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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的发起者们 古老的北京城，历来是中国学生运动的发祥地。 1966年初夏，一股躁热的情绪在暗中涌动。偌大的北京城，再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清华大学，这所名震中外的高等学府，是莘莘学子向往和圣殿。清华附中被笼罩在“清华”的光环下，也就显得非同凡响。 准确地说，能上清华附中读书的中学生应该算是“天之骄子”了。这些中学生中的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女，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高贵”血液，他们中间，不乏共和国部长的千金和将门之后。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具有早熟的政治嗅觉和斗争眼光，天真幼稚的娃娃脸上，堆砌着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深沉和严峻。 一连十多天来，清华附中校园里，三五成群的学生神秘地聚在一起，叽叽咕咕，议论着什么。 随着社会上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运动的开展，他们敏感的觉得中国似乎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党报连篇累牍的社论为运动推波助澜，更是煽动了他们胸中那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他们经常聚集在教室里，用尚未成熟的嗓音制造紧张的政治气氛，靠着幼稚的政治想象力，学着父辈的革命家姿态，对国家形势和世界风云进行似是而非的分析和评判。 “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的小道消息使这些中学生们百般警惕起来。通过父母的渠道流传到他们中间的各种中央高层内幕消息，更是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阶级敌人正在霍霍磨刀！”一个中学生说。 “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入睡了。”中一个中学生压低了声音神秘地告诉他的同伴。能把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句话原原本本端出来，可见其背景非同小可。 “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女中学生激动地说着，她的眼角噙着泪花。 当时，在这些热血沸腾的中学生中，半公开地流传着毛泽东未发表过的一些古体诗词和散章旧作。 据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介绍：收有25首诗词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集子，经过红卫兵的传抄，在全国城乡流传甚广，其中有6首确系出自毛泽东之手，其余19首系伪作，但文风、情致都象毛泽东的文笔。 对于毛泽东的一代崇拜者来说，能抄录到这些未发表的领袖诗词，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这些诗句悄悄熔入了他们的血液，印到了他们心中——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有田有地皆吾土，无法无天是为民。” “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革命岂能做井蛙，小鹰踪迹海天涯。” “火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 “平生爱大海，披月乘风来。”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烈士武臣出凉州。” “……” 冲天遏云的豪情直逼中学生们的心田，他们再也坐不住了。 卜大华，原北京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历经了组建红卫兵、坐牢、下乡插队和回城等一系列命运之旅后，他变得冷静成熟了。在《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中，他回忆了红卫兵运动发韧之初的情形： “19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1957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有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也不是瞎闹着玩，那时我们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五·一六通知》发布和5月25日北京大学大字报贴出后，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们热情更高了。有的要求学校晚自习后不要熄灯，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规章制度。学校不同意取消熄灯制度，熄灯以后同学们就跑到外面去辩论，也有的学生开始到各个学校去串连。 据卜大华的回忆文章中说：“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 5月29，卜大华等人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形势和对策。同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红卫兵”三个字的后边有100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三个普通的汉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一幕幕复杂纷纭的人间活剧。“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中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至于它叫什么名字，则是个偶然。 有意思的是，在后来大量出版的图书报刊中，红卫兵的诞生被点染得有声有色，成了一个罩在神秘光环中的现代神话，这实在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讹传。较为流行的关于红卫兵诞生的说法是：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贴切，而且，最早的红卫兵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夺取了沙皇政权的武装工人和士兵，列宁曾宣称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对于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这些中学生来说，有这么一条理由足矣！“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从此这个名称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了。 这个说法，来自于早期红卫兵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关于这部在红卫兵第一次受挫之后创作出的话剧，后面的章节还将详细记录，在此不多赘述。 总之，历史就这样载明：1966年5月29日，是红卫兵的诞生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这样出现了。 狼烟四起 红卫兵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市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不径而走，出现在京城的各个校园。 这里试举几个例子： 北京市八中。和清华附中一样，这所中学也是“红色贵族”子女居多，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晓鲁就在这所学校就读。中学生们组织起来，到清华附中抄录大字报，学习斗争经验，他们忽然感到已经落在了运动的后面。 回到自己的学校后，立即行动起来将全校所有教职员工召集到一间大教室里，听学生们严厉的训导。 “老师们，过去你们在这讲台上讲，我们在讲台下听。过去是三娘教子，今天是子教三娘。我们对你们是争取团结的；但是你们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底清算……” 教职员工们虔诚地听着，不时报之以一阵热烈的掌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些普通的中学生们，不时还觉得他们只是些孩子，几乎一夜之间，他们长大了、成熟了，如此威严，如此具有震慑力。 学校成立了以学生领袖为主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教师们由原来担心1957年的教训会在中学生身上重演，变为担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自觉把自己放到革命对象的位置上。正同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一夜间全部翻了个个儿。 所有的课目全部停止了。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讨论革命形势的发展，进行军事训练、游泳等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纷纷从家中搬到学校的集体宿舍来住宿。双层木床上，塞满了十六七岁纯阳之体的半大男子汉，充盈的血气和旺盛的精力转换成大咧咧的争吵、唱歌、欢笑和打斗。 换一个镜头：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 这样的艺术院校里，学生多半出身于梨园世家，不是“黑五类”就是知识分子家庭，干部子女和工农兵出身的子女极少。所以，他们的斗争敏感性相应要弱一些。 革命了！造反了！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嘛，自然要讲究戏剧效果。一位女学生干部走上讲台，满腔悲愤地讲述了一桩往事：小学三年级时，她班上的一个女同学被她爸爸勒死了！ 是用她的红领巾勒死的！ 她的爸爸是个右派分子！ 啊！阶级斗争！课本上天天学，周围的人们天天讲，如今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就发生在他们身边。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殊死搏斗，绝不是什么父亲和女儿的情份问题。顿时，人人心中产生出了一种誓死捍卫党和最高领袖毛主席的神圣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像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科一样，大胆撕开自己的胸膛，掏出一颗鲜红的心脏当作火炬，高高举过头顶，奔向漆黑一片的原始森林。他们高擎自己鲜红的心，唱着煽情的“革命歌曲”： 在需要牺牲的地方， 在敢于牺牲！要敢于牺牲！ 包括牺牲自己在内。 完蛋就完蛋， 枪一响，上战场， 老子下定决心， （齐诵：下定决心——） 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由林彪语录谱成的这首特殊年代的流行歌曲，充塞着“完蛋”“老子”之类流珉语言，若是放到从前，这些男女中学生们甚至提起这些字眼也会脸红，如今不同了，如今，革命了，造反了，他们在粗俗鲁莽的语言中领略到了革命者的“豪情”，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心头油然升起。 然而他们的行动还是慢了半拍。5月29日，老一批红卫兵成立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后来，全北京城的学生们都行动起来了，这局面使他们感到愧疚。 愧疚之后是迎头赶上。8月3日，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决定正式成立“红卫兵”，消息传开，群情振奋，中学生们沉浸在一片难言的激动之中。 谁知道，8月3日，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的成立大会上，北京大学附中赫赫有名的红卫兵领袖彭晓蒙带着一批红卫兵来冲击会场，打人、骂人的事都发生了。这时，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们才真实地感到自己的革命实在太文雅，太温良恭俭让，连打人、骂人都不会，还闹什么革命？还造什么反？ 北京大学爆炸了！ 如果说由清华附中红卫兵们率先掀起的红卫兵运动的浪潮尚属自发性质的话，那么在另一所高等院校——北京大学所点燃的一把火，则是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着。 点这把火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指使她点这把火的，则是毛泽东的高级顾问康生。 大奸似忠的康生，一直在对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进行观察和揣摸，他自以为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大致了解，对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他心领神会。 不是要天下大乱么？康生决定从北京大学点火，然后用这把火去烧党中央。 5月中旬，康生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派出他的老婆曹轶欧带领7个人来到了北大。 钦差大臣驾到，说是来调查了解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被安置在未名湖畔的一幢小别墅里。 晚饭后，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去未名湖畔看望曹轶欧一行，小别墅里却空空如也。 此刻，曹轶欧正住在远离北京大学五里外的西颐宾馆，找了北大的一些人在秘密座谈。 点这把火，得先物色一个合适的人物。 经过比较和筛选，康生和曹轶欧看中了北大法律系主任陈守一。由曹轶欧亲自挂电话，和陈守一约时间登门拜访。 谁知道陈守一是一介书生，迂腐得近乎可爱，在火药味越来越浓的1966年5月，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北大学术批判有错误，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诿之于人。” 曹轶欧耐心地引导说：“你没有责任，是陆平他们搞的鬼。” 陈守一摇头：“我不这么看。” 陈守一的这番举动让曹轶欧大失所望。 碰壁之后，曹轶欧改弦更张，重新选定了点火的人物。 她叫聂元梓，河南滑县人，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调入北京大学，1964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时年42岁。聂元梓在北大属于受排挤的一类。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学者名流云集、人才辈出的高等学府里，一直在外省从事政治运动、缺少必备的专业素质和聂元梓，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她甚至还闹过这样的笑话：一次批判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会议上，聂元梓竟然说：“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 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从心眼里瞧不起这个缺乏起码常识而又十分张狂的女人，他在全校提拔了5位出类拔萃的年轻女干部，和聂元梓这种不懂行的干部形成鲜明对照。聂元梓对此既感到自卑又非常恼火，认为陆平树“五朵金花”是出她的丑。 对于这样一个糟糕的女人，康生平时也有所耳闻，但是当曹轶欧再一次将聂元梓的情况作了全盘介绍，并说准备由聂元梓在北大点火时，康生点了点头，恶狠狠地说了句：“这个时候，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康生家的客厅里，被请来的客人聂元梓有些惶惶不安。曹轶欧微微笑着走过来，递上一杯香茗，然后亲热地坐到了聂元梓的身边：“元梓，请你来是要同你谈件事。” 聂元梓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某种她渴望得到的东西，心里升起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康老希望你注意北大压制文化大革命的动态，毛主席说过，大字报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必要的时候……” 密室里，一笔双方利益均沾政治交易立即达成了。 这天晚上的密谈后，聂元梓回到北大迅速找了几位“左派”青年教师，不分昼夜忙碌了几天几夜，几易其稿，终于在5月24日晚拿出了清稿。 5月25日大清早，聂元梓最后审阅了一次大字报清稿，然后让人用毛笔抄写出来，拿起毛笔，首先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其余6人也依次签了名，签名顺序是：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赵大中。 当天下午1点多钟，聂元梓亲自拎着浆糊桶，拿着刷把，把这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贴到了北大饭厅的墙壁上。 大字报的开篇，即以十分醒目的笔调写道：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一声“这里有鬼”的大声疾呼，在北大校园内像炸开了锅一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吃饭的师生们一拨又一拨地围观这张大字报，议论纷纷，针对十几天前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讲话中“北大不宜贴大字报”所提出的质疑，唤起了师生们的兴趣和复杂的感情。而且大字报首次公开点了校党委书记、校长的名，县且火药味极浓，这又不得不引起师生们认真的思考。 可是要在空气一点就会爆炸的环境中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就在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月光淡淡洒在北大校园里，泛起一层银白色的诗意。这本来应是一个美丽的夜晚，聂元梓为了让攻势更猛烈，却特意在五院哲学系组织召开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会。 然而，声讨会刚开始不久，一阵口号声由远而近传来。1000多名师生拥到会场内外，指名道姓要聂元梓出来辩论，并不断高呼“找聂元梓算帐”等口号。很快，会议被冲散，聂元梓在同伴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 聂元梓成了北大孤立的少数派。在北大党委的授意下，一张张反击的大字报贴到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周围，短短半天时间，全校共贴出1500多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是对聂元梓进行揭露和驳斥。 北大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党委从哲学系组织了一批辩论强手，对聂元梓进行轮番轰炸。而且在辩论中，开始出现了抢话筒、推推搡搡、相互扭打的局面。和聂元梓一起在大字报上签名的高云鹏已挨了打。 北大的混乱惊动了中央。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立即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规定，特别强调了关于在运动中张贴大字报“内外有别”的指示（因北大有多国留学生，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特别强调了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北大副校长黄一然专门找聂元梓谈了话，劝她主动检查，自己去撕下那张大字报。 聂元梓的阵脚有些乱了。1957年反右斗争的镜头不断地闪现在她的眼前，历次政治运动的阴影凝重地笼罩着她。但是有曹轶欧的秘密交谈作定心丸，她心里虽有一丝慌乱，表面上却佯装镇定： “检查可以，要我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撕。” 比聂元梓更加慌乱的是康生。这个老奸巨滑的人没想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打破了北大的沉寂后，陆平组织的反击竟会如此猛烈。他找电话给曹轶欧，要她取回聂元梓大字报的底稿。第二天，他便以最快的迅速将底稿转给了正在杭州的毛泽东。 据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在一次同国际友人的谈话中透露，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他“到6月1日中午才收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 6月1日下午4时，毛泽东关于这张大字报的批语电文传到了北京康生、陈伯达处，毛泽东的批语是：“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毛泽东一句话，整个局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6月1日晚上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这张大字报。 这个变故不仅使北大师生深感意外，就连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觉得突然。一位副总理去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怎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说：“我也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 大字报的播出，全国为之震动，康生如释重负。他在北大30楼与32楼之间的空场地上眉飞色舞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聂元梓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中国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此后接连几天，经过康生、陈伯达等人改组后的《人民日报》不断推出文章和社论，推波助澜，为已经点燃的火焰浇上一桶桶油，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开来。 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揭穿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合伙泡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社论中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这场斗争“如两军对垒，总是一胜一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6月3日，《人民日报》继续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社论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也猛烈冲击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随后，陆平等人的一切职务被撤销。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千百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般飞进了北大，全国各地报刊连连登载工农兵学商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建国后的历次运动都是这样假借“人民”的口和手开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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