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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20事件”


  毛泽东南巡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据长江中游,扼南北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毛泽东当年曾饱含激情地歌吟:“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浩浩长江,烟雨蒙蒙,江面上船帆点点,百舸争流,这幅图景确实能鼓起诗人心中的诗情。
  1967年春,毛泽东开始巡视全国。
  此时的中国大地上,哪里还有一块安静的地盘?政治气温伴随着炎热的夏天一天天升温,红卫兵们分成了若干派系,像一场新的军阀割据,占山为王,忙于修筑工事、营垒。按照毛泽东后来一次谈话中所说的:“中国象是分成了八百诸侯国。”
  1970年12月,毛泽东同他的友人、美国著名左派作家斯诺的谈话中,坦露了那次南巡的心迹。毛泽东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我也掌握不了局势了。”
  局势如此严峻,毛泽东不再诙谐。
  在夜幕的虚掩下,毛泽东的专列悄然南下,驶进了武昌南站。
  毛泽东住进了东湖风景区西南侧的“梅岭一号”别墅。
  “梅岭一号”的内部装璜和陈设,与毛泽东中南海居室和韶山滴水洞的风格一致,庄重、宽敝、简洁、实用。这座“回”字形单层建筑,中间为小天井,从车廊步入门厅,左边是兼作会客厅的会议室,穿越过厅,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右边依次为餐厅、秘书室、警卫室、江青卧室及办公室。会议室的外走廊有一条密闭式长廊,直通“梅岭三号”,那里有小礼堂、会议室、游泳池等设施。
  毛泽东南巡,就住在武汉的“梅岭一号”。住在这样一个“闹中取静”的别墅里,既不是度假休养,也不单是体察民情,而是换个地方办公,照常住持全党全国的工作。
  在这里,毛泽东曾多次召开中央会议,起草过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接见过如金日成、艾地、蒙哥马利等重要外宾。当时,这些会见大部分冠以北京地名,甚至以北京新华门作为背景。
  可以这么说,除北京外,武汉东湖边的“梅岭一号”别墅,大概是毛泽东解放后居住时间最多最长的地方。
  1967年夏,毛泽东在这里处理了惊心动魄的“7·20事件”。
  此时的武汉,对立的两大派别组织“百万雄师”和“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钢工总”)剑拔弩张,一场大搏斗,爆发在即。
  早在1967年2月初,这场大搏斗就已开始。
  2月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动下,“钢工总”与北京南下的一部分红卫兵联合冲击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了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并于2月8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
  《声明》中说:“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乱深、乱透……”
  2月9日,“钢工总”继续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这次接管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进行的。
  当时的情况是,确实有一部分来自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形势中,军队内部也是分裂的,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并不等于武汉军区也支持“钢工总”。事实上,武汉军区以及其司令员陈再道的倾向性很明确,是支持另一个派别组织“百万雄师”的。
  2月28日,武汉军区征得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这份《严正声明》中,明确亮出了武汉军区的观点:武汉军区并不支持《二·八声明》。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钢工总”等造反组织。
  对武汉军区的这些表现,中央文革小组自然是不满意的。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意在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和造反派。
  4月6日,又颁布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武汉“钢工总”提出了要粉碎武汉地区“二月逆流”,揪出“武老谭”(武汉地区谭震林式的人物)。
  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道:“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到4月底、5月初,武汉“百万雄师”与“钢工总”的派别斗争已处于尖锐对立状态。

         ※        ※         ※

  应该说,武汉两派的派别斗争只是北京中央高层斗争在地方上的一种变形反映。
  早在1967年初,在康生的主张下,中央文革向林彪写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报告认为经过几个回合的冲杀,刘少奇在党政机关内的党羽已收拾得差不多了,但军内仍有死角,颇感不安。
  军队是林彪的势力范围,即使经常领受圣旨的中央文革,也不敢轻举妄动。要“揪军内一小撮”,得先向林彪“报告”。
  林彪则另有打算。在军队中,也并非全是他的心腹,正好可以借中央文革这把刀,来砍杀一下军队内的“反骨”人物。于是,林彪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完全同意。”
  报告批发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歪风。在武汉,陈再道首当其冲。
  因为,林彪对陈再道“不放心”。

  “反革命兵变”真相

  7月14日,在四川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被电召从重庆到达武汉。
  在此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等也已先后不到武汉。
  7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在武汉“梅岭一号”再次召集会议,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等地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在谈到武汉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要给“钢工总”平反,放掉朱鸿霞等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人作他们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要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会议之中,周恩来插话,要谢富治、王力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此时的想法都是尽量化解矛盾,使对立的两派组织能联合起来。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区别。毛泽东尽管也要两派化解矛盾,但他的基本倾向是倒向造反派一边的。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等人多次做陈再道的思想工作,要他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陈再道怎么也不肯接受这样的说法。
  7月18日,周恩来陪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会见毛泽东。当周恩来介绍陈再道不愿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毛泽东宽容地笑了笑,说:“这怕什么呀?”
  毛泽东对身边的谢富治、王力说,做工作要慢慢来,不能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再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说着,毛泽东转过身对陈再道表示“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看得出,毛泽东对陈再道在尽量安抚。

         ※        ※         ※

  但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声音同时也在积极发挥作用。
  7月14日晚,谢富治、王力上街看大字报,在湖北大学门口,他们下车与造反派谈话,有意识地公开亮出了身份。
  第二天,“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纷纷贴出大幅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谢富治、王力的身份已经公开,自然要解决问题。不然,两派都会失望。周恩来只好让谢富治、王力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
  7月15日、16日晚,谢富治、王力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讲话,表示慰问和支持。
  谢富治、王力所代表的“中央代表团”一屁股坐在“钢工总”一边,自然引起了“百万雄师”的极端不满。“百万雄师”是在武汉军区扶持下组建起来的,号称120万人马,历来是宠儿,其愤懑便尤为激烈。7月17日,他们上街贴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王力下连队当兵去!”
  7月18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回北京,谢富治、王力等人去机场送行。
  送行回来,他们一汽车开到水电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佩戴着造反组织“钢二司”的袖章,发表演说。王力说道:“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近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当晚的会上,王力还讲了“四点指示”: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二,要为“钢工总”平反;三,“钢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7月19日,“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开动宣传车,沿街用高音喇叭大声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
  当天,被激怒的“百万雄师”在武汉街头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质问“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
  是日深夜,“百万雄师”两千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消防车,来到军区大院。他们高呼口号:“解散‘钢工总’,镇压反革命!”并提出四个问题要求谢富治、王力回答。现场指挥站当众宣布:如不答复问题,明天有可能全市总罢工。
  与此同时,另一拨200多人的“百万雄师”人马冲进了东湖。他们口口声声“要找王力算帐”,来势汹汹。
  当时,陈再道正好在谢富治的房间里。起初,王力躲在隔壁的房间,静观动态。见陈再道、谢富治与“百万雄师”的人马还谈得来,王力便也走了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了一起。
  恰在此时,以武汉军区独立师和29师士兵为首的数百人冲了进来,叫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慌乱之中跑回隔壁房间,被追进去抓住。虽然有跟随“中央代表团”的北航“红旗”红卫兵力保,但人单力薄,王力还是被抓进去塞进了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4号楼。
  此时,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是打倒谢富治、王力的大幅标语和口号声。“百万雄师”出动的200多辆汽车,数万人马,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大街上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也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的几百名军人,佩戴“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联手行动。
  7月21日,“百万雄师”在武汉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当天出动卡车400多辆,附近的黄石市等市县,或纷纷发来声援电报,或开来卡车参加游行。与此同时,武汉大街上的大标语火药味十足:“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王力从武汉滚出去!”……。

         ※        ※         ※

  武汉局势急剧恶化,当然得有人出来收拾局面。毛泽东就住在武汉“梅岭一号”,但是无论从哪方面看,毛泽东都不便出面。最合适的出面人物还是周恩来。于是,7月20日,周恩来乘专机返回了武汉。
  周恩来是来为王力保驾的。但是,到达武汉之后,周恩来却得知,王力经劝说从“百万雄师”手中放出来后,又突然失踪了。
  原来,王力此时正在29师政委张昭剑的保护之中。
  29师此时也已分裂。一部分军人赞同“百万雄师”观点,并积极参与了“百万雄师”所组织的各项示威游行活动;但师政委张昭剑却另有想法。他故弄玄虚地对王力说:“‘百万雄师’、‘独立师’在搞暴乱,已经包围了29师师部,口号是要抓王力。”
  显然,张昭剑是要投靠王力,进而投靠中央文革以及林彪。
  王力已如惊弓之鸟,在张昭剑的保护下,他躲到了29师师部6号楼南侧的小洪山上,在树木掩映下,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是有组织的,海陆空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是‘百万雄师’的人。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7月21日,武汉空军政委刘丰从秘密途径打听到王力在29师,便找到张昭剑,开口大骂武汉军区。张昭剑知道刘丰与林彪之子林立果关系密切,便讨好地说:“我听空军的。”这样,王力被转移到刘丰手中。
  7月22日凌晨3点多钟,王力被李作鹏、刘丰护送到机场。刘丰向机场上等待的吴法宪说,王力是他抢出来的。并夸大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游行队伍拿起了武器,独立师全副武装坐在卡车、摩托车上,驾着机枪……
  吴法宪把这些情况快速地报告给了林彪。

         ※        ※         ※

  林彪得到吴法宪的情报后,立即找到了笔杆子戚本禹。林彪交给戚本禹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信,要戚本禹修改。
  事关重大,戚本禹找到陈伯达、关锋,一起斟酌、磋商。
  修改后,这封信由林彪、江青共同署名,然后转到武汉,由邱会作交给毛泽东。
  7月21日,在杨成武的引见下,邱会作来到了“梅岭一号”,并亲手转交了这封密信。
  信上说,京广线已被武汉军区控制,陈再道的部队正从河南方向运动过来,希望主席及时转移,否则安全将有可能受到威胁……。
  毛泽东看完信后,轻松地笑了笑:“林彪比我还了解这里的情况。”
  邱会作附合着说:“林副主席很关心主席的安全。”
  毛泽东问:“怎么关心?”
  见毛泽东问到这一步,邱会作只好亮底:“25军的三个步兵师正从九江、开封开过来。另外,15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孝感机场,正运动到黄陂,离这里40公里。李作鹏让东海舰队的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开过来了,预计今天晚上可以到达汉口口岸。”
  毛泽东轻轻“噢”了一声。沉思片刻,他咕哝了句:“小题大作。”
  谁也不知道此刻毛泽东脑子里在想什么。值得回味的是,当晚,毛泽东乘坐海军的一艘专舰,在两艘炮艇一前一后的护送下,乘着朦胧的月色,缓缓开出武汉口岸,向东驶去……。

  “揪军内一小撮”

  谢富治、王力乘坐的专机7月22日下午回到北京。为了制造声势,林彪、江青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他们。王力的一只胳膊有轻伤,裹着纱布,用白绷带吊着,这幅模样更能激起人们的愤慨情绪。
  当晚,由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定武汉“7·20事件”为“反革命暴乱”。
  会后,林彪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如不敢来,证明有问题。第二步,起草关于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应该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同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了武汉军区负责人会议,试图将矛盾缩小到最小。但是在会议进行之中,由李作鹏授意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部队发来电报,电文中称“7·20事件”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李作鹏控制的东海舰队也发表《严正声明》,表示“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同时,张昭剑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周恩来的最后努力也未能奏效。

         ※        ※         ※

  7月23日凌晨,武汉军区收到了中央的一封电报,令主要负责人进京开会。
  当晚,陈再道、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陈、钟等人住进了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
  刚住下不久,消息就泄密了。从北大、清华闻讯而来的8000多名红卫兵和受林彪、叶群指使的海陆空三军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同时,叶群还邀请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以示对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情况十分紧急。周恩来火速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要他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陈、钟二人。傅崇碧迅速调来一个团,开赴京西宾馆。
  然而,军人的防线还是被冲垮了。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象当年布尔什维克的士官生攻克冬宫那样,流水般漫进了宾馆内的各个房间,四处搜寻。
  幸好,陈、钟二人被傅崇碧亲自带几个警卫兵藏在了一部电梯里,才得以逃脱。

         ※        ※         ※

  7月25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的大会。
  此时,毛泽东仍在南方未归。
  开会前两小时,林彪突然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江青、陈伯达当即表态,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
  军人和文人结成神圣同盟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彼此都能得到好处。
  大会于下午5点钟开始。
  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召见了红卫兵领袖蒯大富。
  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林彪不敢轻视。他也知道蒯大富一直被江青抓在手里,要打红卫兵这块牌,得与江青默契配合。于是,他委派叶群与江青联系后,由江青牵头,叶群与蒯大富在京西宾馆搞了一次试探性接触。
  叶群说:“我是代表林副主席和你谈话。你对军队内文化大革命怎么看?”
  蒯大富心领神会地说:“拿枪杆子的刘、邓路线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必须把军内一小撮揪出来,否则,文化大革命可能以失败而告终。”
  叶群对蒯大富的回答很满意。她亲切地拍着蒯大富的肩膀说:“你很有政治敏感性。林副主席很赞尝你,希望你能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作些工作。”
  有了叶群的这次试探性接触,林彪对打红卫兵这块牌更有信心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把蒯大富叫到身边,亲切地交谈。
  毛泽东不在场,林彪就成了此刻最高统帅。蒯大富自然不愿放弃这么一个机会,他掏出一个“井冈山”袖章,要给林彪戴上。
  林彪愉快地伸出了右臂。
  林彪戴上了“井冈山”袖章,就是公开亮相,支持“井冈山”。一时间,“井冈山”派的红卫兵欢欣鼓舞,热烈地鼓掌、欢呼。
  林彪握着蒯大富的手说:“我很喜欢‘井冈山’。这次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场内战。搞得不好,我和你们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
  蒯大富见林彪神情严肃,心往下一沉,问道:“林副主席,目前形势果真这样严重吗?”
  林彪笑了笑:“凡事要从最坏的地方想。现在要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军权,是最后的决战。你是学生领袖,要好好锻炼自己,有许多事情等着你们去做。”
  这天的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声中结束了。
  会毕,江青在电梯口叫住蒯大富,说道:“要揪军内一小撮。林副主席提了个‘全面内战’;我提了个‘文攻武卫’。你回去召集个会,传达一下精神。”
  康生在一旁补充说:“不要怕,大胆干吧!现在正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要把造刘少奇反的那股劲头拿出来。”
  有了尚方宝剑,蒯大富一回清华园,连夜给各省市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要他们火速来京,有重要会议。

         ※        ※         ※

  7月26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公告》中说:“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为”,“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线,坚决把他打倒!”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我们的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欧打中央代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海陆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        ※         ※

  就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消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
  7月30日,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与造反派头头聚集在清华园工字厅,听蒯大富传达中央新精神。
  蒯大富首先宣读了林立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署名“红尖兵”的文章。然后传达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讲话精神。蒯大富说:“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揪军内一小撮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决战。‘7·20事件’拉开了决战的序幕,我们千万不能在最后的决战中失利。毛主席讲‘应该给左派发枪’,江青同志讲‘文攻武卫’,康生讲‘现在正是你们大显神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武装。和带枪的刘、邓干,没有武装不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蒯大富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会议期间,江青还派人送来了即将在《红旗》杂志11期上刊登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小样。社论由关锋执笔,王力审定,火药味极浓。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正在狂热之中,读到这样的文章,更如火上加油,连连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等口号。
  形势紧急,参加会议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只在北京逗留了一宿,便纷纷赶了回去。然后是迫不及待地组织武斗队、冲锋队,冲击军区、洗劫武装部,强抢军械库。一时枪声四起,炮火连天,大规模的内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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