情况和数字，对许多问题还提出了他自己的设想。 如：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发动一个群众运动，在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方面，可以得到相当的收获，不过要看到运动的将来，还在加强监委工作，并使之成为一固定的制度，才可望久②。 财经工作的三个基本教训：一、努力发展经济的潜在力量，反对保守倾向；二、树立财政监督制度，反对本位主义；三、加强基本建设的领导。③ -------- ①②③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２年５月８日，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７日，１９５２年９月７日。 积资方法，一税、二贸、三工业利润……说目前手工业已能满足需要，是不实际的。应该就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有一个计划。① -------- ①《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６日。 市场社会公私关系须加调整。……究竟本质所在，即商品的生产与流转，商品的价值与价格① 农业税：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逐步实现统一累进，并取消一切附加。② 林伯渠的上述观点和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有的即使是今日看来，也还能给人以启迪。 在林伯渠的日记中，还记有许多劳动英雄和先进工作者的名字和事迹。关于工交战线的有：“工业中的著名劳动英雄赵国有、潘长有、马恒昌、马六孩、苏长有、郝建秀”③。“天津出现了可看一千锭子的细纱工人（原看五百锭左右）。青岛有可看四十台自动换梭布机的织布工人（原看十八台到二十四台）”④。“铁道上要以大力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推行乔玉岩、郑锡坤、李锡奎、杨茂林的先进工作方法”⑤。关于农业水利战线的有：“任贵芳互助组（湖南汉寿县福和乡）种水稻，李顺达、李承桂水稻丰产，出一千三百斤，曲耀离棉花丰产，陈永康水稻一千四百斤。”⑥“治淮第二年工程所用民工总数仅比去年多二十万人（第二年上堤民工二百四十万人），而多做了将近一倍的工程，平均劳动效率提高了将近一倍”⑦。这些都说明他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他的心紧紧地和人民群众连在一起。 -------- ①②③④⑤⑥⑦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３日，７月１４日，１０月５日、１９日，６月１７日，５月２５日，９月１３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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