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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的开国大典，能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仅有毛泽东和董必武。 1885年3月5日，董必武出生于河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的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中。黄安，是出了许多共产党的将军的地方，他原名资棕，又名用威，字洁畲，号壁武。从事革命活动以后改名必武。 董必武全家近30口人，这近30张嘴主要靠他的父亲董基人，以及四叔教塾馆的收入和大伯、二伯给官府管地亩钱粮册书得来的钱来维持。董必武的母亲蔡氏是位典型的传统型的中国劳动妇女。她克勤克俭、纺纱织布，操持家务。当时，家中虽然人口众多，年龄差别也很大，但他们兄弟之间却能互谅互让，彼此理解，和睦相处。董必武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虽贫穷却很和睦的家庭中。这样温良谦让的家庭氛围对董必武的人生道路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5岁时，父亲董基人在黄安县城内东街广善庵教书，董必武也常常跟去，但他并不是跟去听课，因为他年岁很小，只不过是在一旁玩耍。有一天，父亲在广善庵三殿内考问就读的叔伯兄弟背诵《三字经》，竟然没有一个能背全，这时，正在窗外玩耍的董必武即大胆地高声代答，居然一字不差。父亲喜出望外，随即让年幼的董必武跟班就读。 由于家境贫困，董必武所用的书，多是父辈或兄长用过的旧书，天长日久，书中已有许多字迹不清楚，他只好用纸粘好，再照别人的书补上。 9岁时，他随四叔住校就读，常常在四叔起床之前，就悄悄地起来洒水扫地，开始学习。 十岁时，他随父亲到麻城县张杰弯读书。这以后，他转入黄安县城福生祠书馆学习。这期间，他除了熟读四书五经、翻阅父亲、四叔的藏书外，还向同学和亲朋借阅了不少演义和历史著作，渐渐充实了他的文史知识。这时，他的文章已经相当通达洗练，几次参加县的“观风”考试，都名列前茅，并受到鼓励。 清朝末年，传统观念、世俗之风认为科举考试是猎取功名，耀祖光宗，提高家庭地位的阶梯。董必武的家庭也不例外，特别是父亲和四叔，见他学业日渐长进，非常希望他选择适当的时机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这样将会十分有助于改变家庭的窘态。 在全家人的鼓励下，1903年，董必武赴黄州府报名应试。 不出所料，他没有辜负家人的希望，中了秀才。 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中了秀才回来，乡邻总要在城外鸣放鞭炮迎接，表示祝贺，但董必武却故意绕道回家。 在武昌学习期间，董必武经常光顾的场所是距司衙巷不远的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 在那里，董必武阅读各种报刊杂志，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知识，思考着明天，思考着未来。当时，日知会的司理是革命党人刘静庵，他原是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负责人，因清政府无理查封了该所，才不得已隐藏在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刘静庵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用日知会的名义，广泛收集国内外各种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读，而且还组织星期日演讲会，宣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主张。一时间，武汉的革命党人，热心革命的志士仁人，纷纷云集这里，针砭时弊，抨击朝政。 董必武在这里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看到了国内外的不少新书和报刊杂志，眼界豁然开朗。 开始，他看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籍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时，对他们所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议论，感到十分新鲜，同时也非常赞赏，又被他们富有感染力的流畅文笔所吸引。很快就成为他们的著作和《新民丛报》的热心读者。 渐渐地，董必武结识了刘静庵。刘静庵对年轻的董必武影响很大。 在日知会，董必武首次读到《猛回头》、《警世钟》。 《警世钟》起首的四句诗给董必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四句话是：“长梦千岁何日醒，睡乡谁道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的确，中华大好河山就要断送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中。广大的中国民众何日才能猛醒？又将由谁来唤醒他们？中国的出路在哪？这样许多的问题常常困扰着董必武。 另外，刘静庵还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二本书介绍给董必武，嘱他好好读。 《扬州十日记》记述了1645年清军屠杀扬州人民的暴行。《嘉定屠城记略》记述了1645年清军下江南时在嘉定（今上海嘉定）进行三次大屠杀的暴行。 读了这二部书，使董必武更加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更加痛恨清政府的残暴。怎样才能救民？董必武在思索。 在一次演说会上，刘静庵激昂慷慨地说道：“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国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二重亡国奴了！……那拉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国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中国就要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现在迫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奴隶牛马……。”听了这番话，董必武激动地整夜不能入睡，辗转反倒，反复思索。他和刘静庵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 在日知会时，起初他被改良主义的重要刊物《新民丛报》所深深吸引，开始接触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认为“梁启超笔下常有感情，煽动性大”，对自己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这以后不久，董必武得知：中国革命同盟会于1905年7、8月间在日本东京成立。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 同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革命派同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大论战。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首次公开提出：“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号召实行民族民主革命。 董必武细心钻研了《民报》和章炳麟（太炎1869—1936）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书籍。他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研究了两派的纲领和主张，反复思索对比，思想上逐渐明确起来：“康、梁的主张，虽有其进步之处，而孙中山主张采取的革命手段，不但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还政于民，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当然是合乎民意、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纲领。” 问题想通了，董必武的心情十分激动，认为国家有了希望，并预感到中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于是毅然抛弃了康、梁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思想，转而接近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1906年，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爆发，同盟会派人到湖北策应。由于叛徒出卖，1907年1月，日知会组织遭到破坏，刘静庵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刘静庵慷慨陈词“劲挺不稍回曲”，“慷慨言中国危殆”，力陈救亡的革命的必要，后死于狱中。刘静庵这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对董必武影响很大。董必武把刘静庵看作是自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师”。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在短短两个月内，全国已有13个省和上海市以及部分省份的州、县宣布起义。清王朝的统治迅速瓦解。 在中华大地上持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行将就木。 武昌起义后，建立了革命的军政府。董必武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武昌，并参加到军政府军务部担任秘书工作。 这期间，清政府调集重兵向汉口反攻。起义军和清军在刘家庙和三道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为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董必武从武昌迅速赶到汉口参加了兵站工作。组织支援前线起义部队的后勤供应。 后来，他回忆说：“当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到革命军与清军作战的英勇气概，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少对革命军的积极帮助，那种自动馈送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真是难以用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粮库和管钱局的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妇女投身前线者不多，而能努力看护伤兵。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这是“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 董必武精神振奋，情绪高昂，他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能多做一些就多做一些。后因清军援军不断增加，双方力量悬殊，汉口、汉阳先后失守，武昌成为一座孤城。虽然形势万分危急，董必武仍毅然加入到保卫武昌的战斗中。后来因为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响应，保卫武昌的战斗终于取得了首战的胜利。 1913年，为了策应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董必武与湖北革命党人曾积极进行准备。 “二次革命”失败后，黎元洪对湖北革命党人大肆屠杀。董必武和詹大悲、潘怡如、张国恩等革命党人在湖北无法立足，不得不逃亡上海。 1914年1月，在朋友的帮助下，董必武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 董必武在日本学习期间，正巧孙中山也在日本，他正忙于重组中华革命党。当时处于革命的低潮期，许多革命党人因“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失去信心，处于一种苦闷，彷徨的状态。因此，当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加入者仅仅数百人。 董必武很清楚：散漫不统一是国民党的致命弱点。所以他十分赞同孙中山重建革命党的主张，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在他的《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孙中山对革命的信心给董必武很大鼓舞。他在学校攻读法律的同时，更加积极热情地投入到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组织的各项革命活动中。 孙中山领导组成中华革命党以后，进一步开展反袁世凯独裁、卖国、复辟的武装斗争。 1915年6月，董必武和张国恩奉孙中山之命归国，同上海的革命党人潘怡如等取得了联系。 董必武怀着变革中国社会和为人民多做贡献的一片赤诚，抱定“做得一分是一分”的决心，很快回到湖北，谋划反袁的秘密军事行动。董必武到武汉后，和旧友李愈友密商如何起事。 1917年2月21日，董必武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异常活跃，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也越来越多，他开始接触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渐渐认识到他们对旧社会的揭发虽有相似之处，但革命方法却迥然不同，应该进一步仔细研究。带着这种想法，董必武又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这时，董必武和姚汝婴应驻防川县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邀任司令部秘书，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 1919年1月27日夜，靖国军唐克明勾结川军旅军方化南，乘蔡济民不备，袭击蔡部将蔡谋杀。 当时正在四川万县为部队筹集粮款的董必武闻讯很快赶回，可人们尚不明白事情的真象。他在与同事们处理蔡济民的后事时，发现了唐、方勾结谋杀蔡济民的电报多封，才揭出了案件的本来面目。 同事们对于这种发生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谋杀感到无比愤慨，公推董必武到上海向孙中山有关方面申诉。 董必武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向孙中山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但孙中山在一年前就被排挤出护法军政府，虽对蔡济民被害深表同情，因无实力也无计实施。 董必武于是联合苏成章等靖国军成员，在报上发表公电，陈述蔡济民被害经过，揭露西南军阀的罪恶勾当，呼吁伸张正义，惩办祸首，为蔡昭雪。 然而蔡济民一案还是不了了之，以无结果而告终。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正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 董必武以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928年，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蒙运动，提倡这种运动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体的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看了这些刊物和李汉俊介绍的几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觉得中日两国的杂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茫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社会主义，且只有文字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我们几个人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董必武的思想发展以新的推动。他与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等人，几乎天天聚会，交换书籍，讨论天下大事。 董必武在读书的同时，以严肃的态度回顾自己历经坎坷的道路，思考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教训。 他认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成果被北洋军阀篡夺了。此后，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屡遭失败，深感中国需要继续革命，但旧的革命路子又行不通，于是迫切希望寻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 他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各种新思潮加以对比研讨，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一些国家虽已实行，但在中国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无政府主义虽很流行，但空想的色彩太浓，不切实际；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办法，比较切实可行，可以作为榜样。 董必武逐渐领悟到中国革命必须效仿俄国革命的方法，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董必武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和世界问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1937年，董必武会见英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谈到创立中国共产党时说： 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这个组织于1920年9月组成。 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每个省派两名代表出席，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派陈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大约于1935年在红军中工作时与瞿秋白同时被杀）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刘仁静现在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内政部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是荷兰人，在中国我们都叫他马林。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我记得辩论的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关门”政策，保持党员的秘密和“纯洁”。我们还决定党员不能加入任何别的政党，包括孙中山的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我记得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包括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人。 除我以外，在创党人中，还有一些是老同盟会员，例如陈独秀、戴季陶和沈玄庐。 那时，武汉中学成为湖北共产党的中心。党支部由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组成。不久，我的最进步的十名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后来，在创建党支部的五个人中，有三个人离开了党，一个成为自由职业者，一个现在在南京，一个现在在汉口当律师。只有陈潭秋和我坚持信仰。我不知道陈潭秋怎样了，但是我想他还活着。 不久，武汉成为一个共产党的重要基地。党原拟办一所外国语学校作为宣传中心。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叫马耶夫和他的妻子来到武汉任教，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所以他们又返回上海。 1921年夏天，陈独秀亲自到武汉，并在一所教会学校——文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他恰巧遇到一个与该校有联系的工人，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这工人加入了河北省共产党，并通过他和棉厂的一些工人联系。这样，党在工业部门获得了扩展。 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他们有乌托邦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热衷于搞“亲农村运动”。这个团体的中心在中华大学，他们创办了一个“利群书社”。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名叫恽代英。他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是中国早期最优秀的青年领导人之一。这些“新农村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久他们就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有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恽代英在四川入了党，于1932年牺牲。 我们湖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有30名代表出席。我们派学生到农村去建立组织和进行宣传，他们的工作对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有很大影响。 我的第二个工作是去四川重新做我们过去做过的争取军事力量转向革命的工作，这是老的策略。那时，四川某些军队有反军阀倾向，所以我到那里去开展这个运动。我花了一年时间做这个工作，后来党命令我回湖北。另外，武汉中学急需经费，也要我回来为之筹款。 我回来看到学校和工厂党的工作有了如此大的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那时，平汉铁路是工人运动的中心，我们有个劳动组合书记部设在长辛店。 我父亲在武昌教书，病了，我送他回老家，回去不久死了。当我回到武汉时，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了，张国焘担任大罢工的领导工作。 因我仅仅被人认为是一个有名的国民党员，并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仍然能够留在武汉。直到1925年——1927年大革命以前，连我家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我的妻子到武汉时才发觉。她是一个老式的妻子，1910年家里让我与她结婚。我只有一个小孩，她就死了。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 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出党员帮助各省、市改组和筹建国民党组织的指示，以国民党联络员的身份，积极进行筹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汉口首先成立了国民党临时党部，并先后建立起了武昌、黄梅、黄冈、黄陂、汉川、黄安、麻城等17个县的国民党组织。这些市县党部的委员，基本上也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 在此期间，董必武通过共产党员石炳乾在安徽的泾县、宿松发展了国民党组织，在江西德安、河南商城国民党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地方先后建立起了由湖北省党部领导的国民党党部或区分部。董必武积极运用统一战线这个组织形式，重点吸收工农大众参加革命活动。 1925年7月，在董必武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作为河北省国民党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向大会作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报告》，并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派驻湖北省负责指导党务。 会议结束后，董必武迅速返回武汉，立即召开全省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着重指出国民党“二大”左派占压倒优势，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但国民党右派分子仍很嚣张，随时都可能制造事端，必须看到他们的危险性。他要求大家竭力协助国民党健全地方组织，扩大左派队伍，特别要在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发展雄厚的革命力量，把国民革命推向前进。 1926年3、4月间，董必武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派遣秘密奔赴长沙，做争取赵恒惕部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转向革命的工作。由于多方努力，董必武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使唐部于5月下旬改编为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军，唐任该军军长，参加了北伐。 在全国反帝运动日益高涨，广东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国共合作继续发展的条件下，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为此，会议决定党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开展群众工作，还决定重建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 董必武积极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立即着手进行准备，以策应即将到来的北伐。 3月，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为促进北伐开始了准备工作。董必武遵照党的决定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的双重身份，于3月下旬秘密前往湖南长沙，协助作北伐前的准备工作。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 根据中共湖北党组织的指示，董必武负责对外联络、军事和民运工作，配合北伐军攻打武汉。 7月下旬，董必武率领湖北各部代表团，前往长沙迎接北伐军先头部队。 随后，董必武和潘怡如等根据国民党中央决定，又组织了一个特种委员会，以配合北伐的军事行动。 7、8月间，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任区委委员。 8月下旬，董必武派人在汀泗桥组织了破坏敌人军事设施的活动。同时，他发动群众，支援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战斗。 北伐军取得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后，乘胜前进，于9、10月间先后攻克了汉阳、汉口和武昌。 北伐军占领武昌和广东国民政府迁鄂之后，武汉成为当时革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湖北也成了“全国民族解放，光明的革命势力向黑暗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根据地。”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革命的猛烈发展，引起了一些反动集团或派别的恐惧和仇视。蒋介石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儿设立了他的总司令部，同时把他的嫡系部队安置在福建、江西一带，提出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以便使这些地区处在他的势力控制下，达到他篡夺胜利果实的目的。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看穿了蒋介石这一阴谋，并坚持反对这项阴谋。 1927年2月24日，武汉三镇国民党党部15000余名党员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董必武在致词中指出，今天开会为的是挽救党，反对个人独裁，恢复党权。他说：“他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锋芒所向，直指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 3月20日，武汉100万群众在阅马场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会上，董必武提出“厉行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铲除党内外一切反革命者的恶势力”，“查办暗中和帝国主义联络和军阀谋妥协者”等重要提案，击中了蒋介石新军阀独裁统治的要害，把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同军阀妥协的反革命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国民党中央、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及黄安县政府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 董必武根据党的指导，及时把在武汉地区公开活动较多的中共党员和匡民党左派人士疏散，转移出去。 他与毛泽东、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邓颖超等22人，联名在8月1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将力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 11月，黄安、麻城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央鄂东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队。 12月，李汉俊、詹大悲等在武汉被捕，并当即惨遭杀害，情况万分危急，为了保存力量，党中央派董必武去苏联学习。 到达苏联后，董必武即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即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学校专为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李哲时等30几人办了一个特别班。 由于学员年龄较大，大家都称特别班为“老头班”。1929年春，董必武因英文比较好，由共产国际保送，转入列宁学院（即苏共党校）英文班进修，在一起学习的还有张国焘、王若飞、李立三等。 董必武在莫斯科期间，始终努力学习，深入钻研，深得中国同志和外国同志的敬佩。 在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时，他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刻苦攻读英文和俄文。以至有人提意见说，董必武总是占着图书馆的一张桌子，到吃饭时才离开。 董必武在自己努力学习的同时，还担任列宁学院中国工人特别班的语文课和政治辅导工作。 他将自己在革命实践中的体会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对照，并亲自下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 在巴库油田和列宁格勒工厂，他深入到群众中，同工人一起劳动，共同生活，并将这种亲身体验整理成报告。报告得到很高的评价，并在全校展出。 1931年冬，他从列宁学院毕业，因其学习成绩优异，列宁学院计划将他留校工作。后因国内斗争的需要，遵照党中央的决定，董必武于次年3月离开苏联回国。 董必武到中央苏区时，正值红军粉碎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又集中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要求红军在敌合围未成之前，就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随后，调毛泽东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尽管毛泽东受到排斥、打击，董必武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入革命根据地以后，苏区中央即准备创办学校，决定取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党校，校址设在叶坪，后迁到沙洲坝。董必武被调去办党校，任教务长。 党校校长是洛甫（张闻天），副校长是杨尚昆。 不久，杨尚昆调到三军团任政委，董必武接任副校长，后任校长。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党校于3月13日（马克思逝世纪念日的前一天）正式开学。 1934年1月，董必武出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二月，被委任为临时最高法院主席，随后又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院长。 他对严明党纪和革命法制十分重视，同时要求办案要严格手读，要建立档案，以备有据可查。在他的领导下，党纪和法制得到加强，工作效率，劳动纪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年过半百的董必武同志也参加了长征。 长征时，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共100多人，目的是照顾那些年老体弱、生病负伤的干部、战士，以及女同志等。其中有音乐家、戏剧家、文学家。谢觉哉、蔡畅、贺子珍、成仿吾等，都编在这个连里。 后来，董必武被调到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卫生支队的妇女队任队长。 董必武等人率领的这支小队伍，战胜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董必武在《长征中的女英雄》一文中，热情地歌颂了这些巾帼英雄的事迹，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到董必武当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 文中写道： “……初出发时差不多有六十副担架，途中一个人要管理三、四副。这是异常艰苦的工作。那完全是夜行军，又不准点火把，若遇天雨路滑，担架更走不动。民工的步伐是不会整齐的，体力不一样，没有抬惯，前后两人换肩走路都不合拍，对革命的认识程度又不一致，有的是在路上临时请来的。照料担架的女同志跟着担架走，跟得着前面的一副，又怕后面的掉队，跟着后一副，前面又没有人照管，休息时候要防着民工开小差。民工可以打盹，她们都不敢眨眼。特别是每晚快到天亮的时候，民工的身体疲乏了总想打个瞌睡，宿营地还隔若干里，前后队全都催赶快走。这时，他们就在几副担架的前后跑，督促和安慰，劝说和鼓励，用一切法子来推动民工往前走。有几次民工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躺在地上不动，无论如何都不肯走，她们中体力强健的，就只好代民工担肩……” “做工作的女同志，绝大多数自背行李，包裹一卸，马上又要去做群众工作，这些都和男子一样。有两个女同志真是步行二万五千里，马一下也没骑过……” 又写道： “……四个怀孕的女同志，都是在旅寓中生产，产后一晚半日就要行动，应有的休养和调理是得不到的。一个女同志在藏民区的下打鼓生小孩，连青稞麦她也不够吃，偶然分得一点羊肉，此外是没有什么营养可说了，产后休息了几天，经过草地，也平安地到达了瓦窑堡。” 长征队伍到黎平，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分配董必武等担任妇女队长，管理伤员，是不恰当的，建议另行安排。董必武这才被调到林伯渠主管的没收征集委员会任委员。 不久，又调进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与干休连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组成连党支部委员会，同徐特立、谢觉哉并称干休连“三老”。为了坚持长途行军，董必武在黎平才买下了一双破胶鞋。 1935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为此，董必武十分兴奋，虽然他平时不喝酒，这次也特意买酒庆贺。 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董必武不仅在四渡赤水、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金山、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原时都顺利地随大部队行走，而且常把分配给他的马匹，让给伤病员骑用，自己徒步行走。 当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时，董必武回忆这段长征经历曾说： “十三个月时光，在不断地战胜敌人五百余次的堵截、追击、侧击、袭击战斗中，步行二万五千里，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历经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这是英勇无畏的红军的创作，已为全世界人惊叹为空前的奇迹了。” 1939年到1944年，董必武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重庆等城市战斗了7年。他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揭露国民党对外消极抗日，对内积极反共的反动面目。1943年，董必武将满58岁。“当时重庆政治空气恶劣，好友晤面不易，借祝寿集会为避禁网之一法”。为了扩大我党的影响，党中央决定给董必武提前祝寿，以“祝寿”活动作为突破封锁、广泛交友的一种手段。 1944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贺董必武六十大寿，对董必武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董必武同志： 庆贺今年你的六十大寿。你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中华民族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你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三十二年来，你经历无数艰辛，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现在，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贺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4年元旦 董必武把自己工作中的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1月3日，他给中共中央发了感谢电： 中央委员会： 奉读中央元旦贺电，不胜感谢之致。我在中央领导下不断学习和工作着，抗战以来，特别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学习和工作着，感到无上的光荣。我党的二十二年来伟大的发展，光辉的成绩，已搏得全中国全世界要求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解放的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赞扬，正因为全党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才获得了这样的成功。我自愧在这中间没有更多更大的贡献，使党给我的工作做得更好。我愿在继续整风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缺点，成为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一个名实相符的战士，随着中央随着全党同志继续为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任务而奋斗；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 董必武 1949年，董必武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全身心的投入到新中国的法律事务上。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根据共同纲领中关于废除国民党的旧体制，建立人民的新法制的规定，董必武领导并参与了废除国民党的旧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建立人民新法制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60年代末70年代初，董必武已是八旬老人，且身体多病。按理，为人民奋斗了一辈子，身体又不好，应该享受晚年的欢乐。如若是在平常百姓家，这是极容易做到的。然而，董必武同志心里装的不是过去的功劳，他心里想的是国家。 “文革”前，中共中央成立了党史起草委员会，董必武任书记。“文革”期间，董必武对于江青等人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那一套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对于他们创造“帮派史学”更是深恶痛绝，编史工作自然就搁浅了。 在那些指鹿为马、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岁月里，多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到诬陷、迫害。许多曾经战斗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被扣上种种罪名，打成“特务”、“反革命”，关进监狱。董必武不顾个人安危，顶住逆流，实事求是地为这些同志写了证明材料，使得他们免遭诬陷、迫害。 1965年5月，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董必武用了三个半天的时间，给支部的同志们详细地讲党史，高度赞扬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及邓小平同志、叶帅、陈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 1970年除夕，董必武在广州遇到老战友叶剑英，“幸存者”相遇，真是喜出望外，题诗《羊城农历除夕喜遇叶剑英》： 羊城农历岁月凋， 满眼风光兴趣饶。 破旧已无花上市， 迎新将有艺如潮。 曾经绚烂归平淡， 不信怀柔与叫嚣。 备战相逢岂易得， 余生能乐几分宵？ 董必武为老战友而喜，同时又感叹“岁月凋”，“余生能乐几今宵？”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许多老战友、老同事被迫害致死，今宵能与叶帅相逢，实属不易。分手后又不知何时能与君见面。凄婉的声调跃然纸上。 1975年3月5日，董必武90生日，他带病题诗《九十初度》，总结自己度过的“九十光阴”： 九十光阴瞬息过， 吾生多难感磋砣。 五朝敝政皆亲历， 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洗面， 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 深信前途会伐柯。 董必武始终怀着“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信念，以“主义遵从马列坚”为行为准则。 1975年4月2日7时58时，董必武与世长辞了。他临终时说了一句未说完的话：“党中央开了会，中央还有绊脚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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