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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祸弥漫 “八·一八”红卫兵接受大检阅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中第一次提到“破四旧”。林彪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决不是红卫兵一朝一夕能破得了的。但是北京的红卫兵并不那么认为，他们觉得破四旧容易实行，且能立竿见影。何况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从校园冲向社会，能充分体现红卫兵的威风。 一开始，红卫兵破四旧是小心翼翼地试探。 从8月20日开始，一些红卫兵走上首都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 中共中央的宣传喉舌迅速作出了反应。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紧接着，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边还配以社论《好得很！》。社论中说： “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北京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可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名，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旧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这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诞生在我们伟大的首都，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毛泽东思想正在照亮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将使我们的首都和人民永葆青春。” 有中共中央宣传喉舌助威，红卫兵破四旧的红祸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上海、天津、杭州、武汉、广州、长沙、济南、郑州、南京、福州、哈尔滨、长春、沈阳、成都、南宁、西宁、银川、南昌、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和相当部分中等城市，也开始破四旧。新华社8月25日播发了一则新闻稿，详细报导了“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的情况，并且声称，红卫兵破四旧“受到了广大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群众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社论中说道：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倒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讲话。他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的整个社会面貌。” 林彪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对其中有些提法，毛泽东有另外的看法（如林彪在讲话中提出的“四个伟大”，毛泽东就持保留意见，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卡博·巴布库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毛泽东这么说，不知是“伟大的谦虚”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毛泽东毕竟是个伟大的战略家，出于从全局着眼的考虑，他同意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知道，经过了半年多时间的酝酿、点火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火总算点起来了，这很不容易，决不能轻易给自己点的这把火泼冷水。毛泽东要天下大乱，红卫兵的这些行动“正合孤意”。 ※ ※ ※ 有喉舌的推波助澜，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迅速升级，抄家，砸文物，批斗黑帮，最后发展到对黑五类大开杀戒。 早在7月28日，江青就在一次会上煽动打人，她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8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转发了公安部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负责公安工作的谢富治在甘肃、陕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撑腰，红卫兵就像天兵天将下凡，“破四旧去——”一声呼喊，掀起一阵红色风暴，降下一阵滂沱大雨，倾盆大雨浇打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砸！砸它个稀巴烂！ 自元朝建都以来，北京就是历代封建王朝的京城，历史悠久，文物古迹遍地都是。对于红卫兵来说，这里无疑是破四旧最好的战场。 8月20日，北京打响了破四旧的第一枪。北京市第二中学三千多名红卫兵充当了“尖刀连”的角色，他们首先冲向市内各主要街道路口，张贴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战》，其宣言中写道：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在当破之列。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 “‘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我们要彻底铲除这些资产阶级的温床和苗子。为此，我们向理发、缝纫、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 “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刊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部分可以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我们要管。我们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1966年8月的北京城，仿佛是一个处于临战状态的战场，哪怕一点细微的颤抖，也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地震。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贴上街头的宣言，像一颗红色信号弹，宣告红卫兵已经出击，并且抢占了制高点，形势十分鼓舞人心。被政治狂热煽动起来的红卫兵谁也不甘示弱，纷纷杀出校园，杀向社会，要在文化大革命的战斗中争抢头功。 破四旧从改名开始。红卫兵指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岂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红卫兵在市民们的配合和支持下，将商店、工厂、学校、公社等统统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光华路”改为“援越路”，“王府井商场”改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 “尖刀连”大获全胜，大兵团全面出动，大军压境。8月20日傍晚，北京市25中、63中、15中、36中等其他中学的上万名红卫兵也开始动手了。 挂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个稀巴烂，正式换成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 “亨得利钟表店”改名为“首都钟表店”，革命职工“无不拍手称快”； 当红卫兵把沿用资本家名字命名的“顺昌服装店”改为“东风服装店”时，街道上顿时响起一片掌声，革命群众齐声高呼：“东风压倒西风！”“毛主席万岁！”……； 在荣宝斋的玻璃橱窗里，挂着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为《砸碎荣宝斋！》大字报署名为“抗大美术学校（原中央美院附中）红卫兵”，其文中称： “‘荣宝斋’是个黑画店！几十年来，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太太、老爷服务，为封建地主阔老阔少服务，甚至于甘当洋奴才，为外国的大资本家吸血鬼服务。一句话，就是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头子邓拓是你们的大老板，老主顾！黑画家‘驴贩子’黄胄就是你们的黑后台……你们这里已成了黑帮画家的交易所了！直到无产阶级的进军号角已经吹响，你们仍然在橱窗里大挂邓拓的黑字画，‘荣宝斋’完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阵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你们休想溜过去，这是不行的，办不到的。我们红卫兵坚决不答应。我们就是要把‘荣宝斋’打个身败名裂！让它永世不得翻身抬头！” 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红卫兵的这一张大字报也许算是“温和型”的。更多的大字报则会加上“火烧”、“油炸”、“砸烂狗头”、“千刀万剐”之类的咒语。 破四旧，决不仅仅停留在贴标语和街道商店改名的浅层次上，贴标语和改名只是前奏曲，只是急风暴雨到来之前掠过大地的第一阵雨点。 ※ ※ ※ 从破四旧开始，红卫兵的形象变得狰狞起来。运动之初就十分激昂的政治激情经过一次次煽动，渐渐变成了歇斯底里般的大发泄。红卫兵把粗野当革命，上演一场场残暴的街头活报剧。是的，一代红卫兵在自己的悲剧上演之前，先为社会编排了一幕悲剧，这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实。 8月23日，燥热沉闷的空气似乎要爆炸一般，在“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反歌》鼓舞下，一队腰扎皮带、头戴军帽的红卫兵少男少女闯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先冲进编辑部，把刊物、稿件撕碎；又冲进会议室，用剪刀将精神贵族们养尊处优的一张张沙发戳上大窟窿；然后翻箱倒柜，将库室中的刀枪剑戟、蟒袍罗衫等京剧戏装和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央，遍洒汽油，纵火焚烧。火点燃后，红卫兵命令那些精神贵族们在浓烟四周跪成一圈，并用木刀向他们身体上、脑袋上砍去。 8月23日，同一天，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200多人到颐和园砸碎了释迦牟尼的塑像。 在此前后，破四旧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山东2中的红卫兵和革命教师，想到了要砸武训墓。柳林农业中学、卫生学校的红卫兵前来声援，一齐砸向坟墓，挖出武训尸体，抬尸游行，并在柳林北门外场院举行审判大会，最后将尸骨砸烂焚烧。 位于我国最北端城市哈尔滨市的名寺——极乐寺，被一群红卫兵捣毁，寺庙墙上贴满了标语，红卫兵勒令和尚们举着“什么佛经全是放屁”的大横幅在寺院门前示众，然后焚烧经书，捣毁佛陀塑像。 河南洛阳，砸掉了价值连城的龙门石窟无数小佛像的头颅。 最南端的海南岛，捣毁了海瑞墓。 进入9月，破四旧砸风更盛。据同兴撰写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泪》一文记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间的破四旧中。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仅从各个炼铜厂里就抢救出来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十八万五千件，古旧图书236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万多件。 在破四旧中，牛鬼蛇神们理所当然遭到了打骂、凌辱、抄家等无端污辱。1966年8、9月间，仅北京市被赶出城市遣回原藉者就达到85198人。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红卫兵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教师1231户。在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被抄家者64056户。查抄搜缴财产中，仅图书、字画、文物三样就达17万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鹃视若生命的“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石”的三盆盆景。各地所抄出的财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物、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凭风吹雨打，日晒夜露。破四旧后期，这些财物大多数被作廉价处理。 仅仅一个多月，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61.36万件。据目击者称，每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天安门广场总是一片狼藉，在丢弃的鞋帽和红宝书中，竟然夹杂着不少的金银饰品。同样，在北京，非法没收私房52万间，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间，共有124万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运。 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破四旧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这些“封、资、修”的代表人物，人还在，心不死，必须对他们实行最严厉的革命行动。结果，除民建外，其他所有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100余人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员31人，民盟36人，民进8人，农工民主党8人，九三学社8人。工商联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斗者就有13人。这些民主党派在当天接到红卫兵的“最后通牒”，限期72小时内全部解散，并登报声明。第二天，各民主党派机关纷纷贴出“通告”，声称“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从即日起停止办公”。 一切都像是喝醉酒的醉汉胡编滥造写成的街头闹剧，却又比任何一部最成功的荒诞剧更加真实可信。只是，看这幕剧时，谁都忍不住会有满眶热泪。 ※ ※ ※ 北京东四闹市区附近前厂胡同的一个院落里，住着四位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唐生明，湖南东安人，唐生智的胞弟，黄埔四期出身，国民党中将，1956年从香港起义归来。唐的夫人徐来是解放前的著名影星，有“标准美人”之称，曾主演过《渔家女》等影片。 郑庭芨，海南文昌人，郑介民的堂弟，黄埔五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军长。1959年12月特赦后与家人团聚，举家搬进了古老的四合院。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出身，原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兵团司令。1959年12月特赦后，经候镜如夫妇介绍，与易吟先女士结婚，搬进该院中安度晚年。 杜聿明，陕西榆林人，黄埔一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1959年12月特赦后，其夫人曹秀清从美国绕道瑞士返回北京，与杜聿明团聚，并决定在此长期定居。 在中国现代史的风风雨雨中，这四个人的身影颇为引人注目。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沉与浮，现在的职务有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开会，学习，撰写史料，成了他们后半生的主要事情。四个人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办公室上班，由政协按月发给工资。工作学习之余，他们在院子里栽栽花，种几株果树，体味着昔日军戎生涯中难以体味到的清静和幽雅，日子过得也还算有些韵味。 突如一夜寒风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再一次打破了他们的宁静。 从5月起，政治风声便越来越紧，他们心上那根无形的弦也就越绷越紧。各种小道消息使他们忐忑不安，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夹起尾巴做人”。上班时在机关埋头工作，下班后各自回家，关上门，决不多说一句话。 破四旧了，红卫兵杀向社会，令人心惊肉跳的残酷斗争开始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终于，有一天下班后，他们看见大院的门口贴着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 你们听着—— 1、勒令你们自动减低工资，过与劳动人民同等的生活。 2、勒令你们不许雇用保姆，禁止再过寄生虫生活。 3、勒令你们从明天起，分工负责清扫前厂胡同，不得有误。” 下面的落款是“某某中学红卫兵。1966年8月26日。”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中，造就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更不用说他们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了。看过白纸黑字的《通令》后，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共商对策，决定立即答复红卫兵。 于是，由宋希濂执笔，匆匆成文： “诚恳接受红卫兵小将的监督和改造！ 1、每月工资已从本月起由政协机关扣除，减低工资，与劳动人民过同等生活是应该的。 2、我们没有雇用保姆。今后也不会再雇。过寄生虫生活是可耻的。 3、从明天起，保证把分配给我们的胡同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另外还有什么活，只要我们能做的，还可以多干一些。” 下面的落款是“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 唐生明单独另写一张，以示起义将领与特赦人员有所区别。 他们的条文贴出后的当天下午，一支20多人的红卫兵小分队开进了前厂胡同。红卫兵命令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一字排开，在大院中央站着。一个高个头的红卫兵头头发令，让四个人自报家门。 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都如实作答，再次恳请红卫兵小将监督改造。唐生明在自报家门时，多说了一句自己是起义人员，共产党、毛主席有政策。高个头红卫兵冷笑一声，走到唐生明跟前，用右手戳戳唐的肚皮：“什么起义不起义，瞧你这大肚皮，吸了劳动人民多少血汗！都是一丘之貉，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话毕，高个头红卫兵宣布道：“你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国民党战犯，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你们胆敢有任何捣乱行为，都将自取灭亡！” 在红卫兵训话期间，四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个个提心吊胆，连大气都不敢出，低着头，静静地听着。红卫兵宣布完毕，院子里响起一阵口号声：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虽然“就叫他灭亡”里的他指的是他们四人，可他们四人不能不跟着喊口号。红卫兵喊完口号，排着队，雄赳赳地走了。四个将军互相望一眼，默默无语地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第二天清晨，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四人各执地把扫帚，分段打扫胡同。他们商定，如果白天发现胡同太脏，还可随时补扫。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运送垃圾的工人沿胡同撒了些脏土，他们更是相约着再次打扫。正扫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居委会主任走过来说：“你们一天清扫一次就可以了，这胡同一天到晚不知多少人走过，还能保证一点不脏？你们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我看一天就不必打扫几次了。” 这几句话，让他们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话听在心里，胡同仍得天天打扫。红卫兵总部经常派人来查看，可能是对战犯们的表现还满意，也就没有再发布新的勒令。不久，大串连开始，红卫兵忙于到全国各地去串连，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便再也没有光顾前厂胡同中的这个四合院了。 但是，他们四人仍然自觉地坚持打扫。 直到1966年国庆节，他们突然接到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并安排小汽车接送，这颇为让人感到意外。文化大革命前，每年国庆节也这样上观礼台，但今年形势不同，能上观礼台，意味着他们的前途还不至于会太危险。如同密集的乌云中透出一丝阳光，他们看到了一点希望。那几天，他们每家都杀鸡剁肉，聊天喝酒，个个喜笑颜开，以示庆贺。 这一年的国庆节在欢快中度过了。 10月2日清晨，他们四个人依然扛着扫帚，到胡同中扫地。在门口，那位居委会主任把他们拦住了，她说：“居委会已作了研究，认为一面到天安门观礼，一面又被勒令到胡同里扫地，是不合适的。我特地来通知你们，从今天起，再也用不着天天扫地了。” 四位将军颇为感动。他们仍然坚持扫最后一次地。回到院子里，他们一个个在心中默默地想，这下好了，风暴过去，运动结束，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殊不知，这种善良的想法，只是他们单方面的愿望。文革刚刚开始，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炎夏过去了，还将有凄凉的秋、酷寒的冬……。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四合院的评价们又遭遇到了些什么呢？唐生明夫妇受尽凌辱，被捕入狱，妻子徐来女士冤死狱中；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命运稍好一点，没被关进牢房，但同样被抄家，受到种种污辱，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那就不再是轻松的扫地了。 ※ ※ ※ 在大量民主人士遭遇到灭顶之灾时，周恩来站出来，尽他的努力保护了一批人物。 8月30日，86岁高龄的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去他家抄家时的粗暴情景，信中恳请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毛泽东当天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以保护。”周恩来立即对章士钊先生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同一天，周恩来还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9月1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讲话。他说：“你们要讲政策，要团结大多数。”“凡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打击，那就广了。”“右派份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了。”“资产阶级，我们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违法行为，如果一般资产阶级分子他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不一定马上打倒他。因为他没有做破坏工作。” 10月3日，周恩来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说：“在斗争中不要到处没收财物，要由公安局统一没收。”“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呐。有人提出要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四亿人信伊斯兰教，中国也有1400万人，不能提出这个问题。” 在上海，一些红卫兵冲击宋庆龄的住所，要剪去她的长裙，没收她的书藉。9月1日，周恩来在北京对红卫兵讲话，突出地讲了应该尊重宋庆龄。此事反映到毛泽东处，毛泽东立即派出江青，代表他去拜访已受惊扰的宋庆龄。 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向宋庆龄解释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宋庆龄静静地听着，听完了，反问一句：“但是总得有所控制，伤害无辜是不对的。” 江青陡地感到浑身透凉，她以暗含敌意的目光盯着面前这位比她年长一辈的名门淑女，颇感尴尬。同时，江青仿佛感到自己受了侮辱。红卫兵一度曾被江青视作她的私有财产，她简直不敢想象，竟有人当着她的面指出红卫兵运动是错误的。 宋庆龄出于爱心，而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但是这个国家不会因为她的爱，免除掉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红色恐怖万岁！ 红卫兵在回顾往日的这一段历史时，血迹班班的面目连他们自己也不忍辩认。 北京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在一所中学的刑堂里，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这条标语，使人想起德国纳粹的惨无人道，也为文革疯狂的岁月提供了一条最妙的注脚。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哪里没有滴血的皮鞭？何处没有冤屈的鬼魂？ “打狗棒”发疯了！ 中国发疯了！ 作家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记》一文中这样写道：“到1966年红8月，革命就由阴惨惨变为血淋淋了。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尸首，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尸体跳舞——他干脆跳了楼。那阵子，对许多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 这哪里还是人间？这分明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图。一个民族到了生不如死，死比活着还美丽、还有吸引力的地步，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堕入到万劫难复的罪恶深渊中去了。 在“红色恐怖万岁”的旗帜下，文革暴行更加肆无忌惮。打人杀人的事屡屡发生，暴力和武斗畅通无阻。 据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回忆，在搞过一阵抄家后，红卫兵认为这种行动太文雅，不象造反，不够暴烈，是小儿科。 于是，他们杀向社会，干了一件暴烈的事。 据居委会反映，有个叫“西山老大”的流氓头子组织了个“红山会”，专门同红卫兵作对。“红山会”的标志，是人人穿一件红背心。 居然有人敢同红卫兵作对！这一下红卫兵愤怒了，憋在血管里的热血加速了流淌，青春期的骚动能量，转换成“革命的暴力”。 大街上，凡是见到穿红背心的，全都遭秧。见一个抓一个，抓一个打一个，一时间，商店里的红背心全都卖不出去了。谁还敢穿红背心呢？ 8月的一天，红卫兵得到情报：“红山会”今晚在某地集合。闻讯后红卫兵迅速行动，大队人马准时包抄集会地点，终于将“西山老大”生擒。 “西山老大”是个硬汉，无论怎么打，怎么吊，怎么捆，怎么用皮带抽，他都不认错。最后，红卫兵想出了一个新招。 在一条甬道上，一群红卫兵押着“西山老大”往前走着，后面一帮红卫兵举起当年军训用的木枪，对准“西山老大”的后背，喊一声口令，猛一下刺过去： “突刺——刺！” “通”地一声，“西山老大”被刺倒了，沉重地摔在砖地上，脑袋被尖石划开了一道口子，鲜血顺着鼻沟往下流。 “起来！爬起来！”红卫兵齐声怒吼。 “西山老大”刚刚站起来，后面又响起一通口令：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一次摔倒。 “把他扶起来！”红卫兵说。 “西山老大”再次摇摇晃晃站起来。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倒下了…… 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游戏”，“西山老大”一次次被刺倒，又一次次站起来。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脸上淌满血水。红卫兵参加军训的学到的东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那天，“西山老大”活活被红卫兵刺死在木枪下。这还不够解恨，一个红卫兵朝他满是伤痕的肚子上又恶狠狠地捅了一枪。 死了个“西山老大”算不了什么，一个电话，火葬场就来人抬走尸体，一烧了之。计三猛在回忆这件事时说：“至今，也无人问起过这件事、这个人，也不知道‘西山老大’是罪有应得，还是冤魂屈鬼。红卫兵判处他的全部依据是居委会的小报告，那个时代，那种小报告，又有多少可靠性呢？” 可悲的是，对那些参预制造暴行的多数人来说，暴行在他们心中并不是“恶”，而是一种合乎革命道德的“美”，是体现革命性的最好手段。而当时所有的宣传机器和中央文革要员面对这些血腥的事实时，总是异口同声地赞道：“好得很！”那些明目张胆的杀人，他们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文件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数据，1966年8、9月间的40天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事例。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谢富治在讲话中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四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8月27日，红卫兵在大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 一方面打人杀人，一方面谣言四起：打人杀人这事，“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也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有妖言蛊惑人心，批斗、打人、杀人之风愈演愈烈。由斗打表现不好的个别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消灭十几个，再发展到乱杀家属和一般有问题的从，最后发展到杀尽全家！ 从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时间，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满门抄斩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 “红色恐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恐怖”！ 镀金的天空飘满死者弯曲的倒影…… 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些一辈子孤傲清高的知识分子尤其倒霉。一方面，他们白天得接受拳脚交加的批斗；另一方面，他们夜晚还得接受来自内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审判——那是一场不亚于白天批斗场面的痛苦折磨。 与其活着遭受非人的凌辱，不如一死了之。 于是不少人选择了死。自杀，成了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 在这样的时候，死是美丽的。 在这样的时候，他们用生命向人类敲响了声声警钟。 有权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时，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征： 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杀创下了骇人听闻的新记录； 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杀者几乎遍布一切党派、团体、职业、年龄和职位； 三是自杀者中，集中了一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当我们写下那些自杀者的名字时，内心里不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邓拓、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吴晗、翦伯赞、傅雷、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团…… ※ ※ ※ 1966年8月23日，一个狰狞的日子。 事实上，著名作家老舍的人生悲剧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首先是病魔袭击，入夏以来，老舍身体便感觉不适，一天夜里突然大吐血，总量竟有半痰盂，他当即被送往北京医院。住院半月，出院时，医生嘱咐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老舍却急着要上班参加文化大革命。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老舍加速度地走向了他生命的终点。 这天，红卫兵破四旧，冲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烧戏装烧道具，并且还揪出几个“黑帮”要带走参加批斗。身为市文联主席的老舍看见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都被点了名，便主动地站了出来。没想到他的正直，恰恰要了他的命。当时有人认出了他，大声叫喊：“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是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 红卫兵勒令“黑帮”们在熊熊燃烧的戏装道具周围跪成一圈，用木刀朝他们身上、头上砍杀。突然，一个红卫兵喊了一声：“这老东西的头破了，流血了，他妈的太嫩！”这个流血了的“老东西”就是老舍。鲜血从他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他的额角和脸颊，流进了衣领遮掩下的脖子里……。 老舍没有揩去额角上的血迹，他的脸色煞白，眼睛在镜片后闪动着异样的光。 批斗完毕后，老舍被接回市文联机关，继续接受数百名红卫兵的审讯。皮带、拳头、皮靴和雨点般密集的唾沫打向老舍。红卫兵向老舍提出了几个挑衅性的问题，老舍冷静地作了回答。然而，这些冷静的、捍卫人的尊严的回答，似乎更加激怒了红卫兵，招致来的是更残酷的肉体折磨。 老舍明白了：他的任何回答都是无用的。除非他象狗一样趴在地上，任人拳打脚踢。可是老舍的骨气使他注定了不会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不再低头，不再说话，也不再举手中的牌子。 “低头，举起牌子来！”红卫兵冲他喊道。 老舍使足了残存身内的微弱气力，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扔在地上。他完全清楚这一掷意味着什么。牌子碰到他面前的一个女红卫兵身体后落在了地上。 红卫兵们沸腾了。老舍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扭送到派出所。尔后，尾随而来的红卫兵在派出所里轮番殴打这位老人，直到深夜。 凌晨，老舍被放回家。离开派出所前，他被通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报到。 他却到另一个地方报到去了。25日凌晨，老舍的尸体被人在太平湖边发现，他被打捞起来，放在湖边。一位好心的人实在看不下去，找了张破席，掩盖在他的尸体上。 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这里坐了一整天，从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老人像一尊泥塑，几乎没挪窝。估计，老舍悲剧最后落幕的时间是在午夜。 ※ ※ ※ 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选》中，共约500万字。傅雷的一生，是在书斋中度过的。 这样一个终生以事业为唯一追求的知识分子，也难逃脱残酷的政治斗争，在中国屡遭厄运。1957年，傅雷被划右派，从此，他更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门前冷落鞍马稀”。 傅雷成了右派分子，灾难波及到他的正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在留学生中，右派分子之子傅聪理所当然成了批判对象，有一度，还被召回国内写检查。1958年12月，傅聪留学毕业，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 对于这段往事，傅聪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说出了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出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这是双重的悲剧。一方面，傅聪作为中国之子，对祖国已绝望，挥泪忍走异国他乡；另一方面，爱子的出走，对傅雷来说犹如五雷轰顶，傅雷苦恼至极。 1961年9月30日，报上终于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看到报上的消息后，一直呆在书斋里的傅雷说了句并不感恩的话：“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1966年，文革风暴又起。 8月30日，夜晚11点多钟，傅家大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中间还夹杂着粗野的踢门声。 来人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他们平时所学的那些典雅的音符，变成了急风暴雨般的打击乐。 长达四天四夜的大抄家开始了。 傅雷爱花，夜间曾叫夫人朱梅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这一细节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众发现了，认为他们是在埋变天帐，于是红卫兵挖地三尺，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和玫瑰，全被连根拔掉。 傅雷家书成了重点搜查目标。红卫兵原以为信上写的会是“叛国勾当”，谁知他们父子在纸上互相倾诉爱国之情，发表对艺术的真知灼见。红卫兵传看起来，有的甚至读得入迷了，一时竟忘了这是在抄家。 在狂热的政治漩流中，红卫兵是不可能清醒的。何况中国几十年一贯制的左的教育，已使他们丧失了辩认良莠的能力。抄家继续进行着，一会儿，地板被撬起来了。 忽然，从阁楼上传来消息：傅雷的“反党罪证”终于被查获了！ “反党罪证”是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从未打开过的一只箱子。红卫兵敲掉箱子上的锁，在一面老得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发现嵌着蒋介石的画像；在一本旧画报上，翻到了一张宋美龄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跪着。 9月2日上午，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四周，是黑压压的沉默着的人群，再后面，是一排排大字报栏。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那床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放上方凳，并铺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着地时发出太响的响声……。 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在茫茫长夜中愤然离开了人世。 在一片动荡中，他们离开得无声无息。世界太喧嚣，他们只能到另一个世界去找一片净土。 随便掀开幕布的一角，文革的悲剧都是这般叫人愁肠寸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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