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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1920年12月，邓小平远涉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从此，他便走上了漫长、曲折而又光辉的救国救民之路。 16岁的邓小平到达法国后，严峻的生存环境使他不得不花多数时间做工。他开始在克娄梭钢铁厂打杂，后又在巴黎比扬古雷诺工厂当过钳工，在火车上当过铲煤的司炉，还到饭馆里做工。只有极短时间在贝页中学、夏蒂荣中学等校学习。 俄国十月革命对法国影响很大，法国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广为流行，邓小平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22年又参加了由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青年创建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下半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领导。在此时期，他参与主办帮助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中国同志学习理论的油印杂志《赤光》，他不但参加编辑、撰写，还刻蜡纸、油印、散发，十分活跃。因为他刻写的字迹端正、有力、版式设计美观、活泼，被大家誉为“油印博士”。 1925年，邓小平又担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并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及华工运动。 由于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遭到了法国政府的迫害，于是在第二年1月从巴黎经柏林到莫斯科，先到东方大学，后转入中山大学读书。 在中山大学学习时邓小平曾担任一个班的团小组长，而蒋经国也就被编在这个小组。当时蒋经国仅有15岁，个子矮小，只有1．51米多点，但在全校数百名学生中却是年纪最小、又最活泼的一个。 邓小平虽比蒋经国大6岁，但个子也不高，排队时总和蒋经国站在一起，肩挨着肩。邓小平爱说爱笑，具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而且知识渊博，再加上邓小平是蒋经国的组长，因此蒋经国很尊重邓小平，把邓小平看成是“大哥”、“学长”。 莫斯科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芬柯街，是一座规划宏大的四层楼房。冬天的莫斯科河结着厚厚的冰，如一条银白色的带子。尽管这时的莫斯科十分寒冷，邓小平、蒋经国等同学还是喜欢在饭后到操场上或莫斯科河畔散步、聊天。他们最爱听邓小平讲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那时邓小平总围着一条蓝白相间的大围巾，一天散步时，蒋经国好奇地问邓小平：你干吗老围着这么一条大围脖？邓小平对他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特别是拣马粪挣钱最多，干一天能够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这么一条围巾，因此他们每人也有这样一条。邓小平每次谈话，都能激起蒋经国的浓厚兴趣。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蒋经国和邓小平亲密无间。后来，邓小平曾回忆说，蒋经国在这里“学习得不错”。谁也没能料到两个当年同窗共读的学友，60年后，会成为台湾海峡两岸的实权人物和政治对手。 中共中央根据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及邓小平的实际表现，1927年春天决定调邓小平回国工作，同年2月，邓小平从莫斯科出发，回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上海。 邓小平回国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已处于走向破裂的前夕，政局十分动荡。3月，党中央分配邓小平到西安，在那位接近共产党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里工作。 1927年6月，冯玉祥下令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河南开封，名为训练，实是“礼送出境”。这时，邓小平按照党的安排，离开西安，转赴当时从上海迁到汉口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邓小平到了汉口后，向党中央汇报了冯玉祥对共产党人的政治态度及中山军政学校的情况，中共中央负责人赞许了邓小平在中山军政学校工作时的业绩，并任命他为中共中央秘书，留在党中央机关工作。 随后，武汉政府公开反共，制造了“七．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内政治局势更加恶化。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环境，保护革命利益，邓小平将原来邓希贤的名字改为邓小平。1927年8月7日，瞿秋白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并确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邓小平列席会议，并在会上听到了毛泽东的重要发言，认为毛泽东的观点十分正确，而且措施具体，是当前党应采取的。从此，邓小平和毛泽东播下了友谊的种子。 “八七”会议后，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到了上海。不久，23岁的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共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在党最困难的时期，他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工作需要，邓小平留在上海党中央机关，以党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协助留在国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李维汉、任弼时等负责人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指导各个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与白区的秘密斗争。 1929年3月，爆发了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战争，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战败，被驱逐出广西，由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主政。俞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任广西省绥靖司令。那时俞、李正酝酿反对蒋介石，他们全部释放了被国民党逮捕的革命者罗小彦等人，并且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合作，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他们部队工作。 获知这个信息后，中共中央立刻进行了研究。 “派邓小平同志去！”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 因为邓小平回国后工作干得相当出色。 经周恩来推荐和中央批准，年仅25岁的邓小平便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于当年7月初到达了南宁。张云逸、叶季壮也前往广西，领导当地党的工作。 邓小平到达南宁，化名邓斌，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并发展革命力量。他了解到俞系国民党左派领袖，“四．一二”政变后曾被桂系军阀政府通缉，一度还逃往香港，经验使他倾向中国共产党。而李明瑞也不满桂系军阀排除异己和迫害俞作柏的行为，也对共产党有了好感。 邓小平还了解到中共党员俞作豫是俞作柏的弟弟和李明瑞的表弟，他的革命行动对俞作柏和李明瑞影响很大。于是，邓小平通过俞作豫，及时地做好了上层工作。促使俞、李同意创办军官教导总队，并把中共党员渗入到广西省党政军机关中任要职，当时共产党员张云逸在教导总队任副总队长，共产党员罗少彦任教导总队政治教官，共产党员陈可福、陈可夫任俞作柏的秘书。 为达到改造旧军队的目的，邓小平还从各地抽调了1000多名觉悟较高的老班长和老兵到军官教导总队学习，从广西、广东选调工人和学生党员担任教导大队各连队的连长、排长，并在各连相继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不到两个月时间相继发展了李天佑、卢绍武等300多人为中共党员，使教导大队增加了党的血液，对改造旧军队起了很大作用。 对于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军官，邓小平采取“调虎离山”之计。一方面给他们较高的职位，一方面削弱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使他们与群众隔离，再也不能影响士兵群众。 邓小平还派共产党员俞作豫担任警备第五大队长，张云逸担任警备第四大队长、李谦为副大队长。使共产党人得到了这两个大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张云逸、李谦、俞作豫又按邓小平的指示，对第四大队、第五大队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工作。两个大队的人数分别由1000多扩展到2000多人。 为了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邓小平和广西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深入到南宁郊区调查研究，指导农民运动。后通过俞作豫对俞作柏、李明瑞多次作工作，达成了同意在广西建立各级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决定。 8月中旬，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胜利召开，会议成立了广西省农民协会，选举共产党员雷经天为会长、共产党员韦拔群为副会长，黄永达、张弟杰、张震球、李干、黄西祥、陈洪淋等为委员，并决定出版《广西农民》三日刊，后来此刊成为中共广西省委指导工作的机关报，对革命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和俞作柏多次交涉，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名义，拨给东兰县凤山区农军一个营的武器装备，并推荐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右江、左江各县县长。 9月1日，邓小平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他强调要警惕蒋介石、汪精卫和桂系军阀势力的活动，抓紧有利时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准备起义，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 会后，邓小平获知汪精卫派薛岳到广西南宁游说，想拉扰俞、李与张发奎联合反蒋，他一方面亲自劝说俞、李不要出兵参加混战，一方面指示所属部队做好准备，以应付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劝阻而出兵失败后可能出现的局面，使我党掌握的三支部队可随时离开南宁，到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邓小平的所料，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执意出兵西江攻打广东。邓小平当即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是新建部队及需要保卫后方为由，把部队留在南宁。同时，张云逸还被委任为南宁警备司令。 9月底，俞、李在南宁召开讨蒋誓师大会，10月初出兵广东，进攻陈济棠。 俞、李部队还没出广西，其部属杨腾飞、王权和吕焕炎就率三个师叛变，投降了李宗仁。王权甚至还通电拥蒋，俞、李反蒋失败。消息传来，邓小平立即按预定计划行动，指示第四警备大队的一个营去右江地区，五大队一个营去左江地区，协助地方发动群众。张云逸还以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接收了省军械库储存的武器弹药，准备好10多艘汽船和民船停在邕江边，随时准备将武器弹药运到左江。 10月中旬，在南宁海关码头，大批工会会员和农会会员协助部队，把军用物资搬上了船。邓小平也率领党委机关干部、警卫部队，随船驶往百色。两天后，张云逸按邓小平的布置，也率领第四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的部分学员，由陆路沿右江向百色前进。 正当张云逸率队赴百色时，俞作豫根据邓小平的安排，亲率第五警备大队向龙州开去，为后来的龙州起义准备了条件。1929年10月20日，邓小平率领的军械船和警卫人员到达了恩隆县平马镇，和从陆路行军早到达的张云逸会师。后来张云逸曾在回忆中写道： “……我们到达平马不久，军械船也到了。不一会，忽然看见叶季壮同志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20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步安详。我们马上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们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同志！’‘哦，您就是邓小平同志！’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 “邓小平同志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一时忘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相互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一些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保存起来。 “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邓小平就和我住在一起。” 10月22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部队到达右江地区。 他们立刻开展宣传，组织、动员群众、筹划武装起义、成立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府的准备工作。当时右江地区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热情十分高张。邓小平迅速召开前敌委员会，在会上，他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使群众明确武装起义对推翻旧政府，建立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以及打土豪、分田地、改善工农生活的意义。 在工作基础好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进行反霸斗争。 为保证武装起义的胜利，邓小平还强调在部队中要清洗反革命分子，邓小平还从教导总队中抽调优秀学员补充担任营、连、排领导骨干，从农民自己的队伍中抽调一些立场坚定、斗争坚决的队员充实各连队，使部队增加了新的血液，出现了官兵平等，军政、军民关系和睦的新气象。 在整顿军队的同时，邓小平还充分发挥右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的作用，团结教育贫苦农民，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接着组织七八人的宣传队，深入山区、农村、街道广泛开展宣传，进一步奠定了武装起义的群众基础。 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部队进驻百色后，右江地区的地主豪绅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垂死挣扎。他们一面纠集反动民团，占据要点，一面和熊镐率领的警卫三大队秘密勾结，妄图消灭第四大队，镇压革命群众及武装起义。 邓小平和张云逸等看穿了熊镐的面目，认识到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表面与第四大队是“兄弟”部队，实际听命于桂系军阀。 这时，奉议农民截获到黄绍竑给熊镐发出的“先发制人”的密令，邓小平果断命令张云逸作好准备，歼灭熊镐部队。在邓小平、张云逸的指挥下，第四大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全歼第三大队1000余人，并击毙大队长熊镐等反动军官。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将农民协会改名为县革命委员会。 1929年11月初，党中央批准在广西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传达到百色，要求在左右江创立革命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红7军的番号，并委任了负责人。 邓小平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中央指示，并就武装起义的重大问题及具体部署作出了决定。会议决定，用4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起义准备工作，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1929年12月1日，邓小平率一部分干部要到左江地区去部署龙州起义。临出发，他紧握张云逸的手说：“云逸同志，百色起义时间不变，记住了吧，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 “党代表放心，我们一定准时起义。”张云逸说。 邓小平又说：“按照中央的决定，你出任红7军军长，我对内是前委书记，对外是红7军政委。我这一走，起义时的具体工作就由你和陈豪人同志主持。龙州那边随后也将起义，成立红8军，中央还要我去兼任政委。” “邓代表身负重任，两处都要顾及，够辛苦的。”张云逸说。 “其实，我只是跟你们一起开了个头，不少工作留给了你们。中央指名要我去上海汇报广西的情况，我到龙州停一两天又得走。”邓小平说着，跨上马，急驰而去。 张云逸根据党委会议的决定和邓小平的部署，领导右江地区军民完成了百色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组织上，进行部队整编。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及地方武装编成三个纵队。第1纵队由原第4大队组成，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2纵队由原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组成，纵队司令胡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3纵队由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组成，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同时，扩大教导队。 起义前夕，部队总人数已达到4000多人。 在思想上，进行充分的发动。张云逸等同志深入基层，亲自给部队的干部、战士作报告，宣传革命纲领，起义前，广大干部、战士就当红军的光荣和红军的任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929年12月11日，百色县城东门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大早，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商人和居民5000多人聚集在广场上。 张云逸穿着崭新的灰色军装，头戴红星军帽，迈着雄健的步伐走出粤东会馆大门。 他注目前方，几千双眼睛期待着，起义部队集合的方块队前，一面鲜红的大旗迎风招展，旗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9个字十分醒目。 张云逸心潮激荡，久久不能平静。 “吹集合号！”他发出第一道命令。 军号声响彻右江上空，驻百色的4大队、教导总队官兵身着一色灰军装，佩戴红领带，头顶红星帽，扛着步枪精神抖擞地来到广场上。顿时，广场上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等领导人登上主席台。陈豪人庄严宣布：“同志们，乡亲们，今天，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在这里光荣诞生了！” 一时间，整个广场沸腾起来，人们呼喊着，庆贺人民军队的诞生。 接着，陈豪人宣布红7军领导机构成员：“红7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邓小平的化名），政治部主任——陈豪人……” 大会结束后，是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反动政府！”阵阵口号回荡在山城上空。 红7军诞生及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右江沿岸各县也相继成立工农民主政府。 百色起义前，李明瑞从龙州来到百色，邓小平、张云逸代表党组织与他进行了谈话。他表示愿留在革命队伍里，随即返回龙州参加领导龙州起义的工作。 龙州，位于广西左江上游，是我国西南部的边陲重镇，水陆交通便利，也是左江各县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起义的前夕，曾派共产党员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先到龙州，配合早些时候在龙州开展工作的共产党员何建南等，恢复和发展群众运动，扩大武装力量，准备武装起义。 俞作豫在1929年10月初到达龙州后，便召开了党员会议，传达了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关于在龙州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部署了收编、改编旧军队的工作，使龙州地区的共产党员明确了工作方向，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邓小平与共产党员何世昌、严敏等来到龙州后，检查了俞作豫前两月的工作情况，并介绍了右江第四大队改造军队的经验，明确提出要抓紧对部队进行改编。 李明瑞、俞作豫、何世昌等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分头动手，以共产党员替换了反动军官，并对部队进行整顿和充实，争取了大多数士兵。 邓小平还将原来的《群众报》改为《工农日报》，增加了党的刊物《左江红旗》，大造革命舆论，一批优秀的工农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扩大了党的组织。 邓小平到龙州虽只有很短的时间，却对龙州起义起了极大的作用。 1930年2月1日，龙州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红色的标语，农会会员，农民赤卫队员，肩扛梭镖、土枪，涌进城来，工人赤卫队员佩戴红袖章，步伐整齐地走向中心广场，士兵们举着大旗列队经过……革命歌声、口号此起彼伏。 主席台上，起义的领导人胸佩红花，在热闹的气氛中宣布了起义的开始和中共中央颁发给起义队伍红八军的番号及领导人的委任。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 红八军军长俞作豫、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在会上讲了话。 俞作豫还带领全体红八军将士面向军旗庄严宣誓，表示坚决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不怕任何牺牲。 邓小平领导龙州起义后，为了加强地方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左江特区委员会和左江地区革命委员会。严敏任中共左江特委书记，王逸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何建南任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兼左江工农赤卫队大队长。凭祥、宁明、明江、崇善、左县、雷平、养利等县也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工农民主政府。 为了壮大革命队伍，果断决定红八军迅速向左江靠拢，与红七军会合。 邓小平亲手组建了第一纵队党委，他在党委会上对全体党委成员说：“党委是部队最高的领导机关，纵队一切重大的事情，都要经过纵队党委讨论通过后才能执行。” 不久，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 1931年1月5日，邓小平指挥红七军攻克了广东省连县，并在此稍作休整。 1月16日，又举旗向南，日夜兼程，向广东韶关、乐昌之间的杨溪渡口前进，准备渡过武水，到中央苏区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 武水水流湍急。部队不能直接涉水过河，又无大桥可通。仅有两条木船，每次只能渡20多人，而且往返一趟需10多分钟。当时形势十分严峻，如红七军不能迅速渡河，就有被广东敌人前后夹击围歼的危险。红七军的最高指挥员邓小平不顾连续作战和长途行军的极度疲劳，在观察地形和分析后，果断地决定由他和李明瑞、许卓率领五十五团先渡河，过河后，选择有利地形，一面防备对岸的敌人偷袭，一面掩护后面红军渡河，张云逸率五十八团和军直机关殿后。当邓小平率五十五团和军直机关部分人员刚渡过河，广东军阀的大批部队乘汽车便从韶关赶来，向立足未稳的红军五十五团冲来。邓小平一面指挥已渡河的红军战士散开队列，抢占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一面叮嘱李明瑞率部分红军掩护后续部队过河。因敌势强大，不仅前方的敌人蜂拥而至，后面的追兵也到岸边，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只好回身与敌交战，根本不暇渡河。于是，红七军被截成两段，双方失去联系。 邓小平在同李明瑞、许卓等人率五十五团给敌人重大杀伤后，迅速地撤离战场。尔后，巧妙地避开了敌人主力，摆脱了敌人追击，沿着粤赣边境山间的羊肠小道，于1931年2月上旬，安全到达了江西省崇义县。到此，红七军五十五团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跋涉7000余里，终于来到了中央苏区边缘。 由邓小平率领的红七军五十五团到达崇义后，很快与地方特委取得联系，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和加强地方武装建设。邓小平还从部队里选派了一批有经验的政工干部参加地方工作，并协助特委把崇南游击大队升编为红色独立营。邓小平还协助当地党委举办干部训练班，工作安排就绪后，经前委研究决定，邓小平前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红七军前委书记由许卓代理。 1931年4月初，红七军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历尽艰辛终于重新相聚。 7月初，红七军在兴国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邓小平离开崇义，历尽艰险，终于到达上海，并向党中央报了到。党中央分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听取了邓小平的汇报后，高度赞扬了邓小平为首的红七军全体指战员。 周恩来激动地指出，红七军从广西出发，转战1年，行程7000余里，打了许多胜仗、消灭了许多敌人，历尽艰险、英勇奋斗，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诗篇，周恩来紧握住邓小平的手，嘱咐他好好休息，然后认真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 1931年8月，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不久，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担任一年多的瑞金县委书记以来，成绩卓著。1932年冬季，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找邓小平谈话，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领导这三县的工作。 不久，邓小平从瑞金到达会昌，他不耻下问，调查研究，彻底摸清三个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他认为会、寻、安的工作搞不上去的原因主要是“左”得太厉害，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 在邓的带动下，军分区和中心县委机关学习马列主义蔚然成风，大家的认识也得到提高。 为了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邓小平还领导三县人民办了很多夜校、列宁小学、扫盲班、读报小组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后，邓小平重点抓了农业生产。分别召开了会、寻、安三县的党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决策。 根据邓小平的布置，1933年春，会、寻、安三县都成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各村成立了生产突击队，还成立了妇女劳动委员会。 邓小平还身体力行，经常参加劳动。大大地促进了群众的工作积极性。 由于邓小平和会、寻、安三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正确领导，三县的粮食产量都大幅度上升，人民的生活提高，革命的积极性也日益高涨。同时，地方武装在邓小平的具体领导下开展了剿匪工作，消灭了残存的地主武装，红色政权稳定，各项工作的开展更加顺利。 因为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而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注意。1933年他到会昌检查工作时，看到这里的大好形势，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诗句。 但是，正当邓小平按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领导中共会寻安中心县委工作，并把三县的建党、建政、扩大红军、土地革命、经济建设搞得十分火热的时候，刚到中央苏区不久的临时中央却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否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他们派出自己在中央局的代表，对会寻安中心县委的工作妄加批评，对邓小平进行蛮横无理的指责，并调离了他在该处的工作。随即又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对他们进行打击。 邓小平被撤职后，下放到农村劳动。 这个消息被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李富春的一次汇报里知道了。王稼祥是个很正直的干部，他对邓小平是了解的。早在莫斯科留学时，他就知道邓小平精明强干，才华出众，回国后领导广西百色起义，创立红七军，既有政治远见，又有指挥才能。 于是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和三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 贺昌、罗荣桓说：“稼祥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对，我们赞同。” 于是王稼祥打电话给临时中央，推荐邓小平到军委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工作。 临时中央个别领导听到王稼祥提议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以惊奇的口气回答：“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委三个月总结工作会议上又不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暂时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 王稼祥立既反驳：“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当，我看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把敌人从白区引到中央根据地的深处，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和群众条件，加以歼灭，这种积极防御的策略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时应用成功，使苏区出现了大好形势。这不是反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应当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问题。”他越说越激动，“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他怒气冲冲地把电话一甩，来回踱步，连连说：“埋没人才呀。” 过了一段时间，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还没答复，王稼祥十分着急，又从病床上坐起，吩咐警卫员唐继章给驻在瑞金县沙洲坝下霄村的博古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他从床上下来拿起电话：“喂，你是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决定了吗？我等着他工作，您看我负伤有病，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你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就你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 博古与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就是同窗好友，他很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也深知邓小平性格刚强，办事老练，是难得的人才，便答应和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把邓小平从宁都农村劳动点调来沙洲坝白屋子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 于是，邓小平调任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长征中又参加了遵义会议。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邓小平人不卸甲，马不下鞍，随军东征。 东征后，他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协助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抓红军的政治工作。 因王稼祥在中央苏区时受过伤，身体不好，总政治部工作的重担，就落到了邓小平肩上。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便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7月15日，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提交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按双方的协议，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于1937年8月，将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8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加强一二九师的领导，特派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从此，邓小平与刘伯承并肩战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在长达13年的共同革命斗争中，邓小平与刘伯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月6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辽县召开了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他们总结了一二九师及地方部队过去作战的经验和特点。 邓小平说：“我们打仗的特点是八个字，秘密、迅速、坚决、干脆。” 不久，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以3万多人的兵力，分从平汉、同蒲、道清等铁路线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准备反攻的30万大军又不断撤退。 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邓小平、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朱德的命令，将分散活动的一二九师各主力团集中，向正太线东段井陉的敌人进击。 2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翻越山脉，抵达长岭，立即召集三八六和三八五旅的干部开会，决定发动长生口战斗，袭击井（陉）平（定）公路上的日军重要据点旧关，以吸引井陉日军出援，并在中途歼灭它。第二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向娘娘庙一带前进。21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设伏于井陉、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当天夜晚，部队开始行动，当我吸援部队于22日拂晓袭入旧关时，井陉的日军果然中了圈套，派出快速部队200余人，分乘8辆汽车驰援，立即陷入伏击圈，结果被击毙130余人，毁汽车5辆。 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长生口战斗获胜后，立即率一二九师向晋南转移。 进攻晋南的日军一○八师团是沿河北省邯郸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屯留、良马等直至山西临汾这条路线出击的，于是邯（郸）长（治）大道及由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便成了日军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而黎城则是日军在这条运输线上的要地。刘伯承和邓小平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决定发动神头岭战头，袭击日军占领的重镇黎城，吸引潞城之敌驰援，以便在神头村附近设伏，歼灭日军。 神头岭地形复杂，日军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也难以左右机动，却利于隐蔽埋伏。我方在兵力部署上，决定以1个营的兵力作吸援部队奇袭黎城，而以三八六旅的3个团作主攻部队，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三面设伏。 事态的发展，一切按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设计进行着，由于伏击部队伪装巧妙，在发起攻击前，日军毫无察觉，战斗一打响，日军步兵还未及展开，骑兵还没上马，炮兵来不及支炮架，就被八路军的重火力消灭了。整个战斗从3月16日拂晓袭击黎城开始，到当日下午4点结束。结果，从潞城赶来增援的日军一○八师团、一一六师团的1500人，除100余人逃脱外，全被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一二九师在神头岭歼灭。 这两次采取的“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是刘伯承、邓小平精心部署出来的，是游击战歼灭大批敌人的范例。 神头岭战斗后，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3人又共同提出进行响堂铺战斗，响堂铺是日本侵华军一○八师团作战地域的后方交通线，在涉县境内，这次战斗的胜利对粉碎日军进攻以及创建晋冀豫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批准，3月31日刘、邓率部进行伏击、朱德、彭德怀还邀请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前来观战，这次特大的伏击战因组织实施得法，打得很漂亮，日军被歼数千人。前来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赞叹不已。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晋冀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和游击战争的普遍开展，特别是一二九师在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等一系列战斗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使侵华日军惶惶不安。1938年4月初，日军以一○八师团为主，纠集3万多人的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围攻，妄图将八路军主力兵力歼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针对日军的企图，制定了以部分兵力钳制多路敌人，集中主力击破一路敌人的反围攻作战总方针。 当各路日军开始出动时，刘伯承、邓小平奉总部命令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向辽县以南、向东进至日军合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 从东、西、北三面进犯之敌相继于4月10日前后侵入抗日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三四四旅及决死一纵队英勇地阻击日军，使日军合击八路军主力于辽、榆、武地区的狂妄计划完全落空。 但是，日军倚仗优势兵力，企图突破八路军阻击，以摆脱被迟滞的状态。在这严重势态下，只有给日军沉重打击，才能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这时，南面日军一○八师团步兵、骑兵6000余人，分两路北犯，4月13日，这两路日军窜入辽县、武乡、遭到当地抗日游击队的袭扰，加之广大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日军很快陷入恐慌。刘伯承、邓小平立即抓住战机，于14日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六八九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15日，主力部队开到武乡县附近寻机歼敌。当日黄昏，侵入武乡的日军一○八师团的第25旅团第117联队及炮骑辎重共3000余人，从武乡出发，沿浊漳河东窜。刘伯承与邓小平及时决定紧咬这股东窜之敌，进行急袭。他们命令一二九师七七二团、六八九团、七七一团，分两路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实施平行追击，并以七六○团为后续部队，沿大道紧跟。一二九师的两路纵队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下，于16日早晨在浊漳河北岸的长乐村地区追上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截断了其后段1500余人，接着又在型村、李庄一带将日军截成数股，分割围歼。刘伯承与邓小平抓住战机，指挥一二九师各团战士们从山头上、山谷里，甚至从几丈高的山陡坡上冲向大道，排山倒海般地冲入敌群，用刺刀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搏斗，给敌重大杀伤。刘伯承和邓小平为巩固胜利，果断地决定用少数兵力在前线布成游击网，打击和迷惑敌人，命令主力部队撤出战斗。 长乐村地区的战斗，共歼日军2200余人，是粉碎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的决定性战斗，闻名全国。接着八路军乘胜追击，彻底粉碎了日军九路围攻，将敌全部赶出晋东南。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则在华北、华东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使日军陷入游击战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时的日军几乎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进攻，转而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集中主要兵力进攻敌后八路军。 1939年1月，日军纠集了3万余人的兵力，分11路向冀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刘伯承、邓小平针对平原地形便于敌快速部队行动的特点，确定了一二九师主力分为几个集团，结合地方部队分区活动，寻机歼敌，并派出小部队迟滞和消耗敌人。在这种反“扫荡”决策指导下，部队在不到3个月时间进行了大小战斗100余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3月，敌我双方的战斗重点转入山区。刘伯承和邓小平为加强山区的对敌斗争，在妥善安排了冀南斗争后，遂于3月7日率一二九师师部、三八六旅主力及其他部队返回太行山，对付日军的“扫荡”。 7月，日军集中了5万余人的重兵对太行山发动了最大规模的秋季“扫荡”，企图打通晋冀豫的交通线，将抗日根据地分割，然后逐步压缩摧毁。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及三四四旅进行反“扫荡”，作战7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秋季“扫荡”，接着又在年底进行了邯郸战役，使太行山南部与北部连成一片。日军从秋季“扫荡”以来，对太行山区根据地分割的企图彻底破灭。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此时，党员人数已达121万，正规军91万，民兵220万，解放区人口9500万。 1945年夏，抗日战争已近尾声，国民党企图在美国的帮助下控制大城市并缴获已投降的日军武器，而共产党人则发动了进攻，尽可能争取扩大控制区。最后，除哈尔滨被苏军控制外，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及中国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地区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则控制东北的农村地区及华北大部地区。 早在和谈时期，国共两党就有多次较量。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领导的129师从1945年起改名为晋冀鲁豫野战军，1947年又改为中原野战军，通常称为第二野战军。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时，第二野战军的人数已达20万。解放军乘胜前进，6月30日，第二野战军渡过了黄河，刘伯承在黄河的不同地方发动两次转移视线的进攻，牵制敌人。在开封附近，以宽达1公里的黄河大坝为防线。负责保证渡河的物质条件，即渡船、运输及后勤补充的组织工作，20万部队安然渡过黄河。4月14日，在开封以东同3个师的敌人遭遇。刘伯承、邓小平部队三面包围了国民党军队，全歼敌军。 1947年，11月间，开始了中国本世纪最大的战役——淮海战役。这次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持续到1949年元月。战役在淮河沿岸地区进行，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的三野部队同时参战。为便于统一指挥，成立了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参加了前委的工作，统筹前后方一切事宜。 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的军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各被歼灭。蒋介石损失了56个师达55．5万人。国民党的不少将领也被击毙或被俘。 1949年1月战役结束，从而为陈毅、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渡过长江、直捣蒋介石的老巢——南京，开辟了道路。 淮海战役结束不到两周，傅作义将军在不动枪炮的情况下把北平让给围城的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长江。分给刘伯承和邓小平部队的攻击目标是又宽又深的长江中段。北岸的小河、运河里隐藏了为渡江准备的成千上万的大小船只及舢板。部队做了几周的登陆和冲锋演习。为渡江战役准备的旗帜上写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渡江战役是4月21日开始的，百万大军几天内就出现在南岸，解放战争接近尾声。 内战结束时，第二野战军的部队约30万。据历史学家记述，第二野战军在4年中大仗、小仗共打了1343次，歼敌达33万。 1949年9月底，邓小平到北京参加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成立宣言。 这时，邓小平只有45岁。他已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伊始，邓小平重新回到部队。这支军队在几个月里继续追击敌人，把人民的政权扩大到西藏。 全国战事结束后，中国开始了艰巨的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工作。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翌日，苏联，接着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先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保障国家政权职能的充分发挥，需要重新全面划分行政机构。就像在解放区那样，军队始终是政权的基石，军队领导人换上便服，手中仍掌握所在地区的领导权力。有鉴于此，全国分成几个“大行政区”，每一行政区实际上就是某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已分为野战军和战区）管辖的区域。为此，原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改组。 因此，每个“大行政区”成立了军事行政委员会的混合机构。名单如下：以第一野战军司令彭德怀为首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以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为首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以第四野战军司令林彪为首的中南军政委员会。东北地区，即满洲那里的情况比较特殊，1948年解放后就成立了以高岗为首的人民政府，直属国务院领导。但这种特殊情况的结局是戏剧性的。 西南行政区包括4个省——贵州、云南、西康和四川。四川是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省份，下面又分为4个行政区。刘伯承把这个1亿多人口的大区的权力实际上交给了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贺龙。贺龙率一个兵团参加过解放四川的战斗，于是他就成了拥有与行政区同等权力的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则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第一书记。 耐人寻味的是，这3个领导机构人员的组成也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刘伯承是西南局党委第二书记，但他又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两个副主席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贺龙；而邓小平同时又是西南军区的政治委员。这种“职务重叠”现象在以后的时间里，几乎对整个政治生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同地区和省的基地在全国政治中的影响一样。几十年来的一个特点是，一些政治家（除了几个最主要的领导人）尽管绝大部分时间住在首都，但仍保留着省和地区的领导职务。 邓本人1952年前，首先是在西南地区领导工作，虽然那时他在中央也担任职务。1949年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直到1954年9月上述机构改组为止。他于1952年调到北京担任副总理，但1953年西南军事行政委员会改组（去掉了“军事”两字）时，邓仍然是这个机构的副主席，并一直延续到1954年。在这期间，邓小平在北京被委任越来越多的职务：他当选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不久又被委任为中央政务院财政部部长，不过这一职务任期不长，翌年夏天便辞职了。1952年至1954年他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显然，在政府、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中，都翘望着他走马上任。 他是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委员会的秘书长，因此许多中央选举的筹备工作都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54年国家机关进行改组，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又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5月得知：这位杰出的组织者将成为领导国家的党的机关的关键人物。这时第一次提到他是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主管党中央委员会各部的工作。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了中共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邓小平是这次大会的主角之一。会上毛泽东致了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做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邓小平做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告。 党的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先选进最高领导班子。在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中，邓小平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后，居第6位。他作为党的总书记保持了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他1954年的职务“秘书长”一词，主要突出行政工作性质；新的职务“总书记”，则强调其政治份量。 从中共八大至“文化大革命”的近10年中，邓小平在最高的领导核心里担任着党和国家关键性的职务。 党的总书记必然处在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上。作为贯彻决议、领导组织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书记处的领班人，他日理万机，执行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决定。有些时候，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如何执行这些决定。当然，作为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在党内的代表的邓小平，这些年也必然与党的主席相对立。当他想捍卫党，捍卫自己所领导的机构，并用它来抵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正在加剧的永无休止的各种运动时，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一来，邓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继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靶子。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刘少奇与邓小平就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邓小平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连亲属也受到株连，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大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其他子女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1969年，林彪乘中苏边境局势紧张，签署了“一号命令”，要全军处于出击的一级战斗状态，首都实行“战备疏散”。 在此命令下，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罗瑞卿、徐海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在一天内分别遣散到河南、广东、江西、安徽、江苏、云南等省，由当地省军区负责监护。 1985年4月15日，新华社报道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坦桑尼亚副总统兼桑给巴尔总统姆维尼谈及“文化大革命”的一段话。邓小平说：“你是1973年秋来中国的，我那年2月从江西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把许多老干部打倒了，关进了牛棚，我也在江西呆了几年。” 那么他在江西的几年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呢？谁也想不到，当时邓小平是在离南昌8公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度过的。 1969年10月21日下午，江西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和担任过毛主席警卫的陈昌奉、程惠远坐了一辆吉普车专程从南昌来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走进厂党支部书记罗朋的办公室，提出：“罗朋，你是厂里的主要负责人，现在省革委经过研究决定把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你们厂来完成。” 罗朋一听，神经高度紧张，立即问：“什么重要任务？”陈昌奉直截了当地说：“什么任务？讲出来大家都会知道，中央决定把党内的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下放到江西劳动，改造世界观。省革委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厂，你们厂的具体任务有三：一、确保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的安全。范围是进了厂区，由你们厂负责，主要由你负责，如在厂里出了事，首先唯你是问；出了厂区，由外勤人员负责。” 陈昌奉盯着罗朋进一步说：“为什么，因为邓小平不但在国内有影响，而且在国外有影响，同时，怕造反派揪斗他，怕坏人把邓弄掉、弄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要你的脑袋。邓小平在此劳动，你厂工人知道就算了，不能告诉家属，要保密。有什么事，直接到保卫部找我陈昌奉”。 陈昌奉与程惠远向罗朋交待完后，便离开了。 罗朋听了陈昌奉的布置，几个晚上没有睡好，他越想越觉得这个任务不但重而且复杂。回想自己从广州不畏艰险投奔延安，从一般干部一直担任到中央公安部的副局长。1959年反右倾后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下放江西，“文化大革命”中又一再受到冲击，人间甘苦已经尝尽。如今，在这偏僻一隅的小厂，又要负责接待“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同时又是过去的老首长，真是感慨万端。 江西省革委作出邓小平安排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监督劳动的决定后，需要物色一名邓小平的管理秘书兼警卫。军区政治部干部处考虑的人选是黄文华。 程惠远与黄文华进行了单独谈话。 程惠远说：“邓小平到江西，需要长期住下来，按中央规定：一个干部和他住在一起。你的任务是：一、安排他的生活；二、保卫他的安全，劳动要跟着他去，还要督促一下他的学习，实际上你是他的管理秘书。” 一辆载着邓小平、卓琳夫妇同继母夏培根的汽车，从中南海向机场驰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张“打倒”“火烧”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叫刘邓永世不得翻身的巨幅标语。 飞机越过泰山、黄河、长江，在南昌市郊向塘机场安全着陆。 邓小平夫妇和继母夏培根3人在两位解放军战士的护卫下，走下舷梯。 身着军服的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秘书们已等候在机场，他们把小汽车开到舷梯旁，让邓小平一家上车。 小车从向塘经莲塘驶进南昌市，在江西省军区招待所停下。秘书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招待所二楼的一个套间里休息。 邓小平夫妇在这个招待所住了三天。 一天晚饭后，邓小平在塘边散步，引起了住在招待所的解放军干部、战士们的注意。“怎么，邓小平来这里了呀！喏，快来看。”这件事很快传到省军区。一位省军区的“负责人”对邓小平夫妇训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警告他们不要随便外出。 黄文华接到命令，在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秘书赵子昌的陪同下，来到省军区招待所二楼与邓小平夫妇见面。 赵子昌介绍道：“这是省里派来的管理秘书黄文华，以后劳动、学习、生活上的事情都由他负责。” 邓小平看着这个陌生的军人，沉默着。 黄文华请邓小平上车。 邓小平说声“好”，便随黄文华走下楼。 黄文华又告诉卓琳，东西可以装在卡车上。 卓琳说：“我们东西很少，飞机把全家的财产都带来了。” 说着一只手提了个皮箱便上了车。 邓小平夫妇和继母3人坐在汽车后面，黄文华则坐在司机旁边。 汽车驶出军区招待所进入八一大道。 邓小平在车上打量着这条宽阔的大道，大道两边被大字报、标语装饰着，自己的姓名不是倒着写，便是打着红叉。 汽车出八一大道驶上八一大桥。黄文华介绍道：“这就是八一大桥，桥下是赣江，赣江流向鄱阳湖，我们住的地方距这里约8公里。” 过了八一大桥，汽车沿赣江上游继续向西南方急驶，过了一个山坡，便是新建县委的所在地——长凌镇。 汽车经长凌，行驶六七公里后来到望城岗，在望城岗的旁边便是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这个步兵学校的校长徐光友少将，原在省里支左。程世清来后，便调走了，他的住房被人称为“将军楼”。邓小平一家乘坐的车在军校门前停了下来，黄文华下车同执勤的解放军战士交涉后，汽车开进了步校。 进了将军楼的院子，邓小平一家下了车。这是一栋两层楼房，楼上6间，楼下除大厅外，只有两个单间。 邓小平一家到达“将军楼”已夜幕降临，他们夫妇和继母3人住楼上右边的3间房子，邓小平夫妇住一个套间，里面住人，外面是会客室，继母住在靠卫生间的后屋。他们从汽车上搬下行李，又从楼下搬到楼上，铺好床铺，黄文华又跑到炮团食堂买回十几个馒头，煮了一大碗蛋汤，才各自休息了。 黄文华住在楼下靠右边的房间，正对着上面邓小平夫妇的房间，房间装有一部电话，可随时与校外联系，起到严密监视的作用。黄文华的左侧对面的房间是解放军战士贺福柱的卧室，贺福柱是专门负责帮助邓小平夫妇买菜的。后来邓朴方来了，住在楼下左侧的后间，尔后来的邓榕、邓朴方、邓楠、邓林都住在二楼。 从这一天起，邓小平开始了近3年的监禁劳动生涯。 第二天一早，邓小平被院内的小鸟惊醒，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披衣走出楼房。邓小平舒动筋骨，迈开大步，在庭院散起步来。 院子毕竟太小，他想到外面走走，来到院门，见外面有两名解放军站岗。战士警惕地看着他，又说“不准出去”，邓小平心中一震，这才想起他是被监护着，他抬头看看鸟儿自由地飞进飞出，真是人不如鸟。 早饭后，卓琳随黄文华开车到长凌镇和望城岗公社购买油盐柴米。卓琳说：“黄同志，买点面粉吧？” 这次共买了几十斤面粉、50斤晚稻米、4斤油，又买了几百斤干柴和一些青菜、萝卜、大蒜，满载而归。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由黄文华到新建县人民医院开些常用药。黄文华问邓小平：“要些什么药？” 邓小平说：“我没病，主要是睡眠不好，可弄点眠尔通之类的药品，辅助睡眠。卓琳病多，她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病，可弄些这方面的药贮备。” 黄文华记下后，心有疑虑，便驱车来到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请示程惠远。 黄文华不安地说：“程主任，老邓要用安眠药，我不放心，……” 程惠远低头考虑了一番说：“邓小平来江西劳动，提出要吃安眠药，可给他吃，不过要每天晚上送一次，每次按规定吃，不可超量，具体剂量遵医嘱。” 黄文华又提出一个不放心的问题：“我每天送一次，汇积起来，也怕出问题。” 程惠远思索一下说：“你每次送去，看到邓小平在临睡前用开水吞完后再下楼。” 一天，邓小平找到黄文华说：“我离开北京到江西时，办公厅有人和我谈过，让我在这里长期住下去，通过劳动搞点调查研究，改造思想。你看什么时候开始劳动？” 黄文华说：“至于劳动嘛，这几天不急，先把家务安排好再说。” 邓小平答：“家务不需要再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反正东西不多。”黄文华见邓小平要提前到厂里劳动，冷冷地说：“这几天天气不好，如明天不下雨，明天就去劳动，你看行不行？” “行！行！”邓小平回答。又进一步问，“明天什么时候去？” 黄文华考虑一下道：“明天上午8点钟吧。”黄文华又向邓小平说明：“工人是七点半钟进车间，我们就8点钟吧。” 邓小平连说：“行，那行。” 11月9日上午8点半，邓小平与卓琳两人穿上了特制的蓝纱卡工人装，脚穿黄色军用力士鞋。 在黄文华的警卫下，来到位于厂房大门右侧的党支部办公室，黄文华把邓小平、卓琳介绍给罗朋，罗朋一愣，连忙起身，眼前两位“老师傅”竟是自己20多年前的首长吗？ 罗朋对邓小平一向尊敬。早在解放战争初期，他从延安调东北工作时，在太行山区不幸病倒，留在太行山，参加上党战役后，任过高树勋被俘军官队的政治教官，亲耳聆听过邓小平政委的报告，至今他还记得二十多年前邓小平政委讲的几句名言。邓小平说：“上党战役是我们转变的开始，从太行山下到邯郸，今后我们要打大仗了。人家说我们是山精妖怪，因此，我们军队作风要注意，用实际行动来粉碎敌人的谣言。” 黄文华打破沉默，向邓小平夫妇介绍道：“这就是厂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罗朋同志。” 罗朋回过神来，招呼邓小平夫妇坐下，简单介绍了厂里的情况。罗朋说：“这是一个小厂子，只有80多个人，做的是修理农用配件，生产还蛮好的，工人干劲蛮大。”讲到这里他用手指了指对面的一间空房子说：“这间房子原来是办公室，现在专门腾出来给你们用，劳动累了，或不舒服，就到这间房里休息，我就住在对面，有什么事可随时联系。” 邓小平看了看那间空房，对罗朋的安排表示满意，他微笑着说：“好！” 接着，罗朋与黄文华带着邓小平夫妇走出办公室，向车间走去。有的工人眼尖，认出其中一位老师傅便是邓小平。因事先有纪律，不许同邓小平接触，于是工人中在窃窃地传递着一个信息：“邓小平来了！” 作为监管人员的黄文华，与邓小平一家一起生活好几天了。他却为一件敏感的事犯愁，就是不知如何称呼邓小平，总是“喂”、“喂”，他想，邓小平以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当时来讲，他是中共中央七个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国内外也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文化大革命”虽对他作了一些批判，但党中央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称他“邓小平”，直呼其名，又觉得自己有居高临下的意思；叫“邓小平同志”，目前邓小平是走资派，又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不能称同志；叫“首长”，又属监督劳动、无职无权，也不妥。虽然，省革委保卫部部长陈昌奉和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交待称邓小平为“老邓”，但他怎么也叫不出口。 一天，邓小平从楼上下来，主动对黄文华说：“你今后就叫我老邓，这样还自然。” 于是“老邓”这个称呼便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修理车间叫开了。 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内奇在《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每天早上在监管人员的押送下，邓小平同妻子步行到距离20分钟远的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去参加劳动。邓的女儿在回忆文章里提到，邓像45年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一样干的钳工，他的妻子则做拆洗线圈的工作。在工厂也是监督劳动，看管人员目不转睛地监视着这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忠于职守是以自家的脑袋做担保的。这是一种奇特的惩罚，也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上午3位老人在看守的监护下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因此，邓要求做钳工工作），没有得到许可，不准讲话和干别的事情，这个并非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不合逻辑的事。尽管如此，但与从前比较起来，对邓来说，总还算是宽慰的变化，在长期与世隔绝后，他现在能够收听电台广播和阅读《人民日报》，这是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他可以从字里行间了解一些情况。经受两年的软禁后，现在在他干活的车间能得到与外界、与社会接触的机会。正如邓的女儿所写的那样，开始，大多数工人怀着好奇的心，后来逐渐对这一对老年夫妇产生了同情。3年中，他们一天也没缺勤过…… 每日上午他们在工厂劳动半天，下午在用冬青和竹篱笆围成的空地边拓出一片菜地，种上白菜、胡豆、辣椒、丝瓜等各色菜蔬。这样他同妻子可补充一些食品。这样做是很必要的，因为当时他们的工资被扣发，只留给一点生活费。邓小平当时已65岁，这3位老人的年龄相加在一起已超过了200岁—3人中邓是壮劳力。所以，那些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活，自然由他来做。他的妻子卓琳洗衣、打扫卫生。她患有高血压病，常卧床不起，这时邓还得细心照料她。邓小平自生母去世后，抚养他及其他子女成人的是他的继母。这时她年事已高，每日为3人操劳做饭。 每天的生活很单调，倒也有规律。早晨，邓小平夫妇到工厂劳动几个小时，中午回家吃饭，一起听新闻广播，下午在园中耕作，间或读书看报。老祖母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有看守监视着，绝对不许外人进他们的宅院。邓小平每天就寝前总围着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一小时。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一圈一圈地走着。有时祖母养的小鸡也跟在他的脚后结队而行。天长日久，他的脚步出了一条细细的小路。他在为过去、也为将来深思熟虑着。1971年当局准许残废的邓朴方回到3位老人身边。从此，他们还要照料这个致残的儿子。为儿子擦澡翻身这一最重的活，就落在邓小平的身上了。后来，邓小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支持他的力量—政治情况有了好转，使他飘泊四方的其他子女有可能短期来看望他们。就像在中国亲属离异各在一方可享有探亲那样，邓小平夫妇的几个子女用平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做盘缠，一个接一个地来到那儿看望他们。从1971年起，他们的几个子女索性都搬迁来与父母同住。流放地遂成了他们家庭聚首的地方。1971年11月5日，他和妻子一起参加一次会议回到家里心情十分激动，这一天全家都很振奋。 被通知去参加工厂召开的会议，这本身就是桩大事。自邓小平“倒台”以来还是首次让他参加政治活动。当然，他已经猜到可能出了什么事，因为1971年10月1日的国庆节，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林彪的名字已好几个星期没有在报上出现。留在家里的孩子们不知是福是祸，坐立不安地等着父母回来。中午时分，传来惯常的脚步声，看守人和两个“被看守者”回来了。父母的表情显得十分紧张，但由于看守人在场只能用双目示意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卓琳把女儿拉到厨房，悄悄地在女儿的手心中写了4个字：“林彪死了”。直到看守人吃晚饭去了，他们才对子女细述在工厂听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1971年9月，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失败和自我爆炸，使邓小平复出。但，这却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林彪事件后先期返回北京的王震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为革命作出过杰出贡献的老将军，他回京后，向毛泽东揭发了林彪的反革命罪行，并详细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并力荐毛泽东起用邓小平。 1972年8月4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信后，迅即作出指示，写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他没有历史问题，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也没有做的。又特别强调指出：“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是起用邓小平的信号。 周恩来一面将毛泽东的指示和邓小平的信一起交给中央办公厅印刷若干份，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以便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讨论，一面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并指示原来的公务员和秘书立即到江西新建拖拉机修配厂邓小平的身边，改善他的日常生活。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的重要批示。会议一致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3年3月20日，邓小平一家坐上南昌到北京的直快列车。 经两天一夜的行程，邓小平一家，顺利地抵达北京车站，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欢迎。 周恩来看见邓小平，精神抖擞地回到北京，内心充满了喜悦。这位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兄长对邓小平在江西3年多的日子，时刻给予着关心，周总理把邓小平的近况报告了毛泽东。 4月13日，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时，请邓小平去作陪。当邓小平和周恩来并肩步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时，首都各报记者和电视台对准他们，拍下了珍贵的照片。 第二天，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不久，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军委工作并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 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表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很强，人才难得”，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 1974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并说明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宣布中国永不做超级大国。邓小平说，中国发展得越有力量，世界和平就越靠得住。 1974年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1975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力挽狂澜，对十年浩劫造成的混乱局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召开的该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了整顿军队的讲话。他指出：“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提出恢复优良传统，减少膨胀起来的军队人数，处理过多的编外干部，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的措施。 7月14日，邓小平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详细讲了军队整顿的任务。他指出部分单位和同志主要存在“肿、散、骄、奢、惰”五个字，并分析了滋生这些毛病的原因。接着他讲了整顿这五个方面问题的措施，主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训练、指挥水平和管理水平。另外，他还特别讲了整编中的干部处理、安置、调整和交流问题。 8月3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又讲了“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问题。 邓小平恢复工作两个月后的5月3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他着重讲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急迫问题。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呢？ 邓小平指出：“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针对当时“铁路事故惊人”的现象，强调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 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了整顿钢铁工业的重点要解决的四个问题：一，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二、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三、认真落实政策；四、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3月18日，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邓小平讲了关于发展工业的七点意见：一、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二、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三、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四、整顿企业管理秩序；五、抓好产品质量；六、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关于整顿党风的问题：7月4日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时针对当时“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和“党讲话不大灵”的严重问题，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讲到党的作风，强调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指出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 9月27日和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又特别强调了“要敢字当头”是这个整顿的前提。 从1月5日复职到10月4日，邓小平在短短的八九个月的时间里，对整顿问题仅公开发表的正式讲话就做了八九次之多。对各个方面的整顿，都作了针对性很强的论述及部署。 江青一伙人，对邓小平复出工作，一开始就极力进行阻挠。他们凭着野心家的敏感，似乎意识到，邓小平重新工作，决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职务变化，而关系到他们视为生命线的“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一位西方记者发过一条电讯，说邓的复出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证据。 江青等人一心想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旗下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而邓小平复出，却构成了他们实现阴谋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他们万分惊恐，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四人帮”也深知，有周恩来的支持，要打倒邓的罪恶企图是难以如愿的。于是，他们首先掀起了矛头暗指积极支持邓小平复出工作的周恩来的批判浪潮。什么“反潮流”运动，什么“批孔”运动，大批“兴天国、继绝世、举逸民”。 他们的司马昭之心，就在于为倒邓铺路。 1975年8月，又上演了评《水浒》、批宋江的闹剧，说《水浒》作者的罪责之一是“摒晁盖于108人之外”，指桑骂槐，暗示毛泽东被架空了。 同年10月，他们又开始了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12月中旬，“四人帮”通过清华、北大某些人，贴出矛头直指邓小平的大字报，掀起了“批邓”的恶浪。 197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病逝，举国上下，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而“四人帮”搞的“批邓”运动却有增无减地在继续进行。当时，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无法公开执行职务了。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全国人民都对当时坏人嚣张，好人受气的局面而义愤填膺！这年4月5日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终于出现了百万人痛悼周恩来的悲壮场面。实际上，这是一次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 “四人帮”一方面急不可待地定天安门的群众运动为反革命事件，大加镇压；另一方面，诬指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再一次被错误地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就这样，他被第三次打倒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由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1990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接受他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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